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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薛仁明
遇见薛仁明
趙之萍(山東《視周刊》副主編)
案:
2014年9月,趙之萍一行三人,從濟南到辛莊師範上李辛大夫的中醫課,順道,也聽了我的論語課。
11月,他們邀我到濟南,在山師大與省圖做了兩場講座。
不久,之萍根據辛莊論語課、兩場講座,以及一場專訪,寫了這篇兩萬七千多字的稿子。
截至目前,這是寫我的採訪稿最長也是最好的一篇。
遇见薛仁明
11月14日、15日,“养心殿”中医沙龙把薛仁明老师请来济南做了两场公益讲座。
之前的一个多月,我在北京辛庄师范听过薛老师的课,非常喜欢,他讲的《论语》很有“感觉”,句句入心。
从未觉得自己离孔子这么近,从未觉得《论语》如此生动多姿。
所以,自然就生起了邀请薛老师来济南的愿望。
感谢各方面的因缘,很快,这愿望竟然成真。
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图书馆的两场讲座,薛老师谈学问,谈人生,谈中国人的生命气象,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有听众感动到哽咽。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一开始想写成一篇常规的专访,但不知怎的,总不甘心。
恕我贪心,这篇稿子里,我想写进去辛庄一周的听课笔记,也想写进去专访的对话,薛老师两场讲座的内容,以及,与我过去所知所感的相互印证、生发。
结果,这篇超长的学习笔记就诞生了,甚至需要连载三四期。
请各位读者不要嫌我啰嗦,我是真的想传达出我感受到的启发与喜悦。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不是《论语》或者薛老师的问题,是我的感受力和表达力欠缺。
这篇读书笔记,是以往美好因缘的一个结果。
愿它也成为未来美好因缘的起点。
(一)缘起
我差点错过薛老师。
今年9月,偶然在网上发现李辛医师在北京昌平的辛庄师范有个一周的中医课,兴冲冲地报了名。
李辛老师的课是每天下午上两个小时。
时间还很充裕,于是我顺便也报了上午的论语课,授课老师是个陌生的名字——薛仁明。
之前我对薛老师一无所知,也没有看过他的书。
薛老师是一个笑眯眯的和悦的人,总是布衫布裤,挎一只布袋。
看起来50岁多一点,头发花白,有传统学者的样子,又没有清高气息,用一个太极拳的术语来形容最恰当——给人的感觉很“松沉”,长者风范。
当我发现他只比我大两岁的时候,当真吃了一惊。
在辛庄师范的日子,同时报了论语和中医课的同学们常常听得笑起来,因为两位老师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内容经常是互相呼应的,上午薛老师说了一句什么话,下午的中医课上,李辛老师就用一个病例来做了最好不过的说明。
薛老师有时也会去听中医课。
还会带着三个孩子去听。
最小的男孩子薛朴只有9岁,两个女孩子是13岁和12岁,她们活泼的时候非常灵动跳跃,安静起来又静若处子。
三个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听论语,学中医,一点都不吵闹,听得聚精会神。
只有最小的薛朴,上李辛老师的课偶尔张着大嘴睡着了,全教室的人都看着他笑,李辛老师说,“这就叫一派天真啊!
”薛朴被大家的笑声吵醒,也憨憨地笑了起来。
细说起来,薛仁明老师与李辛老师的气质还是不一样,虽然都是松沉之人,薛老师是一团和气,李辛老师是一派清气。
之前也听过高校的论语解读课,但薛老师的论语课,调性很不同,让人听了很有“感觉”,有些话,突然就打进心里。
看着他,很容易被他的平静、喜悦感染,焦躁之气顿消。
他的笑容憨厚中还有点天真,有时候很像薛朴。
薛老师喜欢在村里散步,学生骑着自行车远远看见他,就跳下车来,推着车走近,问候几句,等薛老师走了,再骑上车继续走。
“这就是古风啊!
”薛老师一边感慨着古意盎然的文化积淀,一边还要跟学生开玩笑,“你要是开着汽车过来,远远看见我,就跳下车,推着汽车过来,那才算你厉害!
”哈哈!
在学生眼中,薛老师可敬,亦可亲。
(二)辛庄
辛庄师范也是个很有“感觉”的学校,这是一所位于昌平县辛庄村的一年制体制外学校,初衷是培养华德福学校的师资的,但学生们也有诗经课、中医课,也学史记,学论语,佛学、书道、易经,以及古代音韵文化,也学农艺,学生们有自己打理的一片菜地。
每天早上站桩、练拳,晚上打坐禅修。
这里的精神气质,与古代书院颇为相通。
学校里没有校工,每个学生都是校工,轮流值日做饭、打扫卫生。
最近他们的新课,是《从阴阳角度看数学教学》,将伏羲文化的阴阳太极思维与现代数学科学融为一体,把中华传统文化引入现代数学哲理,听起来就蛮有意思。
学生们的年纪从20多到40多都有,让我也动了来这里学上一年的念头,真是太滋养身心了,这样的学习,绝对是大补啊!
辛庄师范的课程有两种,一种是内部课程,仅限正式学员,另一种是公开课,可以付费去旁听。
我就是论语和中医这两门课的旁听生,中间还旁听了几节华德福教育的课程。
同时听这几门课,时常有种感觉:
它们说的,从根柢来看,是一回事。
都在强调不要只是用头脑去理解、分析、归纳,而是用心去“感受”。
只有与自己的感受相通的,才是活泼的,有生命力的。
在辛庄师范学了一周,学到的东西与我之前的所知所感互相印证、生发,有非常饱满、踏实的喜悦。
离开辛庄的那天,正好是9月28日,孔子诞辰,我也有幸参加了一早的祭孔典礼。
凌晨四点的辛庄师范,在操场与教室中间的空地上摆上了祭桌。
之前,“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怎么摆放才合乎“礼”,曾经让大家很是纠结,去请教薛老师,他很淡定,觉得无需为这个问题纠结,“礼”不是最重要的,仪式背后的生命状态才重要,所以,“以最恭敬的心,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就好,如果真放得不对,将来一定会有人纠正我们。
”
祭孔的常规流程,似乎是众人手捧一本《论语》齐诵。
薛老师将心比心,觉得我们祭孔是想让老夫子欢喜,齐诵“子曰”,老夫子只怕听了会皱眉:
“我当初是这样说的吗?
”
他觉得,小朋友们稚嫩清亮的童声吟唱孔子心目中“思无邪”的《诗经》选篇,老夫子听到一定很开心。
这个环节确实是亮点。
那天,太阳还没出来,东方微露霞光,稚子清音吟唱《诗经》,声音回荡在教室与操场之间,是让我感动的一刻。
(三)随喜
41岁,薛仁明老师才发表第一篇文章,出了第一本书。
对一个台大历史系科班出身的人,这真的算相当能沉得住气。
41岁,他不觉得算晚,甚至都还早了。
他原本的计划中,是50岁再出山的。
他觉得那时候他才活得够明白,够通透。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们熟悉的是诸多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故事,文艺青年们更人人记得对张爱玲七十年前那句“出名要趁早呀!
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好像年少成名的快乐就多么痛快似的。
有意无意忘掉了她后面的话,“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
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
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她的快乐里,一早染了荒凉的底色,如同把她一生的快乐提前透支了。
这段话像是她后半生的预言,让人虽不是张迷,也“到底意难平”。
薛仁明的经历像是个反过来倒叙的故事。
少年时期是忧郁多思的愤青,有很多的痛苦纠结,随着岁月增长,拜传统文化之赐,他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生命越来越安顿,清朗。
“我从二十几岁起走上一条跟很多人不一样的路。
刚开始我的很多朋友觉得我很特殊,然而过了三十岁之后,他们开始有点羡慕我,到了四十岁之后他们非常羡慕我。
”他的生命状态比他们安稳太多。
有一回,他在台北遇上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朋友诧异地问,“以前,明明你是个愤青,也是个文青,总是一脸紧绷、满脸郁闷,怎么几年下来,却变成柔软轻松、满脸笑意了呢?
”相反,当年意气风发投入各种社会运动的同学们,倒是人到中年之后,愤怒和纠结越来越多了。
薛老师笑了一笑,没多说。
“如果,他再继续追问,或许,我会笑着言道,那是因为你还没回到家呀!
”
如今,薛老师在海峡两岸出书,做讲座,与人分享自己生命中的翻转,分享自己深深受用到的东西。
不是传授知识,不是学术交流,是我深知其好,希望你也享受到这份美好。
“每一场讲座,只要看到有几个人眼睛发亮,或走出去的时候神情明朗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的书名用到“随喜”两字,《论语随喜》、《孔子随喜》,是“随缘欢喜”的意思——你喜欢并且获益,当然极好。
你不喜欢,那也随缘。
我对你无所求。
(四)隐士
台东池上乡,坐火车到台北要5个小时。
21年前,刚刚服完兵役的薛仁明亲自给自己选了这个“隐居”的地方,实现了自己高中时就有的隐居梦。
高中时期,他最爱的书是台湾作家孟东篱那本《滨海茅屋杂记》,反复读了好多遍。
直到身边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拜托,我给你一百块钱(台币),你换本书好不好?
”
那是一个台湾版《瓦尔登湖》,孟东篱带着妻儿隐居花莲,住在海边的茅屋里,每天看海、搬石头,安静过着每天的日子,这种生活状态让当时的薛仁明非常向往。
薛仁明的老家曾是工业污染重灾区,有一些专门处理废电缆的工厂,每次经过时,他看到各种各样的烟,黑的,白的,粉红色的、黄色的,冬天吹北风,有毒气体弥漫全乡,附近村里癌症和畸形儿比例都很高。
他对这一切无能为力,真切觉得世界好像在往一个坏掉的方向疾奔而去,说不尽的破败荒凉。
上大学,来到了大城市台北,“看着城市的雾霾,听着城市的噪音,既觉烦躁,又感陌生。
朋友邀我一道去喧闹的西门町,他兴奋不已,我则差一点窒息。
焦躁的我,有种脆弱,有种敏感,更有种神经质。
我走在人山人海的西门町,一方面觉得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另方面则觉得荒然若失、疏离寂寞。
”
在台大读历史系的日子,他涉猎广泛,极其用功,有时学到凌晨四点,但是仍然不知如何安身立命,仍然愤世嫉俗。
学到的东西,完全用不上力。
是的,他学到了学院派的分析、排比、论证、思辨,他的论文结构缜密、论据充分、客观严谨,可他的生命状态并无丝毫改变。
虽然读的是历史系,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隔膜的,不懂中医背后中国人的身体观和宇宙观,不懂传统音乐,没见过古琴,没看过昆曲、京剧……
他隐隐然觉得不对,但何处不对,却说不明白。
只感觉自己暮气沉沉,全无年轻人该有的意兴扬扬。
直到服兵役的两年,他走出学院的象牙塔,从那些读书甚少的士兵们身上发现,来自民间的朴素的活法,比学院派的他要平实清宁。
那些来自乡间的士兵,虽然知识有限,但骨子里有更深更多的儒释道的影响,却没有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文化优越感,更没有居高临下动辄批评指点的人生态度。
他决定离开城市去乡村隐居。
几次部队的假期,他坐火车跑遍台湾东部的乡村,最后选中了偏远的台东池上乡。
1993年,来到池上乡的乡村学校教书,每天有许多时间看水,看山,看云,看寻常巷陌人家,看青山绿水间的广阔稻田,躁郁之气渐渐平复。
教书的前七年,他没电话、没电视、没计算机。
但离山水近了,离天地近了,离人近了。
“我住的宿舍是最角落的房间,旁边就是一大片草地,再延伸过去基本就没有住家,一直延伸到中央山脉。
天一黑下来,就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虫鸣。
我当时曾经有一张李祥霆的古琴CD,这张CD比较特殊,是在山上自然录音的,会录到旁边的虫声;当时只要一放CD,我就搞不清楚虫鸣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我很享受这种生活。
”
他听着学生们的嬉闹,与乡民闲话家常,去集市与贩夫走卒交流,也写书法,看国画,看大学时代从没看过的京剧、昆曲,也开始听古琴、琵琶、笛、萧、胡琴,看着看着,听着听着,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结,与传统的联结,一种久违的熟悉安稳与光明喜气终于向他走来。
“看着自己,看着旁人,再看着这个时代,渐渐都有种新鲜与活气。
”
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刻意发生的,是自然而然。
当你不用任何外在的东西去阻隔的时候,内心深处沉睡的文化基因就会逐渐醒来,开始滋养你的生命。
台湾美术馆前馆长倪再沁曾经去薛家住过几天,离开时感慨:
“仁明啊,你住在这种地方,真是往来无鸿儒,谈笑皆白丁啊!
”
但是,对薛仁明来说,白丁有白丁的好,“读书太多的人,生命里有太多的假像。
”他是从那种状态过来的人,太清楚了。
(五)山林
薛老师说,“我有一种山林气。
”
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对台湾这20年各种风潮,不管是什么本土化、还是什么国际化,他都隔岸观火一般,保持旁观者的姿态,远远地看着。
读书也有了新的标准,不理会所谓学术、时代风潮,只读让生命直接受益的书。
种种文化热门书、年度红火书、知识界话题书,他多半知道,但几乎都不看。
他读南怀瑾,感慨老先生道行深、修行够,难怪不知修行的学院要藐视他!
读胡兰成,从《山河岁月》,到晚年文明的大论述,赞叹他句句打到中国人心灵归宿的最关键。
这时候再重读论语、史记,他也读出了从前没有品出的万般滋味和宏大气象。
薛家的乡居生活一般是这样的:
一家人早上5点多起来,洗漱完毕,孩子们边煮饭边读经。
早饭后,大人出门散步,小朋友们洗碗、扫地、读书。
中午,大人负责买菜,孩子负责做。
下午,孩子们念古文观止,然后做学校的功课。
每天晚上七到八点是他们的课外读物时间,他们爱读《三国演义》、《红楼梦》、《隋唐演义》,也读王鼎钧的《关山夺路》。
晚上九点,薛仁明一家开始休息。
薛家三个孩子都不上学,在家受教育。
台湾的教育体制和大陆不同,“学校会给你保留学籍,允许你回家自学。
一个学期回到学校去参加两次或者三次考试并且通过,就可以了。
学校有时会打电话说,最近学校有什么活动,你们要不要来参加,一般我们只去参加考试。
其实学校的课程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然后有大量的时间去读课外读物,在家上学的情况还不错,老大还考了全校第一名。
”
京剧是全家人的共同爱好,大姐和二姐喜欢程砚秋、梅兰芳,老么薛朴喜欢杨宝森。
薛朴还曾经扮过打渔杀家的萧恩,小小年纪,他已经觉得儿歌“好幼稚”,流行音乐“好吵”,京剧“很爽、很亮”,他爱读《三国演义》,读书的时候,神情跟时下小朋友读绘本的神情一样,又轻松,又投入。
薛老师不刻意把听京剧、读古典小说作为孩子的功课,他只是提供给了一个环境,让孩子自然浸润其中。
对于教育,他的态度是,父母不能用强硬的方法去塑造孩子,但身为父母,你心里要清楚有哪些东西是好的、对的,在孩子成长的环境里要提供给他。
不能什么都不做,如果完全不干预,到最后孩子只能被流行文化俘获了。
龚琳娜有次去薛家做客,发现家里的饭菜大部分是三个小朋友做的,非常惊讶。
在辛庄师范的时候,三个小朋友也经常是同学们的谈论话题。
我们发现,他们有西方孩子的那种明亮的眼神,自由和天真,又有东方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规矩与安静,真的很难得。
2010年,薛老师辞去了教书的工作。
这个决定不容易。
台湾乡村老师的待遇非常好,政策规定,乡村学校与台北等大城市的学校,老师薪资是同一水平。
辞掉工作第一年,他的收入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那时候薛老师开始接到《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大报副刊的约稿,如果一边上课,一边写作,家里还有三个小孩要照顾,他势必会把自己绷得很紧。
而他是个超不喜欢把自己绷紧的人。
很快,他笔下的孔孟之道、礼乐文明、生命气象引起了广泛反响,短短几年间,已经有好几本书出版,也在海峡两岸分别做了近百场讲座。
他所说所学,正是自己20多年来所行所证,被誉为“时代人心的明眼洞察,中国文化的入心言说”。
(六)性情
有一天,一个朋友问薛老师一个问题:
他很想让孩子读一读四书五经,但是学校的功课已经很紧张了,再去读经,时间上不允许,怎么办?
薛老师回答:
小孩读《四书五经》是好事,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事情是培养小孩的性情,也就是培养他能吸收四书五经的营养的体质。
薛老师家的三个小朋友是最好的例子。
大姐刚刚出生的时候,由于是薛家第三代的第一个孩子,全家族如获至宝,薛爸爸终于当上了爷爷,不知道多么开心。
从前薛老师以为老父是个比较理性和淡定的人,后来才知道,那得看遇上什么事!
为了唯一的孙女,从来不说人家半句闲话的薛爸居然也抱怨起邻居来,原因只是邻居惹哭了他的孙女!
才六个月大,“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大姐就被宠出了一份乖戾之气,薛老师觉得,再这样下去大姐的性情将来会有问题。
但能这么办呢?
劝说根本不起作用的,“你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溺爱,他每次都回答我哪有溺爱,好不容易有一个孙女我不宠不然要干嘛,你每次讲他,他就开始变本加厉,所以理性说服完全没用。
”
所以只剩一个办法,“赶快生第二个,以量变产生质变”。
果然,二姐出生之后,大姐的性情就变了,因为她的独一无二已经被稀释掉,再也乖戾不起来,性情越来越好。
所以薛老师的观点是,不要夸大读经史子集、读《四书五经》对一个人性情的影响,读经是“接天线”,同时还要接地气才行呢!
他觉得,中国音乐、中国戏曲对性情的力量更强,因为无假、无隔,直通性情。
薛家三个孩子都爱京剧。
薛朴要是在家里淘气干了什么坏事,妈妈最严厉的惩罚就是“今天不准看戏了!
”薛朴马上老实下来。
但是,也多少有点让人担心啦,像薛朴这样在家受教育、又热爱京剧的孩子,跟同龄孩子很不一样,会不会将来很难跟别人沟通,不容易融入社会?
薛老师完全不担心,他觉得我们跟人相处,从来不会因为不一样而合不来,两个都喜欢《甄嬛传》的人在一起才会处得非常痛苦呢。
合不来都是因为性情有问题。
而传统戏曲,是最好的培养孩子性情的方式。
他记得看的第一出京剧是《锁麟囊》,感觉和艺术电影完全不同,清清爽爽,就很有好感。
后来常常看,刚开始会打盹,慢慢就看出味道来了。
比如,《龙凤呈祥》、《群英会》里赵云出场,剧情按说正是紧要关头,可是赵云一亮相,就是好几分钟的耍帅和扮酷,难怪有人常常说,京剧拖沓不紧凑,但薛老师理解那就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即使在那样的节骨眼上,也都还有余裕和能耐能回过身来转个弯呢!
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有意思,人就放松下来了。
“以前乡间有许多老者,也没读什么书,但看起来就有一种从容自在,没有暮气,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戏曲的感染。
”
(七)兴于诗
辛庄师范的论语课,我最喜欢听薛老师讲“兴于诗”——
西方的诗浓烈,给人以情感的震动,重“情”。
而中国的诗不太有情绪,最好的诗完全看不到情绪,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中国人认为陷溺于任何东西、任何情绪之中都是不健康的,日本那种对于“美”和“礼”的极致追求也是一种陷溺,是失去了“中和”的状态。
诗最好的状态是在生起情绪之前,是“感”。
所以李清照的词算不得上品,因其情过于浓烈。
虽然极美、极感人,但气象不大。
大气像是能进能出,李的词未免陷溺,进得去出不来。
李清照是被过度高估的。
而唐代边塞诗和辛弃疾的词气象很大,却未免被低估了。
中国人欣赏的,是“美”之前、“情”之前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感觉”。
“感而遂通”是最高境界。
上完薛老师的课,同学们都会买几本薛老师的书请他签名、题字,送给自己的朋友们。
薛老师常题的字有“大自在”、“亮堂欢喜”、“清神爽气”、“心中无事”……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心中无事”。
薛老师说,“心中无事”是诗中最高境界,与修行接近。
中国的诗与修行是同一回事,中国的武术、书法、绘画、中医,都与修行是同一回事。
孔子说“兴于诗”,就是心中无事,看万事万物无不妥帖的状态。
修行就是修这个状态,而中国诗就提供了这个状态。
《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
这状态就是兴。
这种状态,怎么做都对。
诗是五经之首,因它让你有所感,又不落于情。
《长恨歌》、《红楼梦》的好,不是好在故事,而是好在它最终的解脱,回到了“情”未开始之前的状态。
中国人对于过度的迷恋是非常小心的,音乐亦不能过度,中国音乐的本质是清严。
“琴者禁也”,古琴是不轻易弹的,只能在特殊场合。
中国人认为,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不能泛滥。
令人陷溺的美,不够吉祥。
不落爱憎,通透才能自由。
中国真正的美感,是介于美与不美之间,能出能入。
我喜欢用《荷马史诗》中海伦的美丽来对比理解中国人的态度。
在西方,海伦不可思议的美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史诗中称颂的人间传奇。
希腊军进攻特洛伊城的十年攻城战,尸横遍野,终以木马计大破特洛伊。
城破后,海伦回到自己曾经背叛的丈夫身边。
十年后的她,依然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希腊联军的将士都被她的美丽震撼,认为即使打了十年的战争,死了无数的人,但为了海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她够美,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中国,这故事断然不会如此发展,中国文化中,美得令人陷溺、令人失去自知、失去自我澄清状态的女子,被视为不祥。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是中国人不懂欣赏美,而是深知一个生命的自我澄清多么重要。
(八)滋养
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炒股。
她觉得其中乐趣多多,是最好的修炼场。
当你决定长期抱持一只股票,却看着它价格飞落,能不能心定如平湖,坚持最初的主张?
股市无日不起风波,其中的大起大落,最能考验一个人是真淡定,还是玩口头禅。
还有一个朋友,热爱环球旅行。
她25岁这年辞掉投行的工作搭车环游世界,每到一处地方,都迅速融入当地,活得像水一样。
她去世界各地学朴门农法,学潜水,学瑜伽,学灵性植物……这一路上,还没耽误她考上了剑桥的教育学研究生。
那天,她在蒙古国搭车旅行,给我发微信说,今天搭车一天,一直在路上,8个小时啊。
我这个喜欢宅的人立刻将心比心地觉得,“天哪,好辛苦啊!
”于是打了满屏的问候和安慰的话语,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她的第二条收到了,满是跟陌生蒙古人交流的喜悦,自在欢喜,全无疲惫,哪里需要我的安慰?
于是我默默地,又把满屏的话删掉了,哈哈。
没有什么不能滋养你的生命。
连看电影、看电视都可以。
央金拉姆在《大地母亲时代的来临》里分享了电视禅修法:
每次经过客厅,听到电视嘈杂的声音,不要让吵闹的声音进入你的头脑去影响你。
不要经过头脑来评判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你只是保持觉性,听到就好。
每天走向电视时,观察自己看电视的动机,是想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闻、特别节目,还是只是习惯?
或者是对电视里某个故事迷恋的反应?
开始看电视时,觉知有一个你在看,同时有一个知道自己在看的感觉。
传统文化的滋养,也有很多种活泼泼的方式,不是只有读经。
当然,也不是非要像薛老师这样隐居乡下十多年。
薛老师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亲近传统的方式。
“人世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养人的。
”
薛老师有个年轻朋友,租住北京鼓楼附近一处很小的房子,小到没有书房,也没有卫生间。
但他十年间搬了多次家,找的都是这样的房子,始终住在二环内。
因为他觉得那里才接北京的地气,特别养人,走在那里,能感受到北平城的历史气息。
如果住到四环五环甚至更外面,房子当然会更大,但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但觉一片荒凉,感觉不到地气人情,分外无趣。
(九)相悦
薛仁明老师曾经在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的新儒家体系中,但后来离开了,因为他觉得所谓新儒家与真正的儒家是两回事,言说的方式与儒家“不相应”,新儒家试图建议一个抽象的庞大理论体系,用康德的架构把儒家放进去。
他觉得,调调不对。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这么抽象,正相反,是象思维。
中国人的言说方式也没有这么系统、庞大、合乎逻辑,而是“对机”,是圆机活法。
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鬼说人话,说得再正确也没用,因为与它的生命不相应。
就像中医的治疗方式,名医蒲辅周说,“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
如一锁一钥,千锁千钥,……执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岂能应临床无穷之变乎?
”
其实,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也说过类似的话:
“知道什么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么病更重要。
”
《论语》中,同样的问题,如最常见的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没有一次是一样的,因为问的人不同——是不同的生命;时机点也不同——同一个生命,处于不同的状态下。
薛老师举过一个家常的例子,坐飞机从南方到北方,在南方有人让你脱掉外套,在北方,还是这个人,会建议你穿上外套,单看字面上似乎有矛盾,但把这两句话放到当时的语境中、时空环境之中,矛盾根本不存在。
中国学问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讲究逻辑论证、理论体系,而是讲求因缘、对应,对应着特殊时空下具体生命的具体情境,是活泼泼的。
那么,我们谈中国文化到底是要谈什么?
都读四书五经、穿汉服就叫恢复传统文化吗?
当然不是,薛仁明老师说,基本切入点,是回到中国人应该有的那张脸,恢复中国人的性情与气象。
说起看脸,陈丹青是一绝,他看民国范儿的脸,有的人是忠厚的军阀气,有人是辅佐的宰相气,有人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还有典型的明末东厂脸,和明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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