大调整时代的世界经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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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整时代的世界经济

大调整时代的世界经济

   内容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趋势与特点：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转入低速增长时期；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达国家力推制造业振兴，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加速，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两大新动力：

“创新发展”倍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争夺产业与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更趋激烈；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加剧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

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令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变化，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

   关键词：

世界经济，大调整，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

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分化，美国将保持温和增长，欧洲经济仍将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日本经济仍难以摆脱失速状态，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但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

世界经济的大调整令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诸多新变化，机遇与挑战的内涵不同以往，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创新对外开放的战略与模式，构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才能在世界经济大调整中趋利避害，乘势而上。

   一、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

（一）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期

   2007年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时期，尤其是2004～2007年期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9%，比近30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近1个百分点。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

一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三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四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体制调整与开放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世界经济的繁荣。

2009年末，美国次贷危机让位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金融风暴的中心从美国转至欧洲。

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均陷入低迷，过去两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速仅仅略高于1%；这也拖累世界经济步入了低速增长时期。

据本课题组预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降至2.9%，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五年的3.6%和危机前20年的3.1%～3.2%的平均增速。

   导致未来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高负债、高赤字、高失业和低储蓄的结构性问题。

美、欧等重灾区经济体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能走出困境，其政府、企业、家庭通过“去杠杆化”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并非易事。

二是世界经济处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阶段。

新一轮产业革命尚处于孕育期，5年内难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是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见图1），全球人口总抚养比将自2015年后开始上升，对储蓄率与投资率产生不利影响。

图1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前景（65岁以上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数据库，2015年及2020年为预测中间值。

转引自罗雨泽：

《欧盟经济的基本面与走势》。

（二）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

   发达国家由于占世界经济份额高，长期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未来五年，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在全球经济份额下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

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重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图2主要经济体不变价GDP平均增长率（2000～2010年）与人均国民收入（2010年）

   资料来源：

Eurostat，theUnitedNationsStatisticsDivision，theWorldBank，转引自罗雨泽，《欧盟经济的基本面与走势》，圆圈表示经济规模大小。

   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持续上升。

从经济总量看，2000～2011年，代表主要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①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

]占全球的比重从66%下降到48%，而24个新兴经济体（E24）[②关于新兴经济体界定，并无公认的标准。

这里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兴经济体名单，将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这24个发展中经济体（以下简称E24）作为新兴经济体。

]的占比则从16%上升至29%，经济总量已接近G7的2/3。

从经济增长的增量看，2008～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累计只增长了6.4%，其中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

未来五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总体仍将处于低迷状态，发展中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2～2017年间，欧盟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从23%下降到20.2%，美国将从22%下降到21.3%，日本将从8.4%下降到7.1%。

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2030全球趋势：

不一样的世界》，中国在2000-2020年间的GDP增长将占世界GDP增长的55%。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各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新兴经济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发达国家增长低迷的拖累，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发达经济体，但与自身比，增速也会有所下降。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从贸易量看，2000～2011年，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则从16%左右提高到28%；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已升至40.4%[③资料来源：

世界贸易组织《HandbookofStatistic2012》，2012年12月13日公布。

]。

在跨境投资方面，2000～2011年，G7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近72%下降到53%，E24则从3%提高到8%。

从流量看，2011年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境投资占全球比重从2007年的84%下降到73%，同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对外投资份额从13%上升到23%。

从投资流入情况看，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6800亿美元，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多出1300多亿美元。

   （三）两大新动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

   各国发展理念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包容发展”的理念。

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战略和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成为整合全球价值链的两大新动力。

   制造业将更加受到各国重视。

过去20年，东亚、南亚等地区的一大批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在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与服务活动中占据日益重要地位，其中，中国取代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④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达到18.7%，超过美国的18.5%。

中国份额在10年中增加了10.5个百分点，而美国下降了7.6个百分点，日本下降了7个百分点。

]。

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转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端价值环节，在享受低成本进口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挑战，结构调整和失业压力上升。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危机前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纷纷推出了“再制造业化”战略。

围绕制造业振兴，美国政府制定了包括基础设施更新、人力资源提升、5年吸引1.5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美国”计划、“五年出口倍增”等一揽子措施。

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制定了振兴制造业的类似计划（尽管名称各不相同）。

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新的工业政策（被称之为“新工业革命战略”），拟将工业增加值占欧盟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6%提高到2020年的20%[⑤“工业革命让工业重回欧洲”，欧盟经商处，2012年10月16日。

]。

发达国家试图借此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价值环节上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振兴制造业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批新兴经济体将加速推进工业化。

可以预期，全球制造业供给能力将快速扩张，在需求不振的形势下，未来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将成为整合全球价值链的新动力。

近20年来，跨境投资迅猛增长，未来五年将会在高位上波动。

长期以来，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主导力量，通过在全球的布局推动价值链分工（或“工序分工”）深化。

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占比从2007年的13.3%上升到2011年的22.6%。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数量与规模快速增加，2010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规模达到了1.07万亿美元，海外销售收入达到了1.11万亿美元，海外雇员达到了372万人。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目的、国别均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尽相同。

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整合中，发展中国家将更为主动。

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各国利益更加融合，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为深入[⑥近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开展的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核算结果表明，全球出口中包含的进口含量从20年前的20%上升到40%，限制进口的保护政策可能影响一国的出口竞争力。

]。

   （四）“创新发展”倍受重视，新兴产业蓄势待发

   从历史经验看，重大的危机往往会激发新一轮技术革命。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措施，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更加重视新技术研发与新产业发展。

美国政府2009年、2011年两度发布《创新战略》；英国政府发布了《技术蓝图》报告，明确提出英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创新科技投资之地；德国出台了《纳米技术2015行动计划》、“生物经济2030国家研究战略”、《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科技计划。

日本、韩国政府也制定了面向未来的技术创新战略。

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总量、技术储备、人才与产业基础等方面仍将占有明显优势，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方向。

   面对科技创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体也不甘落后。

俄罗斯发布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印度提出2020年成为知识型社会与全球科技领导者的目标。

巴西提出“创新产生竞争力，竞争力促进增长”的科技政策口号。

中国则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新兴经济体在技术研发上急起直追，2000～2009年，中国、南非和俄罗斯的年均研发费用支出增长率分别达到18.5%、8.0%和6.9%，而同期美国的增长率只有2.1%，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明显高于OECD国家。

据《全球研发投资预测》[⑦美国巴特尔研究所（BattelleMemorialInstitute）每年1月发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研发投入情况。

]，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达42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中国研发支出为22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6%，印度研发投资为4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2%。

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能力不断增强，将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如果措施得当，可能取得更多的局部领先。

   针对日趋活跃的技术创新，西方有学者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

从近中期看，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是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将不断拓展新的应用领域与模式。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3D打印、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加速发展。

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与大规模应用，对全球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能源地缘政治将产生深远影响。

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等领域也孕育着技术突破。

但是，未来五年，尚难以看到可以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重大技术突破，新兴产业仍处于产业化的初级阶段，尚难以担负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任。

   未来各国围绕人才、资金、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市场的争夺将更加白热化，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多样。

   （五）全球能源结构与供求格局深刻变化

   国际能源领域正处在大变革时期。

一是能源结构将发生重要调整。

2005～2011年，太阳能和风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1%和25%。

风电已连续5年成为欧盟第一新增电源。

美国页岩气呈现爆发式增长，2011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是2000年产量的15倍，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34%。

2009年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

未来全球能源结构将进入油、气、煤、可再生能源、核能五足鼎立的新格局，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油气成为新的快速增长的两个领域。

   二是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出现重大变化。

非常规石油资源带动石油储量增长，美国页岩油的勘探开发成为未来石油资源新增量的重要来源。

未来非常规石油产量增大，开采成本较高，加上主要产油国严重依赖石油出口，低价石油的时代难以再现。

石油消费中心东移，生产中心西移。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正成为新的石油消费中心，占全球石油消费的比重从1990年的21%提高到2011年的32%，其中中国和印度2000-2011年新增石油消耗占全球新增石油消耗的87%。

美洲正逐步成为新的石油生产中心。

美洲占全球石油资源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19.2%提高到2011年的32.8%。

   三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将出现新的格局。

美国能源独立取得重要进展，能源自给率从2005年的69.2%提高到2011年的81.4%[⑧资料来源：

美国能源署的《2012能源展望》。

]，减少了对中东地区的依赖，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了巨大空间。

中东、北非地区一些产油国政局动荡和存在战争风险，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

尽管各国在二氧化碳减排上存在分歧，但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各国达成多项共识，为进一步展开双边和多边磋商、达成新的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各主要经济体也都制定了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出台低碳政策，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增加投入，力争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占据有利地位。

欧盟委员会提出将欧盟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低碳社会，到2020年和2050年将碳排放总量分别减至1990年水平的20%和85%～90%。

美国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推出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监管措施。

日本制定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将低碳社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政府的长远目标。

   （六）全球流动性过剩，金融动荡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金融危机后，出于救助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降低融资成本和稀释外债成本等多重目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世界经济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

   全球流动性过剩将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

一是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二是加剧跨境资本流动。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过剩的流动性会四处寻找高回报的机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套利，从而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并可能冲击各国金融市场甚至宏观经济的稳定。

新兴经济体由于其相对较好的增长前景，将成为资金流入的重要选择。

三是加剧汇率波动，发达经济体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本国货币的汇率，推动各国间竞争性贬值。

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资金流入压力，可能推高其汇率。

四是可能在局部形成新的资产泡沫，积累新的金融风险。

五是美国将多方维持“美元霸权”。

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美元的贬值，加之美国经济相对地位的下降，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其他货币的挑战，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虑将多方维护“美元霸权”，对任何潜在的竞争货币采取打压措施，从而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七）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速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有所不同，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和过度金融创新；欧债危机源于政府过度负债。

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国内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带来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缺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实力对比的新变化也对全球治理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变革快速推进，全球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

二是20国集团（G20）取代8国集团（G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

三是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挑战，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极力推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试图将气候变化、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纳入国际规则。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分化、协调能力较弱，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声音，制约了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发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局面中期内难以改变。

   （八）区域一体化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

   金融危机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贸易摩擦影响的国际贸易金额占比不到1%，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仍是主流。

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各国将主要精力转为构建区域一体化安排，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成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形式。

与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非歧视原则不同，区域贸易安排会对非成员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

各国均担心被边缘化，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争相加入或发起新的自由贸易安排。

截至2013年1月10日，已向关贸总协定（GATT）或世贸组织（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RTA）总数达到546个，2012年增加了35个。

未来五年区域一体化将保持快速推进势头。

   对大国而言，区域一体化战略还可以将经贸利益与地缘政治战略有机结合。

大国将推动自己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

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盟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欧自由贸易区、日欧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将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可能被排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集团之外。

   二、世界经济大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化，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格局的变化，将给我国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产生重大影响。

（一）世界经济大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挑战

   第一，出口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压力加大。

一是全球经济减速导致我国出口的外需增长放缓。

二是我国一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有力的竞争。

如果我们不能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出口结构升级，我国出口将面临严峻形势。

三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持续抬头。

经贸摩擦从传统出口产品向技术密集产品、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从实体经济向规则制定扩展。

四是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将加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

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更加重视货物贸易出口。

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将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从互补为主转向更多的正面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重演当年日美贸易战的历史一幕。

   第二，保障我国金融安全与资源能源安全的困难增加。

一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金跨境流动加剧，将增大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风险，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压缩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增大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

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不仅令我国进口资源能源付出更多代价，而且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

三是国际政经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威胁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我国海外投资、人员大幅增加，且有较大比例集中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与地区，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第三，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

一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

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盼存在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重，将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与对外经贸关系。

二是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我国面临被主要区域贸易安排边缘化的危险。

三是发达国家力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可能导致国际规则朝不利于我国利益的方向演变。

尽管全球治理变革与规则调整为我国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如果我国不在决策体制方面作出重大改革，大力提升参与国际治理的意识、经验和能力，全球治理变革与规则制定则可能不利于我国利益。

四是周边战略与安全环境复杂化，影响我国与国边国家的经贸关系。

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我国海洋主权与权益的争端加剧，部分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采取联美外交政策，一些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均不利于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

（二）世界经济大调整给我国带来的机遇

   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将给我国带来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机遇。

   第一，引进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活动的机遇。

全球经济低迷更突显中国经济良好前景，跨国公司更加看重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和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配套产业等新优势，加速将研发、地区总部、先进制造等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向我国转移，高端人才等生产要素也将加速流入我国，有利于我国通过“引进来”提升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

   第二，整合全球资源，推进技术与产业升级的机遇。

一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发达经济体，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成本并购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国际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二是全球性新技术研发创新热潮，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大力改善创新环境，我们不仅能在传统产业实现大幅提升，而且可能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第三，提升我国出口结构的机遇。

一是发达国家更新基础设施和新兴经济体建设基础设施，将带来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有利于我国扩大海外工程承包并带动我国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二是新兴经济体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将为我国性价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电设备、建筑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品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带动我国出口结构的升级。

新兴经济体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其消费结构升级也将为我国质优价低的消费品出口提供新市场；三是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有力地推动国际服务外包，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大学毕业生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像当年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一样，实现服务外包的大发展。

   第四，拓展我国发展空间的机遇。

一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为我国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机遇。

二是区域一体化热潮有利于我国发挥市场吸引力，打造与我国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的周边环境，落实周边外交战略。

三是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修订法律法规，改善投资环境，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作为重点，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市场，改善与发展中国的关系，拓展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

   三、应对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政策建议

   未来五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世界经济大调整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抢抓机遇，在对外开放领域做几件大事与实事，才能真正实现化危为机，趋利避害。

   第一，着力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继续拓展出口市场空间。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出口产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来一段时期虽然外需增长放缓，但随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我国出口增长和提升国际市场份额仍有很大空间[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裴长洪等的预测，2020年中国占全球货物出口市场的份额将从目前11%提升到22.3%。

参见裴长洪、王宏淼：

“入世十年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载王洛林主编《加入WTO十年后的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

]。

一是树立制造立国、质量立国理念，创造出口竞争新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