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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清文字的产生五
五、结绳纪事、数字及陶文
人类是从渔猎游牧的劳动创造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劳动工具的制造,为审美的发生与艺术的产生、人工制造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人类文化的起源。
3万年前的燧人弇兹氏在昆仑山(今甘肃祁连山)立挺木牙交,为地之中;上指天芎中宫天极星,为天之中。
燧人氏发明了用大山榑木观天测星,定四时的太阳历,根据河图、洛书制定的以右枢(天龙座A星)为北极星,天极星即天北极,故又称北极星。
北极星的首创者是燧人弇兹氏,故又称紫宫、紫微垣。
紫是玄的代称,紫宫即玄宫,宫中女主为阴德星,是为弇兹圣母九天玄女。
约在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一万三千年时,北极星因弇兹氏织女而命名为织女星。
燧人氏在昆仑山立木观星象,发现了“天道、地道”。
天地之德孕育万物,燧人氏始为山川百物命名,以风姓为人类命名,对人的婚姻交配,使人与兽有了严格的区分。
这是由天道生地道,又生人道,这便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观。
天、地、人始于无名,成于有名。
有名则天地开明,人乃文明。
河图洛书测天图由今凉山彝族(燧人氏遗裔)所继承,则(测)河图洛书,继承了燧人氏的榑木大山纪历(河图)和洛书星象纪历法。
以织女星为北极星星象历,还发明了结绳记事,是第一位搓绳的织女弇兹圣母,初创八索准绳、圭表记历。
弇兹氏的织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首领,后世人追尊她为女帝,又称玄女、玄帝、王素、素女、须女、帝弇兹等。
她在三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的技术。
她发明的绳有三种:
单股的绳称作“玄”,两股合成的称作“兹”,三股合成的称作“索”(又作素)。
《易系辞》有: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即在上古时代曾存在结绳治事的史实,又把结绳与书契(文字)联系起来。
《庄子·胠箧篇》云: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明确记载了若干结绳而治的上古部族,认为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原始时代曾广为流行。
古者无文字。
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是誓约双方各执结绳以备考覆。
而结绳的方式则是“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即以绳结的多少,表示品物的数量。
在中国古文字资料中,凡构形与结绳相关的,或为数字,或与数字相关联,亦可反证原始结绳之法,其功能在于记数。
郭沫若先生以为数字起于手,认为十乃是掌的象形。
《甲骨文字典》解为“以绳悬锤”。
《诗·大雅·绵》“其绳则直”传云:
“言不失绳直也。
”近时有人把《绵》诗的这句话读作“其绳测直”,于诗义也很贴近。
以直字本意,乃是以目视绳而测取直线,《说文》古文直字作,为上直、下木,则是视绳测度木材的直曲。
今时木作目视绳墨在木材上测取直线即其遗制。
由此亦可知甲骨文直字目上一竖为绳之形,可证甲、金文十字乃结绳的象形。
我国著名的古文学学家、考古学家、古籍整理专家、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于省吾先生说:
“人类之进化,由结绳记事演进为数字记事,至今蛮夷犹有上古结绳之遗制。
”
1、数字与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
《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
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
“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
“结之多少,随物众寡”。
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
“结绳”原是原始的实物助记手段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因为记录语言一般要多个文字符号连续出现,每个符号是一个字,有固定的读音,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词。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对文字的产生有某种影响,但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文字。
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
《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
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
“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注:
(2)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
“结之多少,随物众寡”。
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
“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并指出古賣、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
这是具有历史依据并极富学术意义的创见。
如果从这种角度分析结绳治事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虽则说文字源于结绳的说法过份夸张,但它与原始初文的产生确有密切的关系。
与筹策记数一样,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九千年文明历史,由此开始。
结绳记事,为其最著之文化。
但原始社会,绘画遗存中的网纹图、陶器上的绳纹和陶制的网坠等实物,均提示出先民结网,是当时渔猎的主要条件,因此,结绳记事,作为当时的记录方式,是具有客观基础的。
自后洪荒渐辟,有巢氏作木器,绘轮圜螺旋,是或系一种绳墨。
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又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画为八卦。
卦者、挂也,其意原在图形,但未能即成,仅有此简单之线描,以为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标记。
由此配合生发,以象天地间种种事物之形及意,较之轮圜螺旋似稍富绘画意义,是殆我国绘画之胚胎。
用数十根细绳子分几排几组整齐地挂起来,在上边打结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并按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依次打下来,这就是结绳记事。
在此基础上,燧人氏又用结绳的方式,把观察到的自然生象做成“─、--、==、≡≡”等符号记下来。
燧人氏部下的何诺耶劳、何约耶劳又将这些符号与记事打的结巴串起来,做成了后来称之为《河图》、《洛书》的图式而成为八卦的草图。
可见,伏羲和女娲画八卦,是从燧人氏的结绳记事发展而来,故又称八卦为“八索”。
以绳结形式,是反映原始人,大事活动及数量关系的记录方式,是被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之一。
如果从源头说起,中华文化结绳记事的观念,滥觞于早期原始巫术仪式的前期。
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和结绳起源文化,一开始就盘旋在一起,与艺术存在着割舍不断地血脉关联。
其结绳的方法,据古书记载为:
“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随物众寡”知多少,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
古人为了要记往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
以后看到这个结,他就会想起那件事。
如果要记往两件事,他就打两个结。
记三件事,他就打三个结……如此等等。
如“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以形容失恋后的女孩家思念故人、心事纠结的状态。
在古典文学中,“结”、一直象征着青年男女的缠绵情思,人类的情感有多么丰富多彩,“结”就有多么千变万化。
“结”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被多愁善感的人们赋予了各种情感愿望。
托结寓意,在汉语中,许多具有向心性聚体的要事,几乎都用“结”字作喻,如:
结义、结社、结拜、结盟、团结等等。
并且对于男女之间的婚姻大事,也均以“结”表达,如:
结婚、结亲、结发、结拜、结縁、结合、结火等等。
结是事物的开始,有始就有终,于是便有了“结果、结局、结束”。
如此像“同心结”、自古以来便为男女间,表示海誓山盟的爱情信物,又如“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文”等,结饰已被民间公认为,是表达情感的定情之物。
而“结发夫妻”,也源于古人洞房花烛之夜。
男女双方,各取一撮长发相结,以誓爱情之永恒。
古有:
“交丝结龙凤,镂彩结云霞,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
”就是生动的描写。
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
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
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
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
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
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
“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
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以及其它类似的记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
中国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结绳记事的。
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
有的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确地记下一些事情来。
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
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
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
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
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
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
这就是古时的“契”。
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
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注:
(3)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书)
2、以名物与物件的记事方法
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关于文字如何产生的普遍流行的说法,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又说:
“文字本于图画”。
在此,唐兰先生强调了原始文字与原始图画的联系与区别,认为:
“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前述筹策,记事是物件记事的一种,但它所代表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作为替代物件帮助记忆其它品物。
这类记事方法,替代物件与所记品物只有数量的关系,在意义上却没有关联。
人类最早采用的记数手段,不可能一下子就脱离开所记品物的自身,采用与意义没有联系的替代物件。
”
从考古资料分析,最早出现的记数方法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截取品物的一部分,代表品物自身,一是以仿像的泥塑物,代表各种品物。
这两种助记物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意义上,与所记品物都是密切相关的。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中,曾多处发现仿像的陶质小器具、小禽兽,如尊、杯、鸡、犬等。
最突出的地点,如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的这类泥塑制品为数甚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泥塑非用作随葬品,即不可能是冥器。
其制作粗糙,大多仅具轮廊,说明又并非艺术品。
这些小型泥塑品,极可能是用于记数的筹码。
各种原始记事方法最普遍、最大量的是用于记数,如以牛头骨或以草茎、树枝、石子、种子以及用结绳、折竹、契木、图画等方法记事的,其中主要部分是有关物品的数量,另一部是有关历日与事项的数目。
这些记事方法,一则可以帮助人们记数,一则可以用以计算。
另外,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里,多次发现象征财富的猪头,应当就是以品物一部分,助记该类品物的记事方法。
甲骨文取象头部的牛羊()二字,似乎并非是造字时,截取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形成的象形字,而应是留取头骨当作记事物件的一种遗痕。
在殷墟甲骨文中,记录牛的数目,除上述“牛,若干牛”的语例外,还有一种形式,是把数字与象征牛角的笔画,交迭在一起,一牛作一,二牛作二,把数字刻在用于记事的牛头的角上。
这样就把数字与名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古文字中有聝字,是以人耳记忆杀敌数目的记事方法的遗痕。
《说文》:
“聝,军战割耳也。
春秋传曰以为俘聝。
”《诗大雅》传曰:
“聝,获也。
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
”《诗鲁颂》有“在泮献聝”句,周钟鼎关乎战争的铭文亦多见“献聝”的记载。
即以左耳代表杀敌的数目。
其字《说文》以为“从耳或声”,是形声字。
《虢季子白盘》作“”,从爪戈会意,义为以戈割手,与割耳者意义相同。
这说明,以品物一部分助记品物自身的原始记事,确曾在我国古代流行过。
借助仿像物或以品物之一部分作为助记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会不断显露出自身的局限,如在助记大量品物的情况下,这些记事方法便会使人不胜其繁。
从而,以随手可得的物件作替代物的助记手段便应运而生。
在古代中国曾广为流行的结绳记事、筹策记事,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数字从长期使用的脱离记忆对象的替代物件,导引出来以后,一种脱离所记物名的量词也逐渐萌发出来。
如数字直接脱胎于原始记事物件一样,量词也不可能是向壁虚构的,它也跟赖以记数的替代物件,息息相关。
在先秦文献中,量词个、枚已广泛使用,枚、支已见于出土文字资料。
《书·大禹谟》“枚卜功臣”“一一卜之也。
”这里的枚字与个的意义相同。
《仪礼·大射礼》“搢三个挟一个”,《乡射礼》“每一个释一算”,这里的个的意思与枚相同,一个指矢一“枚”。
量词个、“枚”二字,皆起自竹、木筹策。
《说文》:
“个,半竹也。
”竹,《说文》所谓半竹,应是指竹字的一半,而不是半根竹子。
《周礼·秋官》有“衔枚氏掌司嚣”,这种“枚”是行军将士横街于口,以防喧嚣的一种小竹棍,其状如箸(筷子)。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此筮占之“枚”,无疑就是筹策。
《说文》把“枚”字解为“从木、会意”,字义又为干。
又解“从又卜声”,义为“小击也”。
如此“枚为木,会意”则不可解。
“支”,甲骨文作“或”,本象以手执持枝条形,“小击”之义应由此引伸。
因此,“枚”字“从木会意”,或是折取树木枝条之意。
《仪礼》的《大射》、《乡射》《特性》诸篇郑注皆云:
“个,犹枚也”。
我以为个为竹枝之形,枚为手执树枝之形。
故《释名》云:
“竹为个,木为枚。
”另外,支与个、枚的意义也十分接近。
《说文》“支,去竹之枝也。
从手持半竹”。
半竹即个字,支为以手执持之。
支古文作,是以手折取竹枝之意,与“去竹之枝”相同。
如此,则支、枚两字的本意也很贴近。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三个用途,广泛的量词,也是由竹木筹策记数、记事导引出来的。
由此,联想到更为原始的以品物自身作助记物的记事方法,在后世文字中也留有痕迹。
如隻隻字,在甲骨文中是“从又隹会意”的字,象以手持鸟,义为获。
后世用为记录禽类数目的量词,一只为隻,二只为双,也应与原始记事方法有关。
在字形结构上,隻字与支、及枚字所从的均出自相同的构字法,都象以手执持某种物件,以用作记数记事的手段。
再有,后世记录牲畜数目称头,也应与以牛、羊、猪等畜类的头骨,做助记物的原始习俗有关。
原始文字起于原始记事方法;原始记事方法,首先用作助记品物的数目及名称。
那么,原始的文字,必然由数字及某些品物名字开始。
数字由替代的助记物件而起,量词则由所记品物的名称或助记物产生,初为品物自名,如甲骨文的牛、羊、犬、豕等,后因替代助记物件而起,如个、支、枚。
而头字是牛羊等名物的变称,牛、羊字本是牛、羊的头。
隻字是捕获之事的变称,抓获一只鸟称一隻。
《周礼》中的《乡射礼》、《大射礼》有释获的仪节。
射者释获,司射释算。
射手每射获一只(即隻)鸟兽为一获(甲骨文作隻);司射则以一算(筹)记其数目。
获(即隻)也称个,则以射中鸟兽的箭计数,一只箭称一个。
在古代仪礼中,也隐含着若干原始记事的痕迹。
数字,在学术界被看作是“指事字”,是“记号字”,然究其本原,仍然是出于象形。
一个抽象的概念,寄寓在一个具象的事物之中。
原始数字一经创立,“依类象形”的基本法则便开始生成,孳乳而寖多”的中国文字便是从数字的发明开始起步的。
注:
(1)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书。
3、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
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甲类符号绝大部分刻划或绘写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
把原始记事方法归纳为物件记事、符号记事与图画记事三类,甲类符号绝大部分刻划或绘写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
在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时间了,在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和接近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里,都已发现了这类符号。
这类符号分布得很广,在仰韶、马家窑、龙山、良渚等文化的遗址中都有发现。
注:
(4)(参阅拙文《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3期。
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和接近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里,都已发现了这类符号。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符号发现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是用颜料绘写在陶钵形器内壁上的注:
(5)(《文物》1983年11期22—25页)。
“贾湖”符号发现于河南舞阳县贾湖,是刻在龟甲等物上的。
注:
(6)(《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
这种符号不但直到原始社会末期还在使用,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汉字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仍然在某些领域延续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甲类符号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时代既比较早(距今约六七千年),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在关于汉字起源的讨论中最受人注意。
在半坡类型各遗址中,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这两个遗址发现的符号数量最多。
下面是半坡遗址发现的符号的一些例子注:
(7)(引自《西安半坡》197页图141,又图版167—171):
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符号,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复杂的例子,注:
(8)如(引自《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15页):
半坡类型符号,一般是单个地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或黑色倒三角纹上的,例外很少。
如■是“五”字,■是“七”字,■是“十”字,■是“示”字,■是“■”字,■是“阜”字,等等。
没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经知道用符号记数。
我国原始社会使用的甲类符号,估计也不会没有这种用途。
古汉字除了使用象实物之形的符号之外,也使用少量几何形符号。
■、■、■、■(四)、■(五)、■(六)、■(七)、■(八)、■(十)等数字是最明显的例子(数字“九”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假借字)。
跟这些数字同形或形近的符号,在我国原始社会使用的甲类符号里是常见的。
过去云南的哈尼族,由于不会使用文字,在订立买卖契约的时候,用■、■、■、·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
要表示五元就点五个点。
由于构成甲类符号的要素一般比较简单,不同地区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号来。
这种同形的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相同。
所以虽然古汉字有些数字的外形跟半坡类型符号相同,我们仍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就源于半坡类型符号的结论。
它们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
近年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类符号。
注:
(9)(《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
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4、原始社会时期的乙类符号
考古中,乙类符号主要发现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一般都刻在一种大口的陶尊上。
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作鸟立于山上之形”)晚期遗址中,一般都刻在一种大口的陶尊上。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约为前2800—前2500年。
近年王树明在《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发表了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的资料
(1)注:
(文见《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
出土的大都出自墓葬。
这些墓葬大部分有丰富的随葬品,墓主身分似比一般人高。
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称为颈部的部位,少数刻在外壁近底处。
通常一个陶尊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两件陵阳河采集的陶尊刻有两个符号。
在山东泰安、宁阳二县之间的大汶口墓地的发掘中,曾在一个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发现过一件背壶,器身上半有如下朱绘符号:
这个符号跟晚期陶尊上的乙类符号是否属于一个系统。
对这种符号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看法。
在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遗物上,可以看到跟上举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相类或相同的符号。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二号灰坑曾出土一个大口陶尊,颈部刻有如下符号。
据发掘单位的文章,北阴阳营二号灰坑遗存“大体与张陵山类型相近……可能属于张陵山类型向良渚类型过渡阶段”
(2)注:
(《文物》1978年4期52页)。
估计刻在陶尊上的乙类符号可能有两种用途,有的用作性质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记,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属之族的职务或地位的标记。
在同一个陶尊上出现的两个符号也许是分属这两类的。
(8)注:
汪文说:
“这些图形(引者按:
指乙类符号)刻于陶器上,古代往往“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技为氏”,当是作为作器者的一种氏族标记。
例如,石斧形标记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早在原始汉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
在当时它们当然还不是文字,是“图画记事”中的“大部分图形成(族徽),为后来文字的前身”。
在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例如(9)注:
(引自《考古》1965年5期222页):
这些符号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
它们大都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地层,属于二里头文化后期。
这种符号跟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属于一个系统,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
陕西商县紫荆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也发现过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个别的可能是象形符号。
报导者认为可能是夏代文字(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10)注:
《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1—2页)注:
。
由于资料太少,尚难肯定其性质。
河南登封县王城岗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里,也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夏代的,并把所出陶器符号看作夏代文字(11)注:
(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吗》,《文史知识》1985年7期51—52页)。
由于已发表的资料太少,其性质也难以肯定。
六、象形文字的起源 露清的日记
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动物和人像绘画,譬如,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
“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和文字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
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
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
然而图画发挥转变成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
这就是文字的前驱。
”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
“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
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
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
”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自距今八千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起,在一件器物的特定部位上,刻画一个单字来表示八卦之象的文字。
它是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和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卦象文字。
我国远古器物上的“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类卦象文字。
如果能通过判定陶器符号用途的方式的功能”。
例如在距今8600年一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龟腹甲上刻有“目’字,龟甲是占卜的工具。
《易·说卦传》:
“离为龟。
”这说明《离》可以研究与探索作为龟甲的象征。
《说卦传》还说:
“离为目。
”故这里的“目”字当是《离》卦之象。
在舞阳贾湖遗址陶坠的端面刻有“十”字。
它与商周甲骨金文“甲”字的构形相同,故当是甲字。
陶坠是原始的网具。
坠、离的含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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