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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经济政策在苏德经济建设中之地位经济建设与经济政策问题之一1943
经济政策在苏德经济建设中之地位
——经济建设与经济政策问题之一
年来许多论者都在主张,或竟认为当然,我国战后有实施计划经济的必要;政府的设施,也有多方面是在作实施计划经济的准备。
所成问题的好像只是计划的实施应采取苏联的或德国的方法而已。
我们细察国人所以要求计划经济,或默认计划的必要,其原因与其说是个人主义或价格经济制度的缺陷所引起的反感,不如说是对于苏联3次五年计划、德国2次四年计划在经济国防建设上所著成效的艳羡。
因为大家认为计划经济,以一个中央权力,根据主观的判断,来支配消费生产分配交换一切的活动,所能纠正的价格经济制度的缺陷,最显著的如国家资源的浪费,技术进步的阻碍,经济循环与失业问题的严重,及(如果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在我国因经济发展的落后,有些缺陷未尝发生;或因基本国策的不同,并不主张平均贫富;计划经济对于我们的诱惑,不在这些方面。
我们所羡慕与想望的主要是苏联与德国在计划经济下建设重工业与恢复国防力量上的成就。
尤其因为我们只听到苏联在短短十几年内完成英国150年间的进步,德国在七八年内不特恢复了第一次大战与凡尔赛和约的创伤,而且更增强了国力与军备,而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地理环境经济历史,或更漠视了苏德人民近多年来在生活上的含辛茹苦,对于计划经济便更视为法宝,不觉衷心向往。
特别是处于现在这波涛汹涌烽火连天的世局下,对于战后的和平秩序没有信心,国(P214)防需要公认为重于一切,实行计划经济以加速国防与经济建设,于是成了很自然的结论。
如是,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国战后应行计划经济,似已成为许多人所公认的前提。
所待讨论的,只是如何根据我们的基本国策与客观环境以实施的问题。
不过作者认为在讨论计划的内容与实施方案以前,中国是否一定有计划的必要的问题,未始没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因为
(一)我们以为各种经济政策在目的上大体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内容与实施方式。
德国式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固同以富国强兵为主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也绝未漠视国防。
亚丹斯密不但以《国富论》(Anl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名其巨著,而且说国防之重要尤甚于殷富(Defenceisofmuchmoreimportancethanopulence.)。
所以可以说不特德国式与苏联式的计划只有方式上的差别,就是计划经济与放任政策亦并无目的上的不同。
因此,在国防与重工业建设的目标下,我们所能采用的政策,不应只限于某种方式的计划,也应有他种政策的可能。
(二)经济政策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之一。
我们抉择政策,在考虑某种政策的实施条件,以决定有无实施可能以前,应首先注意到我们是否具有其他的经济发展条件,以决定(甲)在具有这些条件时,是否有实行某种政策的必要;(乙)如具这些条件,某种政策的实行是否有助抑有碍于这些条件的获得。
在事实上,一个国家假使未具有其他的经济建设的条件,即使能够实施计划经济——政府能任意支配国内的经济资源与活动——未必即能跻于富强之域。
而如果具备了这些因子,即使不实行计划经济,是否又能在相当时期内有建设成绩?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再讨论的。
国防力量充实诚然是苏俄五年计划与德国四年计划的主要目的,近年来他们在国防与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也确实可以惊人。
但是苏德的成就是否能完全归功于计划,抑有赖于其他重要因子的存在,这是本文所欲讨论的问题。
至于中国是否需要计划的问题,(P215)俟在另文中商讨。
苏联与德国近来的经济发展,应当是几部巨著才能讨论的问题,好在这里我们不必叙述他们的历史,只须指出他们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子。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受三方面的因子的影响:
消极的,地理环境或自然资源;积极的,生产技术;此外便是政府与社会政策。
不过政府与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是在生产技术对于自然资源造成反响以后的适应或补苴工作,这并不是说经济因子决定一切,只是说明这三种基本因子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地位与关系。
宋代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与现今各国的合作运动,是纯粹的政府或社会政策,其效果充其量只能补苴因生产技术发展所引起与累积的恶劣社会影响,不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
这与俄国大彼得(1672—1725)的改革与现在斯大林的计划根本不同的地方是后者自外移入了新的重要的生产技术,能开发俄国的物资,而侥幸俄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
所须注意的是我们认为但有计划经济的实行,——而不同时具备其他的条件,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恐怕与青苗、市易和合作没有多大差别;我们要认清俄国的几次五年计划,如果成绩不只是表面的而是实在的,乃是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多方面的剧烈革命的结果,绝非“计划经济”所奏的奇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有了这些政治社会生产技术上的改革,即使没有“计划经济”,局面也能改观。
苏俄现在的政治社会经济局面是新创的,不过与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进步较快的时期一样,其基本的力量不在经济政策,而在生产技术。
计划经济在许多方面是新制度,但在神髓上是重商主义的遗产,在精神上尤与帝国政策相一贯的。
在苏联所不同的是在计划经济下的生产技术,从国外输入的生产技术。
自来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文化可以分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种。
当然因为外来文化在过了一个时间以后,也就变为本土文化,两者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
不过这两种(P216)文化对于整个文化的促进,其影响却不一样。
简单的说,本土文化因为在一个地理环境内已经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往往是保守的,停滞的,而外来文化,因为是从外族或外域移植过来的,从本土文化的立场来看,是新的,是富于刺激性的。
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变动多半只是外来文化的激荡与其影响。
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刺激冲突,引起新的发展或因调和而渐就停滞下去。
在经济发展中情形也是如此。
不特俄国近十余年来的工业发展全恃外国技术。
19世纪末叶以来,德意志的强盛是受英国的工业技术之赐。
就是所谓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英国在19世纪的灿烂文明,主要也由于在都铎与斯都奥两朝(TudorandStuartDynasties)时代能自欧陆吸收技术与人才。
外来文化的好处并不在它是外来的,而是在它是移借来的。
善于移借的民族,其长处就在能看到本身的需要,有意识的自外族移植,或有意识的利用偶然自外传入的文化。
因为是移借的,所以经过有意识的选择,能淘芜取精,能适应需要,也因其为移借的,与本土文化一时不发生关系,在社会习惯上没有旧的阻碍力,而新阻碍力复未形成,所以能有相当时期的迅速自由发展,以迄再形成新一代的本土文化。
本土文化也并非有根本的劣点,只是一种文化因子,在一个环境中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以后,便自然附带的发生许多制度以阻碍这一种因子的发展。
年代愈久,阻碍力量愈大,以至于等到有新的外来文化因子时完全为这种阻碍势力所湮没,成为保守停滞的本土文化。
英国在16、17世纪以移借欧陆技术,造成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初起时新兴的工商阶级,亦知克勤克俭,兢兢于事业的发展(Marshall,A.:
IndustryandTrade,p,87.)不过到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国际工商业势力已经树立,殖民地遍天下,所有私有财产与价格制度的种种劣点也逐渐表现。
在消费方面,富商豪贾多欲自置于士绅之林,广置宅第,竞尚游乐,上争下效之结果,蔚为风尚,资源耗费而无补于一般国民的精神体力与工作效率(Veblen,T.:
Im-(P217)perialGermanyandthelndustrialRevolution,pp.117一128,134—144.)。
在生产方面,失业现象,劳资冲突,逐渐普遍,推销广告费用,日就豪大。
同时随着新的技术上的发明的应用,陈旧的生产工具只有废置,这如果只限于商家间的相互竞争,其私人损失尚可因生产效率的增加与成本减低所增加的社会福利中得到补偿。
不过如因环境的改变或是因为人口的分配以致生产工具或投资失其效用,则是社会的损失。
如果没有竞争,为避免旧有生产工具归于无用,工业家或根本不愿意利用新的发明新的工具。
这于社会也是损失,对于新兴的工业国家更失去国际竞争能力。
这些逐渐形成的消费上生产上的现象习惯成见或私利,自然障碍英国工业的继续发展,是一个先驱者所必付的代价。
而在俄德主要因为他们直至19世纪以及最近才开始大规模的移借,所以现在正当收获季节。
英国所遭遇的障碍势力,他们已有补苴政策;新的障碍势力则尚未发展。
当然就是要大规模的移借生产技术,也并非一蹴可就的。
俄国在这方面,幸而有18世纪大彼得时代以来的基础。
大彼得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短短30余年时间内,替俄国建立了233个工厂,从荷兰、英、法招致了技工来俄国担任教练,任命专门人才,到俄国各处去勘探煤铁等矿产,并特设一个实业部主持其事(Mayor,J.:
EconomicHistoryofRussia,Vol.Ⅰ.页117—124)。
大彼得的努力虽然因为后继无人,不久渐为本土文化所湮没,对于整个俄国的经济基础,正如过去有些史家所谓如一阵飓风过境一样,没有发生多少深厚的影响,但终究立了一点工业化的基础,改变了国家发展的方向。
过去我们多以为俄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后,近来的俄国经济史研究足以充分说明18、19世纪俄国的工业发展是一贯的,在农奴解放以前,俄国的经济并不落后,事实上在18世纪有许多俄国工业较欧洲任何国家为进步,18世纪中,俄国是世界最大的铜铁生产国家。
从下列的工厂工人数字中,可知在19世纪前半俄国的新工业实在有迅速的发展。
农奴解放以后,俄国的经济发展当然(P218)
有很重要的改变,特别是铁路的建筑,在1861年俄国还只有700英里铁路,到1894年,便增至21000英里,1900年到36000英里(Bowden,etal上引书页606),差不多已等于俄国现有铁路里数的70%(Mikhaylov,W,:
SovietGeography,1937年页175),在交通发展以后,工业化也就加速了步伐,尤其在重工业方面,这时的发展可谓为以后五年计划的先驱,南俄多内兹(Donetz)区域的重工业中心,是在这时建立的,高加索巴古(Baku)油田是在这时开发的。
到了20世纪初,俄国的煤油产量已占全世界的1/4,仅次于美国了。
在前一期的维新者是大彼得,在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维新者是财长(1892—1903)韦德(Witte)与斯托里宾(Stolypin)。
韦德崇拜工业化,希望俄国能经济自足,建筑成了伟大的横越西伯利亚铁道。
而有以促成韦德这时的成就的,除了外来的技术以外,更有欧洲的资本。
俄国这时的经济建设,法国与比利时的资本实占很重要的地位。
这些资本最初是投在美国的,经过1873年及1893年的两大恐慌,便只有另寻出路了。
于是俄国的丰富资源与低廉人工正遇着了开发的机会(Mayor,op.cit,p.377)。
所以俄国在大革命时候的经济,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落后。
我们抗战前的工厂工人据估计不过150万人,然俄国1887年的工厂工人数目,已与我们现在的相近。
我们抗战前的铁路,连东北在内,不过1万英里,然俄国在1894年的数字即远已超过。
所以俄(P219)国在第一次欧战以前的经济情形,比我们现在要远为进步。
其后虽经过战时的损失,大革命时的混乱,“战时共产主义”的破坏,但到了1928年,第一次五年计划的实行,并非是如我们所想像的从平地建筑楼台,实有多少的过去基础为依据的。
这中间的关系,我们更可从国民收入的变迁中看出来,国民收入(包括一国一年内全部的财货劳务生产总值,不论其已否消费或投资)是测量一个社会经济进步最好的指数。
根据英国著名统计学者克拉克氏(ColinClark)比较最精密的计算,俄国在1913年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达20.1英镑,1928年则已恢复到18.8镑。
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虽然经过极大的努力,虽然从苏联官方统计数字中,我们所得的印象是这时苏联经济有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发展,据克拉克的相当审慎的计算,1934年的平均每人国民收入只有19.6镑,尚不及1913年的数字(Clark,Colin:
ACritiqueofRussianstatistics,pp.14一15,41.)。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的是五年计划的成就,不如我们所耳闻与所想像的大。
经过第一五年计划,1934年的平均国民收入较之1928年,不过增加4%,每年增加0.6%,而在1870年至1913年间,虽然经过许多内外战乱,平均每年每人的国民收入也有0.5%的增加,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因为斯大林提出“单独实行社会主义”(Socialisminonecountry)的口号,竭力讨好资本主义国家,得了大量外来援助(Pares.Bernard:
Russia,1941,p.142.),国内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以后,国民收入才超过了1913的数字(Clark,op.cit.,pp.68—69.)。
不过1937的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数字,较之英美德等国的数字仍属瞠乎其后(Clark,Colin:
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p.148.),不能说已追过他们的发展,但反过来与中国现在的平均国民收入相较,俄国1928的数字至少要大3倍以上。
(上列1928俄国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数字18.8镑,照现在官定汇率折算为国币1880元。
我国国民收入,据克拉克估计战前为每一职业国民114国际单位,约等于22英镑(见Clark:
《Conditionof(P220)EconomisProgress》,页46)。
克拉克没有计算我国每人的平均收入。
照平常每家5口计算,每人职业人民要养活老幼4口,则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照现在的官定汇率计算,约为国币440元。
因为
(一)现在国币的外汇汇价比国内购买力大,
(二)5口之中也可能有成年能工作的,这个数目或失之过低。
孙拯先生估计现在后方人民的平均收入每人500元,(见《新经济》,第6卷9期)或较近似。
但无论如何只当俄国1/3的结论不致受何影响。
我们知道俄国五年计划的建设,在初期多恃国民储蓄来经营,如此在18世纪以来的工业发展与国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近采的经济建设,实有很重要的帮助。
照美国与英国的生活程度来说,俄国的国民收入已临近所谓饥饿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施行中我们也常听到关于俄国人民痛苦牺牲的情形,不过他们比我们还是好得多,所以仍有节衣缩食的可能。
从这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五年计划以来的经济建设,看作18世纪以来的一贯发展,是大彼得以至韦得斯托里宾(Stolypin)移借外来技术资本实行西化的结果。
移借了生产技术以后,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就显示出来。
俄国重工业资源的丰富是大家周知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特未能尽其用,并且更有巨量的新发现(见Mikhaylov:
SovietGeography,页26,33及他处),不过直接有助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迅速经济发展的,恐怕还是俄国的千里沃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俄国一方面需要输出农产品去换取生产机械,尤其正值世界大恐慌之秋,这些农产品须在世界市场中倾销,一方面国内新增工厂工人,需要消费巨量的粮食,而不能生产消费用品去交换。
政府获得这些食物的方法,除了强制征收便是贬值购买,由此激起了我们所累闻的农民屠杀牲畜焚烧谷物,造成空前的食物恐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民收入增加的迟缓,这是一个原因,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1935年。
粮食的生产才恢复到1928年的水准。
所须注意的是这农产品产量的恢复,并非由于每亩耕地的生产率的增加、而是由于耕地的总面积的开拓。
从1913年至1935年,耕(P221)地面积增加了3千万公亩(hectares)等于全英格兰与韦尔斯农地面积的3倍,而每亩耕地与每一农民的产率所增实属无几(Warfiner,D,:
EconomicsofpeasantFarming,pp.1724.)。
所以这农产的增加完全由于俄国的地大,是移民就边的结果,而非集体农场的成效。
而因为五年计划的投资,多数来自国民(75%是农民)的强制储蓄,我们也不妨说五年计划的成就还得归功俄国的大地。
这样,我们的看法,俄国近十余年的经济进步的两大柱石是外来的技术与她本国的自然富源,自然因为富源是俄国固有的,生产技术在普遍情形下也人人得而移借,俄国近十多年内(其实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内)的经济进步,很足以令人相信是施行计划经济的效果。
我们不否认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不过但就促进重工业发展,增加一国的国防力量而论,这时直接有助于俄国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政府的重工业国营政策。
代替价格经济的计划经济的理想功能,如消除经济循环解决失业问题减少资源耗费以及(如在俄国)增加社会平等,在发展重工业与增力口国防力量上说都不是直接有关的重要问题,至于有一个预期的建设或生产标准则是一切企业所同具的。
在俄国所不同的,只是两方面,一是范围比较大,因此对内对外都具有宣传作用,可以引人注意,尤可以提高本国人民的热情与对于政府的信任。
二是因为是国防上的重工业建设,完全可由政府规划如何决定,不像私人企业的扩充与增产计划全须看市场情形若何而定。
俄国的经济制度与其重工业发展,唯一的密切关系,即是她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她们不能或不愿吸收外国资本,只有自己强迫储蓄,于是有移转农民的资本到工业上去的必要,上面说过苏联集体农场的本身并没有多大成就,并未提高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过从苏联整个经济发展上说,却有其必要,即是政府得以控制农业,以少量的工业品去换取多量的农产品,供外销及计口分配给城市工人。
不过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一方面的成功,根本的(P222)原因还在于苏俄的地大,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进步虽多半靠这一个关键,但是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农业资本的摧残,我们可以相信,如果目的只在发展重工业(不杂其他社会目的如摧残富农阶级Kuluks),政府用课税或单是发展国营农场移民屯垦的办法,其效果或能较好。
如果国家能吸收外来投资,则问题更形简单,根本无所用其“计划”了。
所以有人说:
“五年计划的实际用处,除了当作标语以外,实属甚为有限”(Florinsky,M.T,:
TowardonUnderstandingoftheU.S.S.R.页164),并非完全是偏激之言。
现在德国的工业基础,应当溯之于19世纪初期关税同盟时代的发展,而其突飞猛进,则在普法战后。
在德意志帝国刚形成之时(1871),全国的城市人口不到1/4,但到了1910,则农村人口差不多不过全人口之半(Dawson,W.H.:
EvolutionofModernGermany,页52)。
从1854到1913,职业国民的平均收入,增加达1倍有半,同时期中英美的增加却不过1倍(Clark.Colin:
ConditionsofProgress,页148)。
上面已经说过这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外生产技术的移入。
1914以前的德国工业可以说是英国的产儿,德国最初的公用事业如铁路,煤气、电车、机器工厂以及棉毛纺织工业,可以说无一不是由英人及英国资本建筑的(Dawson,同上书,页83—84),德国因为能够大规模的移借技术,所以能够迎头赶上,在短时期内奠定了重工业基础,到了20世纪初年钢铁生产且已越过英国称雄欧洲了。
当然造成第一帝国的重工业基础的另一重要力量,也是德国的天然富源。
根据工业区位原理,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年,一国重工业的发展可能,往往因煤的储量多寡为条件。
德国的煤储在欧洲占第一位,照1910的估计,占全欧的一半以上,英国煤储的两倍,而且位置集中鲁尔萨尔与上西来西亚(UpperSilesia)几个区域,所以主要的铁矿,皆有近便的煤可资开发。
普法战后,获得洛瑞(Lorraine)的铁矿以后,一时增加了30万吨生铁的产量,然而所(P223)增铁矿的储量为额更巨,所以在1878发明了盐基式炼钢法之后,德国的钢铁生产量得以雄视全欧(Bowdenetal.上引书,页495—497,508——512)。
这些工业发展在最初完全是民间的力量,尤其是钢铁工业建立的初期,关税的保护也没有(上引书,页467);后来工商业的发展虽然颇得力于关税同盟的协定,但近来的历史研究,已证明关税同盟的缔结,政治目的重于经济目的(Henderson,W.O.:
Zollverein,页90—93有最明白的证明)。
待政府认识了某一种事业的重要性而后,固然注意督导保护,然而多半也是枝节的;毕士麦虽然早有国营铁路的企图,但以扼于环境,直到帝国统一之后,才逐渐收买私有铁路(Dawson,W.H.上引书,页212—213)。
所以德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虽然进步极速,政府的力量实在不多。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德国已是第一等的工业国家,所以能以差不多一国的单独力量与列强作战,支持了4年之久。
战败之后,割地赔款之余,复经过历史上空前的金融崩溃,到了1923年,工业技术与生产已经落后,但是到了1927年,全国的总生产指数,又超过1913年的高度(Angell.J.W.:
TheRecoveryofGermany,页409)。
德国煤的储藏在战前达欧洲煤储56%,战后经割让的结果,计占25%(Bowdenetal.上引书页508、673)。
所以战后的煤产很难恢复到战前的程度,不过如以战后的版图为标准,则1926年的产量即已越过1913的地位,而在技术组织方面,到1928年机器的利用已增加了4至5倍,生产单位约减少了2%,而生产成本较之战前约低6%。
德国钢铁工业在凡尔赛和约中所受的打击比煤产更大,差不多割让了3/4的铁储,20%的战前钢铁生产设备割让了,所以战后的钢铁业得从国外输入铁砂,重新建设与改造工厂,然而就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之下,德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仍是突飞猛进。
在技术方面,战前的炼铁炉,熔量平均不过160吨,到1926年,熔铁炉的容量平均是285吨,而较新的(P224)熔铁炉容量每天可以产铁1000至1200吨。
在组织方面,一方面对旧厂加以整理,把效率低下的工厂关闭,使生产集中,规模扩大,同时更在军事要害区域建立新厂,于是生产效力与战前相比,已形超过,而生产能力,增加几达1/3(Angell.同上书页90,93,94,109——114,393)。
这时的经济复兴的迅速,是值得惊讶的。
在短短五年内,工业生产量超过了1913的高度,不特重新在欧洲大陆可以独步,在有些方面而且凌驾英国之上,人民的生活除了贵族与中产阶级以外,也已与战前无殊。
其所以致此之由,表面上当然是1924年施行的道威斯计划,不过道威斯计划的效果是消极的,只是取消了经济复兴的桎梏——解除了同盟国家的压迫,安定了金融与恢复了人民的信心。
至于真正的主要原因,安琪尔教授(J,W.Angell)在其所著《德意志之复兴》中说有两方面,“一是所谓德国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一是外债与其他国外资本的输入”。
“合理化”可分两方面,一是新生产技术的移借,一是旧有生产设备的整理与改进。
因为虽然经过战争,凡尔赛和约中的损失以及膨胀时代的混乱,德国大部分的生产设备仍可继续应用,而过去50年来的技术教育与工业人材基础,实是使复兴迅速的一个主要力量。
国外资本的需要,一方面是由于通货稳定以后流动资金的缺乏,另一方面便是应上述合理化中机器与其他固定设备的资本需要。
德国本身既无法供给,便只有向国外市场中求援,从1924至1928年中间,德国自外借入的资本共达180至190万万马克或44万万美金之巨(Angell,op.cit.页78—81)。
在1929之后,德国虽随着世界经济潮流步上恐慌之局,但其经济基础不特已经恢复而且稳定,所遭遇的困难,已经不是德国独有的困难,乃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困难——生产过剩,失业恐慌。
所以1933希特勒登台以来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有“合理化”的生产设备与技术作基础,一方面有“失业。
的物资人力供利用。
希特勒的四年计划整个目的无疑的可说是政治的,不过最(P225)初的工作,尚只在救济失业,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退出军缩会议实行征兵以后,则公开的以扩张军备力谋自给为重心,不过无论从救济经济恐慌或扩充军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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