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以香港家庭社工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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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以香港家庭社工为例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以香港家庭社工为例
研究生姓名董红波
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
专业社会工作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赵怀娟
培养类别
填表日期2012.11.30
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制表
填表说明
1、研究生论文写作工作,必须通过开题报告会审核后方可开始。
2、本表一式四份,学院留存一份,导师、研究生各留存一份,留存学位档案一份。
3、研究生培养类别是指博士研究生、学术性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力硕士、高师硕士、教育硕士等。
4、具体页数随内容附加。
5、一律用A3纸打印、装订。
一、文献综述(着重综述所选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关研究的材料与方法、存在的问题、研究的空白区;需要进一步开展和加强的研究工作。
硕士生不少于5000字,博士生不少于8000字)
1.职业倦怠研究综述
1.1国外职业倦怠研究
国外对职业倦怠研究在经历了探索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证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现已进入整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职业倦怠的研究从公共服务行业逐步扩展到教育、技术、培训、执法从业人员甚至婚姻、政治领域,在对职业倦怠发展阶段、测量职业倦怠的方法、职业倦怠的成因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1.1.1职业倦怠发展阶段研究
国外不同学者对职业倦怠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
经验性阶段模式,认为个体职业倦怠经历了职业耗竭、性格解体、低成就感三个阶段(Maslach,1986);四阶段论,将职业倦怠看成个体从事活动的进程性结局,认为其产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经历了狂热期、停滞期、挫折期和冷漠期四个阶段(Beaneage,1977);共变模式,认为人的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职业倦怠,个人在某一时期的职业倦怠可以分为高峰跃迁期和低谷振荡期(Laofonse,2002)。
1.1.2职业倦怠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和背景对职业倦怠现象进行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
(1)社会胜任模式(SocialCompetenceModel),Harrison(1980)认为职业倦怠与个人对工作的胜任能力和知觉有关,而不是从事某些工作的必然结果;
(2)生态学模式(EcologicalFramework),Carroll和White(1982)指出该理论强调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职业倦怠的产生是个人和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
(3)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ofResourceTheory),Habfoll(1989)认为人具有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最有价值资源的损失会使人产生不安,职业倦怠是因为工作所需的资源耗尽率大于补充率时所引起的现象;
(4)工作匹配模式,Maslach(2001)的工作匹配模型认为,个体与工作越匹配,就能充分适应工作,工作压力也就越小。
如果个体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个体难以接受的,就会产生不匹配。
由于不匹配,就直接产生负面的工作结果。
职业倦怠就是其中之一。
Leiter(2001)在工作匹配模型中又增加了工作投入范畴,进一步完善了此模型理论。
(5)努力-回报模型,Siegrist(1996)提出的努力一回报模型认为当个体所做出的努力超过所得到的回报时,压力就会产生,进而引起职业倦怠的产生。
(6)精神分析模式,Fischer(l983)根据从事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中发现,许多影响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被其他的研究者所忽略。
他认为工作理想化的人,当无法改变或达成现实理想及本身资源用尽显现失望时,则会产生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所产生的冷嘲热讽、愤世嫉俗、愤怒、阴沉等态度,实质上是所谓自恋的创伤所引发的仇恨态度,即是未能达成其理想,自尊降低所产生功能上的一种显著改变。
(7)知觉反馈模式,Perlman和Harman(1982)提出的知觉反馈模式理论认为,职业倦怠的产生是与个体特质、角色理解、组织特性等有着重要的关系。
职业倦怠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由于个体和组织、环境之间不匹配,或是由于工作不能达到自己的期望,从而产生了职业倦怠的情境;因为个体的背景、角色、人格和组织等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使个体产生倦怠的感知;个体对职业倦怠的反应,包括情感认知、生理和行为三个方面;职业倦怠造成的结果,包括工作满足、工作绩效、旷工或离职等情形。
1.1.3职业倦怠测量方法研究
(1)MBI量表
国外职业倦怠研究主要是通过职业倦怠量表测量,主要是用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
MBI量表包含22个项目,包括情绪耗竭(emotionalexhaustion)、性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低成就感(diminishedpersonalaccomplishment)三个分量表组成,情绪耗竭是核心维度。
(2)BM量表(Pines单维度量表)
Pines等人依据其临床经验及个案研究,编制了倦怠量表(BM)。
此量表是由Pines等人在其开发的厌倦量表(tediummeasure)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BM量表由三个部分组成,即:
生理耗竭、情绪耗竭和精神耗竭,每个部分都包含7个项目。
虽然Pines在其倦怠理论中,对三个基本成分进行了界定,但都是从衰竭这一个层面入手的,所以,也被认为是一种职业倦怠的单维模式(卞冉,龙立荣,2003),因此,该量表也被称为单维度量表。
(3)CBI量表(哥本哈根工作倦怠问卷)
Kristensen在批判MBI的基础上,另行编制了哥本哈根职业倦怠问卷(CopenhagenBurnoutInventory,CBI)。
此量表由三个分量表组成,即:
个体的职业倦怠(6个项目)、与工作相关的职业倦怠(7个项目)以及与服务对象相关的职业倦怠(6个项目)。
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分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效度。
CBI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4)OLBI职业倦怠量表
MBI的分量表都使用同一方向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效度,为了
避免MBI量表在心理测量学上的局限性,Ebbinghaus和Demerouti开发了每个分量表都使用正反方向术语的Oldenburg倦怠量表(OldenburgBurnoutInventory,OLBI)。
OLBI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即:
耗竭(7个项目)和脱离工作(18个项目)。
每个分量表都采用了正反向的术语,使用四点记分的方法。
OLBI量表可以广泛应用于包括非助人行业在内的多种行业。
Ebbinghaus对OLBI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其结构效度、汇聚效度和判别效度都非常好。
(5)S-MBM职业倦怠量表
Shirom和Melamed在其理论基础之上,另行编制了职业倦怠量表(S-MBM),S-MBM的理论来源即Hobfoll所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
Shirom认为,只有个体的精力资源与职业倦怠有关。
当个体长期经受在工作中精力资源不断失去的恶性循环时,就会产生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是以一个体在生理上、情绪上和认知上的精力衰竭为特征的情感状态。
Shirom和Melamed编制的职业倦怠量表称为S-MBM职业倦怠量表(Shirom-MelamedBurnoutMeasure)。
S-MBM也是个单维度量表,由情绪衰竭、生理衰竭和认知无力感3个方面所构成的。
上述量表是在学术界影响相对较大的量表。
除上述提及到的以外,国际学术界在研究职业倦怠时,还曾经使用过一些其他的职业倦怠结构理论和测量工具,比如Gillespie-NumerofBurnoutInventory(GNBI)(Gillespie,Numerof,1984),GeneralBurnoutInventory(Scheaufeli,1995)等等。
这些量表有的是仅仅是针对某一种特定职业类型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而有的则还只是处于研究的刚刚起步阶段,使用范围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因此其学术价值也还有待下一步考证。
1.2国内职业倦怠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职业人士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多的体验到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己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逐步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我国学者有关职业倦怠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推动了该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统观国内对职业倦怠研究的成果不难发现,我国职业倦怠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还不够深入。
1.2.1研究对象
一方面,职业倦怠研究对象所在领域较为狭窄。
国内职业倦怠对象多集中在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上,如教师、警察、导游、公务员、医护人员等,职业倦怠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医药卫生领域、服务领域等,而在己经有研究的这些领域中,以对教育领域、医药卫生领域的研究偏多,而对服务领域研究较少,尤其是对社会服务机构中工作人员职业倦怠现象研究极少。
另一方面,在某一领域内研究对象更加细化,表现为对特定行业、特地地域的某类工作人员的研究。
以教育领域为例,国内对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较为成熟。
包括对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邓立波,2007;蒋怀滨等,2008;张娜等,2009)、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张勇,于跃,2002;邵海艳,2004;徐富明,朱从书等,2005)、高职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张志和,2003;陈强,2009)、大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李兆良等,2006;刘晖,2006)、对农村教师职业倦怠现象的研究(黎莹,2009)、对新手型教师、熟手型教师、专家型教师职业倦怠现象的研究(连蓉,2004;邵雅利,2003)。
1.2.2研究理论及方法
国内职业倦怠研究尚未形成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主要还是借鉴西方研究理论和测量工具对职业倦怠进行研究。
最初职业倦怠现象只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常用分析理论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林万成,2009)、心理契约理论(陈金章,2009)等,侧重于探究职业倦怠现象产生的心理因素。
随着多学科参与,对职业倦怠现象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管理学和社会学。
常用的管理学分析视角包括激励理论(张志和,2009)、组织支持理论(王瑜,2005;刘新荣,2007),认为个人从属的组织要积极发挥支持和激励作用,帮助职员消减职业倦怠。
常用的社会学分析视角包括社会角色理论(杨秀玉,2004)、社会占位理论(曲海峰等,2009)等,社会学的分析则侧重对职业倦怠产生原因的分析,通过对职业倦怠产生原因的探索寻求缓解职业倦怠的途径。
较为常用的职业倦怠测量工具包括马斯拉奇(Maslach)1986年编制的职业倦怠问卷(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派因斯(Pines)1988年开发的倦怠测量表(BurnoutMeasure,BM)、夏洛姆(Shirom)、麦拉蒙德(Melamed)在2002年开发的职业倦怠问卷(Shirom-MelamedBurnoutMeasure,S-MBM)等。
(马传军,2009)。
这些都是国外较为著名的测量工具,近年来国内针对职业倦怠现象制定本土化测量工具,如基于MBI量表确定的教师职业倦怠量表(EducatorBurnoutInventory,EBI)(王国香等,2003);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教师职业倦怠测量工具CMBI(李永鑫,2005)等。
从对分析视角的考察可以看出,国内职业倦怠现象的研究视角在逐步的拓展,这不仅有利于多学科参与职业倦怠研究,同时有利于保证对职业倦怠现象研究的全面性和多产性;同时国内职业倦怠测量也在不断适宜中国国情,不断探索本土化的测量方法。
1.2.3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内职业倦怠的研究包括国外相关理论方法的介绍、职业倦怠成因-对策、职业倦怠综述研究。
(1)对国外职业倦怠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
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职业倦怠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较为丰硕,介绍国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仅全面,而且能及时介绍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较为成熟的有关职业倦怠形成的理论包括Harrison提出的社会胜任模式(SocialCompetenceModel)、Carroll和White提出的生态学模式(EcologicalFramework)、霍布福尔(Hobfoll)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ofResourceTheory)等。
(曾玲娟等,2003;唐昕辉等,2005;赵崇莲,2009;徐洪波,2009)。
(2)对职业倦怠成因-对策的研究。
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对职业倦怠成因-对策的研究也各不相同。
如学者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看教师职业倦怠,认为教师工作对象的不同、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生活压力、社会交往上的不适应以及教师自身的原因导致教师生理、安全、社会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都无法满足,由此产生职业倦怠。
而解决职业倦怠的方法包括组织教师培训进修、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关注教师生活、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教师自身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等。
又如学者从组织支持角度考察职业倦怠,认为职业倦怠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因而解决职业倦怠问题就必须积极发挥组织支持作用,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建立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建立内部支持系统、开拓职业发展通道等方式应对职业倦怠(刘新荣,2007)。
又如从角色冲突的角度研究教师职业倦怠问题,认为产生教师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多重角色冲突,既包括教师角色间的冲突,也包括教师角色内冲突。
因而消除教师职业倦怠的的根本方法必须从解决教师角色冲突入手,包括改变社会大环境,建立对教师合理的职业期待、学校管理组织和行政上的支持、教师个人进行角色调整等(杨秀玉,2004)。
(3)对职业倦怠研究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己有的有关职业倦怠的研究进行再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从职业倦怠的界定、表现及危害、成因及对策、研究方法及内容分析等方面对我国职业倦怠研究己有成果进行反思(胡春梅,2006;马传军,2009),归纳国内职业倦怠研究的特色,探讨国内职业倦怠研究的不足,预测职业倦怠研究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1.2.4国内职业倦怠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对象的狭窄。
职业倦怠作为一种社会性现象,研究对象应该是包含大部分职业人士,而现有研究集中在人际服务行业中,且集中在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研究涉及对象范围狭窄,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现象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2)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
国内在该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很多研究结论主要是从宏观上提出一些建议,没有提出具体的干预方案。
(3)国内对职业倦怠的研究缺乏学科交叉性的研究,且理论多为国外相关论述,缺乏本土化理论探索。
(4)在研究方法上,国内职业倦怠多是采用国外量表,在国外原有量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衍生出新的量表。
2.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综述
2.1国外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概述
不少研究者认为有关社会工作者压力与职业倦怠被当做轶事趣闻般看待,而缺乏对该主题系统性研究。
Soderfeldt等人(1995)指出,与从事其他人类服务人员(例如教师、护士等)相比,有关社会工作者倦怠系统性研究少之甚少。
本人一共查阅了国外40篇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文献,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是研究不同因素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风险因素的研究,另一种是对保护因素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特殊服务领域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务社会工作领域和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领域。
2.2国内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概述
尽管国内不少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职业倦怠现象,特别是心理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比较密集,但社会工作界的研究却几近空白。
近年来,仅有几位先行者作了一些研究。
例如,沈黎(2008)作了综述性工作,介绍了国外有关社会工作者倦怠概念的界定、测量工具、研究方向,最后得出了现实启示。
彭岚(2007)对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现状进行了调查,认为工作压力大、付出与回报不相称、工作环境较差等因素容易引发职业倦怠。
陈文(2008)从场域的视角研究了社会工作实务情景、组织情景和社会情景带给社会工作者的压力,并提出预警:
场域压力与“80”后社工某些特质“碰撞”,可能会使他们易于感染职业倦怠。
最近,张倩等人(2010)提到,职业倦怠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心理。
3.香港家庭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概述
虽然针对香港本地家庭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数量非常有限,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在20世纪末,香港的家庭服务已经呈现员工情绪低落,离职率高的趋势。
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协会(ASWOAssociation)在1990年进行了一项针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压力的研究。
研究发现,工作量过多、奖励不足、晋升机会少、职业地位低、较少的薪酬和福利导致了社会工作者对工作的极度不满。
同时,极大的工作压力对社会工作者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香港的家庭社会工作者正处于中等职业倦怠水平。
通过MBI量表发现,他们有很严重的情绪耗竭、性格解体和较低的个人成就感。
这项研究证实了下述假设:
工作压力愈大,情绪耗竭愈严重;工作者愈年轻,愈会产生个人低成就感;工作量愈大,性格解体愈强。
总而言之,所有上述情况均会令家庭社会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TangY.C.1990)。
香港大学2001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家庭服务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该研究建议,为迎合全港家庭的需求变化,应形成一个新的服务模式,即家庭综合服务中心(IntegratedFamilyServiceCentre,IFSC),提供一系列预防性、支援性和补救性的家庭服务。
在此研究基础上,在方便使用、及早识别、整合服务和伙伴关系的指导原则下,由社会福利署及受资助非政府机构营办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按“儿童为重、家庭为本、社区为基础”的模式提供不同的服务,以回应特定服务地域范围内的个人及家庭于多方面的需要,支援及巩固个人及家庭。
虽然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专家指导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已经开始运作。
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尽管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有良好的运作模式,然而重组家庭服务不会直接提高一线社工的工作条件。
相反地,在这种模式下工作的社工人员,对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的要求更为严苛,工作量增加,极大地加重了他们的工作压力。
因此,在这种模式下,一线社工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ChuC.K.&YauT.Y.,2009)。
二、课题依据
1.课题来源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国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
而在香港,每562人就有一位社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长年积累,香港的社工管理模式和运作经验已经非常成熟。
截至今年4月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具有社工资格的人数为13000多人,实际从事这项工作的有9000多人。
近年来,香港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人口持续上升、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跨境婚姻家庭和离婚率上升等。
而且家庭暴力事件、少数族裔社群社会融入问题也日益凸显。
故此,政府应从政策、服务及资源上作出完善及长远的规划,及早配合施政与服务的措施,以支援家庭发挥其功能,巩固社会的发展。
因此,2005年3月形成了由社会福利署及受资助的非政府机构运营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IntegratedFamilyServiceCentre,IFSC)。
目前全港一共有62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其中40间是由社会福利署管理运营,21间是由受政府资助的9个非政府组织运营。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以回应特定的服务地域范围内的个人及家庭多方面的需要。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有三个主要组成部份,包括家庭资源组、家庭支援组和家庭辅导组。
现时,分布全港的62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及两间设于东涌的综合服务中心(其中包括家庭综合服务),均提供一系列预防性、支援性和补救性的家庭服务。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包括服务模式的各种变化,需要家庭社会工作者心态的变化和各种知识和技能的更高的要求,以达到服务对象和外界组织的期望。
再加上实施的一些政策如整笔拨款制、资源增值计划、为符合服务质量标准和基本服务规定所设置的服务效能监测计划等已经对社会工作管理人员和一线社工施加了许多压力。
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针对这些状况,促使我想做出此次调查,以便了解在香港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倦怠情况。
并希望通过调查能找出一些办法,以减轻社工人员的工作压力,减少工作倦怠的出现。
同时,也期望在此次研究中能对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作出一点点的启示。
2.研究目的和目标
作为对香港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倦怠现象进行的一种探索性研究,旨在通过本次研究,试图探讨社会工作者所面对的职业倦怠状况,影响职业倦怠的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
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减少职业倦怠,强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3.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1理论意义
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已经被认为是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香港家庭服务机构工作的社会工作者。
然而,当地相关的研究是有限的。
尽管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工作倦怠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但有关家庭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现象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对香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倦怠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可以说,此次研究是对目前职业倦怠研究的重要补充。
3.2实践价值
本选题通过对香港家庭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进行研究,来分析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
希望能从中找出社会工作者工作倦怠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预防和减少社工人员的职业倦怠,强化香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的人才队伍建设。
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对内地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借鉴。
三、研究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选题的研究对象为在香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
目前国内外对职业倦怠研究很多,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但研究的对象多为教师、医务人员等,有关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专题研究为数不多。
所以本选题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探讨家庭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现象,研究内容包括:
了解家庭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特点,分析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各种因素,探讨这些因素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探索预防和减少职业倦怠和有效途径。
因为国内外对香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研究文献相对来说不是很多,所以在资料收集方面可能不够全面。
本人对香港整体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社会工作者的情况了解的不够深入,再加上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以及沟通方面的障碍,可能在调查之中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和困难。
不过,本人一定会积极面对困难,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完成此次调查和研究。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通过翻查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对职业倦怠的研究甚少。
即使是国外学者,虽然对职业倦怠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频密,但研究对象多为医生、护士、教师、警察等职业。
国内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本选题的研究对象拟选取在香港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工作的专门为在港家庭解决各种家庭问题和矛盾的家庭社会工作者。
这类社会工作者的特点是服务对象一般都是贫困或弱势群体,经常与服务对象进行持续、频繁的接触,容易引起强烈的同理心和情感的高度投入,并且经常在危机干预的模式下工作,所以家庭社会工作者会面临更多的情绪困扰,工作压力非常之大,较其他社会工作者更容易发生工作倦怠情况。
五、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本选题属于实证研究,拟采取文献法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文献法主要是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梳理,了解职业倦怠发展历程和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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