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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评论文章公务员申论写作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过近代史的百年屈辱,曾经千疮百孔,一穷二白。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新的历史。
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以充分的自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奇迹的密码就是改革开放。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十三大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直到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深入贯彻落实,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广大农民依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建奇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兴起。
初始阶段的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从放开搞活、放权让利和引进资金、技术、管理起步。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注重制度的建设、完善、创新,更加注重主动融入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发展就要不断破解难题,改革就是要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动力,开辟道路。
中国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的历史,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未来的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经济地位快速提升,但人均GDP还排在世界80名以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我们必须依靠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虽然当前正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发展的成本全面提升,发展的风险也在加大,但困难和压力可以转化为转型升级、开拓创新的动力,能否赢得发展机遇,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要求,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新一轮工业革命来临的大背景中,中国经济如何完成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如何快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经济效率,如何加速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如何在完善宏观调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如何节能减排,突破资源环境制约的瓶颈,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全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
破解这些重大课题,需要“顶层设计”的科学与智慧,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与胆略。
因此,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的制度建设,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义无反顾的牺牲,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今天,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要求8000多万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肩负起民族和时代赋予的责任。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创造出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也必将继续推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这无疑是一个大事件。
它不仅标志着我国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更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迈入了关键时期,必须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长期以来建立在农村廉价劳动力、粗放利用土地资源等基础之上的低成本的城镇化道路将难以持续。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前不久指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这一转变正是我国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关键所在。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若考虑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镇的因素,则差距更大。
差距也是潜力。
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任务紧迫而艰巨的情况下,多方着力,挖掘城镇化的潜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一要以人为本,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目前这一群体已达到2.53亿人。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不少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但由于涉及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许多农民工还是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
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等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要持续加强保障房建设,为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条件;要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水平和覆盖面,减少其在城市落户生活的后顾之忧;要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使其与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二要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
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基础,时刻不能放松;广大农村地区即使再经过二三十年仍将有数亿人口居住,丝毫不能忽视。
因此,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要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要大小并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
近年来,许多城市面积急剧扩大,而管理服务水平则相对较低,不少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而人口仍在不断涌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公共服务不足而发展迟缓。
据统计,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
接下来,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一方面则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引导产业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合理布局,降低城镇化的门槛,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轻的城镇格局。
四要集约节约,在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建设。
我国规模庞大的城镇化既是空前的机遇,也必将伴随资源环境的巨大挑战。
以土地资源为例,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城镇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显然,若继续以类似方式使用资源能源,我国城镇化将难以持续。
为改变这一现状,要尽快推进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鼓励引导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体系;要加快节能建筑发展、推动新能源的普及应用,使我国城镇化走上绿色、低碳的健康发展之路。
毫无疑问,我国城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毋庸讳言,我国城镇化还存在着很大不足,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新型城镇化的方向,采用日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全力推进,相信城镇化一定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的巨变,也给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产业转移应成为民生之福
在劳动力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攀升及环境压力的影响下,东部需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经过多年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调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意愿明显增加,加上国内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政策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渐成气候,从而使国内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在产业西迁的新浪潮中,不容忽视的是,西部和东部的经济差距依然悬殊,西部工业化节奏骤然加快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
重新聚集和产生的社会财富如何分配?
如何保障群众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获益?
如何使产业转移成为民生之福?
这些都成为十分尖锐和“两难”的命题。
产业转移应和现阶段政府的重要任务相结合,将民生作为重要坐标。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也提出,这十年,中国发展进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坚持民生优先,始终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热点与难点》的演讲时亦表示“民生领域是稳增长最大的空间”。
在以产业为经度、以民生为纬度的坐标中,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产业转移的重要位置,突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将基本农田、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和生态保护区、环境脆弱区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地区,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开发活动
产业转移承接地要用足后发优势,提高项目落地门槛,拒绝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项目落地,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的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
产业转移应和城镇化进程相结合。
城镇化是降低私人和公共投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降低公共服务供给平均成本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近十年来,我国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东部产业转移中可主动选择中西部基础设施、资源环境较好的中小城镇布局,以相对东部和一线城市而言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整合资本、技术等要素,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西部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城镇居民和农民增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另一方面,群众可以从土地征用中获益。
此外,以大量工业项目带动的人口集中将自然而然地促动西部中小城市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公平分配。
产业转移应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结合.产业转移与民生建设的“对接”必须符合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才能获得持续的动力和生命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这次飞跃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世界货币金融关系变化加速,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更加频繁。
为顺应这一态势,我国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时,应具备超前眼光,秉承传统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原则,提高核心竞争力,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实际上,不少中西部地区正在进行积极的尝试。
不久前,生产技术水平极高的集成电路项目——三星电子高端存储芯片项目在陕西奠基。
而此前的2010牟,国内第一个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城市就已在吐鲁番市开建。
这些项目是中西部高起点承接东部产业的示范,培育并带动了中西部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产业转移能否成为民生之福,是考验执政者智慧和责任心的重要命题之一,它取决于战略机遇期宏观政策的导向,取决于中央和各地土地、财税、民生政策的耦合效果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
如果运用得当,产业转移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推动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方面继续平稳快速前进。
深化教育改革必须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进步很快。
两年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更是翻开了教育发展新的一页。
随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出台,一系列改革试点的推开,人民群众看到了教育的进步和希望。
但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要真正解决那些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
笔者认为,在进一步推进教改的过程中,必须让教师更多更好地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决定了必须更好地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其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有广大教师的参与和积极响应,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填鸭式”教学向“开放式”教学转变。
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路径,也决定了必须更好地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我国首先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包括推进素质教育改革试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等,这都需要教师的积极参与。
比如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不少地方都在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岗位的变动必然带来工作生活上的一系列改变,没有教师的参与和支持,这项改革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因此,我们必须将调动教师积极性作为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的关键,多方采取措施,发挥他们的能动作用。
首先,要突出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要让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就必须激发其强烈的主体意识。
教师的主体意识越凸显,其参与教改的自觉性就越大,就越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教改的成效也就会越好。
但我们注意到,目前各级各类学校在这方面差距还不小。
以中小学为例,许多学校的课程设置、考试办法、教材包括教辅材料的选用等,都是统一规定、统一操作,只有部分学校把每学期仅几个课时的校本课程下放给教师选课,由于只能“照本宣科”,一些教师积极性不够,主体作用不突出。
如果教师工作动力不足,教育改革的方案设计得再完美,也很难取得成效。
因此,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必须通过给教师更多自主权,发挥其主体作用,增强其责任感、事业心和创新精神。
其次,要继续完善教育改革的政策环境和配套措施。
要让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就必须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国家在改善教师待遇方面出台了很多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仍有一些长期形成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比如,虽然国家加大投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秀农村教师向城市学校流动的步伐并未停止:
一些地方推出城乡间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城市教师参与的热情并不高。
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城乡间教师待遇差距较大。
让人欣慰的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偏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等措施,正在稳步推进。
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再其次,要营造和构建有利于教师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环境。
要让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就必须让他们有参与的途径和表达的平台,但据笔者了解,目前在学校管理方面,教师的意见有时很难受到重视。
一些教师提出,像绩效工资改革这样关系教师切身利益的问题,应该有一线教师发言的平台和空间,一对此,笔者认为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改进管理方式,如在中小学学校管理上,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最后,要关注和重视基层的探索和创新。
要让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就必须鼓励其勇于探索和实践,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尝试开展“高效课堂”“书香校园”“无纸信息化教学”等教学方式的改革,还有不少一线教师以学生的健全发展为自己的使命,用爱创造着德育育人、素质教育的奇迹。
在当前社会对教育期望值高的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应更多关注这些改革和创新,为其提供实验的平台,打造宽松的环境,并对其经验及时进行总结推广。
总之,教育改革的成效最终必须体现在教学中,由教师来完成,只有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改革、投身改革的热情,才能真正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淡看外企迁移
前有耐克,今有阿迪达斯,一些跨国公司关闭在华直营厂迁移生产线的新闻屡见报端。
有人惊诧莫名,有人扼腕长叹:
中国制造何去何从,世界工厂前景堪忧。
我以为应取的态度是,淡看外企迁移,坚定转型信心,再造比较优势。
多少年来,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是中国经济竞争制胜的比较优势,竞相比拼政策优惠构筑投资洼地是地方政府屡试不爽的招商利器。
由此,我们实现了“中国制造”的崛起,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
这种以廉价要素承接产业转移以低端制造参与全球分工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有其合理性、必然性。
同时,我们也当清醒,在这种挤压劳动工资、过量消耗资源换取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付出了“消费能力不足”的代价,中国社会承受了“劳工权益缺失”的痛苦。
今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名列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快步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还能心安理得沉湎流连吗?
中国的人口结构、劳动关系正发生重大变化,“招工难问题”或现或隐、“刘易斯拐点”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长期忽略的劳动价值逐渐回升,过度压抑的员工工资明显上涨,收入分化中的底层大众开始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正是社会奋争、大众期盼的景象。
为什么等到真的领略了这景象,我们却惶惑了,迷茫了?
资本天生都是逐利型、游牧型。
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国资本获有了更为多样的资源配置选择。
它们更多地转向品牌运营,而将产品逐步移交给众多代工企业,将生产基地一再转移到成本更低地区。
多年来,我们凭借着低廉成本的优势,得益于全球的产业转移。
但是,这一格局不可能恒久不变,这一选择不可能一劳永逸。
珠三角主政东莞的领导就很睿智:
根据韩国、台湾等地的发展经验,低成本导向的加工贸易在一个地区的黄金发展周期,一般只有20年。
从改革开放算起,这种经营业态在我国已经发展30多年,已到非转型升级不可的关节点上。
所以,东莞已经决然告别昨天,走上打造“全产业链”的转型征程。
资本寻找更低成本、更多获利的地方,这是产业成长中的必然现象,这是市场机制中的自然选择。
我们没有必要惊诧,更没有理由悲观。
何况,还有更多的资本看好中国,在继续坚守,在强势扩张,在全力开垦这一片蕴藏无限诱惑的巨大市场。
更何况,不少迁移中的资本选择的栖息地还是中国,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在30多年的高速成长中,不少地方,不少企业,已经习惯于在低成本陷阱中互相竞赛着向底线冲击,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两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的故事一再上演,“血汗工厂”的社会舆论也始终难以洗脱。
如今,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紧相联系的征地拆迁、劳资冲突和环保维权这三大社会矛盾一再敲响警钟。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现代理念深入人心,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劳资和谐型社会,已是社会共识。
此时,有跨国资本为维持低成本将一些低端环节产能迁出中国,短期看对我们不免有冲击,长期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淡看外企迁移,就是要坚定信心,淡定应对。
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农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社会的环境权益意识在迅速觉醒。
中国制造业的最大挑战,全社会应当求解的突出难题,不是成本提升、外企迁移,而是发展方式转型、产业技术革命。
留给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再造比较优势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了。
加快转型、再造优势的焦点是什么?
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这创新的要务,我理解,一是提升附加值。
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
二是拉长产业链。
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哑铃型”结构拓展。
三是抢占制高点。
在奋力抵抗这一波金融危机的同时,瞩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
当下,以数字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涛声已经隐约可闻,我们应及时呼应,抓住机遇。
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
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我们不必一再期望以压低工人的工资来维持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不必一再想象着简单复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全球资本潮涌而来的昔日传奇。
在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平衡中,在逐步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我们还得从源头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难题,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进一步实现利益分配结构的公平化、合理化。
从转型的视角看去,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
要紧的是,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如此,“中国制造”必将焕发崭新的风采,“世界工厂”必将迸发更大的能量。
以改革促进民间投资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同时谈到了“稳增长”与“新36条”这两个热门话题,富有深意。
温家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今年年初,中央审时度势定下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今年稳增长的压力会是如此之大。
欧债危机仍在蔓延,美国经济不见好转,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问题,全球几个主要的经济体需求不振,中国出口滑坡是必然的。
消费提升在短期内难有“灵丹妙药”,剩下来的就只有投资了。
时下促进投资增长的动力应向何处寻找?
民间资本。
我国现在的银行资产超过110万亿,银行存款80万亿,其中民间积蓄有多少?
根据央行报表,到2012年5月底,不算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单位存款,我国光个人存款就有38万亿元。
温州有一项统计显示,沉淀在民间的资本为4500亿元到6000亿元,如果按温州民间资本占浙江1/4到1/3来估算,浙江省的民间资本规模应有2万亿元左右。
由于民间偏好等因素,我国储蓄率长期畸高是事实,但是我国民间资本由于出路不畅而呈现诸多“投资乱象”也是事实。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去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认为,活跃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量达1100亿元。
还有就是炒房。
在股市长期低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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