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老师在全国中语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讲话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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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老师在全国中语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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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5—28日，全国中语会第九届年会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大会堂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代表共800余人，共赴这一场语文交流的盛筵。

在11月27日上午的闭幕式上，年近八旬的于漪老师作了题为《语文教学三十年不寻常》的专题报告。

这是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于漪老师，以前总以为这些人只是时代的典型，像我们这里的宣传的某些老师一样，是无私奉献的教育祭品，听了于老师的讲座才认识到，于老师是集敬业精神、学识、智慧、思想于一身的，八十高龄的于老讲话两个多小时，一直充满激情，始终使用很美很精练很流畅的语言，时而让我们沉重，时而让我们感奋，时而让我们热泪盈眶。

于老师深情地回顾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三十年历史，于漪老师不寻常的语文教学三十年让人感慨万千，令人印象犹深，于漪老师讲话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

于漪是我们自己的大师～我们应该像于漪老师一样，不是蜡烛，而是灯塔，既照亮他人，也拓展自己的人生价值。

下面是根据大会光盘经过整理的于老师讲话稿，错漏之处很多，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于老对教育的虔诚，今录于此，以此表达我们对于老师的敬意～

于漪老师的讲座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

刚才陈军老师说我是教育家，他用词不当，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比大家多了一个资本就是我比大家年龄大，我今年80岁了～（掌声）作为一个在一线辛勤耕耘的一线老师，我想我今天之所以非常荣幸地跟大家谈心，使我不得不回忆起三十年前我们中语会的成立初期，这整整的三十年，三十年前，全国中语会在上海成立，当时我们的专家，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是我们中语会的第一任会长，张志公先生，素利亚同志，陈志魏老先生，刘国年先生都是我们的副会长，刘国年同志他现在还健在，而另外三位都已经先后逝世了，我是当时中语会唯一的第一线的老师，我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些老前辈都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之所以能在这儿发言，是因为我还活着。

当时是人到中年，而今是垂垂老矣，所以，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年会上，我真的想向我们的前辈奉上无穷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国教育孩子的这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质的突破的，我们中学的语文教学，是我们中国教育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三十年我们中学语文的成就与发展同样是令人欣喜，这三十年的岁月，我亲身经历了，真的是不寻常的，这三十年的岁月当中，为了提高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的质量，可以说我们全国的语文老师尽心尽力，有很多事件，其中可圈可点的动人事件是不胜枚举的，尤其是在我们中学的和钟情于我们语文教学的专家学者，对我们中华母语的那种炽热的情怀，他们改革创新的非凡勇气，和刻苦钻研艺术的这种执着的精神，以及朴实而精湛的教学艺术，这是我们全国的语文老师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这三十年来，不断的积累，不断的超越，而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觉得这些宝贵的财富应该是增值的，应该是继承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弘扬和发展，因为我是在具体的学校工作的，见识有限，视野也不开阔，因此我只谈一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的认识和体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想谈三点:

第一，解放思想，砸开枷锁，迎接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

解放思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1976年，“四人帮”是粉碎了，但是十年动乱，摧残了我们的教育，摧残了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一线天空，特别是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愚昧的思想，仍然笼罩在我们中学语文教育界，笼罩在我们教育领域，因为当时社会动乱，对文化、教育、经济、科学有一种“两个估计”的这样一种判断，也就是这十年，我们都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修正主义的文化路线，修正主义的经济科学路线，也就是凡是在第一线工作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的枷锁没有解开，因此我们的老师不敢抓知

识，不敢抓教学质量，也就是文革中形成的这种恐惧的心理没有形成。

正在这个时候，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讲话，肯定了我们在1977年的教育工作。

也就是解放思想，在教育战线是最早的，当时邓小平同志首先抓的是教育和科学，他说这个方面很难，但是他要从这些方面抓起。

所以“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讲话，肯定了我们在这几年在教育工作方面的成绩，在教育里面重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得我们广大的教师包括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这真是砸开了两个“估计”的枷锁，我们迎来了教育的春天，迎来了中学语文教育的春天。

我记得1977年的深秋，我们在上海的文化广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所，开了我们教育方面的大会，批判两个“估计”，当时，我作为文革当中受迫害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这个会上发了言，其实我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才35岁，可是我这样一个年轻的语文老师在文革中是受批判受迫害的，挨打，受气。

为什么把学生教得哪么爱语文呢,知识越多越反动啊～这个会场上是群情皆愤啊～因为我代表我们广大的语文老师说出了心头的真话。

这样大家肩膀上的枷锁被劈开了，我们迎来了教育的春天，迎来了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就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了。

所以中语会的诞生是解放思想，砸开枷锁的成果。

那么多的学者专家聚集在了我们上海，共同讨论十年动乱对我们母语教学的损伤，这种摧残，也就如何发展我们中学语文教学，这真是春天万物齐发，紧接着是各省市的中语会的成立，我清晰地记得两个难忘的场景，难忘的是云南中语会的成立，当时受邀请，我和陈金明同志一起到云南，那时候的路途之遥远啊，交通非常不便，不过好不容易奔波到了昆明，到了傍晚，我们去拜见了云南省的鳄鱼纹前辈，当时这些前辈在文革当中受迫害这是毋庸多说的，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傍晚很黑很黑，我去了这些前辈的家里，房间很小，灯光很暗，可是两个“估计”砸开了的那种兴奋，他们是为了儿童，想儿童所想，他在那种振兴中学语文教学的那种热切的愿望，以及他那种美丽的憧憬，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他讲的那些话就好像是明灯一样，照亮世界，暖人心怀。

晚上，我住的是在一所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搭起的一个简陋的床铺，陪伴我的，是云南的一位女老师，大概比我小十几岁吧，她跟我彻夜长谈，谈十年来，语文受到的残害。

每谈到伤心处，就唏嘘不已;谈到未来语文教学的美景，那又是欣喜万分。

我在想，电视剧大观园旁边，有一副长联是非常有名的，但是，长联之长，再也无法表达我们中学语文老师对母语教学的情意绵长。

之后，在昆明，受到四川省中语会的邀请，我和陈金明主席又赶到了成都。

我记得，我们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天已经很黑了，我们直接到了开会的场所，那是一个大饭厅，同样是灯光昏暗，但是人头攒动，热气腾腾，是来自四川四面八方的老师。

那种兴奋劲啊，真是难以言说，令人非常感动的。

第二天是成立大会，我清晰地记得是在省教育学院的大礼堂，我一走进礼堂就吓了一跳。

礼堂里头，座无虚席，后面还站满了人，整个主席台都放满了录音机。

那时候，录音机是最时尚的电器啊～那个电线跟蜘蛛网一样，他们说，人坐不下，必须拉广播，必须录音把大会的盛况带回去，我当时非常感动。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会上能够讲出什么中学语文教学的精神来，而是我们广大的一线中学语文老师，枯木逢春以后，对振兴中学语文教学的渴求，是思想解放以后，想在我们这样一个舞台上大展身手，展示才华。

我这个人，在基础教育领域半个世纪，由于繁重的工作任务，一直是超负荷，所以我总扎根于本校本地，很少出去走走的。

但是这两次，这两个场景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的精神财富。

我一想到砸开枷锁，解放思想，我广大语文老师那种对语文的情意和热望，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因此，这成了我一辈子奋然前行的，不敢有丝毫懈怠的自我教育的根源。

所以我怀念那样一个思想获得解放的春天，我真的是由衷地感谢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的科学，给我们的文化，给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带来这样大的福祉啊～

第二，我想谈的就是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繁花似锦。

这三是年来，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繁花似锦。

80年代的初期、中期，是我们中学语

文教育改革的第一个高潮，这第一个高潮的动力来自何方呢?

基础何在呢,我觉得，首先在，因为在七十年代末期，教育战线经过了拨乱反正，77年恢复了高考，因此，我们的学校教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各科的教育，都将它放在了办学的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这就为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创造了广阔的舞台。

第二，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当时要求教育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百废待举，百废待兴啊!

最重要的是人才，人。

人才从何而来,83年，小平同志讲了，“教育，一定要将它放在战略的地位”，任何腐朽的统治，他必须将教育放在战略的地位。

83年，我们的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小平同志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又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现实的需要和思想的指导。

因此，各个学校在恢复教学秩序的同时，大力提高教学质量。

因此，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在中学各个领域里头是最活跃的一个学科，是改革创新的。

第三，我们改革创新的直接动力，是《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那就是，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

《当前语文教学的两个迫切问题》。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既讲了母语，又讲了外语。

讲母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

“中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这种少、慢、差、费的程度，很多人还缺少认识。

”下面他举例，他举了十年语文教学的数据，他说:

“学生进中学，学了十年的语文，学了十年的母语，他说效果不好。

整个十年，一共有课时9160个，而语文就占了2749个课时，也就是约占三分之一的课时。

学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学语文，可效果这么差，岂非多多怪事,因此，要好好研究研究语文教学的效率。

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得较高的成绩。

”第二个谈到的语文教育的必要问题，就是高校，他提出:

“高校招生时必须考外语，高校必须加强外语教学。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当时在第一线，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可以说是浑身出冷汗。

吕先生讲得那么重!

当然，为什么当时那么差,因为十年动乱对语文教学的深层次的破坏。

他是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我想，在于我们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实干苦干，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由于有这样的直接的动力，语文教育在全国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改革创新的局面。

我想，这个改革创新的新局面，我们是三线并行的，全面推进的:

第一，首先是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建设。

因为十年动乱，我们的教学大纲几乎被废除了，我记得我从劳改中放出来，恢复工作上课，我上的什么语文课啊,我上的是政文课。

语文是没有地位的，当时就处于这样一种荒唐的局面。

因此，我们能负多少责任呢,因此，首先就是，80年代开始，我们教育部、人教社关于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审查，那是花了多少精力，听取了第一线老师的多少意见才有的，我们有了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大纲，我们后来还有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和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大纲。

在这几个阶段的教学大纲里边，每一次的制定、实验、试行，都是广泛的听取了全国的意见。

我记得每一次从指导思想到具体的做法，都是有很大的进展的。

这样，规范我们全国的语文教学，就使得我们全国的语文教学就有了一定的质量。

第二，就是我们的教材的建设。

这个教材的建设，也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有那么多的学生，一两亿的学生，这个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地域文化又有很多差异。

但是，过去的教材，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我们只用一本。

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先在山东长岛出现了六本教材。

当时是刘文军同志在做这件事情，教育部的副司长专门负责管教材的建设，我有幸参加了这才还不太正规的关于教材的审查。

那时候的教材已经很不一样了，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我清晰地记得有北京实验中学的教材，今天看来也是不差的，有西安六中的教材，有东北的欧阳代娜，有江苏的洪宗礼„„各种各样。

现在看来，那是太普通了，但是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容易啊!

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没有解放思想那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由于不同的地域，从广东到四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材，比如在四川，出现了由颜振遥先生编的“自学辅导式”的教材。

我就觉得啊，这样一种集思广益，就促进了我们教材质量的提高，在这其中，就有一部分，

语法，因为在过去，50年代，文学、汉语分家的时候，文学按文学史编的，汉语有一种汉语读本，汉语系统就是讲语法。

80年，在武汉的东岭宾馆，召开全国的语法协会的会员大会，都是语法专家，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各个体系的语法专家都去了。

我们上海派了五个代表，我们的语文学科的代表，一个老革命家，北大的毕业生贾中锋先生。

他对我们中小学老师非常尊重，又是市委的主席，因此他派了我参加这五名代表中的一员。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高层次的学者专家参加的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这次会上，我清晰地记得，在晚上，专门开会讨论“中学的语法走向何处”这个问题。

当时（汉语系统就是讲语法。

一占就十几年啊，当时由于十年动乱，谈不上什么教材。

80年，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召开了研究我们中学语文教学里边的的语法教学的规律，这个会是人教社主办的，也是专家云集，当时年纪很大的王力先生也参加了。

这个会上，讨论的非常热烈，就是讨论如何在暂拟的语法系统上进行改革、修补，不合理的去掉，要补一些新的，真的非常厉害。

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就是一潭死水，其实就是学术方面缺少畅所欲言。

我记得有一位专家讲:

“能引进语法，就是一种极大的创新。

”张志公先生跟我说，要我做一次长时间的发言，他说:

“你要把中学语文教学的情况讲透，因为中学他不是搞专业学问的，他是培养孩子们对语文的阅读和运用能力。

”因此，我就斗胆讲了，我说:

“语法当中有很多体制，有很多前沿的东西。

但我们中学有我们中学的实际，如果一些非常先进的思想引进中学，到了山区、郊区，那简直是两万五千里长征啊～我们中学教的东西，学问是不大的，但要求非常准确。

为什么,因为中学语文老师教的是知识，是最不老化的，是影响人的一辈子的，是基础，陪伴人的终身啊～因此，他不像研究生那样，不断地来更新自己。

所以，这种学术的讨论，对教材的建设，都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后来，我们就有了“中学语法教学暂拟系统提样”。

所以，回想一下，这里边有多少艰辛，多少智慧啊，我们许多专家是汇集了多少第一线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集中起来，提炼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80年代的各个创新，就是在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方面建设，这就规范了我们全国的语文教学，保证了我们语文教学的一定的质量。

第二，就是聚焦课堂，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

有了大纲，有了教材，但是，每一个地方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教材有特色，老师有特色，地域文化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因此，在这个时候，全国真是百花齐放啊～山东的大语文教育——张晓军老师，安徽的点拨法语文教育——蔡澄清老师，上海的钱老师的三主四式的教学，东北的魏书生老师自主、民主的教学„„太多了，举不胜举。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且是互不排斥的。

看到人家有什么好的，马上用过来，因为当时的改革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提高课堂效率。

如何提高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提高我们语文教学的质量。

我这个人是不属于哪一个派的，也不单靠哪一个，我只牢牢抓住语文教学大纲。

我对大纲是非常钻研的，这是我教语文之所在。

因此我悟到:

就是你要把语文教学教好，必须有整体的观念，有整体的效益，要立体化、多功能。

因为教学大纲的第一部分，就非常明确任务，除了语言文字的任务外，还有在教学中，要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要培养他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在教学过程中，作为第一线的老师，要不折不扣地进行教学，它是多功能的、立体化的。

我觉得当时的语文教学，在全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

别的不说，因为我是从来不出来上课的。

有人说我请都请不动，其实是因为，一是我确实很忙，而是我在文革中是挨斗教训的。

我挨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在60年代我上过很多公开课，自己上完了借别人的上，他们就说:

“你好死了，自己的上完了借别人的上，同年级的上完了借其它年级的上!

”我一点都不怨这些批我的老师，我想，教学永远是一个人一个样子，我怎么能借别人家的课上呢,借别人的课上，首先学生有新鲜感，注意力就集中了。

一个人一个样子，我借别人的课上了，就给别人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

从此，我不借班上了。

后来，文革以后，由于工作太忙，我只教一个班，我也从来不借班上，替课的很多。

这一辈子，人家问我:

“你作为中学老师，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说:

“茹苦含辛。

”“茹苦含辛”啊!

早上6:

30到学校，晚上很晚才

回家，几乎节节有人听课啊。

78年，首批特级教师评选，我被评上之后，几乎每一堂课都有人听，多者几百人，少者三四十人。

前前后后合起来上了大概两千多节公开课，堂堂有人听，走道里都有人听，不是人过的日子～因为在同行的注视下，丝毫不敢懈怠，并不是我架子大。

我就想，我在任何时候，不能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所以从来不到外边去上课。

但是怎么教人了,因此，我想了第三条线，是对我们的语文教改起了很大作用的，就是我们的中语会和全国的报刊杂志，这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都是语文报刊，我们语文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办了许许多多活跃我们语文教学的会议，是提高认识，教育思想。

比如说在上海，在杭州，就有张春明同志办的《西湖笔会》，教给思想，教给方法。

在王策三同志认为，在广西，那时候的广西不是今天的广西，十分艰难，办了《邑江之秋》，那是盛况空前啊～我们的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办的学生的夏令营，那都是分文不收的，办的全国的中学生的阅读，都是请得最高级的作者:

马峰、王蒙„„我这些照片都在。

全国范围内推荐读什么书，最初选出来的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青春万岁》„„文学的书，科学的书，中央电视台首开知识创新的比赛，是我们中语会在80年代我们中语报办的深层次的中学语文的邀请赛。

你现在把那些题目拿来看，仍然是很先进的。

那是花了多少心血的。

当时我五十岁了，要我主持，我是不愿意的，但是中央电视台和语文报最终讨论下来，不同意，结果我就去主持了，其实我主持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都是当场总结，当场提问的，整个比赛都是那种模式。

因此，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创新，不是从今天起，而是从八十年代起就进行了。

我记得在沈阳，那是大规模的会议，都是杂志办的，在山东，也是杂志办的，有全国各地的语文教师的参加，各个派别的，各种个性的老师在会上各抒己见，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重新选择。

所以，我说80年代是全面推进改革的，是改革创新，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教师上课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一个样，不是一刀切的。

有一位老师说:

“于老师，你的课，我们无法学。

”他说的很坦率，为什么,我今天教这个课是这样教的，下一次遇到这个课，我的学生不一样了，我就不能这样教了。

我想，教有法，但是教无定法，它的目的就是学生真正学到东西。

我上课，我真正关注的是，一堂课上下来，师生共同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

当时学生学得太苦了，那些术语啊～与其这样，我运用形象思维，让学生获得放松。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最大的事情就是为了学生，没有比学生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教学是一个人一个样，有的是自学教学，有的是以写作为中心的，有的是以朗读为中心的，有的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齐头并进的。

我想，文章有个性，他才能够闪光，教师的教学也是如此。

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从来反对一节课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上过无数的课，没有一节满意的，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有毛病，我每一节上完课都会写教后记，检查一下自己的毛病在哪里。

不是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有不足、有缺陷、乃至有错误，我想这是由于教师的这样一种个性发挥，你才能教出有声有色的语文课，也正是由于自己教学当中有缺陷有不足乃至错误，那正好像是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累累的创伤，正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它标志着你生命前进的一部分。

”我想，我们80年代的老师，当时我们搞改革，搞创新，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否定自己，改进教学，我想没有其它意图，就是为了教好学生，培养他们过硬的语文能力。

在五六十年代，我上课时非常重视语文知识的传授，而到了80年代，我们的认识要深刻的多，广阔的多，我们的任务是加强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天外飞来的，都是历史的，因为在80年代，我自己就写过一篇文章:

《思维训练和语言训练要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将语言学的好，一个人没有思维能力根本是不行的。

一个不能思维，不能思想的人，他一定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回顾80年代，真的是繁花似锦啊，那种基础建设，中学语文的大纲、教材的基础建设，这种课堂教学当中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还有我们全国的语文报刊大力推进我们的语文教学。

我想，这个成果，是全国的语文老师和全国的语文工作者的共同心血浇灌的。

我们中学会搭了一个平台，我觉得有

两点是非常可圈可点的，第一，把我们全国的语文工作者组织起来，昨天吃饭的时候，我们洪老师说天下教研员是一家，我们中语会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它是不断地进行交流。

第二，我们中语会搭建了一个平台，给中青年教师，尤其是青年老师给了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因为要不断的推出新人。

所以我说，回顾过去，真是欣喜万分，因为我们这些成绩，不是一个人碰脑袋做出来的，是全国的语文老师、全国的语文工作者和全国的语文报刊共同创造的结果。

因此，它是繁花似锦，春色满园。

第三，立足当前，迎接挑战，再创辉煌。

第一，90年代，我们遇到了困惑，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对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我们的应试教育，尤其是我们标准化的试题，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原来会教语文的现在不会教了，语文教的好的教出的学生不及格了，我们的一个教研组长教的语文不及格，而一般的老师教的成绩都比他的好～语文碰到了新的问题、困惑，语文教学往何处走,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看我们的宏观形势，我们的宏观形势是什么样的呢,1999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0年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在这两个决定里边，对我们的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的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青少年的发展。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就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而我们的教育从理念、体制、结构，从培养的模式到内容、方法影响了青少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得反思是哪里影响了。

第二，就是我们的实践能力的缺乏。

我们这次课改，有大量的、大范围的调研。

我有幸被请去参加了高中的课标的审查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标的审查，我看了这两个课标，我确实充满了信心。

不管是学生也好，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校长也好，涉及的很多，但有一张表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学生在学校涉猎最多的是知识，用图表表示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柱子。

而实践能力、责任心、求异思维、创新意识，往往是一条线，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就理解到我们的改革势在必行。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教育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在上海，我明显的感到我们现在的学校跟以往不一样了，我们是阅分不阅人啦～把分放在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上，支配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的都是分。

求学不读书。

语文水平的提高是一定要读书的。

但是我们是课课练，节节练，天天练，题海战术啊～过去我们上海的初中毕业生到了高中，他有一定的基础，都读过《上下五千年》，现在的学生连“安史之乱”都不知道。

以前的学生有一定的地理知识，现在有些学生连各省的省会都讲不出来。

我们的语文到了如此的境遇，我们语文与历史地理是紧密联系的。

因此，这样看来，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这次改革是第八次课程教材的改革。

对我们中学教学的改革恐怕是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分是不能代表人的，任何一份考卷，不管它考查出的学生的成绩有多高，它只能代表一定阶段的孩子学习这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的状况，它不能衡量这个人的综合素质。

可是我们的教育是要人，我们要培养人。

因此，我们这次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核心。

什么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