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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的选择苏联与孙中山的政治博弈与结盟
双赢的选择——苏联与孙中山的政治博弈与结盟
2009年06月28日18:
03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6位网友发表评论
关于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苏俄转向”的解释,学界一直聚讼纷纭。
本文通过对已经解密的档案的分析,认为这一转向乃是孙中山在寻求国家统一过程中,与国内各政治、军事的实力角逐的结果,也是选择在华国际的势力,尤其是在与苏俄的物质援助及意识形态输入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孙中山对政治的纯技术化对待的产物。
这一转向,预示着近代中国由传统的道德政治向现代的技术政治的转型,它将中国带入欧美霸权与苏俄霸权两极对抗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
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在为中国奠定统一基础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苏俄国际战略的牺牲品,民族主义与利害关系的亲缘由此得以充分体现,它所遗留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进一步清理。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史学界对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作了许多研究,出版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其中不乏比较严谨的史料清理与学理剖析。
可以说,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积累层次。
然而,从研究方法而言,学界多注意文本的解读,而较少关注文本之外的政治运作;就研究所及的层面而论,学界多亲和思想史的面相,而相对忽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似有淡化民族主义实践品性的倾向,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与客观地评价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播迁动荡,思想界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代际断裂的困境,不容易构成思想与学术的传承。
自孙中山逝世不久,思想界与学术界提出的某些观察独到的命题,随着政治的连年颠踬与社会的急剧变迁,或被掩盖、或被遗忘,无法得到后世研究者的回应与深化,从而无法形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对话。
这恐怕也是我国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民族主义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潮。
1933年,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文,笔锋直逼后来被尊称“国父”的孙中山,严厉批评他的民族主义革命。
蒋氏从引用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孙中山致日本大隈重信之函说起。
孙函曾称:
如果日本愿意资助孙中山,孙一旦掌握政权,“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
……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
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注:
蒋廷黻:
《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页。
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7页。
)蒋批评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反袁而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其出价甚至比袁世凯的还高。
“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
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
”(注:
蒋廷黻:
《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页。
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7页。
)
蒋廷黻还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
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得着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
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
在这种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们这个国家反从统一退到割据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
(注:
蒋廷黻: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期,1933年12月31日。
)
蒋廷黻提出的问题,在国际政治风云激荡、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1930年代,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注:
蒋廷黻这一文章,引发了后来所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但“民主与独裁”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掩盖了这次大讨论的基本主题“建国问题”。
正是蒋廷黻和胡适发起建国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思想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并由此提出以国家建设、以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取代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思路。
)。
在一系列文章中,蒋廷黻对孙中山采用苏俄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批评,并揭露苏俄资助背后的战略阴谋。
对孙中山只重“外交”而忽视内政、忽视国内建设对国家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加以指责。
胡适则质疑国民革命以来的革命外交“只有敌国,没有与国”(注:
分别参见蒋廷黻:
《帝国主义与常识》,《独立评论》第71号;蒋廷黻:
《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独立评论》第6号;胡适:
《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
)。
孙中山的个人性格也受到学界的抨击,如《国闻周报》以孙中山转向苏俄、接受共产主义为例,批评知识分子“善忘、善于投机、善于转向”,从而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造成国家的动荡与分裂(注:
季廉:
《中国的危机》,《国闻周报》第9卷第30期,1932年8月1日。
)。
这样的批评,随着抗日军兴与内战结束后共产党的胜出、亲苏政策“一边倒”的最后确立而渐渐被掩盖与遗忘。
但当1990年代革命思维逐渐淡出,现代化思潮再现神州时,学界之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就以与1930年代同样的精神关怀而展开着。
民族与民主、革命与理性、排外与建设等等政治的两难及其逻辑悖论被重新提出。
20世纪最后十年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在引起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引发了思想界、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而深切的理性反省,对民族主义的反思,被纳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参考框架与理论视野之中(注:
相关讨论文本参见李世涛主编:
《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只简注《知识分子》);罗岗、倪文尖编:
《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全球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乐山主编: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在世纪末的这场民族主义大讨论中,姜义华先生的言说可以作为“民族主义”多重面相的代表性文本。
面对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批评,姜先生义正词严地维护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正义性,高度赞扬孙中山提出的“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注:
姜义华: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知识分子立场》,第461页。
)。
而当其反省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时,却对民族主义“重于外而轻于内”提出批评:
“民族主义不是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是将本民族尽早在近代基础上成长为近代民族放在中心地位,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足,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摒弃民族机体内与现代不相适应的东西……于是,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守落后的同义语。
”(注:
姜义华:
《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
姜义华先生一再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理性缺位”的内在困境,它导致了“发展统一的民族经济,繁荣新型民族的文化、建立近代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等问题,实际上仍未真正提上日程,至少长时间继续被置于从属地位。
”(注:
姜义华:
《理性的错位与缺位——个案分析之一:
孙中山与中国启蒙运动》,《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
)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冲突、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等等,在在离不开他的敏锐视力(注:
姜义华:
《人权与国权的双重追求——析孙中山的自由观》,《理性缺位的启蒙》。
第275-293页。
)。
上述见解代表新一轮现代化视野之下的学术界反思历史的一个侧面。
尚需进一步商讨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不同语境是什么?
比如,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过以本民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思路?
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放弃的?
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认同了苏俄的反帝战略而做出联俄的主动选择?
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转向”?
中国的现实政治是否为孙中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选择?
如果是,孙中山为什么错过了这一机会?
二、“统一梦”之下的政治结盟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公开宣告民族主义目标的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
及至五四时期,孙中山是否重拾民族主义的法宝,或在什么意义上重拾,目前史学界还是聚讼不已。
思想史式的从文本到文本的进路无法解决问题,年谱学的进路也许可以提供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途径。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6月5日,时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孙中山收到马逢伯一函,指责孙中山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保持沉默的姿态,指出:
“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
孙中山答曰:
“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注:
《批马逢伯函》(1919年6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
“不问外事、闭门著书”的孙中山所著何书?
究其行踪可知,自1919年3月7日起,孙中山开始在《民国日报》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的部分章节,3月17日、3月20日、4月2日,孙中山分别向美国商务部总长、英国政府以及友人康德黎寄发实业计划。
而南方大港的规划直至1920年3月才完成。
在此期间,孙中山还完成了《孙文学说》。
孙中山信中所说的即此所指。
《孙文学说》阐发的是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而《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注: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页。
)。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实施中国物质建设的重要蓝图,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进行了规划,论及交通、商港、铁路、水利、农业、矿业、钢铁、边疆开发等十大项目。
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激动人心、也最具前瞻性的现代化计划。
然而,作为实际政治家,孙中山最清楚,要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完成国家统一,而要完成统一,就必须先铲除国内军阀。
这是他在南北分裂之后苦苦思索的结论。
对于只有“革命精神”而无政治实力的孙中山来说,要完成铲除军阀、削平混乱以澄清内政、步入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具备政治、财政与军事实力,并获得国际、国内务政治势力的配合与支持。
可以说,在1920年代的最后岁月里,孙中山的努力,便是一直穿梭于各在华国际势力中,游说于各军阀之间,以求实现其民族统一国家富强之梦想。
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可供孙中山结盟的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南方当首推陈炯明,北方则有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直系干将吴佩孚。
我们不妨先看看孙吴关系。
1919年南北和会之后,吴佩孚的力量迅速崛起。
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迅速奠定其主宰北方政局的地位。
对孙中山来说,在谋求国家统一中,吴氏配合与否可谓关键。
在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在打量着对方。
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合作。
此后,吴曾邀请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统一问题,并向孙中山提供过经济援助(注:
参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
但孙中山以吴佩孚“事事骗人”、“说话毫无信义”为由,予以拒绝(注:
《吴佩孚代表在粤之运动》,天津《大公报》,1921年12月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58分册、第515页。
孙中山拒绝与吴佩孚联合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在直奉对抗中胜利者将是张作霖。
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联共、国民革命》),第135页。
)。
自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苏俄就一直期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手(注:
苏俄的“亲吴”、及其在陈炯明事变后提出的孙吴联盟,自然有苏俄的国家利益在,其中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的争夺、抗衡张作霖等因素。
参见李玉贞、杜魏华主编: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林家有:
《共产国际与吴佩孚和孙中山》(《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82页)。
有关共产国际与孙吴关系的研究,另参见刘德喜: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振刚、徐有礼:
《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计划”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刚:
《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
从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苏俄曾提出孙、吴联合的问题(注:
《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98页。
有关共产国际孙吴联盟计划及其实施,同时参见: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载《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35页、第155-156页、第203-205页。
)。
孙中山也曾多次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
如1923年10月2日,孙中山派徐绍桢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的态度却已完全改变。
他对徐说,孙中山虽是一伟大人物,但他的知识与言论“祖述泰西”,其主张“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因而,吴佩孚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注:
赵恒惕等编:
《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
)。
先是孙中山对吴佩孚的诚信表示怀疑,继而是吴佩孚对孙中山“以政治为纯粹的技术”(注:
赵恒惕等编:
《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
)无法认同,尽管苏俄一再在促使双方合作,无奈两人彼此之于对方均无好感,合作即成泡影。
再看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孙中山也一直在寻求与张的结盟,特别是在谋求联吴未果之后。
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发出致张氏父子的联盟信。
同年10月,孙派出汪精卫、伍朝枢赴东北与张氏谈判,广东方面也在大造孙、张联手的舆论,以壮声势。
1923年初,孙中山公开发布谈话:
“予与张、段之三角同盟,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
”尽管张作霖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声誉已是臭名昭著,但在孙中山的眼中,毕竟张的实力仍属举足轻重,实力胜于雄辩。
在此之前,在孙中山的眼中,张作霖不过是听命于东京的胡匪头子(注:
《复苏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页。
)。
自孙、张结盟后,孙中山则在与苏俄对话的各种场合中为张辩护。
他说,张作霖实际上是在想办法反对日本,他修铁路、建港口等,是准备用来对付日本人的(注: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393页。
)。
对可能出现的苏俄干涉张作霖,孙中山也为其说项(注:
参见:
《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401页。
《孙逸仙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3-164页。
)。
尽管国内各政治集团、国际观察家对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大加挞伐,并将孙中山认作与“旧军阀”并无二致的过时人物,但孙中山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与张作霖的联盟。
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及孙、段、张三角同盟,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声誉颇受影响(注:
孙中山的三角联盟,在国民党内部颇遭物议,参见桑兵: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76页。
有关孙中山三角联盟的全面研究,参见娄向哲:
《孙中山与亲日派军阀关系之探讨》,习五一:
《孙中山与奉系军阀》,两文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
)。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陈炯明的实力无疑是孙中山1920年回穗重建北伐基地的重要依靠。
在南方政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陈炯明是孙中山无法忽视的。
然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不同政见,决定了这一联盟的暂时性(注:
早在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孙与陈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
陈“反对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因为他认为中国应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他要求联省自治,同情吴佩孚的政策”(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第190页);1940年代,李剑农也指出过,孙陈冲突的原因在陈炯明信奉的是联省自治,孙中山却要武力统一(见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512页))。
1921年,孙、陈之间曾因总统选举、北伐问题发生冲突,最后以孙中山的失败告终。
孙与陈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
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
”(注:
胡适:
《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
)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陈必须忠于他个人,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为了惩罚陈炯明部的军事“叛乱”,孙中山还一度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伤亡。
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通过“维持粤局”决议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
”(注:
《国内专电
(二):
香港电》,《申报》1922年6月21日。
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181分册,第416页。
)6月26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被孙拒绝。
孙中山说:
“我今日实力虽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
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
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注:
《再纪各界谒见孙叶两人之真相》,《华字日报》(香港)1922年6月30日。
转引自沈晓敏:
《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
一六兵变”》,《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第25页。
)。
“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
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
”(注:
《孙总统坚持讨逆沪讯》,《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4日。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40分册,第52页。
)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桑梓为念,多方调停,但他不为所动。
他并非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
为此,胡适批评说:
“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
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注:
胡适:
《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
就孙、陈冲突,胡适的评论在一年之后有全面的修正,参见《努力》第75期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
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对此有颇详的分析。
)
基于天怨人怒,加上孙中山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氏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已失去最后的依靠。
而在寻求外援的努力中,孙中山又连连遭到英、美、日等国家的冷遇与白眼,惟一主动对他表示友好的外在势力只有苏俄(注:
20世纪20年代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处在一种胶着状态。
革命之后的苏俄由于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出路。
这一时期,就中国的外在势力而言,苏俄始终处于积极的进取状态,所以本文注重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而淡化他与其它列强的关系。
这也是本文研究视角的限定。
对孙中山此期与列强关系的全面研究,参见韦慕廷: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六章,尤其是其结论部分;孙中山与美国之关系的研究,参见李云汉:
《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外交(1917-1923)》(载张玉法主编:
《中国现代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13-248页);王立新: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参见俞辛1: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1:
《躬耕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
而在孙中山寻求苏俄的援助时,苏俄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外交认同,并且正遭到北京政府与实力派直系的抵制,渴望从僵局中解脱出来。
孙中山与苏俄各自谋求与对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不言自明。
陈炯明事变之后第7天,孙中山即指示陈友仁与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
“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
达林:
《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
)。
孙中山还在给列宁的信中,提出派全权代表团赴苏俄“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注:
《孙中山致列宁信》(1922年12月),薛衔天等编: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677页。
)。
8月底,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表达与苏俄建立联盟的渴望,并承诺予苏俄以参与中东铁路管理的权力(注:
马林:
《中俄在中东铁路的冲突》,转引自陈锡祺主编:
《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1496页。
)。
在致越飞的信中,孙中山请求苏俄军事援助(注: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6页。
)。
并进一步提出由苏俄装备孙的10万部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蒙古,然后进攻北京的要求(注:
《越飞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214页。
)。
孙中山的示好,使处在与北京政府建交谈判僵局中的越飞喜出望外(注:
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与1922年8月12日抵京,与顾维钧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以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双方一时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
)。
他立即抓住这一契机,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
顾维钧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他(越飞)又说,他可以肯定,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
”(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
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
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南方的孙中山手里轻易取得。
该宣言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点,涉及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中东铁路问题、外蒙问题、中苏复交问题。
从苏俄的国家利益看,这一宣言的主要价值在于:
其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
而孙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的承诺(注:
《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0页。
)。
而事实上,苏俄在当时根本无意亦无能赤化中国,孙中山在这里所争的,是旨在为自己洗刷“赤化”的罪名(注:
见《字林西报》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的声明,针对陈炯明在香港报纸披露孙中山筹组中德俄联盟的秘密文件,指责他“赤化”,孙中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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