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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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第五章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
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
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中国文化因此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第一节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
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
中国文化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经历三千年相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整合,形成今天的面貌。
一、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1、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对峙。
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
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发展。
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
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说:
“中国”是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纳,婚姻仕进可荣的地区;“夷狄”则无城廓、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剽悍。
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生活流动,生产方式落后,性格强悍,“以弓马之利取天下”。
中原民族,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远征漠北。
汉武帝“发十万骑”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便是农耕民族向游牧人主动出击的实例。
为着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起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前述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是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无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
2、农耕与游牧的互补与融合
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
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
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胡化”与“汉化”是一个相互补充与融合的过程。
唐以后,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史籍中消失。
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也不再见于史籍。
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胡化”,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二、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1、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特征
分布于南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域的游耕经济的核心要素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和“不定居的生活”。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定居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
第一,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
所谓“刀耕火种”,即“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李调元《南越笔记》卷7)。
第二,与汉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不同,游耕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
如海南黎族、湖南过山瑶、广东等地畲族“其俗易迁徙”
第三,由游耕经济模式所决定,南方山地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水平。
这种不成熟性包括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不发达;种植作物单一;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住宅简陋;保留原始婚俗风习等等。
2、中原定居农耕文化与南方游耕文化的交融
南方游耕民族在流徙不定的山地游种生活中多呈散在状态,和汉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
因此,双方关系不像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那样长期剑拔弩张地对立,争端不息。
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往往是一方面设官治理,羁縻柔远政策与强硬镇压并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教化。
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一管辖,地方官吏推行的教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在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中广泛传播,对于这些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并以移民的方法,加速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文明形态的转化。
如居住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山越族,南北朝时,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与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汉人,亦出现“夷化”现象。
如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1、经济生活
中国上古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五谷(黍、稷、菽、麦、稻),然而,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却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人内地的。
以面烤制饼的方法也来自胡人,东汉时人称烤饼为胡饼。
多种瓜果蔬菜与粮食作物均经由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如黄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葱(胡蒜)、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蚕豆(胡豆)、芝麻等。
葡萄酒、烈性酒(烧酒)的酿制技术也来自西域。
人们盛夏消暑的最佳食品西瓜,则以契丹为中介,来自居住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回纥。
2、衣着服饰
汉族的衣着最初以丝、麻和毛为原料,织成各种丝织品、麻布、毛褐。
汉魏之际,棉花由西北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
元朝以后,棉花已在内地广泛种植。
在纺织技术上,黎族的纺织术远较内地先进。
早在宋代,黎族的黎幕、黎单、鞍褡等织品已行销内地。
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在崖州生活四十年的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泾镇)人黄道婆返回故乡,推广黎族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纺织技术。
古代汉族的服饰,上衣下裳,长领宽袖,行动颇不方便。
春秋时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博衣大带”的华夏服式为上衣下祷的“胡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
人们改造传统服装样式,吸收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最后形成了唐代的“缺禊袍”、“四侉衫”等袍服。
近代流行的旗袍、马褂则是从满族人那儿学来的服装样式。
3、日常起居
汉以前的中原居民,虽然已有匡床(即筐床),但是还没有桌椅,常常“席地而坐”。
汉以后,西域坐具传人内地。
当时出现一种新坐具——“马札子”,即两木相交,中间穿以绳子,可张可合。
坐在马札子上面,两腿下垂,汉族人把这种坐法称为“胡坐”:
从少数民族地区还传来一种类似后来“交椅”的坐具,时人称为“胡床”。
在西域坐具的启示下,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桌椅板凳相继出现,凭桌坐椅自此替代“席地而坐”的起居旧俗。
4、音乐舞蹈
和注重温柔敦厚品性的汉民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要热情奔放得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因而十分出色。
唐时,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
不少少数民族乐器也传人内地,沿用至今。
如笛是古代羌族人首先发明,管子(筚篥)是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人首先发明,手鼓是维吾尔族的乐器,笙最早是壮、苗等族的乐器,另外箜篌、琵琶、铜钹、唢呐、胡琴等,都是通过古代新疆各民族传人中原地区的。
5、文学
在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作品。
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英雄史诗之冠。
蒙古族的长篇史诗《江格尔》也甚为精彩,它们的产生,填补了汉族缺少英雄史诗的空白。
著名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阿凡提的故事》则魅力无穷,永无结尾,其生命力至今不衰。
史学、藏族的医学、壮族的壮锦、铜鼓、刘三姐的山歌;回族的回回历法以及回族人李贽、萨都刺、郑和在哲学、文学以及航海业中的建树,都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正是由于有了农耕人、游牧人和游耕人历数千年的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互摄互补,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
中国文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
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一、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
这次文化交汇,发生在汉唐时代。
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
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地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人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
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
8世纪至10世纪,印度佛教开始衰微,13世纪回教入侵,印度佛教文化遭到毁灭。
然而,正是在七八世纪,佛教在中国长足发展。
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
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
佛教对中国的、绘画、雕塑壁画,音乐、建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
而这一盛况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乃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在此氛围中,中国文化系统根据本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选择取舍,加工改制,收到了“以石攻玉”之效。
唐人的这种宏大气魄和勇于探求的精神,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尽管中国文化系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却没有成为“四不像”,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稳定性,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
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
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
中外文化16世纪至20世纪的这次大融会,是中国人面对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的入侵。
东西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的震撼,其程度大大超过以往。
1、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些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教士,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
这些西洋学术都是值得中国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
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徐光启在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学习和钻研中,感到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
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以及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宽阔的襟怀。
承认西洋学术有高妙之处,并非“心醉西风”,对外来文化盲目崇拜。
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企望充分发展输入知识的效益,经过他们的努力,晚明的数学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
2、清初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1644年,明亡清兴。
初人关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并无民族和国籍的偏见。
多尔衮和顺治帝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补数千年之缺略”。
康熙帝更是引进西学的杰出人物。
他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士:
“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
”1677年康熙又专命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和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
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他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日间断。
在康熙帝的主持下,梅彀成、明安图等数学家主持编修了《数理精蕴》,该书将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各种数学知识,加以系统编排,又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典籍收集入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广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当然,康熙帝优容西学是有限度的,清初中西科学交流,也仅局限在宫廷内进行。
3、清中后期对外来文化的排斥
到了18世纪,由于封建生产方式趋于没落,统治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亦随之衰减,代之而起的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
抗拒外来文化的自我封闭心理,使“西学东渐”的进程在雍正以后戛然中止,大清帝国只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维系生存。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系统迅即发生解体,此后欧洲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具有强制的性质,其规模与速度都大大超过明清之际。
陈独秀认为,中国人采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线索——首先接受的是“火器历法”,随之是“制械练兵之术”,进而是“西政”:
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思想。
陈独秀认识到,学习西方,只限于“声、光、化、电、营阵、军械”之类技艺固然不够,停留在行政制度的改良也无补于大计,还必须有“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尤其是“多数人之觉悟”,其中包括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这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②。
在这里,陈氏已接近于提出这样一个思想:
要使封建主义的、处处被动挨打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从生产方式、技术手段到政治制度,以至于思想文化体系的最深层次。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在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中国文化对亚洲的影响
从秦至清约2000年间,中国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国文明如同水向低处奔流,气体由浓聚点向稀释区扩散,强烈地影响着亚洲国家,日本、朝鲜和后来独立的越南,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受容中国文化。
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汉字)、思想意识(儒教、佛教)、社会组织(律令制度)、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上联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圈被西方的强大影响和东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打破,但其文化轨迹却长期存在,至今不灭。
2、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强盛、深厚的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格局,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果。
马克思精辟地论述道:
“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停滞,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未能在本土产生革命性的社会效应,而是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
“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
”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中国科技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①炼丹术
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直接推动了阿拉伯炼丹术的生长,阿拉伯炼丹术又影响了欧洲炼丹术,而现代化学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中国炼丹术的世界意义:
“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西班牙向西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整个欧洲。
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地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
……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做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
”
②数学
在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中,最早在中国创立的十进位记数法直接推动印度数学产生了位值制数码(即现代通用的印度一阿拉伯数码的前身)。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③瓷器
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
15世纪后半期,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意大利威尼斯,为欧洲造瓷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其影响播及至今。
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英语中被称为“China'’(“China"在英语中又是瓷器、陶瓷的意思。
)
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其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对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④文学
中国文学在国外影响比较广泛。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获得外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德国文豪歌德在谈到中国文学时说:
“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
”黑格尔则认为:
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作”。
⑤艺术
中国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曾使一些西方哲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
18世纪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把东方称为“一切艺术的摇篮”,并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它”。
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
“中国艺术有一种无边无涯的富饶性。
”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欧洲风靡罗科科风格,而罗科科风格的核心便是崇尚、追求包括丝绸、瓷器、漆器、园艺、建筑在内的中国艺术情调。
⑥哲学
中国的哲学亦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
他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导论中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
”他的这一论断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欧洲旧传统之先河。
莱布尼茨又比较中西文化说:
“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
”因此,他极力主张进一步扩大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
对于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他大声反驳道:
“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
”
莱布尼茨对二进制算术的研究,曾从中国古代《易经》中得到重大启示。
1701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他的信中附寄了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莱布尼茨接获图表,详加研究,认为八卦的排列,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位”思想,是个了不起的贡献。
“这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一道新的光明”。
1703年,莱布尼茨在《皇家科学院科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二进制计算的阐述》的论文,并将二进制扩展到加减乘除四个方面。
没有二进位法的引入,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而“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②。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发生于英国,继起于德国,并在法国得到最典型表现的启蒙运动更为广泛地展开。
启蒙运动本身的发展,需要以它的先驱者所留传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
然而,欧洲中世纪的思想传统由于和宗教神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充分满足启蒙思想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东方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成为启蒙思想家汲取精神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成为伏尔泰等人笔下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首先,热烈追求理性与智慧的启蒙思想家注意到中国哲学宗教色彩淡薄,而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的学术”。
他们对此大加推崇。
法国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
而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儒教乃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
他推崇孔丘,称赞他“全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
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的介绍,也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
他特别称赞中国的儒教,说它“只需以‘理性’或‘真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在德国,以“哲学的宗教”来代替神学宗教的思潮,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
黑格尔虽然对中国哲学十分轻视,但他也认为“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
中国文化的伦理型倾向也引起欧洲某些思想家的注意,他们认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
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
直到法国大革命,中国哲学中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党人发生影响,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六条说:
“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家的影响是经过他们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才发生作用的,他们所理想表述的中国文化,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
但是,中国哲学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的完善确乎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18世纪,此后虽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一些学者又加速了同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交融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文化危机,使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学中找到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办法。
德国驰名全球的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希特,便专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
墨翟的“非攻”、“兼爱”等思想,老庄修身治国的哲学理论以及“柔弱胜刚强”的学说,均为布莱希特所特别关注。
中国哲学不仅给布莱希特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而且大大开拓了他的哲学眼界,推进了其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
中国传统哲学在19世纪的俄国也颇有影响。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便极感兴趣,他研究过孔丘、墨翟、孟轲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而对老聃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一直持续到暮年。
他曾说:
“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
”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勿以暴力抗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聃“无为”思想的启迪。
在今天工业发达的西方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非但未减弱而且日益增强。
当东方的人们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大量涌入而目不暇接之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则痛感西方工业社会弊病丛生,好像终日被一种无限的荒漠感所包围,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看不透,冲不破,走不出。
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企望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真谛,寻觅来自内心、来自精神世界的幸福,从而形成当今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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