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二稿修改.docx
- 文档编号:30536236
- 上传时间:2023-08-16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26.78KB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二稿修改.docx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二稿修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二稿修改.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二稿修改
前言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直面残酷的生活,将目光投注于在痛苦和困难中挣扎的人们,讲述这些苦难灵魂的悲剧生活,展示出一幕幕震撼的人生悲剧。
张爱玲对时代、文明、人生的悲观认识,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荒凉感和虚无感。
从而散发出浓厚的悲剧意识,呈现出一种苍凉的美学风格。
张爱玲的这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意识值得我们探究。
一浮世的悲歌
(一)、不可逃离的悲剧命运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在她的小说中,人的生存欲望与现实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其小说的基本冲突。
张爱玲从自己的生存状况出发,从童年、亲情、恋爱、婚姻生活等切身的感受中探索个体的生存状况,她的人生观和生命的悲剧感就渗透在她对个体在荒凉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的描绘。
她以一种逼近本质的直觉,揭示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传达她对一个时代的生存体验:
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矛盾,人注定要成为被征服者,在最终结局面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终究要归于沉寂。
“总之,生命是残酷的”,[1]没有悲壮,只有无奈的堕落和苍凉。
张爱玲认为,人生永远无法完满,只有委屈和难堪的生存,痛苦才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在她看来,人生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由不得自己做主。
“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2]这种将人生看作麻烦,麻烦与生命同生同灭的感悟,就是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她在《论写作》一文中谈到:
“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
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
”[3]张爱玲透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情感体验、精神状态,从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挖掘出其中的悲剧内容。
1.鲜明的悲剧个体
张爱玲的创作大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他们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在难堪的生存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冒险”。
[4]张爱玲认为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图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沉沦,在荒凉的胁迫中表现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困惑,以及对虚妄无妄的生活困境的屈服是人类荒凉的生存景况的呈现。
张爱玲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往往赋予这些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意志,他们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
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得到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名普通的小女子,一位单纯的中学生,为了学业,她向自己的姑妈求助;虽然她已经对以后在梁家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顽强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无形中战胜了她脆薄而孱弱的抵抗力。
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的薇龙,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
最后她彻彻底底地被沉沦于奢华的堕落中,丧失了人格和尊严。
葛薇龙的悲剧其实是注定的。
她的姑母阴险、狡诈,给她设下圈套,逼良为娼。
而命运也没有停止对她的捉弄,本想找一个人托付终身,却遇上了乔琪乔这样放浪浮华的花花公子。
葛薇龙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没有超凡脱俗的毅力,有的只是和正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
她不过是按照世俗的要求来行使,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而发生在葛薇龙身上的悲剧,正式人类共同的悲剧。
张爱玲透过葛薇龙的悲剧人生揭示了迷失在欲望中的人们的愚昧、可怜,将一切的命运指向悲剧的收场。
这种强烈的无奈感,无疑使人感到生存的荒凉和恐惧。
又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想以一个30岁女人残存的最后一点资本抓住一桩可靠的婚姻,求得后半生的经济保障。
她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了庸俗,她那西式的外壳包裹着的是充满了典型的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
可范柳原要的却是普通的对“花瓶”的欣赏和把玩。
男女主人公就这样在极其反差和矛盾的恋爱观冲突下开始调情。
这一场关于爱情的较量进行得十分“和谐”。
两个人都是那么精刮,那么算计,双方都拿出了百分百的智慧和精力去攻守“爱情之战”,而最后,白流苏在无奈之下,只好委屈做了他的情妇。
本以为他们的关系就止于此,但意外的战争却成全了他们,香港沦陷之后,他们困在一起,最后结成了夫妻。
这场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圆满结局,实际上却不是。
因为它并不是爱情促成的结果,而是无法预料的战争。
可以说,一开始白流苏已经看清了自己被观赏的地位,她并没有痴痴幻想得到一份真爱,而是抱着以爱谋生的态度,第一次婚恋未能给她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的,加深了她生命的漂泊感和失固感。
如此孱弱的生存状态下,她的智慧和老练让她清楚地知道范柳原要的是什么,但还是愿意接受他、靠近他,以致嫁给他。
在白流苏心里弥漫的尽是些欲望,她不奢求他人、也不奢求自己拿出哪怕一点点真心。
她曾经也曾试图挣扎摆脱这命运的束缚,但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个人的努力是可笑甚至可怜的,人不是命运的主宰,而是受制于命运的肆意摆弄。
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一看似圆满的结局,却给人一种苦涩苍凉之感。
还有《半生缘》中的顾曼桢。
曼桢的悲剧在于命运捉弄的无情。
姐姐的怂恿、纵容,母亲的无知、妥协,让曼桢经历了人生的巨大阴霾。
被强暴、被囚禁、被背叛,都是她的亲人给她的。
她恨母亲,恨姐姐,厌恶即将出世的孩子。
然而时间最终磨平了一切,曼桢的仇恨平复了,为了儿子她屈辱的嫁给了强暴她的祝鸿才。
我们在看到曼桢的痛苦的同时也看到了她的蜕变和成长,只是这种成长的结局并非破茧成蝶,恰恰是一步步走向了苍凉,身体与心灵的苍凉。
2.破碎的婚姻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中,婚姻都逃不开不幸的结局。
这跟她自身的婚姻经历和她父母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婚姻本应该是爱情发展的结果,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婚姻却成为无爱的枷锁。
一场以利益关系为目的的婚姻,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不会有好的结局。
《半生缘》中几对婚姻,都是无爱的,曼祯和世钧的爱情是纯粹的,他们从相知相恋,没有利益的计较,也没有物质的牵绊,只是单纯的爱。
但这样美好的爱,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曼祯落入姐姐曼璐设计的圈套。
曼璐让丈夫祝鸿才霸占曼祯,让曼祯为祝鸿才生育孩子,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将丈夫留在自己的身边。
当曼祯受尽凌辱,千方百计地从姐姐姐夫那里逃出,想找到世钧寻求安慰帮助时。
此时,世钧也因为找不到曼祯而绝望,只好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翠芝结婚。
曼祯和世钧的爱无极而终,而世钧的妻子翠芝爱的却是世钧的朋友叔惠,他们因为家世的鸿沟,思想观念的差距,最终不能再一起。
无论是曼祯,还是翠芝,他们都无法逃离这样的现实。
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没有给予任何一场爱情或婚姻美满的结局,或是恶人的从重破坏,或是观念、现实的阻挠,最终呈现给人们的都只有爱情破裂之后,撕心裂肺的痛楚,把人们对于爱,对于幸福的幻想都击得粉碎,不得不直视悲剧的命运。
再看《留情》中的婚姻,两个有过婚史的男女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算计。
米晶尧娶敦凤,不过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年轻又有姿色的女人,好好享受一番。
而敦凤则是在丈夫死后想找一个终身的依靠。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爱情上,于是在婚后,敦凤一心指望米晶尧早点死,这样,自己就可以得到一笔遗产,也就有了财产的保证。
而米晶尧或许知道敦凤的想法,但他只是守着这份虚无的幸福,留恋在她美色中。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们无法在婚姻里寻找到幸福,他们碌碌无为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男女之间没有真情可言,“爱情”不过只是供人消遣的游戏。
3.荒凉的悲剧环境
夏志清曾指出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
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人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5]这种潜藏着悲哀的苍凉不仅体现在张爱玲小说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设置上,同时也体现在小说环境的描写上。
《倾城之恋》中,夜晚清醒的时候,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剩下的断墙残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
”这种一切都完了的无力感,就是生存意志被抽空后的虚无。
张爱玲通过对环境的描写来表现白流苏的绝望。
通过“墙”的“冷而粗糙”和“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鲜明的对比,突出生命的荒凉和虚无之感。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葛薇龙姑母家的描写,“姑母家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的托盘”,“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
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是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
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地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地冰块。
渐渐地冰块也化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地灯光也消失了”。
这是葛薇龙在真正进入梁宅生活之前,作者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座宅子做的描写。
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隐含了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
雾蒙蒙的房子让一切显出虚幻的不真实,“皇陵”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之地。
而一切的繁华不过是过眼云烟,就像是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的托盘”再美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走进历史的坟墓。
《金锁记》中对月亮的多次描写,也让人从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悲哀。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小说一开场就用一轮三十年前的月亮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伤感、凄清的故事。
用“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描绘月亮,苍凉的底色就这样投影出来。
使读者从心理上感受凄凉的心绪。
月亮是苍凉寂寞的象征,预示着人物命运的不幸和变态情欲的可怖,也饱含了作者对人生难得圆满的叹息。
张爱玲用苍凉的语言塑造出苍凉的环境,让人置身于阴森悲怆的氛围里,感受宿命的虚无。
(二)、丑陋的人性
张爱玲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孤独的。
正如她在《烬余录》中所写到的:
“时代的车轰轰地向前开。
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明灭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
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向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6]因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有着自私、孤独的灵魂。
而这种自私和孤独在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变得扭曲、变态,上演出一部部的人生悲剧。
1.母性的丧失
《金锁记》中,张爱玲向人们展示了被金钱扭曲得不人不鬼的变态形象。
文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原是乡下开麻油店的人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把她嫁到上海富室姜家作妾。
她的丈夫是一个患骨痨的残疾人,终日卧床不起。
七巧爱上了小叔子季泽,但季泽却对她不予理会。
在不断地失望和压抑中,她渐渐地走向了变态的边缘。
如果说对季泽的爱是七巧对于爱情最后的渴望,那么在这最后的爱泯灭之后,七巧彻底地疯了。
她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地位,变得视财如命。
她的疯狂不仅让自己走向毁灭,更让她的一双儿女同她一起走向毁灭。
她纵容自己的儿子长白吸毒,纳妾,把当年自己遭受的折磨都附加在长白的妻子身上。
而女儿长安也一样,她先是剥夺了女儿上学的权利,继而又让女儿染上了鸦片瘾,当女儿找到爱情时,她又设计断送了女儿的幸福。
她认为自己不能得到幸福,那么女儿也不能得到幸福。
而对于她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丝毫的内疚与后悔,这让我们看到,她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母亲最基本的母性。
七巧那么迫切地想要拆散女儿的婚姻,将儿子从新婚的妻子身边抢走,无疑是她的报复心理在作祟。
自私、嫉妒、报复,这都是人性的弱点,七巧从一个被人伤害的角色转变成一个伤害别人的角色,都是人性在金钱欲望扩张下扭曲的结果。
2.兄弟姐妹情谊的断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温存的亲情。
即使兄弟姐妹之间,也不过是冷漠疏离的关系,甚至是相互算计。
在张爱玲的笔下,兄弟姐妹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
人性的自私、冷漠在她的小说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花凋》中的主人公川嫦,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孩子。
她有着同样绝色的几个姐姐,在人前,他们都是温柔、知书达礼的好女儿,勾肩搭背友爱的好姊妹,但背地里确实明争暗斗。
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小脾气,因而受到姐姐们的欺负,又得不到父母的宠爱,在家中甚是委屈。
川嫦的姐姐们把最差的东西留给她用,还时不时地取笑她。
川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就在她以为自己将得到幸福的时候,她却病倒了。
川嫦生病后,她的姐姐们和父母也不愿意拿钱来医治她。
“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
”最终,川嫦死去了,她并不是被病痛害死,而是被她所谓的姐姐和父母害死,被人性的自私和虚伪害死。
这种断裂的亲情关系,让人内心感到悲哀。
而张爱玲在小说的开头写道:
“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爱你的。
”[7]事实上,川嫦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爱,她的死是对自私人性的一种无声的控诉。
再看《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她为了生活,为了养活弟弟妹妹,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和青春。
当她看到周围的人都对她投以鄙夷的眼光,甚至对她恶语相向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应该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于是,她嫁给了祝鸿才,可是,曼璐却不能驾驭祝鸿才。
她在长期的孤独、寂寞和嫉妒中,扭曲了人性,变得麻木不仁。
当她发现祝鸿才有意于曼桢的时候,为了把祝鸿才一直留在自己身边,她设计让自己的妹妹替祝鸿才生育孩子,试图套住祝鸿才。
曼璐为了一己私欲,断送了妹妹曼桢的幸福,但她却并没有内疚的之感,反而认为这是妹妹对她养育之恩的回报。
最后,曼璐抑郁而死,没有守住丈夫,也没有得到幸福。
曼璐由一个爱护养育妹妹的姐姐,变成一个设计陷害妹妹的凶手,这一切都源于她自私扭曲的人性。
这种畸形扭曲的人格,使得她不顾姐妹间的亲情,不辨是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最终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张爱玲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世俗中最普通的人,他们是自私的,痛苦的。
他们在承受痛苦的同时也在为别人制造着痛苦,造成别此的伤害,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性根源。
这种普通人的悲剧性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体现渗透在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二悲剧的成因
(一)、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
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她的家庭影响、生活环境是密切联系得。
张爱玲出生在贵族家庭,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
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清末的大臣张佩纶,母亲黄逸梵更是个名门闺秀。
但这样的家庭并没有为张爱玲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没落家族子弟,依靠着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她的母亲却是一个追求新生活的进步女性,这就导致了他们矛盾的产生。
母亲不幸的婚姻,使张爱玲的童年缺少了父爱和母爱的关怀。
她在《私语》中写道: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
”[8]没有亲人的关怀,这样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不可避免地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她提前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凉,世态的艰辛。
她在小说中也写到“生在这在世,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9]温情面纱下是对金钱权势的争夺,脉脉亲情也不过是某种欲望和需求的掩盖。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出卖女儿来换取富贵和名利,《花凋》中冷漠虚伪的亲情关系。
对张爱玲来讲,亲情缺失的童年,使她过早地对于世界产生了悲观的情绪。
不仅如此,父母不幸的婚姻也使张爱玲的内心对婚姻产生一种消极情绪。
父母之间爱爱恨恨、分分合合的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但她的性格、观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了。
因而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痛苦的,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知道乔琪乔不爱她,依然妄图用婚姻的枷锁禁锢住他,就连她自己也说她不过是一个“自愿的妓女”罢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他们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结合,但只是在那样的特殊背景下,失去了这个特殊的环境背景,他们的婚姻一样是无爱的。
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小说中一段又一段的婚姻,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她父母婚姻的缩影,不幸的婚姻也成为张爱玲反复吟唱的主题。
然而,家庭的不幸并不止于此,父亲与继母组成的新家庭给张爱玲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在她看来,这个家是昏昏的、幽幽的、整个的空气也是模模糊糊的,让人无端地产生一种虚无感。
在这种环境里出来的张爱玲,给人的感觉是:
“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
”[10]她在《迟暮》中感叹:
“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11]可见,张爱玲的世界是沉闷的,充溢着一种腐朽的气息。
张爱玲与父亲和继母生活的这段经历,在《茉莉香片》这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父亲和继母无疑就是张爱玲父亲和继母的翻版,而聂传庆的经历跟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有所相同。
成长的经历不仅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题材取材的现实依据。
《半生缘》中,曼璐和祝鸿才对曼桢的囚禁,其实也取材于张爱玲的亲身经历。
当年,张爱玲的父亲在得知张爱玲想要跟随母亲黄逸梵去英国读书后,把她囚禁在家中,张爱玲病在床上,无人照料,几乎丧命。
后来,她趁看守的人不注意,逃出了家中。
这段特殊的经历给张爱玲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使她对父亲和继母完全失望,也使她看到了人性的残酷与丑恶。
没落的家族,不幸的家庭,悲惨的经历,使张爱玲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自觉地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这也是成就她悲剧创作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个人经历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张爱玲的创作风格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而她个人的经历也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着她小说的悲剧意识的形成。
张爱玲在圣玛利丽亚女校求学的时期,接受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也得到了不少老师,如汪宏声先生的指点,开始了她文学创作的初期阶段。
1939年,张爱玲又以优异的成绩转去香港大学求学。
此时的张爱玲完全脱离了家庭的束缚奔向一片新的天地。
只身一人来到香港求学,张爱玲仍旧勤奋刻苦,她对文字的敏感以及文学上过人的天赋,使得她在这个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但除开学习,香港这个新世界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张爱玲传》中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苦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
簪缨之族的自足已经过去,她就像一个有着长串贵族的头衔却不名一文的爱尔兰姑娘一样,独自站在繁华都市的街角,只有脖子上挂着一枚图案古怪的勋章告诉她自己的出处。
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
[11]这段话清晰准确地描绘了张爱玲在香港的生存状态,心灵的煎熬不断折磨着她。
内心世界是如此这般失落悲凉,而彼时的香港又是动荡不安、满目疮痍。
张爱玲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的体验:
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12]被时代抛弃了的他们,不能不感到孤独、惶惑和恐惧。
张爱玲小说描绘的就是身处在这个时代中的最普通的民众和他们的生存状况。
张爱玲认为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人性具有最普遍的意义,他们在委屈难堪的生存中,挣扎着试图摆脱命运的桎梏,但最后却不得不屈服于命运。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是这样的人物。
张爱玲透过当时的人的生存困境、精神状态,并融入自己对生活地悲剧性体验,形成了自己悲剧性的创作特点。
(三)、中西方文学的影响
张爱玲认为,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
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的、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
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13]这是中国文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这种虚空、虚无的认知,使她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中,使人物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性的烙印。
相比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对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的影响更为深刻。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对人性的关注是普遍的,这是由于她出生于“五四”运动之后,又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的教养和气质的侵染。
而在她求学期间,又更为直接、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
西方文学的悲剧意识深刻地表现了对物化世界的惶惑,对文明世界的厌倦和逃离,以及对人的异化的拒斥和反抗。
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精神危机,使她认识到人性的自私、贪婪,也让他重新审视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清楚地看到它残酷和矛盾。
由于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张爱玲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残酷的,她的小说中,一切都表现为现实的肮脏、残酷。
因而张爱玲对一切都抱着否定和不信任的态度。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结合了中国文学的悲剧创作风格,又融合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论,形成了她个性独特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的出身、经历、性情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感悟使她对悲剧的人生和人性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因而她的小说也显示出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风格。
结语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是强烈而深刻的。
她通过自己对生命的体验,揭示了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自私、卑鄙和扭曲。
张爱玲用自己传奇式的人生和传奇的作品演绎着一个个的悲剧故事,让人从中读到生命无法磨灭的虚无之感。
参考文献:
[1]董广智.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探析.理论界[J].2005.
[2]张爱玲.洋人看戏及其他.张爱玲经典作品集[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4.
[3]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经典作品集[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4.
[4]马冬艳.悲剧人生铸就悲剧的创作意识——张爱玲悲剧意识探索.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报[J].2006,2.
[5]马晖.民族悲剧意识与个体艺术表现[].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6,2.
[6]张金玲.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甘肃高师学报[J].2001,6.
[7]王雁羿、陈明.浅谈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作家杂志[J].2008,2.
[8]任茹文、王艳.沉香屑里的旧事——张爱玲传[M].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2.
[9]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M].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10]孔庆茂.张爱玲传[M].海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1996.
[11]陈子善.作别张爱玲[M].上海:
文汇出版社,1996.
[12]温蕾.惆怅旧欢如梦--浅谈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和特色.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2005,1.
[13]陈莉.谋生与谋爱—论张爱玲前期小说的女性生存意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1,3.
[14]顾伟.张爱玲前期小说女性的悲剧命运来自何方.安徽文学下半月[J].2009,2
[15]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二稿修改 论张爱玲 小说 悲剧 意识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