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武管理经济学第7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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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武管理经济学第7章
第七章公共品与非盈利机构的定价实践
前面各章讨论的是企业部门的经营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管理的最主要目标。
但并不是所有的部门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的经济目标,如政府部门和学校、医院等非盈利机构是以为人们提供尽量多,尽可能好的服务为目标。
目标不同,经营决策所依据的经济学原理也要有所不同。
本章侧重讨论公共品,费用效益分析,以及非盈利机构的定价实践。
第一节 公共品
一 公共品的性质
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个人品(privategoods)和公共品(publicgoods)。
个人品主要是以物品(goods)形式的消费品。
在消费时它具有对抗性(rivalconsumption),是一种对抗性消费。
对抗性消费同时也就必然具有排他性(exclusion)。
每一具体的物品,完全属于甲所有,就不能再同时属于乙所有,甲消费了该物品后,乙就没有可能再消费这同一物品。
如一个苹果,甲吃了以后,乙就再也没有可能来吃这同一个苹果,在消费上是对抗的,完全具有排他性。
商品市场上交换的各种物品,也包含着大量的劳务,绝大多数是属于个人品。
公共品就不一样,在消费时,它具有非对抗性,是一种非对抗性消费(nonrivalconsumption)。
如公园里的花朵,你可以欣赏,我也可以欣赏;在街上指挥交通的警察,既在为着你的安全服务,也在为着他人的安全服务;广播、电视,你可以收看,我也可以收看,我收看不影响你收看。
非对抗性消费可以具有排他性,但也有的不具有排他性。
例如教育,老师讲课,你可以听,我也可以听,我听不影响你听(在不拥挤时),它具有非对抗性。
但也可以是排他的,对你的听课资格要进行审查,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或交纳一定费用,可以不让你来听。
有些公共品就完全不具有排他性,例如军队提供的保卫祖国国防的服务。
它保卫着全体人民在国土上的安定生活。
不可能根据你对国防的意义是否有认识,是否愿意为加强国防作出贡献,贡献是大还是小来决定是否将你排除在从国防建设上得到的好处之外,防空警报是给可听到范围内的每一个人报警。
路灯也是如此,倘若北京市的路灯是北京市居民交纳的税收建成的,但当其他省市的居民走近路灯时,路灯绝对不可能熄灭,而是照样为他提供一片光明。
这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叫做纯公共品,具有排他性的公共品叫准公共品。
由于公共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外在的成本和外在的收益,成本和收益很难进行核算。
在进行决策时,追求的既不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也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整体社会效用最大化,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样市场价格机制的种种规则对于准公共品就不完全适用,对于纯公共品就很不适用。
二公共品的需求
由于公共品消费的非对抗性,给定数量的公共品能同时被多个消费者消费。
那么,公共品的需求曲线可以从消费该公共品的各消费者需求曲线的垂直坐标之和来得到。
如图7.1.1所示,这就不同于个人消费品的需求曲线。
图7.1.1公共品的需求曲线
如图7.1.1所示,若某公共品X只有两个消费者,其需求曲线分别是DA和DB,对公共品X的需求曲线DT可由DA和DB的垂直坐标相加得到,理由是该公共品能被这两个消费者同时消费。
这就不同于个人品,个人品消费上的对抗性,市场需求曲线只能是个别需求曲线的横坐标相加。
三 公共品的供给
公共品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使用的边际成本极低。
建造一座公园,费用不菲,但增加一名游客,边际成本微乎其微;海上建造一座灯塔,工程浩大,为再多一艘船舶指引一次航向,边际成本为几乎零;一座电视台,增加一名观众收看,很难被发觉。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资源配置最有效。
公共品的市场价格要等于边际成本,市场价格就要趋于零。
零价格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怎样为公共品筹措资金。
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显然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投资。
让公共品的受益者来集资,又有一个问题。
由于公共品的非排他性,每一个消费者都清楚的知道,即使他们对公共品的建设不作任何贡献,公共品仍能向他们提供服务,而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他们可以"搭便车"(free-rider),搭便车就是不支付公共品总成本中应分担的份额,而分享公共品带来的收益。
一般而言,这公共品消费人群的数量越大,"搭便车"的问题也就越尖锐。
解决这类问题只有了一个办法,用政府的税收来支付公共品的建设费用。
但政府又应提供多大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是合适的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个人品市场上不存在,消费者对个人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就是一个信号,这信号指挥着生产者应当生产多少产品。
对于公共品,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信号,应用前面所讲述的经济学原理,政府很难作出决策,究竟应提供多少公共品服务。
这就需要用到费用效益分析。
第二节费用效益分析
对公共品的投资决策要采用费用效益分析的方法。
本节将扼要介绍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依据,方法步骤,社会贴现率,以及费用效益分析的有关问题。
一 费用效益分析的概念和理论依据
费用效益分析(benefit─costanalysis)是用于估计并比较提供公共品服务的公共项目直接间接费用与效益的方法与技术,以便决定此公共项目是否应当执行。
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共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比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更为复杂,因为它比企业更需要考虑项目的间接费用与效益。
而且,在进行折现计算时,社会贴现率也很难确定。
费用效益分析主要用于公共部门和非盈利机构的项目,如城市基本建设、环境保护、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国防等。
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规定,对投资金额巨大的非公共部门的项目也要进行费用效益分析。
费用效益分析也是建立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之上,它要比较一个新建或扩建项目带来的效益和所投成本之间的比。
只有当这比例大于1,项目才是可行的。
由于对公共项目间接效益与成本估计上的困难,费用效益分析更多的用在同一类型公共项目的比较。
不同类型项目的效益与成本的高估或低估,都要造成决策的偏差,而相同类型的公共项目多少有些类似,这样偏差会小一些。
如果某一公共项目至少能使一部分人从中得益,而没有一个人受损,这被称作帕累托优化选择过程,如果再也找不到一种可行的资源重新配置,能使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原先更好,而又要不使任何其他人的情况比原先差,则称实现了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
帕累托是本世纪初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
公共项目能做到帕累托最优,果然很好,然而,对于多数公共项目,总是一部分人得益,而同时也有一些人受损。
例如,社会医疗保险项目,参与者人人需要交纳一定量的保险金,其中必有一部分人身体较差,从中所得益处大于所交纳的保险金;但对于其中一些身体一直十分健康者,从中所得益处要小于所交纳的保险金。
若公共项目只有帕累托最优才能执行,那么只有极少数项目得以实现。
就需要对公共项目的判别提出了一个补偿准则,这准则称作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准则:
对于某一特定的公共项目,所有得益者的得益总和至少要能补偿所有受损者的受损总和,这项目就通过了费用效益检验。
以此作为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依据。
二 费用效益分析的步骤
费用效益分析大体上分以下四步:
估计项目的基建、运行、维护的全部费用;
估计项目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确定社会贴现率,计算费用与效益的现值;
决定评估项目是否通过费用效益的检验。
1.估计费用
对于一个典型的公共项目,直接费用可分为三个科目:
基建、运行和维护。
通常由项目的设计施工人员作出估计,这很可能占了直接费用的大部分。
例如,一个水库的建造,除大坝的建设费用外,可能要淹没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损失的土地、房屋和其它资产需要估值,并对所有者要给予补偿,这些补偿的费用也都要计入项目的成本。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费用要发生。
例如,水库的建设造成的库底移民会引起周围居民居住的拥挤和心理上的不快;可能会危胁濒临灭绝的物种;也有可能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也有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美国田纳西州建造Tellico大坝时,因一种小鱼,thesnaildarter,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大坝的建设推迟了好几年。
我国的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也是论证多年。
有一些间接成本是非常难于定量的计算,在进行费用效益分析时,典型的做法是不将其列入成本科目中,但应列入作为不可定量化的外部环境成本,在作决策时加以考虑。
2.估计效益
效益也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
项目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加是直接效益。
水库电站发了电,灌溉的农田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些都可以计入国民收入的增长。
某一防疫措施使某种流行性疾病得到控制,减少了劳动力的损失,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
有许多公共项目有多个目标。
例如,全国公路网的建设,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又可以提高国防力量,增强国家安全。
显然,对于多目标项目各方面的效益都加以计算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有些效益,如带有娱乐性的效益,更是十分难于计量。
费用效益分析所应考虑的直接效益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四类。
1)国民经济发展效益:
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变化。
2)环境质量效益:
对于文化和环境的非货币化的影响。
3)区域经济发展效益: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4)其它社会效益:
以上三条以外的社会效益。
公共项目通常还伴随着显著的间接效益。
如某一公共项目的执行,增加了就业的人数,减少了失业的人数,进而减少了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引起了两旁地租的上升等。
3.确定社会贴现率
极大多数的公共项目,都不可能当期投资,当期收益,往往要延续多期。
那么就需要象企业投资决策那样,将收益和成本都折成现值计算。
公共项目的资金来自于整个社会,常用社会折现率(socialdiscountrate)计算折现。
社会折现率取决于资金从非公共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的机会成本。
若资金来自于企业上缴的税收,机会成本就是企业资金的税前平均内部报酬率。
若资金来自于居民上缴的所得税和居民存款,机会成本就是居民放弃消费的成本,定期存款的利率和国库券的利率通常被看作是居民放弃消费的成本。
社会贴现率就是这两部分资金机会成本加权平均值。
不同公共部门的资金来源不同,不同部门的社会贴现率也有所不同。
4.费用效益检验
一旦估计了项目的费用与效益,又确定了社会贴现率,最后一步就是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折现计算,并比较这两个数的大小。
费用效益检验的一个通常做法是看效益的现值B和费用的现值C之间的比例是否大于1。
即
B/C>1(7.2.1)
7.2.1式大于1,就通过了费用效益的检验。
在有多个项目可供选择的情况下,选择效益费用比大的项目。
通常的情况下,公共项目的费用大部分是在早期投入,而收益则分布在项目的整个有效期内,而且在项目的初期,没有收益或收益不大。
这样社会贴现率对效益的影响要大于对费用的影响。
因此,社会贴现率的不同,对项目能否通过费用效益检验的影响很大。
如表7.2.1某公共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在社会贴现率分别为5%、10%和15%时,检验的结果就不一样。
三费用效益分析的有关问题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费用效益分析面临着一系列概念和计量上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项目的社会效益和费用的计算。
一般来说,公共项目的直接效益的估计比起直接费用的估计要来得困难。
特别是当提供的公共品没有市场价格时,就更为困难,而公共品往往没有市场价格。
消防队员救火,警察指挥交通,战士保卫国防,是没有市场价格的。
公共项目的间接效益以及外部的效益和成本的估计就更加的困难了。
有些是完全无形的效益与费用,如审美的因素,是完全不能用货币量计算的。
对一个特定的公共项目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往往会有很大的分歧。
对于社会贴现率的确定,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
尽管,多数经济学家同意社会贴现率应以社会资金的机会成本为基础,对一个具体项目评估起来,分歧意见很大。
不同部门,不同项目使用的社会贴现率差别也很大。
主管项目的公共部门有项目通过费用效益检验的强烈愿望,利用的社会贴现率往往偏低,这就造成资源在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之间的错误配置。
美国在1982年,市场上高质量债券的利息率超过16%,而一些政府机构所用的社会贴现率不到5%。
政府的不同机构使用的社会贴现率也不一样,这意味着,使用高贴现率的机构所拒绝的项目很可能比使用低贴现率所接受的项目效率更高,也会造成在公共部门之间资源的错误配置。
对未来的任何预测都会有主观上的误差,人们主观行为会影响预测。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汽车驾驶员必须按装安全带的规定。
1968年,美国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署(NHTSA)规定,每辆新汽车的座位必须设置安全带,以减少意外交通事故的伤亡。
有关的研究和事故的数据表明,由于新规定的执行,估计意外死亡率会显著的减少。
可惜的是,这估计是完全建立在技术因素的基础上,假定了汽车司机的行为是不变的。
如果安全带的按装对驾驶员的行为没有影响,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
但有研究表明,因为忽略了安全带的设置对汽车驾驶员的行为变化的影响,完全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假定,过分地估计了安全带的效益。
实际上,一个驾驶员,他始终在平衡着可能伤亡的概率和可称作“驾驶强度”的参照坐标之间的关系。
“驾驶强度”是速度、兴奋、以某种方式和别人赛车的刺激等指标来量度。
权衡的结果可以用图7.2.1的OA线来表示。
横轴表示驾驶强度,纵轴表示伤亡概率。
OA线的正斜率表明随着驾驶强度的增加,伤亡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比如说,某驾驶员选择的权衡点由图中的C点表示。
图7.2.1安全与驾驶强度的权衡
现在,政府规定每辆汽车都必须按装安全带,这条规定就要改变驾驶员心中安全和驾驶强度之间的权衡点。
在任一给定的驾驶强度下,伤亡的概率都要下降,新的权衡线由图中的OB线来表示。
在最初选定的驾驶强度水平下,安全带的安全效益可由纵向距离C'D'的长度来表示。
这相当于前面所说的技术基础上粗估的安全效益,是假定了驾驶员的行为没有发生变化。
有了更加安全的汽车,驾驶员会在更快的速度,更加惊心动魄的刺激与安全之间权衡选择。
如果新的选择点是E点,那么,安全带的安全效益就由C'和E'之间的纵向距离来表示,它就小于单纯从技术观点出发估计的安全效益。
倘若新的选择点是F点,比起没有按装安全带以前,有更高的伤亡概率。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关于按装安全带的规定没有对安全效益作出贡献。
汽车安全带的例子表明,驾驶员行为的变化,使得费用效益分析更加的复杂,安全带实际上带来的安全效益要比预先估计的要小。
倘若实际的安全效益预先准确的估计到了,也许效益费用比就要小于1,设置安全带的规定就通过不了费用效益的检验。
公共项目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公共项目的结果要影响另一个公共项目的评估。
不同项目的过高或过低估计的变化也非常大,这样一系列的项目估计下来,会导致非常错误的结果。
因此,也就有人认为,只要简单调整社会贴现率和估计的费用与效益,任何公共项目都可以通过费用效益检验。
尽管费用效益分析还存着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仍然是一个可用的方法。
公共项目的投资决策总得要作出,有一些依据总比凭空臆断要好,至少也可迫使有关部门在分析时仔细的考虑所有各种可能的假设前提。
虽然,费用效益分析仍然是艺术性多于科学性,还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它的应用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公共项目和企业的大型投资项目需要应用费用效益分析。
有时,在估计社会效益十分困难时,也有用成本效率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来代替费用效益分析的。
成本效率分析是以实现既定目标成本尽可能小的判据来作出决策。
第三节非盈利机构的定价实践
非盈利机构,在我国常称为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定价实践不同于企业的定价实践。
而且,不同的非盈利机构定价的政策也是很不一样的。
有些非盈利机构在经费上还是需要自给自足的,比如说,大多数医院,必须为所提供的服务设置一个合适的价格,以便得到适当的收益来补偿全部的成本。
而另一些非盈利机构,能得到政府财政的拨款和有关方面的捐赠,因此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可以低于平均成本。
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些大学有所谓自费生,所缴纳的学费仅只占培养学生的平均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
当然,也有一些非盈利机构是完全靠政府财政或捐赠支持运行,也就无偿的提供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消防、交通警等。
本节主要讨论非盈利机构产出的定价实践。
首先,引入一个拉姆齐定价的概念;其次,讨论对能产生外部效益的产出进行补贴的合理性;其三,讨论公共品的特殊定价问题;最后,讨论会员制和许可证制度。
一拉姆齐定价
在产品市场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从全社会角度只要产品的价格等于它们的边际成本,资源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配置。
但是,这样的价格机制不适用于边际成本近似是常数,并且在经营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共同固定成本的情况。
如图7.3.1,假如,某机构能同时提供两种服务(也包含物品),X和Y,并且对X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对Y的需求价格弹性。
如果,X和Y都在边际成本上定价,定为PX和PY,那么,需求量分别为QX和QY,但由于共同的固定成本没有包含在边际成本MCX和MCY之内。
那么该机构的总的收益就要小于总的成本。
图7.3.1拉姆齐定价
如果该机构需要收回其全部成本,提供的两种服务中至少有一种服务的定价要高于相应的边际成本。
但是,任何对边际成本的偏离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
需要有一个“次优”的定价机制,使得总的收益正好能抵偿全部的成本,而又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不利影响尽可能的小。
拉姆齐(Ramsey)定价技术就适应这一准则。
拉姆齐定价准则是英国科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在1927年最早提出来的。
1970年后,得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的广泛承认和接受。
如一机构同时提供若干种服务,拉姆齐定价建议对于每一种服务的价格应当作适当的调整,不能所有的服务都等于其边际成本,那么问题就成了每一种服务的定价究竟应偏离其边际成本多远为宜呢?
拉姆齐定价指出,它应当满足:
7.3.2式就是"反比弹性公式",Ej就是服务j的需求价格弹性。
价格对边际成本的相对偏离程度与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
需求价格弹性越大,价格越接近边际成本。
在图7.3.1中,X相对富有弹性,定价PX`就相对接近边际成本MCX,PX`的价格决定了X的需求量QX`,而PY`的价格决定了Y的需求量QY`。
图中的阴影部分的面积分别代表了X和Y对补偿共同固定成本的贡献。
显然,Y作出的贡献要大于X作出的贡献。
K是期望的经济利润.k=0,就是没有经济利润的特殊情况。
若该机构能得到一部分补贴和社会捐赠,k也可以为负值。
拉姆齐定价的合理性也不难理解,如果需求比较有价格弹性,提高一点价格,就要引起需求量的显著减少;而如果缺乏价格弹性,提高价格后只引起需求量的很小的变动;在极端的情况下,当需求是完全无价格弹性(需求曲线是垂直线)时,价格提高,需求量完全不变。
因此,对于越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服务,所定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越大。
当价格对边际成本的相对偏离正好和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满足7.3.2式时,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也就最小。
拉姆齐定价对于那些缺乏替代品的服务(也即缺乏需求弹性),所定的价格往往也相对偏离其边际成本较大,而对有替代品的服务所定的价格相对接近边际成本。
因为若价格定高了,消费者就会转向对替代品的需求。
结果是提供有替代品的服务所得到的收益对补偿固定成本的贡献较小。
有些非盈利机构往往可以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或社会的捐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非盈利机构在边际成本上定价,提供服务的收益加上补贴的总和超过了总的成本,机构会挣得经济利润,情况就和非盈利机构的宗旨相背,这需要进一步的降低价格,降到边际成本之下,直到服务的收益和补贴之和等于总成本为止。
降到边际成本之下多少为合适?
仍可由拉姆齐定价准则公式7.3.2来决定。
价格对边际成本的相对偏离程度与这种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
比较富有价格弹性的服务定价相对比较接近边际成本;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服务定价相对更低于边际成本。
这意味着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服务得到了政府更多的财政补贴。
尽管不一定要求非盈利机构的管理者都非常熟悉拉姆齐定价准则的全部道理,但学会注意应用拉姆齐定价准则来设置价格,可以使许多决策更有效。
教会从其忠实信徒那里得到的捐赠要远远大于从一般信徒那里得到的捐赠,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可能是相同的,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忠实信徒对教会的需要较缺乏弹性。
二 外部效益与补贴判据
为什么政府对有些非盈利机构要进行财政补贴?
原因在于这些非盈利机构提供的服务有公共品性质,存在着很大的外部效益。
不仅出资的购买者得益,不出资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益处。
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从不出资者身上收取什么费用来补偿出资者。
因此,有无外部效益就成了是否应当对其进行补贴的判据。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高等教育。
一个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会有许多理由。
除了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多作贡献外,也有许多个人的目的。
如希望今后有更高的文化素养,更高的收入,能更好地进入社会,能找到一个更理想的伴侣,有更多的机会闯世界等等。
为此,他(她)也要付出代价。
这包括要交一定量的学费,书本等学习资料的购买也是一笔投入,基本生活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在上学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就业机会带来的收入,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机会成本。
学生和家长们也是在权衡着得失。
假定上学的人数只和个人支付的费用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关系可用图7.3.2的需求曲线DPDP来表示。
图7.3.2高等教育补贴
高等教育有着巨大的外部社会效益,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可以大大的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高等学校可以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文化氛围,有利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在他(她)决定是否应当上学时,可能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外部效益,即便想到了,作为个人也没有能力和办法为此外部效益争得其上学成本的补偿。
这样,虽然对学生和其家庭来说,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为DP,而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有着更高的需求,它的需求曲线可用图7.3.2中的DSD来表示。
两者之间的差就表示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益。
当然,高等教育也有一个供给曲线,如图7.3.2中的S。
由S和DS的交点指出,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为QS,而价格,为PS。
但就学生方面来说,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是DP曲线,而不是DS曲线,若上学的费用是PS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为QP,远远小于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QS。
为了鼓励有QS数量的人来接受高等教育,上学的费用就应当降到P0,而不是PS,PS和P0之间的差PS-P0应当是由社会来补贴。
社会补贴通常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当然也会有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和企业的捐赠。
PS是培养学生的实际的人均费用,而学生只交了P0。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正试行招收收费生和自费生,所交的费用只是培养学生的生均成本中的一小部分。
美国的一些公立大学所收学费大约是生均成本的10%。
据粗略估计,目前,我国的收费生所收的学费部分也大约只占生均成本的10%左右。
当然,还有许多活动,也都存在明显的外部效益。
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对初中以下的教育完全不收学费。
对于许多传染病的防治所收取的费用也是远低于成本,或甚至于免费提供。
所需的费用由政府财政拨款。
政府往往要同时对多种具有外部效益的服务提供财政补贴,如何做得比较更有效一些呢?
还是应用拉姆齐定价准则。
对需求价格弹性小的服务应提供较多的补贴,对需求价格弹性大的服务提供较少的补贴。
三 纯公共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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