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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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

批评与质疑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

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

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

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最近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

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

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工程的价值

　　首先，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

其次，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得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发展。

第三，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作为国家级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在中国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高规格的工程以及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大幅的宣传力度，对于普及历史、考古等知识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关于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质疑

　　在“东亚历史”[1]期刊（EastAsianHistory）上，DouglasJ.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

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

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西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

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

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

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

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

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

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

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

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

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

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蒋祖棣对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争议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就不绝于耳。

国际上有人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学术上的批评也不断提出。

“工程”的《简本》公布后，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

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

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

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

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

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

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

下举数例：

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

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

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

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

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

如：

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

“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

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

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

”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

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

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

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

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

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

《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

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

《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

“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

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

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

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

《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

“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

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

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

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

第一期是“先周期”。

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

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

比如：

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

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

“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

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

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

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

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

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

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

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

“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

‘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

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

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

“第一期：

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

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

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敦促夏商周断代工程造假者认错！

商周断代工程是伪科学工程，其指导思想是唯心论的天命观；其思想方法为穿凿附会；其造假手段是无中生有，伪造数据；其基本特征是混淆了造假与科学假说的界线，混淆了文献线索与证据的界线。

商周断代工程以造假者阵容庞大而著称，以造假者“死不认错”而闻名，以长期为害中华民族而遭世人愤恨。

一、基本造假事实

这是一个要反复说明的事实！

反复说明是为了揭露造假者的狡辩和转移话题。

在揭露夏商周断代工程造假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辩解：

“难道夏代不存在吗？

日食路线图是千真万确的，是有科学根据的。

”等。

在目前学术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夏代的存否是学术话题，日食路线图的真伪还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

在古文献里造出“中康日食”、“禹是五星聚”、“夏积年”不是学术话题，不是技术话题，而是学术道德话题。

学术造假与“夏代存否”和“日食路线图”没有任何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夏代存在”不能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没有造假，“日食路线图”准确无误同样不能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没有造假。

基本学术事实是：

李学勤、李伯谦先生津津乐道的，倚愚卖愚的“仲康日食”根本就不是天文现象，“禹是五星聚”根本就不是观测记录，“夏积年”是杜撰！

当年，日本国的藤村新一先生造假时要起早贪黑，要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说明藤村先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羞耻之心，对日本国民有敬畏之意。

李学勤、李伯谦等先生在《史记．夏本纪》里挖掘出“仲康日食”，在宋代文献里挖掘出“禹时五星聚”的观测记录，在《竹书纪年》里挖掘出“夏积年”是明目张胆地造假，是欺我中华民族没有学问，是对中华民族极大地侮辱。

他们还有一点点羞耻之心吗？

他们对中华民族还有一点点敬畏之心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

要反复说明的是：

“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史记．夏本纪》，其大意为：

“帝仲康之时，羲和沉湎于酒色，贻误农时，日子也乱了（玩忽职守）”。

羲和是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

参看《尚书•尧典》、《汉书•艺文志》等。

所谓“夏代仲康日食”根本就不是天文现象，是造假。

《孝经》酝酿于战国，成书于汉代；《太平御览》成书于宋初；《孝经钩命诀》成书于汉、宋之间。

“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是汉、宋之间的思想产品，距离夏代数千年，不具备观测记录的条件，不是科学记录。

《孝经钩命诀》其指导思想是唯心论的天命观，“禹时五星聚”是以“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祸福”为思维模式附会出来的的伪科学语言。

唯心论的天命观的伪科学语言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更不是证据。

所谓“夏积年”，是杜撰，是在杜撰基础之上的再杜撰。

参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

综上所述，《史记．夏本纪》、《孝经钩命诀》、《竹书纪年》等都是文献，是线索；其不能证明夏始年的真实情况，不是证据（参看《刑法》证据）。

文献线索的价值是引导研究者找到证据，绝不能用文献线索代替证据。

由于“夏代仲康日食”不是天文现象，“禹时五星聚”不是观测记录，“夏积年”是杜撰，天文学和碳十四等科学手段就失去了意义，“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就失去了证据，其结论是错误的。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造假者名单

历史将记住伪科学的制造者，记住他们愚弄、祸害中华民族的罪恶！

夏商周断代工程特别顾问：

李铁映、宋健。

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

邓楠，副组长：

陈佳洱，

成员：

韦钰、路甬祥、江蓝生、张文彬、刘恕、甘师俊、刘燕华。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领导成员：

组长（“首席科学家”）：

李学勤，副组长：

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

专家组成员：

马承源、马福臣、朱凤瀚、安金槐、严文明、邹衡、辛德勇、张长寿、张培瑜、陈久金、陈铁梅、俞伟超、原思训、殷玮璋、郭之虞、彭林、裘锡圭。

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专题组部分主要成员：

杨升南、罗琨、廖名春、郑杰祥、徐振韬、江晓原、胡铁珠、吴守贤、方燕明、郑光、杨育彬、杜金鹏、蔡莲珍、张雪莲、宋国定、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刘一曼、曹定云、常玉芝、王占奎、曹玮、徐良高、张立东、刘绪、徐天进、雷兴山、吴小红、刘克新、鲁向阳、马宏骥、赵福生、王世民、陈公柔、刘次沅、陈美东、彭裕商、林志纯、吴振武、刘雨、罗新、黄天树、蒋汉英、张强、吴宇虹、刘健。

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成员：

朱学文（主任）、周年昌（秘书长）、王肃端、王正、徐俊（副主任）、江林昌、徐凤先（学术秘书）。

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参考：

（岳南著《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网上连载）

记住他们愚弄、侮辱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吧！

三、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先是被八国联军杀一把，烧一把，奸一把，掠一把，后来又被小日本杀一把，烧一把，淫一把，抢一把。

中华民族刚刚直起腰来透口气，又被商周断代工程这些昏庸腐败的官吏和愚昧成性的学术骗子愚弄一把，欺骗一把。

真是命运多舛。

李铁映、宋健等，人民没有亏待过你们，把你们抚养成人，给以高官厚禄，你们用造假来“报答”人民吗？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实事求是，不是伪科学，这点常识你们不懂吗？

如果你们真爱国就应该学习韩国的黄禹锡先生和日本的藤村新一先生，勇敢面对错误，承认错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承认错误很重要，中华民族需要你们承认错误。

中国的科技发展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实事求是。

你们给中国的科学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塌方、滑坡、泥石流，你们不承认，下一步发展就失去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基础，失去一个实事求是的平台。

历史是一个民族通向未来的桥梁。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伪科学的豆腐渣工程，是拦路虎，中华民族能够通过这座桥梁走向远方吗？

难道你们的面子、私利比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更重要吗？

你们是爱国还是爱你们的昏庸腐败？

李学勤、李伯谦们倚愚卖愚，愚昧成性，是一伙官、学勾结的学术骗子。

他们史学上学舌，考古上造假，古文字上不懂装懂，宗教、哲学一窍不通。

“仲康日食”、“禹时五星聚”、“夏积年”是他们的“杰作”。

只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留笑千古，留骂于后。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人靠造假起家，是伪科学的制造者也是推崇者，围攻理论创新是他们的天性，围剿科学发展观是他们的本能。

他们将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继续制造文化垃圾，继续假公济私，继续祸国殃民，继续围攻理论创新，继续围剿科学发展观。

造假，丑陋；“死不认错”，更加丑陋。

敦促夏商周断代工程造假者认错！

中华民族要在坚实的基础上创造华夏文明，必须清除掉夏商周断代工程制造的文化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