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融合新特征分析.docx
- 文档编号:30632138
- 上传时间:2023-08-18
- 格式:DOCX
- 页数:6
- 大小:20.16KB
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融合新特征分析.docx
《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融合新特征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融合新特征分析.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融合新特征分析
社会流动背景下社会融合新特征分析
张滔:
社会融合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社区作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在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虽然我国社区建设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城乡社区建设的起步时间也各不一样,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社会融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流动背景下我国社会融合的新契机:
社区融入
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承载社会变迁的主要载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具体而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01-2006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自发试点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些省份自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并且探索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具有较强生命力、创造力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例如江西都昌的“一会五站”模式,湖北秭归的“撤组建社”模式。
2006-2008年是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时期。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颁布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006年9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同年10月,民政部正式决定在全国215个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把整合社区资源,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明确了定位。
从2009年开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进入全面推进时期。
2009年3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活动开始启动,截至2010年6月,共有65个县市区自主申报,共有38个县市区接受评估验收,共有27个县市区通过评估考核,占全国304个实验县市区的8.9%,通过率为71%。
纵观当前社会融合的主要方式我们可以总结出市场调节、政治引导、道德教化三种主要模式。
1、市场调节模式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人们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场所。
市场不仅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同样具有利益分配功能,让处于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中的人们因就业、利益分配等而相互交流融合的功能,然而市场对于利益关系的融合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市场融合模式能够激活个人的潜能,合理配置资源,有效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组织获得了公平、自由的发展条件和空间。
通过市场手段,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就业和再就业,消除了贫困。
同时,促进了社会组织在构成方式、人的社会地位、内在素质要求等诸方面的重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方式多样的、局部的或整体的变化,社会融合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
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这种组合功能也将不断完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必将建立起与新的社会融合相适应的心理、观念、以及行为的认同取向。
2、政治引导模式
通过政治方式融合的本质是利益的整合,即通过对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具体利益及其关系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协调,把利益相互矛盾、对立甚至冲突的各个社会力量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使其认可共同的政治共同体,接受政治中心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从而促进国家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政府促进社会融合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包括:
一是计划手段。
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结构,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加强重点建设,促进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关系的融合。
二是经济手段。
主要是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如货币、利率、汇率、财政、税收等,来协调利益关系。
三是法律手段。
就是通过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和经济仲裁来调整经济活动和利益关系,促进社会融合的强制性手段。
四是行政手段。
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发布指示、命令、规定等形式,运用政权的力量对融合主体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关系进行超经济的直接干预。
3、道德教化模式
道德融合模式的实现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道德评价机制,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个人的道德选择不会自然而然地与社会道德规范相统一的,总是存在着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需要一个经由道德评价到道德他律和自律的过程。
二是自律机制,一个有良知的人,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利益,而且也给社会、给他人带来好处时,他便会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光荣感,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就会感到内疚、羞愧和不安。
社会利益关系正是依靠成千上万的富有道德良心的人们通过不断的理性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评判来得以有效调控的。
三是道德教育机制,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的影响,帮助人们确立道德信仰、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规范道德行为。
道德教育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社会融合的新特征
截至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融合从打破僵化的二元对立步入到了以破除流动中的二元对立为主要任务的新时代,随着社区这一平台逐渐搭建起来,农村流动人口融入社会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新的特征。
1、开放、转型时期的流动群体内部变化与双向或多向流动特征。
新时期的社会融合立足于破除流动中的二元对立,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流动也散发出新的特征。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较,进入2000年我国农民流动在总量方面虽然增幅不大,但是流动行为却发生了一些新的重要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流动群体内部的变化,二是出现了双向或者说多向的流动。
具体而言,流动就业群体内部出现了两种情况的增加:
长期稳定的外出和家庭化的外出明显增加,流动群体逐步从过去的“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转变,显示出他们从“流动”到“迁移”的移民意愿,可以说流动群体这个新的质的变化特点使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显得更为迫切,随着长期稳定的流动外出的出现,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圈,拒绝成为社会边缘人的呐喊将会更加有力。
面对家庭化外出的流动,给予老人以平等的社会养老保障,小孩以公平的教育保障,保障农民自由流动和市民化的权利,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重要基础。
同时随着区域合作的增加和农村的开放性提高,我国社会的双向和多向流动也逐步显露出来,即不仅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流动,城市劳动力也开始向农村流动,同时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区域流动等都开始加入流动浪潮,这说明我国城乡两个方面的劳动力不仅在城市汇合,也在农村汇合,面对这种新型变化,关键在于,探索建立统一开放的社会流动和融合机制,必须意识到已经开启的城门不能再关上,已经开放的农村也无法再封闭,面对开放、转型时期流动群体内部的变化和多向流动的出现,唯有深入改革,不断促进社会间的相互融合,才是保障可持续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基础保障。
2、流动人口政策的“碎片化”调整与身份和社会保障的架构性特征。
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和流动群体自身变化作为社会融合的两大关键性催化剂,可以看到,随着农民工“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等逐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政策也从过去的控制转向一定程度的接纳和肯定,为我国社会融合创造了新的条件,回顾过去30年的社会政策演变,我国政策理念和规定的公平性都有所提升,决策者逐渐意识到有责任和义务为流动人口提供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社会政策待遇,从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总额发放、取缔收容遣送制度、社会保障向农民工覆盖、农民工子女教育以及农民工培训等,这些碎片化的调整改革,为我国社会政策的全面和系统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碎片化的政策落后于我国社会流动中的各种复杂变化,无法为我国社会融合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其中,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在身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间架性特征就是由此衍生出的主要问题。
具体而言,间架性社会保障是从系统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出发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碎片化政策的调整,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一方面涵盖了医疗保险权、养老保险权、失业救济权、生育保险权和工伤保险权,甚至还包括社会福利权等涉及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内容,在农民工生活、发展和社会融合方面构成了一定的系统性,使社会保障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获得过程,但相对于市民和农民而言,在事实上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部分基本是空白,部分开逐步实施,由于缺乏整体的制度设置,无法形成与城市和农村相对应的一元,是在原有的农村社会保障权和城市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通过移植或复制等方式,将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权以部分雷同的方式放置于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权架构之上,无法形成密切的衔接。
造成农村回不去,城市进不了的尴尬现象,破除这一现象的根本方法就是把局部的碎片化的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全面、系统和整体的社会政策改革和创新。
具体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在社会政策上要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引擎的整体性社会体制改革,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居住权、就业权、教育权、保障权、参与权、表达权、组织权等
3、城乡分治下流动人口生活的内卷化和社会融合模式的隔离型特征。
区别于新中国刚建立之时的城乡分割制度,当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引导下,我国打破了僵化的二元对立,农村人已不再同于以往分割时期不允许向城镇流动,也不允许跨地区流动,只能在自己所在的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而是在以严格的户籍和身份为区别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地域的自由流动,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从而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使我国僵化的二元对立转变为流动的二元对立。
可以看到,在“分治”的情况下,虽然流动人口可以进入城镇也可以流入其他地区务工经商,改变了职业,甚至生活方式,但是由于附注在其身份上的管理范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二元对立的城乡流动中,庞大的流动大军仍然无法享受流入地原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社会发展和管理服务,这直接导致了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的“内卷化”发展,成为游离在城市与农村的“吉普赛人”,当前在城市出现的“浙江村”和城市“亚文化圈”的出现就是其代表特征,使得流动群体的社会互动主要集中的群体内部,缺乏与流入地居民的社会互动,从而在社会融合现状上类似于所谓的“隔离型融入”。
这与之前的“社会分割”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给予了流动人口以公民流动的自由,但由于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还存在政策和事实性上的不平等,虽然离完全的社会融合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流入地公共政策和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敌意、漠不关心或诚心接纳对融合的过程及结构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流动群体平行多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融入需求和逐渐显露的代际间变化。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过程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元的、互动的,当前我国社会融入包含四个基本维度: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形式的新变化,流动群体不仅有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要求,还有权利地位方面的要求,强烈地需要在制度上被城市社会所接纳。
由社会流动向融入社会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与此相对应,流动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的需求也不再有着明显的逐步递进深入的过程,虽然流动人口外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随着长期稳定的和家庭式的外出的增多,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整体社会融入需求增加,经济层次的融入需求与其社会层次、政治层次和文化层次等并没有显著的先后相关关系,不再表现为最初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依次递进的社会融入需求,对融入四维度的需求更多平行和多维的。
但与此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了解、学习和适应比第一代更快、更多、更好,他们从观念、生活方式到行为等方面都对社会融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益有了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需求,代际间的差异逐步明显。
由于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不同,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在社会融入上也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性,青年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精神文化需求更为迫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流动人口的比重将会加大,如何应对青年流动群体的新问题和特征,将成为我国社会融合过程中无法回避、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社会 流动 背景 融合 特征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