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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获奖者群体15年命运沉浮
新概念获奖者群体15年命运沉浮
文|周琼媛 特约撰稿|陈一冰 实习生|王浩张文宇
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举办15年了,大赛隆重推出的少年作家大多放弃了写作,变成身材臃肿的商人、忙于生活琐事的家庭主妇或者笑纹明显的小职员,几年前,“新概念”的缔造者赵长天还在人世时,把其中的90%都归为离开文学轨道的人。
其实这件事早在中年袭来之前就逐渐发生,但注意到的人却寥寥可数。
年少成名者划出的人生轨迹一分为二,大多数目光都被韩寒和郭敬明的急遽上升吸引,忽视了另一种现实的、哑暗的名声降落和命运转折。
转折者包括现年32岁的陈佳勇,北大毕业生,身形微微发福。
见面那天,他穿深蓝色西裤和棕色皮鞋,方脸上架着眼镜。
结束采访后,他匆匆从公司回家照顾他5个月大的孩子。
他早已放弃写作,成为一家影视公司的总监,面前展开一条有为但绝对远离文学的道路,不再是那个因为《来自沈庄的报告》获得第一届新概念一等奖,被前文化部长王蒙称赞的文学新秀。
转折者也包括29岁、宣称告别了夜场生活的徐超。
如今他会回想过去,即兴背诵一段因为他的文章而倾慕过他的读者的来信。
那些信伴随着年少成名、“纸醉金迷”的日子,一同被他怀念。
19岁,他是新概念作文比赛的优胜者,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各大出版社,挣了几十万元然后开始流连夜场,“看着舞台上浓妆艳抹的女人们晃着大白腿”,泡了很多女孩。
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第15年,大多数人已经不太被人提起。
少年进入中年,这是一个自然而不得了的变化。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说:
“年少成名让人对‘命运’而非‘意志’产生某种近乎神秘的定义。
年少得志的人相信,他的愿望之所以能实现是拜头上的幸运星所赐。
年届三十才显山露水的人,对于意志和命运之间的比例,会有一套均衡的概念。
”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最初几届佼佼者都曾在少年时获得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耀,然后,用接下来的15年曲折而深刻地理解命运和意志之间的关系。
追悼会
这些年少成名者最近一次见面是在4月3日的一场追悼会上。
将这个悲伤的日子视作新概念群体的一次检视再合适不过,因为去世的正是被称为“新概念之父”的赵长天,他是15年前搅动社会的新概念赛事的缔造者,新概念获奖者们公认的精神导师。
1998年秋天,担任《萌芽》主编的赵长天到北京参加完会议后,回到上海主持一场内部讨论,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动议就此形成。
“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好文学?
”
赞
作为一家经营困难、工资都发不出的杂志的主编,赵长天与他的团队从这个问题开始,在经历了复杂高超而不乏内部运作的努力之后,使“新概念”成为创造奇迹和改变命运的舞台,并直接改变了15年后参加他追悼会的这群人的生活。
收到赵长天去世的短信时,30岁的张悦然正在深圳参加一个文学会议。
她从赵长天的儿子、悬疑小说家那多微博上找到追悼会的时间、地点。
她努力保持平静,但往事不可避免成为追悼会的背景。
以“正确的性感”为主打内容的青春文学大赛一度造就了一大批如韩寒、张悦然、周嘉宁、陈佳勇、刘嘉俊这样的青年文学偶像,他们不到20岁,习惯用“忧伤”、“颓废”、“苍老”、“鲜血”、“宛若隔世”、“决绝”这类词语探讨人生,受到老一辈作家的保护而不会触及低俗和政治敏感的高压线。
现在,这群曾经年少成名者正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导师最后一程。
追悼会举行的上午下着小雨,韩寒、张悦然、刘嘉俊、小饭与其他几百人打着黑伞穿着黑衣前来。
“你无法想象赵老师究竟认识多少人。
”张悦然描述那纷乱里透着秩序的一天,人们一排一排轮流上前面对遗像鞠躬。
他们无意间获得一个与往事告别的机会。
张悦然始终没能与韩寒碰面,但两人互发了短信,韩寒告诉张悦然,“下次来上海,要跟我说”。
跟当年不到20岁的他们相比,现在许多人成家立业,成为家庭的中流砥柱。
反叛学生韩寒做了父亲,张悦然则即将成为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被视作新概念最大获益者的郭敬明并没有参加这场追悼会,他当时正在台北为即将上映的《小时代》进行后期制作。
之前两天,他在微博上纪念了这位导师的逝世,但只是简单地把赵长天主办的新概念称作“包括他在内的万千年轻人文学梦想的开始”。
对命运的理解无疑与人生路径一样发生了偏差。
作为第三届和第四届新概念比赛一等奖获得者,郭敬明至今表现出对人生的强烈自信。
某种程度上,他日益回避被不断拿来与其他新概念获奖者类比,尽管他告诉《博客天下》“新概念是我文学的起点”,但不愿意被放在“新概念获奖作家”这个群体中谈论。
命运和意志都在这个一度孱弱而自卑的人身上体现效力。
即使在一个文学命运被广泛质疑的时代,他也凭借机缘和努力,使自己成为作家财富排行榜首富、文化公司的成功老板。
他导演的两部电影时隔1个多月相继上映,并获得很好的票房。
“一定要没有遗憾,一定要做到真的不能再做了。
”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曾经在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列车上短暂擦肩的很多同龄人,已经经历了多次放弃。
起点
自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诞生起,其社会影响力几乎以“三级跳”的方式暴增:
参赛稿件第一届4000份、第二届1.5万余份、第三届2.8万余份,第八届7万余份。
这背后,世俗的梦想—保送进入一所名牌大学占了很大百分比。
张悦然曾就读的山东省实验中学甚至举行全校总动员,鼓励文学和写作爱好者争取这宝贵的获奖名额。
2003年,《萌芽》杂志论坛里热闹非凡。
那里活跃着徐超、陶磊、张悦然、刘莉娜等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当时,他们都已升入大学,拥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和时间。
他们在论坛里与读者交流。
“很多读者问我,你写的是真的吗?
真有那个老师吗?
”刘莉娜还记得,自己的《风里密码》被刊登以后,这是读者追问最多的问题。
身在新加坡的张悦然也是在论坛里找到了自己的读者。
“我的《黑猫不睡》和郭敬明的《幻城》在萌芽论坛很多人说喜欢。
这对我和郭敬明一开始出版书都很有帮助。
”
读者对作者们文章的及时反馈和喜爱,也给了出版商积极的信号。
他们被贴上很多标签—80后作家,少年作家,美女作家。
“以前一篇文章出来,编辑可能在一个月后收到读者信件,说自己很喜欢哪篇文章。
有了论坛,读者读完一篇文章,马上可以发表评论,开展讨论。
”
张怡微的第一篇小说在《萌芽》发表时,是一个下雪天,路很滑,她一路滑到书报亭,满怀期待地问《萌芽》杂志有没有来。
“那天特别激动,觉得很光荣,很想把快乐分享给他人。
”作品的发表令张怡微开始强化小时候的梦想,“想要写东西,给别人讲故事。
因为小时候的我不会讲故事,也没听过几个故事。
”
而徐敏霞的文章《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则被改编成了电影《假装没感觉》,虽然第一次触电只卖了“白菜价”,但她的导师打趣地安慰她,“莫言的《红高粱》卖得也很便宜。
”
抛物线
放弃随之而来。
“我在文学界没有突破。
突破与不破的分界线,就看是否以写作为生,突破了就不用以这个为生,可以拿名气做其他的事。
”徐超说,“我没突破,韩寒突破了,郭敬明突破了。
所以我放弃了,写文章不是我要干的事。
”
这样的放弃伴随着内疚。
最近五六年,他几乎没有见过任何萌芽的老师,“我没像赵长天期待的那样去坚持写作,他们是想后继有人,我无颜面对他们。
”
如果说赵长天的追悼会是一次意外的机缘,那么时间流逝就是催他们不得不反思人生的更坚固的理由。
几个月前,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小饭将自己的新浪微博名字改为“中年小饭”,他的好友那多调侃说,他“总是先人一步进入中年”。
但中年无可避免地到来,自省和外界的审视都虎视眈眈。
2003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佳勇做过上海《新闻晨报》报社记者,后来开始从事影视行业。
他早早放弃了当职业作家的可能性,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主席,“走的路一直很正统,可以说又红又专,现在也是干部。
”
获奖那年,各种各样的对比也接踵而至,媒体喜欢将陈佳勇的脚踏实地和韩寒的在天上飞进行比附。
这种比附让身处其中的他并不好受。
“大学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以后你会进宣传部吗?
我回答,为什么不呢?
我就很主流,主流有什么不好?
”
他现在很少写,将写作视作一种表达方式,写完就存在电脑里,“是写给自己看的,会尝试很多的写法,我写短篇,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哲学类的思考,自己觉得很high。
”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变得符合外人对一个新概念作文获奖者的预期,“一个人会写作,对文字有很好的掌控力,在人生中会多很多乐趣。
人一生不是为了赚钱,出名,人生要有趣一些。
”
但更多时候,他谈论的是吴秀波的片酬,行业变化和公司上市,以及生活本身。
2008年,他与大学同学结婚,2013年孩子出生,下班回家就化身超级奶爸。
他说:
“小孩子很麻烦的,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恐慌感,现在还好,但是再过10年,父母、岳父母年纪大了,医疗资源有限,找人看病会很麻烦。
”
跟陈佳勇和徐超类似,刘莉娜、徐敏霞,不约而同放弃了成为作家,而选择了更为朴素的工作。
毕业后,刘莉娜和徐敏霞分别在上海文联《上海采风》杂志、《萌芽》杂志社担任编辑。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奖获得者张冠仁在上海成立了编剧工作室。
多种多样的选择背后,其实隐藏着过早窥破人生秘密的无奈:
正如15年前,韩寒在《杯中窥人》中所写的那样:
在沉浮中认识自己。
2012年末,因被质疑新概念作文大赛参赛作品代笔而遭到讨伐的韩寒被迫在博客上公布了当年《三重门》的所有手稿。
一时间,“挺韩派”和“倒韩派”争执不下。
“最近三个月,看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失落与收获都颇多。
”“代笔门”事件后,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道,他自嘲自己是“纯正的来自上海郊区的农村屌丝”。
这位曾经的获奖者开始反感自己少年时期说过的傻话。
即便如此,经历人生沉浮后的他并不认同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一个名利场。
“十多年前的一场作文比赛,对于今天而言,对于大部分获奖者而言,都已经是往事,且没有能产生的名利可言。
“韩寒对《博客天下》记者说,“把一个作文比赛参赛者偶然聚一聚当成名利场,那这名利场也太小太可笑了,这个圈子能产生的‘利’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明星们的一桌饭多,产生的‘名’还没有在微博上转发一条‘救救这个小女孩吧’多。
”
与韩寒的否认相反,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另一位获奖者郭敬明却努力以新概念为通道,为自己搭建通往上流社会的桥梁。
他的路径可以被简单分解为三步:
出名,赚钱,获得好评。
如今的他已成功将“名利”做成了一门生意。
“现在他极少参加《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活动。
”十多年里,张悦然只见过郭敬明两次,一次是2005年千岛湖文学代际会议,另一次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周年的聚会,也是在那次聚会上,郭敬明第一次见到韩寒。
和其他人对“新概念”抱有极深的感情不同,这些年,郭敬明始终保持着和其他获奖者的距离。
在张悦然眼中,郭敬明并非是一个不懂礼貌的男孩,见人总是保持微笑并打招呼,但每次在《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活动上待的时间都不长。
“他觉得这个圈子不是他的圈子,圈子里的人更偏向韩寒。
”一位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提供了一种解释,这是郭敬明淡出《萌芽》杂志圈子的主要原因。
另一种解释则是,人生选择的差异带来了距离感。
15年之后,从同一个平台出发的人们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光谱。
对一部分人来说,年少时的风光得以延续,其他人则不得不体验或大或小的落差。
名利场
年少成名一开始总给人以名利的撞击,但留下更多的是空虚和烦躁。
一向理性冷静的刘嘉俊也会用“处于人生巅峰”来形容新概念获奖后的那段时光。
“保送机会送到我手里!
”
年少成名后回归到现实的日子,刘嘉俊依旧保持着当年自己在青春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叛逆和反抗。
此前被保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他因专业不合胃口决定休学一年,随后索性退学。
“在大学里,陈佳勇和徐敏霞都品学兼优,我的退学是对纯文科教学方式的一种抗争,纯文科没有实践性,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
退学后,这位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在一些不知名的媒体平台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广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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