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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
2011)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增长知识,在于通过创造系统性的理论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没有理论、有没有好的理论、有多少好的理论,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1]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而言,理论研究对于整个学科发展的意义更是如此。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诸多学者都曾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及学科整体发展状况进行过调查和评估,[2]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08年以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3]时至今日,中国的理论研究究竟有了多大程度的变化和发展,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
具体说来,经过30余年的积累,特别是近十余年理论学习的深化,当今的中国理论研究在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否已经取得某种共识,抑或仍存在某些争论?
此外,近年来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有哪些,涌现了哪些创新成果,同时尚存在哪些不足?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调查和梳理,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并希望通过总结近年来中国理论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有志于继续投身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同仁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以下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样本的选择标准。
第二部分以所选样本为对象,考察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中的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情况,并对四年来中国学者有关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做出简要回顾。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目前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梳理重要的创新成果,总结创新经验,并指出目前中国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最后是对全文评述的总结。
一、样本的选择
为了对最近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系统性的把握,我们选择以2008—2011年在中国11种国际关系学期刊上发表的理论研究型论文为样本,以此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研究的相关特点。
这11种期刊分别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论坛》和《国际政治科学》。
其中前10种期刊都是2010—2011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和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排名靠前的国际政治类期刊,[4]《国际政治科学》是国内最先严格实行匿名评审的国际关系学期刊。
[5]这11种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基本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
之所以选择期刊论文而不选择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作为统计分析的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大多数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其基本观点、研究框架和主要论证过程都会首先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次,与书籍出版的评审过程相比,目前大多数期刊的同行评审过程都要更为严格,也更富有学术水平,以这种形式筛选发表的研究成果更能准确地反映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真实水平;最后,通过对既定时间范围内既定期刊中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所得出的数据更具系统性,能够较好地避免调查者主观偏好所带来的选择偏差。
[6]
当然,统计样本所反映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研究的整体概况。
而当笔者评析代表性的创新成果时,分析对象将不局限于所选样本。
这样做并不影响我们对总体状况的判断,同时也能避免遗漏掉少数重要但未在上述11种期刊上发表的成果。
同时,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还将比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做出纵向或横向上的比较,以期更加准确地评估中国理论研究的现状。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
[7]本文考察的是前者在中国过去四年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只选择理论研究型论文作为分析对象。
以往对理论研究的评估性文章,对“理论研究”的界定要么太窄,只包括宏观层次的理论;[8]要么界定又太过宽泛或笼统。
[9]本文尝试给出一套宽窄恰当且具可操作性的遴选标准。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首先对什么是“理论”和“理论研究”做出准确的界定。
尽管对“理论”这个概念做出明确且被一致接受的定义是困难的,[10]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多种看法中归纳出一定的共识。
科学哲学家认为,理论不限于对特殊现象做出的解释,而是通过少数假设对纷繁的现象做出的说明(explanation)。
[11]社会科学家认为,理论是主导探寻各种稳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它应该对产生于各孤立观察的许多问题提供一般性的解释。
[12]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对“理论”最著名的定义莫过于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N.Waltz)所给出的“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
[13]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对“理论”和“理论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例如,李少军就将国际关系理论定义为对国际互动事实的系统解释,其形式是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命题。
[14]秦亚青认为,理论研究是指提出和发展可以合理解释大量客观事实现象的理论。
理论研究旨在发现通则,目的是建立由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涉及经验关系的表述组成的国际关系学理体系。
[15]孙学峰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指通过科学实践,运用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的方法对客观国际关系现象进行概括性解释的活动。
[16]高尚涛认为,理论研究主要是指提出通则性假设,一般不涉及理论的应用分析和具体的现实问题分析。
[17]
尽管学者们对“理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那就是理论应该是一种超越具体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的陈述,它所说明或者解释的对象不应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经验现象。
自然地,这种共识就是本文遴选理论研究型论文的原则。
本文所说的“理论”,既包括了诸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这样的宏观层次的理论,也包括了诸如均势理论、民主和平论这样的中层理论,还包括了诸如联盟信任生成的机制、货币国际化的路径这样涉及具体议题的微观理论。
具体说来,本文选择如下类型的论文:
(1)对理论或理论思想的梳理。
[18]
(2)本体论、认识论、科学哲学等哲学层次的探讨。
[19]
(3)对理论概念的探讨。
[20]
(4)对理论性著作的评论。
[21]
(5)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的理论研究的回顾或综述。
[22]
(6)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23]
(7)在批判或继承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24]
(8)对新理论假说的实证研究。
[25]
同时,为了更加明确样本选择的边界,我们规定不选择以下类型的论文:
(1)对已有理论的运用。
[26]
(2)对某领域经验事实或历史进程的归纳和描述。
[27]
(3)对某一经验困惑的具体解释。
[28]
(4)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专门性研究。
[29]
(5)对非理论性著作的评论。
[30]
当然,会议综述、会议发言、学术随笔、书讯等非论文性文章也不在选择之列。
此外,四年来关于方法论的论文将被单独收集,并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专门予以讨论。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共收集到理论研究型论文463篇。
它们的分布如表1所示。
[31]
表12008—2011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样本分布
二、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
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研究理论的基础和工具,同时也反映着一个国家某学科理论研究的特点、水平和发展方向。
以往学者们在回顾中国理论研究时大多只关注研究议题和创新情况,却普遍忽视了范式和认识论这样更为内在的考察角度。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从这些角度对学科发展的评估已经做得非常系统。
在本部分,笔者将根据统计的样本考察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认识论和方法论情况,并与美国的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
(一)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史往往被描述为三次或四次范式间的论战史。
[32]在许多学者心目中,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由几个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所定义的学科。
[33]由此可见范式对于国际关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自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之后,[34]国际关系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公认的新的理论范式。
[35]随着对主流理论范式的引进、评介工作逐渐完成,时至今日,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是否还存在着主导性的理论范式,是一个有待实证调查的问题。
在此前对中国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中,不同的学者对中国的主导范式问题有着不同的判断。
例如,孙学峰通过对1995—2001年中国主要期刊的统计,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导流派”。
[36]薛力和肖欢容也认为,“在中国国关学界,学者一般都有意无意地用现实主义视野分析问题”。
[37]而苏长和则认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占有主导性地位”。
[38]然而,笔者的统计结果却显示,至少在过去四年中,中国的理论研究并不存在任何主导型的范式。
[39]
我们把那些以权力或实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或者以现实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现实主义范式;把那些以国际制度、相互依赖、国内政治等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或者以自由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自由主义范式;把那些以观念、认同、规范以及社会互动作为核心分析变量或者以建构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化归入建构主义范式;把那些以阶级、经济关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或者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马克思主义范式;把那些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分析变量或者以英国学派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划归入英国学派;而把那些无法划归入上述几种范式的论文划归入“无范式研究”的范畴。
[40]
依据这一标准,在总共463个样本中,运用或研究现实主义范式的论文共57篇,占样本总数的12.3%。
运用或研究自由主义的论文共65篇,占样本总数的14.0%。
运用或研究建构主义的论文共45篇,占样本总数的9.7%。
运用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学派的论文分别为7篇和8篇,分别占样本总数的1.5%和1.7%。
而有60.7%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理论范式。
这些数据显示,尽管相比较于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学派而言,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中国理论研究领域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并不存在任何主导性的理论范式。
超过六成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明确遵循这五种范式所设定的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或者并不以这五种范式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丹尼尔·马林尼亚克(DanielMaliniak)等学者最近抽样调查了1980年至2007年美国学者在12份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范式、认识论以及方法论方面的多元化程度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
我们不妨将中国理论研究的相关统计结果与其作一个粗略的比较。
根据丹尼尔·马林尼亚克等学者的调查,2006年美国无范式型论文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例同样超过了60%,理论的多元化特点十分突出。
[41]由此可见,在不存在主导性理论范式这一点上,中国的理论研究与美国的情况十分相似。
这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已有理论范式太多的影响和束缚。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理论探索的多元化有利于塑造学者们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同时使得不同的理论思想都能在相互碰撞中接受检验、批判和完善。
(二)当前中国理论研究学者的认识论
对于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建设来说,另一个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
中国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都坚持何种认识论?
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怎样的,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
如何才能确定所获得的认识是正确的和可靠的?
认识论既与本体论密切相关,同时又直接指导着方法论的选择,对一个学者乃至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无疑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为了简便起见,同时也为了便于进行横向的比较,我们将中国理论研究的认识论分为实证主义和非/后实证主义两类。
具体而言,那些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论文,应该明确或隐含地假定它所提出的理论或经验命题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据加以验证的,并且愿意运用符合科学标准的方法,同时寻求因果解释或预测。
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使用科学方法的论文,如果存在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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