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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
第四讲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
一、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
1、历史认识活动的三极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史料、历史认识客体。
2、三极的各自特点:
历史认识主体:
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
主体意识结构的构成包括主体的哲学观点、政治态度、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
史料:
不完全、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历史认识客体:
客观性、不可重复。
3、两种争论和治学取向:
客观主义:
将史料等同于历史认识客体,否认历史认识主体主动参与的可能,强调建立纯客观的史学。
相对主义:
将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视为历史认识的决定作用,否认史料的客观性,怀疑人类重建客观历史的能力。
共同特点:
没有将三极视为一个能动统一的结构。
二、历史认识的过程和类型
1、过程:
从感性、知性到理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历史认识就是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有时非理性也会发挥影响)重构历史的过程。
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合理性的、合逻辑的,人类的理性和逻辑因此常常成为历史认识的限度。
2、类型:
事实性认识:
目的在于求得历史之真,弄清历史客体的客观面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这是历史认识的基础性工作。
一般分两步进行:
第一,以史料为对象,考证史料的真伪错谬,力争恢复其原貌(有人称之为外考证);第二,以历史认识客体为对象,考证史事的真实与否,求得历史之真(有人称之为内考证)。
抽象性认识:
在弄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梳理这些历史事实的发展顺序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历史的底蕴,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价值性认识:
在事实性认识和抽象性认识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现实性价值需要而对历史事物进行价值性判断。
这种认识更多地牵涉到历史认识和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
三、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1、史料的种类:
按照其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
文献史料,主要包括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集部书、类书、档案、方志、金石铭文、石刻铭文、报刊杂志、外国人著述、口述史料,等等。
第二类:
实物史料,主要包括人类化石、石器(石斧、石砧、石针、石农具等)、陶器(鼎、豆、皿、鬲等)、金属器(清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说“古器自周秦至今(清),凡有六厄”——秦、后汉、隋、后周、宋、金。
清后,民国动乱及抗战日寇搜刮可称为第七厄,文革中破四旧可称为第八厄)、玺印(吴大徵集《续百家姓印谱》,作《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罗振玉《玺印姓氏徵》;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娄汝承《意园古今官印勼》等)、封泥、玉石、遗址,等等。
2、史料的讹误
记录时产生的讹误(情感、立场、压力、个体的局限);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错字、衍字、倒字、脱字、并字);有意作伪(托古、争胜、掩饰、邀赏、诬善)。
3、目录和索引的使用
《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尤袤《遂初堂书目》、王应麟《玉海艺文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
阮元著、傅以礼重编《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日)桥川时雄等编、王云五等重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栾贵明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王云五《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台北商务印书馆。
(据吕思勉先生回忆,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就是在其初能读书之时,让其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遍,使其知道天下共有多少种学问,每种学问的源流派别如何,哪些书是基本而必读的书。
这是一种基本的学术史的训练,于治学颇有裨益。
吕思勉先生在十六七岁时就做完了这个工作,经史子三部都读完了,惟集部仅读一半。
但这已为他后来的广博的学术视野奠定了基础。
事见《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08页。
)
孙殿起录《贩书偶记》及《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82年版。
(《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一部清代以来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
《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
这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
)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包括综合性图书、法律、经济、外国文学、中小学教材、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军事、宗教、社会科学(总类部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哲学、心理学、文化科学、艺术、语言文字、教育、体育等类别。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年出版)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著《八十年来中国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年出版。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年版。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95年版。
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目录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每年一册),中华书局1955-2001年出版。
专题研究性的书目和索引:
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学史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史研究室编《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清史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等。
有些书目和索引专门介绍某一图书馆所藏图书情况,便于查找史料位置:
如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上海图书馆1982年版);北师大图书馆报刊部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期刊题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网络资源的使用:
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EBSCO、GOOGLE、XX等。
各个国家政府、组织、机构的官方网站,常有重要文献资料收录。
还有一些学术性较强的网站,如冷战中国网、史学批评网等。
个人文集、论文集、资料集、期刊、年鉴等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需要重视。
(中文纸质工具书,按编制特点和功能用途,一般可分为书目、索引、文摘;字典、词典;类书、政书;百科全书;年鉴、手册、名录;表谱、图录;丛书、汇要等八大类。
读史工具书,综合类的有《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等,古代的类书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考索》、《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
查找人名的工具书,《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专书《人名索引》、《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今人物别名索引》、《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历代人物里年碑传综录》等。
查找历史年代、地名、图录的工具书,有《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中国历史纪年表》、《中西回史日历》、《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历代地理沿革表》、《读史方舆纪要》,《简明中国历史图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查找历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有“正史”诸志、《十通》、各朝《会典》《会要》、《历代职官表》等。
查找书目与研究线索的工具书,有《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中国古代史论文索引》、《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情报》等。
查找字词的工具书,有《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新华字典》、《尔雅》、《释名》、《经典释文》、《经籍纂诂》、《文言虚字》、《词诠》、《经传释词》、《辞通》等。
)
4、辨伪的基本方法
目录检索书名,考察著者有无其人,考察书的著作年代是否已有文字,考察著作所记人物,考察著作所记事实,考察著作所记人地物的名称,考察著作的思想内容,考察著作所引材料,考察著作的语言文字和文体。
附:
明胡应麟曾在《四部正讹》中总结出辨伪八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其发展为“辨伪十二法”:
(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2)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旧皆伪。
(3)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6)某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全伪或一部分伪。
(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俱伪。
(10)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资料,总可推见崖略。
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
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可参考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述《考信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张心徵《伪书通考》。
5、校勘的基本方法
校勘也称为校雠。
它最早的含义出自刘向《别录》: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自刘氏父子而后,校雠的结果,著录为目,事实上把校雠的含义,引申为“部次条别,疏通伦类”了,所以校雠也叫做校理。
可参见陈垣《校勘学释例》。
此书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是陈垣先生继《元典章校补》之后的著作。
《元典章》是元朝廷发布典章制度的专书,所载皆当时文件,内容多为《元史》所无。
自元代出版后600年间无刻本。
清末沈家本用当时在日本借回的缮钞本刊刻,是为沈刻本。
沈刻本“写刻极精,校对极差,错漏极多,最合适为校勘学的反面教材”(陈垣语),而《元典章》又是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陈垣当时在各高校讲授“校勘学”,要举例说明,就以此书为例,作为教材。
1925年,他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时,在斋宫发现元刻本《元典章》,乃于1930年夏,用9个月时间,以故宫元刻本及其他四种抄本与沈刻本详校,得沈刻本讹误12000多条,据此撰成《元典章校补》一书。
书中对沈刻本有校有补,为了将所补各页及其所漏的表格等可以插入沈刻原书,乃决定仿沈刻本板式用木刻雕版,于1931年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是为陈垣用木板刻书之始。
此书完成后,他将校勘出的谬误中的十分之一,提炼、概括为50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说明校勘的原则、方法,并总结出“校勘四法”,成为中国校勘学史上首次总结性的著作。
该书1932年1月刊于《蔡元培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4年雕版,收为《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第三种。
1957年6月,古籍出版社用旧版重印沈刻《元典章》,乃将《元典章校补》中所补部分,按页插入原书,所校部分及《元典章校补释例》附于其后,则二书与《元典章》成为整体,使用很方便。
60年代初,台湾用陈励耘之署名,将此书与《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合刊影印出版,名《元史研究》。
1959年12月,中华书局排印时,因其书内容不仅限于《元典章》一书的校勘,是为开拓校勘学的学科体系之书,乃改名为《校勘学释例》。
《校勘学释例》六卷,前五卷分别讲述《元典章》沈刻本的“行款误例”(包括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例、条目讹为子目例、非目录误为目录例、误连上文例、错简例、阙文例、字体残阙径行删去例、空字误连及不应空字例、正文讹为小注小注讹为正文例、抬头遗迹改革未尽例、表格误例等十一种)、“通常字句误例”(包括形近而误例、声近而误例、因同字而脱字例、因重写而衍字例、因误字而衍字例、重文误为二字例、一字误为二字例、妄改三例、妄添三例、妄删三例、妄乙三例等十一种)、“元代用字误例”(包括不谙元时简笔字而误例、以为简笔回改而误例、不谙元时译音用字而误例、用后起字易元代字例、元代用字与今不同例等五种)、“元代用语误例”(不谙元时语法而误例、不谙元时用语而误例、因元时用语而误例、因校者常语而误例、用后代语改元代语例、元代用语与今倒置例等六种)、“元代名物误例”(包括不谙元时年代而误例、不谙元朝帝号庙号而误例、不谙元时部族而误例、不谙元代地名而误例、不谙元代人名而误例、不谙元代官名而误例、不谙元代物名而误例、不谙元代专名而误例、不谙元时体制而误例等九种)。
第六卷主要讲“校例”,包括校法四例、元本误字经沈刻改正者不校例、元本借用字不校例、元本通用字不校例、通用字元本不用例、从错简知沈刻所本不同例、从年月日之增入疑沈刻别有所本例、一字之误关系全书例等八种。
其中校法四例为其精华。
陈垣“校法四例”:
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
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
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本校法:
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
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用之。
他校法:
即以他书校本书。
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还可用出土的文字资料相校)。
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丁国均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理校法:
段玉裁曰: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
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6、考证的基本方法
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孤证。
此处之孤,不是指史事的记载数量而言,而是指史事观察者的数量。
对同一件史事,只有一个而没有其他史料可以相互印证,叫做孤证;记载很多,但这些记载都是根据一个底本辗转抄袭或引申的,并非出于不同的观察,它们不能互相印证史事的正误,这种史料即使再多,也仍然属于孤证。
凡是出于一个独立观察的记载都叫做孤证。
对待孤证的基本原则是“孤证不信”、“孤证不立”,应当尽量避免使用。
即便要用孤证,我们要对其进行考证。
方法就是进行一系列的质问:
第一,作者的观察是否可靠,包括作者是否为某事的同时代人,作者是否亲见其事,作者的地位是否便于全面了解这件事,事情的隐秘性如何等。
第二,作者的判断是否可靠,包括作者的政治观点是否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判断,作者的学识修养是否能正确判断这件事,作者和事件参与者的关系如何等。
第三,作者的陈述是否可靠,包括陈述的内容是否会因为冒犯权势者而受到胁迫,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如何等。
第四,作者的史德如何。
如果是一个严正笃学的史家,那么孤证的可靠性就比较大。
除了上述质问,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弄清成为孤证的历史原因,如这种记载是否为政府所禁止,是否为时人所蔑视,是否记载后遗失了等等,那么,使用孤证的把握就更大了。
总的来说,对于孤证,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即便要用,也要慎重,并且不能将其作为支撑论点的主要论据。
二是互证。
陈述同一史事的两种出于不同观察而可以相互印证的记载就叫互证。
它包括:
①文献与文献的互证。
A、两种记载基本相同时,如果这两种记载出于不同的观察者,则可基本推定其为可靠。
但这时的关键是要确定它们是否出于不同的观察。
从事这项考证,其方法首先是通过“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了解记载的作者是谁,成书的年代、地点及流传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分析、论证它们是否出于不同的观察。
B、如果两种记载不符,则应广泛搜求相关史料进行考证。
首先要根据史料分析造成不符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对同一史事的表述不同而造成的,有的是由于对同一史事的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流传讹误而造成的,还有的则是有意作伪(可参见前述史料讹误的三种情况)。
分析这些原因的过程,就是考证的过程,也是辨其真伪、可靠与否的过程。
分析结束,考证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
②文献与实物的互证。
当文献与实物一致时,所记史事基本是可靠的,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当文献与实物不一致时,方法可参照上述B种情况,当然还要考察实物的特殊情况。
③实物与实物的互证。
一切实物的叙述都来自研究者的分析、推论。
研究者只有一个,出于一个观察的叙述是不很可靠的。
研究者可能会因为观察不全面,判断不客观等原因而把不相干的内容杂糅在一起,推理出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避免这种毛病,使推论始终沿着实物所提供的线索发展,就要增加互证的数量,以补充推论的依据。
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找到相关实物来印证,另一方面则要以文献史料来印证、补充。
综上,相同或相近的记载,只要出于不同的观察,基本是可靠和正确的;实物史料如果有三个以上的互证,其可靠性也是无疑的。
上述考证方法都属于归纳法和类比法,这两种方法的特点是:
归纳和类比的材料越多,考证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就越大。
因此,我们在考证史料时,一定要广泛搜集有关史料,尽量把正面、反面的史料都搜集完全,然后条分缕析,判断其正误。
附:
《胡适考证学提纲》(1934年春北京大学文学院之讲课提纲)
1、证人
这个证人是谁?
(1)本人(本证internalevidence)(如《红楼梦》开端语)。
(2)旁证:
他的年代地域关系使他有作证的资格否?
①他是不是同时人?
如不同时,后多少时候?
②他是不是同地域人?
③他与原被告有无亲属朋友等等关系?
④他与原被告有恩怨关系吗?
⑤他有何特殊资格来当证人?
⑥他有作伪的动机没有?
2、证物
(1)是真的吗?
若是真的还得问:
①是原物吗?
②有无心的错误吗?
(误记最普遍)③有过改动吗?
(改动是有心的条正。
)
(2)有心的修改已近于“作伪”了。
所谓“假”,只是有有心捏造而有欺诈的动机的。
(如蒲留仙诗集石印本,如《儿女英雄传》的雍正、乾隆时代二序。
)
(见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6-237页。
)
7、训诂与注释
何谓训诂?
黄侃说: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
”(《训诂之意义》)简单地说,训诂就是用现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的语言,以便今人之理解。
清人陈沣又说:
“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
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
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
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莫。
”(《东塾读书记》卷一一)。
由于古今文字在形、音、义方面的差异,今人读古籍,就要依靠注释,否则就很难明其义、得其理。
如《诗经·国风·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逑”即仇之假借字,《尔雅》:
“仇、偶、妃、匹,合也。
”仇的本义为匹配。
“逑”字训为“仇”,全诗意明。
训诂之书,称为传或注或解或说之类,在先秦就已产生。
及至西汉,发展起来,成为系统的学问。
如解释《春秋》者有《公羊传》、《谷梁传》,解释《诗经》者有《毛氏传》等。
后汉学者郑玄作《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来解释《周礼》、《仪礼》、《礼记》。
魏晋时,突破了传注书的一家之言,立了“集解”的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范宁《谷梁集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等。
后来这种体例又以“集注”、“集释”、“集说”等形式训释古书(把各家学说或多种书汇成一书),如朱熹《四书集注》等。
南北朝时,传注又发展为“义疏”。
所谓“义疏”,就是为注解再作注解,《易》、《书》、《礼记》、《诗》、《左传》等都有义疏。
唐代,随着义疏之学的发展,又出现了“正义”。
“正义”只允许采用一家的注释为主,如孔颖达《五经正义》中,《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诗》用毛传郑笺,《左传》用杜预注,《礼记》用郑玄注,编成180卷的《义疏》。
古书传注的体例,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其他特殊的称谓。
如《易经》的传注称为《周易大传》,又称《十翼》。
还有元代胡三省注《通鉴》之书称为《音注》。
中国古代有许多学者精于注疏,甚至毕生从事此项工作,写下了不少优异的史书传注,不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且还提供了注解古书的典范。
如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元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等,都是学术价值很高的史注专书。
汉代以后,传注多系经书,其思想倾向之不同与方法有关。
注释古书的方法就其大者而言,有汉学与宋学之分。
汉学重家法,宋学贵义理,汉学以郑玄为代表,宋学以朱熹为代表。
清人李兆洛说:
“治经之途有二:
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
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
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专家是也。
孟子曰:
‘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心得是也。
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
而其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通会,故能采一代之长。
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
而其于经也,搜集众说,惟是之从,故能为百世之宗。
”(《养一斋文集》卷三《诒经堂续经解序》)汉代注经方法简明扼要,注重文字的说解,朱熹说:
“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注尽本文,其辞甚简。
”(《朱子语类》卷一三五)优点是不失原义,缺点是融会贯通不足,思想保守。
宋儒注经方法重在义理的探求,个人思想的发挥。
朱熹说:
“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
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
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
”(《朱子语类》卷三一《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优点在于思想能自由发挥,缺点是容易脱离本文,陷于空疏的思辨。
这也正是明清之际讲究经世致用的原因。
四、选题
1、选题类型
①开创性选题。
这是最好的一种选题,主要研究开创性的问题。
所谓开创性,大体是指论题本身之开创性的发现或提出(前无因袭,并具有实际的研究价值)。
②实验性选题。
论题本身未必为新,但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方式是全新的,这也具有研究的开创性,可以使论题因新的实验而有新境界、新结论,所以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③突破性选题。
此类选题可能是旧问题,可能极为普通而易见,但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和分析,并获得不同以往的结论,超越旧说,为人所服,这是其价值所在。
④总结性选题。
此类选题是结帐式的大综合,关于某个选题已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缺少统一贯穿综合纵观之通体融会与论断,于是综合各家之说而成一体。
这种选题必须能够对旧存诸说理清脉络,折中至当,凡吸取与批驳,都必须一一交代清楚,解释明白。
⑤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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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历史 认识 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