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4课文翻译全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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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4课文翻译全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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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4课文翻译全1
一个正派女人受到的诱惑
得知丈夫请了他的朋友古韦内尔来种植园小住一两周,巴罗达太太有点不快。
古韦内尔生性沉默,这令巴罗达太太颇为不解。
在一起待了几天,她仍感到对他很陌生。
她只得大部分时间让丈夫陪着客人,但发现自己不在场几乎并未引起古韦内尔的注意。
而后她执意要陪他散步到磨坊去,试图打破他这种并非有意的沉默,但仍不奏效。
"你的朋友,他什么时候走?
"有一天她问丈夫,"我觉得他太讨厌了。
"
"还不到一周呢,亲爱的。
我真不明白,他并没给你添麻烦呀。
"
"是没有。
他要是真能添点麻烦,我倒喜欢他一些了。
真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那样我倒可以做点什么使他过得舒心。
"
加斯顿拉了拉妻子的衣袖,双手搂着她的腰,快乐地望着她那充满困惑的眼睛。
"你可真让人吃惊,"他说,"我都说不准你什么时候会怎么做。
瞧你对古韦内尔顶真的样子,对他那么大惊小怪,这可是他最不希望的。
"
"大惊小怪!
"她急急回道,"瞎说,你怎么这么说!
大惊小怪,真是!
但你可说过他挺聪明的。
"
"他是聪明。
但工作太多,这可怜的家伙累垮了,所以我才请他来这儿休息一阵。
"
"你常说他是个风趣的人,"太太仍在生气,"我以为他至少该风趣点。
明早我进城去试春装。
古韦内尔走了你告诉我。
他走之前我就住姑妈家。
"
那晚她独自一人坐在路边橡树下的长凳上,思绪从未这么乱过,就像头顶飞着的蝙蝠一样,忽东忽西。
她理不出丝毫头绪,只感到有一点很明确:
她必须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巴罗达太太听到从谷仓那边传来了脚步声,她知道那是古韦内尔。
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但她的白色长袍泄露了踪迹。
他在她身旁的长凳上坐下,丝毫不曾想到她可能会反对他坐在那儿。
"您丈夫要我把这个带给您,巴罗达太太,"说着,他递上一块白色纱巾,这是她有时用来做披肩的。
她接了过来,放在腿上。
他照例说了些诸如这个季节的夜风对身体不好之类的话。
后来,望着茫茫夜色,他开始谈了起来。
古韦内尔可不是个腼腆的人。
他的沉默寡言决非天性,而是情绪使然。
坐在巴罗达太太身边,他的沉默暂时消失了。
他以低沉迟缓的嗓音亲切而无拘束地娓娓而谈,谈他在大学里与加斯顿是好朋友,谈那时曾雄心勃勃,志向高远。
而现在他只求能生存,只是偶尔才体验到一丝真正的生活的气息,就像此刻。
巴罗达太太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他在说些什么。
他的话变成了一串毫无意义的动词、名词、副词和形容词;她陶醉在他的声音里。
她想在夜色里伸出手去触摸他--要不是个正派女子,她真会这么做。
她越想靠近他,结果却越往后退。
为使自己不显得失礼,她借机假装打了个哈欠,起身离开了他。
那晚,巴罗达太太很想把自己的一时荒唐告诉丈夫--也是她的朋友,但还是忍住了。
她是个正派体面的女人,也是个非常明智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加斯顿起床时,妻子已经走了,也没有跟他道别。
脚夫把她的箱子送到火车站,她搭早班车进的城。
直到古韦内尔离开后她才回去。
那年夏天,他们有时会谈到再请古韦内尔来种植园一事。
也就是说,加斯顿很希望这样,但经不住他那品行高洁的妻子的强烈反对。
然而,快到年底时,妻子主动提出邀请古韦内尔再来。
听到妻子的建议,丈夫真是又惊又喜。
"我真高兴,亲爱的,你终于不再讨厌他了。
说真的,他不应该使你觉得讨厌。
"
"噢,"她笑着,在他唇上印了长长的温柔的一吻,"我一切都已经克服了!
你会看到的,这次我会对他很好。
婚姻的义务与责任
有天晚上,我就家庭的变革发表了一番谈话。
在随后的晚宴上,一群三十多岁的女士对我颇不友好地质问攻击了一番。
她们声称我的整个分析忽视了家庭变革中最基本的变化。
她们称对我所说的家庭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观点感到不快。
她们这个群体,个个单身,都是好朋友,互相扶持,彼此视作"家人"。
如今婚姻与生儿育女都已变得不再重要,她们认为这才是最基本的社会变革。
回想一下,她们也没错,可是问题就出在这日益高涨的变化浪潮本身。
可以说,家庭是联系两代人的纽带,是养育孩子和传递文化的中心。
它可不是个"大场馆",人人都可以进来娱乐一场。
婚姻和家庭意味着互相关爱的长期义务与责任,而不仅仅是寻求幸福,这一摩登时代的空洞目标。
爱情现在似乎已经失控。
现代核心家庭原本基于对更为平等的婚姻关系中幸福生活的渴望。
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间由于理性的爱所带来的友好关系保证了他们能共同抚养孩子和共同在孩子身上投入。
任何建立在自发爱恋基础上的关系都会趋于自然终止,但婚姻建立起家庭纽带,以及父母与子女间的责任义务,这就提供了将夫妇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不幸的是,人们称之为"情爱家庭"的新模式以无约束的选择这一理想化的做法取代了夫妻间长相厮守的关系。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选择配偶,也可以任意与其离婚,将我们成人对幸福的崇拜置于孩子的利益之上,也可以阻止另一方与孩子有任何经常性的来往。
愿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把"家庭"看作包括一些与我们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人--一些互相扶持的亲密朋友,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女士。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那条忠实的狗也算在内。
我们想要家庭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
问题是,对家庭的这种灵活的归类忽视了孩子,也忽视了关怀他人这一更广泛的问题。
如果婚姻仅是一种可随意终止的浪漫关系,如果家庭仅由感情来维系,那么婚姻和家庭与追求爱情相比就只能退居其次了。
在这样的模式下,个人会去经历一次又一次带来或多或少满足感的浪漫关系,以便追求最大程度的幸福,而将孩子、亲属、相互间的责任和关爱统统置于脑后,全然不顾。
这对能独立生活的成年人没有问题。
但在建立新关系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尚未独立的孩子。
他们需要我们做出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也就是父母对子女在金钱和时间上的长期投入。
婚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予以夫妻双方清晰的责任义务,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而主要的责任就是给孩子感情上和实际上的关爱。
激情的光焰可能早已减退,对妻子或丈夫的爱也许不及当初那般令人兴奋、那般美满,但转而寻求新的爱情不会对孩子有好处。
"情爱家庭"对孩子来说,要么太随意——新的伴侣对你的孩子没有抚养责任,要么太不稳定,成年人一旦感到他们的关系无法满足自己对完美幸福的追求,就会转而他求。
离婚造成的是对孩子的伤害,使他们随着身边人的离散而成了流亡者。
我注意到一些关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的综合性研究。
我承认,如果没有狂暴的父亲,家里的钱没有被浪费在酗酒或赌博上,父母感到不快时不会对家里每个人撒气,一些孩子会生活得更好。
但是离婚摧毁了孩子所需要的稳定感、安全感、整体感,造成了很多妇女儿童的贫困,破坏了父亲与子女间的自然联系,代之以人为安排的定期探视。
离婚使父亲离开了家庭,这惟一的父亲与子女间关系赖以存在的合理基础不复存在。
离婚使得母亲既当母亲又当父亲而不堪重负,从而造成母子关系的紧张。
离婚也常使孩子中断学业、友情、邻里关系,而这正是使孩子能健康地融入社会所必需的信任感和人际关系的开端。
离婚甚至削弱了孩子与祖父母、与对方家庭(通常为父亲一方)的联系,而情人间几乎没有人愿为另一人的孩子的幸福真正承担责任。
与双亲家庭和睦相处、相互支持相比,仅有爱是不够的。
我想冒昧地说,要维系婚姻关系,仅有爱也是不够的。
说到底,"情爱家庭"不用为孩子和亲属做出让步。
彻底的自由最终会成为我们的锁链,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孤独中,没有人来关怀我们。
爱的真谛
我们想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对爱情的一些积极看法。
爱就意味着了解所爱之人。
能够认识到这个人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美好的一面,还有他的局限,他的矛盾之处,他的缺点。
要看到这个人的情感、思想,感受他的内心。
要能够透过他在社交场合的表现和他的社会角色而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爱就意味着关心所爱之人的幸福。
真正的爱不是占有,也不是束缚。
相反,两人都在爱中得到自由。
关心一个人就是关心他的成长,希望他可以尽其所能有所成就。
因此,我不会为他的个人发展设置障碍,即使这样有时会给我带来不便。
爱就意味着尊重所爱之人。
爱一个人,就是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思想和感情。
我不会为了自己而坚持要他放弃个性来变成我所希望的他。
我能允许,也鼓励他与众不同,成为他自己。
我不会视他为物,或利用他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爱就意味着对所爱之人负责。
爱一个人,就要对他作为独立个体的需求做出回应。
这种负责并非替他做他可以自己做到的事,也不是操纵他的生活。
这种负责是承认我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他,他的欢乐痛苦都与我休戚相关。
相爱者的确会伤害或忽略所爱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爱就要为自己的行为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承担某种责任。
爱就意味着对所爱之人做出承诺。
这种承诺并非意味着完全把自己交给对方,也并不是说这一关系一定要永远不变。
这种承诺意味着不论在恬适欢乐时,还是在艰难困苦、失意绝望时,都愿意厮守相伴。
爱就意味着信赖所爱之人。
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他会接受我的关心,接受我的爱,相信他不会故意伤害我;相信自己对他有吸引力,相信他不会抛弃我;相信爱是相互的。
如果我们彼此信赖,我们就愿彼此开诚布公,敞开心扉。
爱能够容忍不完美。
爱人之间也会有时感到厌烦,有时想放弃,有时感到压力,有时感到羁绊。
真正的爱并不意味着永远幸福。
但是,在困难时期我能坚守,因为我仍记得我们共同渡过的往昔,我也能想像如果我们愿意直面问题、渡过难关,我们将共同拥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们一致认为爱是一种精神,它能改变人生。
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创造和改变的力量。
但是爱并不只是完美世界所独有,爱本来就是为我们这个不完美、有缺陷的世界而存在的。
爱应该是一种能缓解痛苦的精神力量。
爱应该给我们这充满荒谬的生活带来意义。
换言之,是爱使我们能够在这不完美的世界上生活下去。
爱是包容的。
爱一个人,就要鼓励其与他人建立联系。
尽管对彼此的爱与承诺不允许我们有某些行为,这种结合也不是全然排他的。
两个人密不可分,再无其他发展的余地,这样的爱是不真实、不明智的。
爱又是自私的。
只有真正自爱自重、自赏自尊,才能爱别人。
如果自己空虚,那么我能给所爱之人的也只有空虚。
如果认为自己是完满的、出色的,那么我就能以自己的充实为所爱之人增光。
表达爱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与所爱之人一起充分体验自己。
爱就要看到所爱之人的内在潜力。
爱一个人,爱她/他今日之所作所为,也要视其所能为。
视人静止不变,则令其退步,而视其进步发展、待他如同他的潜力已经发挥,则助其进步。
归根结底,成熟的爱就是保持个性条件下的双方结合。
两个人由于爱合二为一,又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查理·卓别林
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他所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
他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会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者",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和朝鲜,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卓别林在1913年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
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不幸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者"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级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
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把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宽大的臀部一踢。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喜剧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
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
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法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者找"合适的声音"时,那确实令他头痛。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
1936的《摩登时代》是第一部他在影片里发声唱歌的电影,他扮演一名侍者,操着编造的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像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家道败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过教育的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值得怀疑了,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
虽然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是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有巨大才能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随着事业的发展,他感到了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
"这不可能是我。
那可能吗?
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
而这种吃惊唤起了他的想像。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
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身体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会将这些物体发挥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煮熟,靴底蘸着盐和胡椒被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具体事物的发挥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相应地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他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的幸福给了卓别林。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
她的稳定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
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
"那年轻人在哪儿?
"——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有毫无根据的流言说他俩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
后来在他们自己的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
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带来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一位女政治家的政治生涯
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
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
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需两个小时的车程。
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
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
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障碍:
她缺钱;她没有政治经验;她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
"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很快就会搬走。
"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投票选举她。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
她会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地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
"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
"这正是对我的祈祷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战胜了这种观念:
女人当不了领导者。
"
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优先考虑的问题。
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个专题讨论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所体现的程序及理论。
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有。
她说,她们在竞选运动中只知道谁"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她们就投票选谁。
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
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搞清洁、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以及支持丈夫。
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
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监视殖民军的阵地。
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
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
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
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3%。
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
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赢得市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
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
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
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
"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实事,"她说。
"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个人腰包了。
"
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当选。
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而男人们则很不解,甚至有些心怀敌意。
她回忆说,男人们问:
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
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
有人说女政治家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
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
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旗帜,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挑选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一个新型市场正在市中心建起。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为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
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
"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人,"他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
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
创造“第一”的家族
在我家里,成功与否只由一种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争取第一的能力。
只要你在某件事上排第一,就算你行,至于它是什么事情,则无关紧要。
我的前辈们在"机器时代"的高峰期从欧洲来到了美洲。
在美国,每天都有"新的"和"第一的"东西产生:
第一个抽水马桶,第一部收音机,第一顶装有扇子的帽子。
我家里掀起了"第一"热。
食物以及其他的好主意都算数,还有款式、发明、用语等方面的"第一"也算数。
衡量是否"第一"的惟一标准就是没听说别人做过。
那样你就有权讲出这句惊人的话:
"我是第一个做的!
"
我的外曾祖父发明了芥末筒。
它是由一块方形小纸片卷上些芥末做成的。
早晨上班时带着它,再带一块冷肉,中午吃饭时就可挤一些新鲜芥末在肉上一起吃。
这位发明芥末筒的外曾祖父有三个女儿:
露茜,第一个将窗帘制成短上衣的女孩;格尔蒂,第一个将短上衣改成窗帘的女孩;还有波莉,就是我的外祖母,她改进了一把刷子用来清洁水龙头的内部。
她喜欢这么说:
"不能因为你看不到就说它不脏。
"
波莉房子里的每一寸地方每年至少都要人工清理两次,她为此深感自豪。
她甚至用一种"门顶揩布"来清洁门顶。
这东西是用旧长筒袜里面再塞上旧长筒袜做成的。
旧长筒袜在我家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大有可为的东西。
我妈妈用她的长筒袜来做洋葱袋,说是她发明的新办法。
她还居功说她是第一个将一对长筒袜的两只同时利用起来的人,一只袜筒做洋葱袋,另一只放土豆或大蒜。
而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我的亲属中,最有名的,真正在美国产生影响的,或许就是我的曾祖父莱伯·萨塞尔。
据家里人的说法,是他为世人引进了五香烟熏牛肉三明治。
1879年,莱伯·萨塞尔离开祖国到纽约的街头寻求功名和财富。
在自己国家,他曾在面粉厂干过活,但感觉这种磨面粉的营生真是种折磨人的苦活,就开始背着坛坛罐罐到处兜售。
他没有家,往往卖锅罐给谁,就在谁家的地下室或马棚里过夜。
有一天早晨,他在祈祷的时候还被马踢了一下。
莱伯·萨塞尔懂得屠宰,所以他决定改行开一家小肉铺。
开张第一个星期,有位朋友路过,问能否将他的大皮箱寄存在店铺的后面。
"我打算回老家几年,"他说。
"如果你让我存放皮箱,我就教你如何制作五香烟熏牛肉。
"据说,曾祖父收下了皮箱,学会了制作五香烟熏牛肉,并开始在柜台上出售大块的五香烟熏牛肉。
很快他又开始将肉切片出售,然后又将其夹在两片面包中间出售。
他偶然碰到了我的外曾祖父,知道了芥末筒这东西。
没过多久,到他的店里来买三明治的人比来买肉的人更多了。
我的祖父雅各布·沃尔克则拥有发明"球破碎机"的光荣。
他带着"球破碎机"走遍纽约的下曼哈顿区,在他所有卡车的两侧印着"华尔街最强大的破坏力"字样。
他娶了格兰妮·爱丝尔。
她漂亮得没有必要在任何事情上排第一了,不过她却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第一位挂历女郎。
在20世纪初,她的相片曾被当地的一家银行用在自己的第一本日历上。
就是在那里,在银行里,祖父遇上了她。
她太美了,她曾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道:
邮递员,邮递员
做做好事
将这封信送给
普林斯顿的美人。
这封信就被投在了她家门前。
我的外祖母则发明了鞋底袋。
她相信,若能总是在鞋里留一个五分镍币,就不会有坏事发生。
你总可以用它打个电话,总可以用它买点东西,你决不会身无分文。
但是镍币会滑来滑去,到处滑动就可能滑出鞋外,因此她制作了一个小口袋固定在鞋内底部。
这样,任何一双鞋子都可以有自己的"私房钱"。
至于我,我还没有出名,还在等着找到我的第一。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已经太舒服了,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干吗还要去做一项发明?
不过,我已经留意到一些东西,开始考虑能否给诸如旧灯泡或鸡蛋壳之类的东西找些新的用途。
你出生在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不论喜欢与否,你总是在思考着。
来自一个创造"第一"的家庭,你决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会忘记家族历史对你的鼓舞。
渴望新的福利救济制度
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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