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阅读117之七总1175《中国文化报》选读之一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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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阅读117之七总1175《中国文化报》选读之一档
慈父
《中国文化报》2016-08-19第4版:
美文/副刊/姚正安
七月二十四日晚间,我正坐在朋友生日的宴席上。
宾主相饮甚欢,脸红耳热。
不料,手机突然抖动。
取出一看,是爸妈家里的电话,心为之猛地一紧,脑子立即回闪,前年也是七月,也是晚上,我也是在朋友儿子二十岁生日晚宴上。
正待开席,爸爸打来电话,说母亲中暑吐血了。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
哪还顾上吃饭,别了友人,立马打车赶回老家。
途中急忙打电话请村人将妈安顿到附近医院,经过一周治疗,妈才挣脱过来。
思此,冷汗泉涌,一股阴云笼罩心胸。
来不及多想,滑过接听键,是父亲的声音。
心里又是一紧,父母的分工怎么调整了,以往都是父亲拨键,母亲说话。
父亲的声音大大的,有点沙哑。
“姚正安啊,天气太热,你不要家来啊,你妈妈的身体蛮好的,我什么也不要她做,都是我做。
”
爸爸一口气说了三句话。
我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我知道,我即使说了,爸爸也听不到,爸爸已耳背多年。
临了,爸爸说:
“就这个样子啊。
”把电话挂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当时那种复杂的心情真的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把父亲的三句话复述给同席的朋友们听,席间一下子静下来,大家谁也不说话。
那天,气温三十八度。
爸爸怕我回家探望他们。
其实,探望又有什么要紧呢,不用走路,车内有空调,但爸爸怕热了我,特地打来电话。
今年,父亲九十二岁,母亲九十四岁,一直独立地生活在老家。
爸爸身体很好,妈妈小病小痛不断。
洗衣做饭种菜,都是爸爸包揽了。
我十天半月回家一次,送些吃的用的,抑或什么都不带,只是看看。
每次回程,爸爸都要将我送到车前,直到我的车消逝在老人家的视野之外。
我不让爸送,他嘴上答应,脚步却不断地向前,踟踟躇躇地跟在我的身后。
爸爸是一位极其平凡的农民,但他身上有着诸多传奇。
他是三房合一个的惯宝宝,我们家是祖传看风水的,经济条件自然不错。
他外婆家是兴化城里的资本家,他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肩不担、手不提的生活,直到二十岁,没有干过农活。
土地归公后,按劳分配,子女多,收入少,父亲不得不以单薄的身体承担繁重的劳动,后来居然成为大劳力。
正值壮年,大病一场,医生判了死刑,经妈妈悉心调养,居然活转来,直到今天,没有得过一次大病。
从青年到壮年,只知稼穑,不谙家事,到了老年,居然洗碗抹盆样样来,还学会了种菜,二三分菜地,侍弄得活色生香。
子为父讳,有一点我不该说,说说也无妨。
父亲读书至二十岁,其文化水平也就是读读书看看报记记工分。
也难怪,曾祖母宠着,祖母管不了,私塾先生不敢管,整天处于真空状态,逃学贪玩是出了名的(曾祖父与祖父在父亲三岁时同年驾鹤西归),也因此养成了惯宝宝脾气。
从我记事起,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他都会对妈妈发火,那声音大的,颈上的青筋根根暴起,妈妈说,就差把人吃了。
可是,晚年他照顾起母亲的生活,却无微不至毫无怨言。
妈妈稍有不适,不是陪着看医生,就是围着妈问这问那,不打麻将,也不外出。
看得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很羡慕妈妈。
爸爸不善言词,他从未对我们讲过为什么如此照顾妈妈,但我们知道,爸爸是在还年轻时的债,妈妈年轻时付出太多太多了。
我们早想为父母找保姆,但爸爸不同意,他说等我做不动了再说。
人家来了,摸不着你妈的脾气,投不来,会弄出矛盾。
爸爸确实老了,还能承担这么繁琐沉重的劳务吗?
我常常惴惴地想这个问题。
可是爸爸从未在我们面前说过老字,行走做事也不显老态。
我每年都是大年三十中午到家,与父母过团圆年。
去年腊月二十九晚上,父母发现大号的电饭煲不见了,东找西找都没找到。
爸爸竟然大年三十大早,步行五六里,到镇上买了一个电饭煲。
你说,这是九十多岁的老人能干的事吗?
俨然是壮年人所为。
就是七月二十四日晚间的电话,也不是一般九十多岁的老人能够想到做到的。
酷暑里,爸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的儿子。
人常说,严父慈母。
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却是严厉不足、慈爱有余。
棍棒加身也是有的,但那是父亲气不过,因为我玩得过了,人家告状到了门上,所谓打也不过是让对方下个台阶而已。
更多的是爱怜、是呵护。
小时候上学的要求,父亲总是想着法子满足,有什么好吃的,父亲总是省给我们。
生产队组织到兴化化肥厂装氨水,大伙儿都会偷一点稻麦以换取瓜果食品,父亲至少囥(藏)一个烧饼在怀里,到家,笑盈盈看着我狼吞虎咽,那个带着父亲体温的烧饼,至今香甜如昨。
每次家里烧肚肺汤,父亲知道我不吃肺泡,都将猪心夹给我。
点点滴滴,数十年矣,难以忘怀。
慈祥的父爱如同阳光雨露,一直照耀滋润着我。
直至今天我也步入老年,头顶上的阳光依然是和煦的,雨露依然是充沛的。
也许,在父亲的眼里,我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常常惹他生气,又恨而爱之的孩子。
我的哑巴向导
张虹
那一年,我因追赶桃花而误入佛坪自然保护区。
那里的种种奇异,诱使我步步深入,但要到核心地带三官庙保护站探访大熊猫的真容,须得经过陕西省林业厅、汉中林特局和佛坪自然保护区层层审批。
然而,愈是难见我就愈是想见。
于是我返回县城,辗转托熟人办妥了手续,佛坪自然保护区方面还派了位向导。
向导是个中年汉子,李逵般的身板张飞般的气势,却生着一双与外貌极不相称的刚出壳小鸭一般的又水又亮又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我正惊讶呢,向导呀呀地叫了两声,我才知道他是个哑巴。
心想,难怪他的眼神那么清亮那么天真无邪啊。
我们就这样默不作声地上了路。
最初一段路是坐吉普车,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当汽车把我们甩在林间小路上开走之后,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
一个年轻女性要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哑巴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次生林里走上一整天,是不是有些玄乎呢?
当然我的担心肯定是多余的。
作为一级组织,既然派他给我做向导,那么他的人品一定是可信赖的,或者说是久经考验的。
因为在自然保护区,差不多天天都要派出向导送各路神仙进入林区。
虽然这样我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飞快地在前面走,与哑巴保持相当的距离,并不时惴惴不安地回头观望。
我看见他总是微笑。
虽然他肩上挑着送给三官庙保护站的六十斤大米和我的旅行包以及我们的干粮,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他却总是用笑容迎接我充满疑虑的目光。
他大概看出了我内心的惶恐,尽量与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三月的寒意已经退尽,原始次生林里处处散发着春的生机。
阳光播撒在林间,斑斑点点的像一些飞舞的蝴蝶。
不时有拖着长尾的锦鸡飞落在林间小路上。
我被它们云彩一样的华丽惊呆,常常停下脚步。
林间有一些老树,浑身长满鹅黄色苔藓,就像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耐人寻味。
我忍不住去抚摸它们。
哑巴很耐心地跟在我后面。
我走他就走,我停他就停。
小路曲折蜿蜒,一些地段被荆棘杂草遮盖无法通行。
这时候,我的哑巴向导就要放下肩上的东西,掏出别在腰间的弯刀披荆斩棘开路。
这是十分累人的活儿,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嘴里呼出的热气就像蓝色的烟雾。
我愧疚于帮不上忙。
每当他挥刀开路的时候,我就用充满敬佩的目光看着他,表达我心里的感激。
一路披荆斩棘,艰难前行。
走着走着,忽然到了开阔地带。
一条大河从林间冲了出来,那河气势磅礴,波涛汹涌,带着雷鸣般的野性。
我和哑巴顿时停住了脚步。
也许,面对这样一条美丽的河流,任何生命都没有办法不震惊地止步。
这是一条流淌着金水的河。
那水,经百样草木过滤,清澈明亮;那浪,经白色巨石衬托,滚滚如雪。
真正“此河只能天上有,流入世间惊人心”啊!
自然保护区的河流,没有污染,没有人工堤坝,就那么恣肆汪洋地奔流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令人顿生敬畏。
那一瞬间,我想跪下来,深深地膜拜。
只因担心哑巴见怪,才没有那样做。
然而,哑巴却在离我不远处放下肩上的担子,面对河流静静地站着。
我突然意识到,他也在膜拜这条河流——用他的方式静静地膜拜。
这发现使我非常震惊。
我不由得一眼一眼去看这个我一路上不敢多看的人。
我在河边的一块巨石上坐下来,望着河水发呆。
哑巴用右手抵着左掌心,告诉我,可以在这里休息。
而后,又把一个馒头和一包咸菜放在石头上,自己远远地走开。
多么聪慧的人啊,这使我大大地惭愧。
面对这个河水一般透亮的人,我先前的担心多么可笑。
觉得比起哑巴,自己的心底未免太不磊落了。
我就着河水吃了干粮,洗过了手和脸,哑巴出现了。
他先在百步开外打招呼,而后才慢慢往过来走。
在确信我不害怕的情况下,他走近我,并伸手递给我几张薄如蝉翼的树皮。
我不解地看着他。
他指着远处的白桦树呀呀比划,又捡起一根树枝在桦树皮上画着。
半天我才明白,他是要我在桦树皮上写字呢。
我想,这一定是他陪那些个作家画家进入自然保护区时学来的。
我于是掏出笔,在桦树皮上写下几个字:
你、我、森林、河流。
想了想,又画了两个人,画了河流和树林。
然后,拿给他看。
不知道哑巴是否认得字?
他看着桦树皮上娟秀的字和简单的图画,脸笑成了葵花,把那字和画看了又看,然后比划着问我可不可以送给他?
我点头应允。
他高兴得眉开眼笑,把那写过字画过画的桦树皮小心翼翼地折起来装进怀里。
然后,居然双腿“呱”地一碰,并拢立正,给我深深鞠了个躬。
惊得我连忙站起来,也对他鞠了个躬。
我鞠的躬里有多重含义,不仅是感谢他为我做向导,还有我心里的歉意,以及对他的敬重。
这一刻,真是太美妙了。
四野一片静寂,河水哗哗流淌,树木森然挺立,小鸟婉转轻唱。
哑巴向导和我,不需说一个字的废话。
我们之间,只有默默地感受。
我心里浪漫四溢,突然想到,要是有座小木屋就好了:
熊熊的火焰,咕嘟嘟冒着热气的茶壶,伟岸的男人,柔软的女子。
这样想着,猛抬头看见一脸单纯的哑巴,心头竟然突突乱跳。
真正小女子的胡思乱想。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才到三官庙保护站。
森林里边天黑得早,保护区的人已经在准备睡觉了,但看见我们仍然很高兴,每个人的眼睛都像星星那样闪亮着。
我想,这是常年封闭寂寞的生活造成的。
他们把每一个从山外进来的人,都当成了星星。
厨师很快为我们端上了鸡蛋炒米饭,但是数量不多,一人只有一碗。
啃了一天的干馍,蛋炒饭无疑是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
我顾不得体面,拉过饭碗就狼吞虎咽大口吃起来,真正风卷残云,转眼间就把一碗饭吞下肚去了,抹嘴时才发现,哑巴的饭一点也没动。
正惊讶呢,他却把饭碗推到我面前,指指我的嘴,又指指碗里的饭。
厨师走过来说,他是让你把他的一份儿也吃了。
他看你吃得那么香,自己就不吃了。
这哑巴心肠可绵软了,我们这里的人个个喜欢他。
我蓦然抬头,正撞上哑巴那水亮水亮的目光。
那是石头也能融化的目光,我的心微微地震颤了一下。
我当然说什么也不肯吃那碗饭,比比划划、咿咿呀呀的,我也几乎成了哑巴了,才说服他吃了那碗饭。
哑巴吃饭时,热心肠的厨师就为我介绍三官庙保护站的情况。
他说三官庙是大熊猫最密集的生活区域,在这里行走,不经意间就会和国宝遭遇;说这里除了大熊猫,还有豺狼虎豹,今天黎明时他们就遇到了金钱豹——那饥饿的家伙卧在女厕所门口,站长的老婆差一点就做了它的点心。
幸亏站长和老婆一路的,及时赶去,悲剧才没有发生。
又说春天里保护区出没最频繁的是麻狼,差不多天天发生麻狼叼走小猪和小羊的事情,问我们在路上碰到没有,我说没有。
我们碰到了锦鸡和大熊猫的粪便。
厨师说幸运幸运。
你知道上边为什么派哑巴跟着你?
就因为他是捕狼高手啊。
听厨师演说保护区的种种险情时还不觉得害怕,但是吹灭灯钻进被窝,那种种可怕的景象就出现了,仿佛窗外到处都是饥饿野兽的行踪。
每有一点动静,我都要大呼小叫地喊哑巴。
我一喊,哑巴就走到窗前呀呀地叫几声,我就有了安全感,一晚上也不知道折腾了多少回。
第二天黎明起床,厨师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一晚上瞎折腾,害得哑巴一夜没睡。
你知道吗,哑巴在你窗外守了一夜。
我看看哑巴疲惫的面容,知道厨师说的是真的,不仅万分抱愧,本能地想说声抱歉,想到他是哑巴,只好免了。
哑巴却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
他打着手势问我睡得好不好?
并尽力做出欢喜的样子表示自己睡得很好。
这让我对他的聪慧和善良有了进一步认识。
因为出山时我可以从另一条道上乘车返回,哑巴当天就要回去了。
保护站的人整理了要他带回县城的东西和文件书信,包裹打好他却不见了。
大家正在诧异呢,他从林子里钻了出来,手里提着一串活蹦乱跳的鱼,吃吃地笑着,对厨师又比又划。
厨师说,哑巴说你一路辛苦,让我炖鱼汤给你补身子哩。
他还说,你胆小,跟着巡山工出去巡山时务必让你走在队伍中间。
站上的老王叹息道,这个哑巴,真是有情有义。
若会说话,不知要怎样成精呢!
我心里突然对他有些不舍。
只不过一天一夜的时间,这个无语的哑人,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沉甸甸的重量。
必须要离开了。
他走时,我去送他。
到岔路口分手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大沓桦树皮递给我——那粉色的、薄如蝉翼的桦树皮,像一些美丽的蝴蝶,在我眼前翩然起舞。
我的眼里倏地一热。
我们四目相望,没有言语。
青山隐隐,只有小草和着春风在歌唱。
那种无语相对的状态真是万语千言难以形容。
趣话“名人碑”——从“高知”入瓮说起
《中国文化报》2016-08-17/从维熙
记得,两年前的《北京晚报》曾登出过这样一则令人怅然的新闻:
一个山东泰安的骗子,以开设“中华名人园”、并为名人在园内立碑为诱饵,让生活在具有三千多年历史文化古都北京的一些“高知”,吞食了骗子的鱼钩。
据被骗的某教授自白:
他是交了钱之后,亲赴泰安去参加“名人园”开幕仪式的,晚十一点从北京登上火车,一夜在火车上度过,次日晨六点抵达泰安。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能有那么大的精气神儿,兴致勃勃地奔往“名人园”,其心其志之虔诚,足以证明“名人园”之巨大诱惑能量。
直到这位教授赶到了泰安,才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一个骗局,因而急忙报警,要求捉拿骗人的罪魁元凶。
读罢新闻,笔者心中百感丛生。
诚然,骗子是可憎的,他张开血盆大口,既吞噬了一些“高知”的金钱,又让这些“高知”的精神上受到创伤,理应受到国法严惩,自不待多说。
但是另一团疑云也立刻涌上心扉:
如果说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在街上买了假银元,似乎容易理解,而这些上当受骗者,头上多顶着“高知”的桂冠,其受骗之成因,就大有探寻一下的必要了。
何谓“高知”?
它的内涵界定,既非一无所知,也不是一知半解;在国人中,它是高级知识群体的总称。
如果再微观地解析一下其意,“高知”不仅是中华知识精英,还应该是胸襟博大、自尊自爱的先知先觉。
何以会为在“名人园”内树碑留名,而吞食捕猎者的诱饵而入瓮呢?
想来想去,不外受功名二字的驱使,急于在生前就看见耸立于“名人园”内的个人功名碑文。
此举让笔者记起了一个历史典故:
古代晋时大臣杜预,一生战功卓著,到了晚年被晋武帝授“征南大将军”。
按道理说,后人是会对其一生有所评说的,但是此公似乎是得了政治上的近视,偏偏在生前请人为他刻了两个功名碑(上面刻有他的文武功绩),他将一个刻碑立于岘山之巅,另一个刻碑,则被他沉于汉水之底。
他为了留名于世真是煞费了苦心:
哪怕将来发生天塌地陷,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总会有一座碑石存留于世;因而天地无论如何轮回,他的名字将与山河同在。
其行径,真可谓远虑千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个功名的追逐者。
据《晋史》记载,杜预曾经自白其心:
只求功名留世,不求道德圆满。
但是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此举成了后世一则追逐功名的历史典故:
唐代温庭筠、张九龄,宋代陆游以及范成大的诗文中,都留有对杜预沉碑的贬意诗句,其中以宋人范成大的嘲讽之意最为直接。
他在《读史》诗文中写道:
“汗简书青已儿戏,岘山辛苦更沉碑。
”陆游在《题城侍者岘山图》一诗中,则为杜预当年之举而唏嘘:
“汉水沉碑今在哉?
千年岘首独崔嵬。
”直白其诗意则是,历经月转星移的历史更迭,汉水之碑与岘山之碑都寻觅不见了,只有岘山翘首昂立于天地之间。
到了明、清和民国年代,文人墨客话题中的杜预,已很少有人记起他的功绩,但立碑与沉碑之举则被牢记于心,成了名人雅士们茶余饭后、插科打诨的历史笑料。
由此推论,即使“名人园”并不是一个骗局,连晋代重臣杜预之碑都能成为今天“笑林广记”的新篇,谁能保证,这些以钱购买下的“名人碑”,有朝一日不被当成另一则巿井笑话,成为后人餐桌上的下酒菜呢?
诚然,中国民谚自古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说,可是那些“名”与“声”,都不是靠自贱自卖得来的,更不是在“名人园”里刻上功绩碑文就能传留于世的。
自古以来,在那些“真名士,自风流”的轶事中,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雅。
他蜗居山乡野舍,天天与大自然为伍,每日以酒水洗巾,后世来者反而牢牢记住了这位雅士,将其不染尘俗之清纯、远避功名之雅志大书特书,使不想留名于青史的他,成了知识分子中“出淤泥而不染”的代表。
如果说这个人物太大了,时代的“高知”们与其缺乏可比性,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市井书生当做量器,对照一下今日咬钩吞饵的“高知”们的形影。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放牛出身的王冕,在其苦苦自学成才之后,开国之君朱元璋曾召他进朝为仕。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小书生的王冕竟然回绝了帝王的圣命,而依然我行我素于田野与牛群之间……笔者曾有过如下设想:
如果文中提及的“高知”们活在那个年代,怕是会争先恐后地奔往功名之途。
之所以如是判断,骗子玩弄于掌心的一块名人碑就使这些“高知”散了骨架,丢了自尊自爱的魂魄,何况是“天字一号”的呼唤——那不是要血压陡升、因极度惊喜而中风瘫倒在地吗?
笔者所在的文苑,众多“文圣”也属于“高知”范畴。
像文中提及的、如呆如痴奔往“名人园”的行者,倒是没有耳闻,但是也不乏被功名羁绊到变态的文人墨客:
有一位作家到了老年像是得了什么癔症似的,自我标榜不说,在进入天堂之前又留下遗言给后人,说他的某某作品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什么……还自比传世经典著作《红楼梦》。
经过媒体传播之后,曾引起文坛的一片哗然。
中国有许多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都不是吃闲饭的,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作家作品,何以没有觅见其作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因而,有一位资深的评论家对我说:
“此公还做得不够份儿,何不效仿一下古人杜预,自刻两座文学功德碑,一个立于万寿山之巅,另个沉于昆明湖之底,以防地震之后天地变形,让后代断了香火祭祀?
”其实,此公自己怕也明白,自古文学上的成败是要经受时间检验的,但此公仍然在西归之前,自作多情地留下这么一手绝活儿,给本来就有失高雅的文坛增加光怪陆离之色泽。
究其精神脉络,此公与那些要进“名人园”的芸芸众生,只有表象上的差异,思想却如出一辙——都是在名利场上的匆匆行者,便演绎出来一台台如是的闹剧。
不是吗?
!
行文至此,笔者联想到了女皇武则天给后世留下的那座无字碑。
昔日在陕西停留期间,我曾去亁陵瞻仰了那高高的石碑。
在我眼里,它是一座巍高的醒世丰碑,尽管碑石上空无一字,却顶得上一部万卷史书。
据史记载,武则天称帝期间虽然留下豢养男宠的记录,但对大唐时期各种制度进行过被后人赞誉的改革,这位封建时代的女皇却留下了一座“一切留由后人评说”的无字之碑。
对比之下,这位昔日埋骨于乾陵女皇的目光,远比今天自寻“名人园”碑林的“高知”们,真是要博大深邃多了。
以此为镜,对照今日那些“高知”上钩入瓮的行径,真不知他们是否真的有知,抑或是无知的盲者了!
这就是中国当前文化的浮躁万象之一。
更不要说那些为争西门庆、潘金莲故居而舞文弄墨的掮客们了——笔者所以不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实因其为更为低俗的文化乱象,不值得为其浪费笔墨了……
诗的思绪
红孩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多彩的生活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
你可以用摄影、书画、说唱、戏剧、散文、小说去表现,但我相信更多的人还是喜欢诗歌这个形式。
诗歌是高雅的,更是大众的。
即使你不认识几个字,你张口也可以念出几句诗,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我从来不相信诗歌只是写给自己的,任何一个诗人都希望自己的诗能够被更多的人传诵,哪怕诗人死后他再也听不到。
中国白话诗歌发展一百多年了,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
有人抱着传统不放,认为比起古典诗词,现代诗没有韵味,缺规矩,太自由了。
也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写诗了。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固然对诗歌无比崇敬、敬畏,但也不必把它弄得那么神秘、那么高不可攀、那么不近人情。
诗歌是纯粹的,诗人不一定是纯粹的。
必须承认,诗歌有它的教化功能,也有它的实用价值。
当然,更多的是它的审美功能。
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的审美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必怀疑自己的诗是有功利性的,有功利性又能怎样?
功利本不是个贬义词语,诗歌也不是功利的代名词。
只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任何功利都是无可厚非的。
诗歌的形式多样,抒情的,意象的,朦胧的,哪怕是口号式的,也不必大惊小怪。
我们提倡诗歌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权威,都不是祖师爷,都不是一言九鼎。
因为,没人告诉过我们诗歌必须怎样写。
如果有人告诉你诗歌必须怎样写,必须按照他的模式写,你这辈子再也写不好了。
诗歌的传播形式很多。
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朗诵会、课堂,几乎睁眼闭眼都可以听到看到诗歌。
我们现在有一种定式思维,即好的诗歌都是发表的,都是发表在重要的报刊上的。
这实在是一种误区,现在发表的阵地很多,每天都有大量的诗歌发表,可我们能记住、能传诵几首?
诗歌变成了一种产业,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
这话听起来有点玄乎,事实确实如此。
当下,诗歌同诗人比较起来,活跃的不是诗歌,而是诗人。
诗人们忙乎什么呢?
忙乎评奖,开笔会,到处演讲,创造什么这个流派那个主义,就是不创造好诗。
写诗自然稿费很低,但如果把诗歌运动开了,收入还是可观的。
诗歌可长可短。
写短诗容易,写好的短诗就很难。
写长诗就更不容易,如果把散文分行写成诗就容易。
我看到许多长诗,实在没有什么诗的味道,完全是口语的叙事。
叙事诗早已有之,虽然有叙事的功能,但终究不是叙事,它属于诗。
写诗就要有诗的样子,写千句万句,不如写出精彩的一句。
诗坛的怪事多,是诗人的性格使然。
梨花体、羊羔体,是一种存在,也是一面镜子。
你想做什么样的诗人、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前人的路,前人的作品,前人的争论,前人的探索,就摆在你的面前。
每个人都想成为伟大不朽的诗人,都想创作出属于你的诗歌形式,五言七律,十四行,阶梯式,信天游,怎么合适怎么来。
我不相信梨花体、羊羔体能被后人记住,我更不相信“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会成为经典。
“洪荒之力”被人抢先注册了,是不是这个词就能成为后人的成语?
恐怕只有天晓得。
诗人是孤独的,也是成群结队的。
从古至今,诗人结社已成为佳话。
写作这行当,十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我每看到两个人三个人合作完成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小说,我就会偷偷地笑,这怎么可能呢?
这就如同孩子只能由一个孕妇去完成,几个人生一个孩子,这不是玩笑开大了吗?
诗人结队、结社,是为了更好地探索诗歌,不是为了立山头,更不是在江湖鬼混。
诗坛以诗人的名义冠名设奖很多,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鲁迅、郭沫若、艾青、鲁藜、刘章……从古至今,总有几十人之多吧。
以诗人的名义设奖本无可厚非,这是对诗人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问题是,参评的人要不要了解诗人的经历,参评的作品要不要尊重诗人的风格。
很难想象,让一个梨花体诗人的作品去获得以革命诗人命名的大奖。
诗歌评奖,奖励的应该是诗人的作品,而不是诗人本身。
如果只看重诗人的名字而没看他的具体作品得失,那显然有失公允。
诗歌评奖,我建议少评一本书、一组诗,我特别提倡只评一首,哪怕是一首中的一句。
一个优秀的诗人,一生能有一两首诗被人记住就已经了不起了。
好的诗句的诞生,有诗人的内在原因,也有当时的社会原因。
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大众,什么样的好诗也不会永恒。
那年,我参加高考
徐彦博
作为海军航空兵的新兵,入伍那年正赶上国家恢复高考。
当时部队院校的标准是,一要党支部推荐,二要考试成绩合格。
难敌环境竞争的我,觉得读书也许是一条适合自己成长的路。
当时想:
既然读书是优势,也只有参加高考了。
一番摩拳擦掌之后才知道,在数理化的浩瀚海洋中,我的渺小还不仅仅是面对作业的大体量,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当我面对初中物理最基本的“虎克定律”时,竟然没有一点印象,当时的心境像是掉进了冰洞。
看来一切要从头来,但只有一年的时间要靠自己从冰洞里爬出来。
“我要成为海军军官,我要走进军校!
”接下来经历了一年的遭罪而没有趴下,都是因为这句誓言支撑着。
白天不能读书,因为繁忙的飞行训练需要地勤人员全程服务。
自己的工作结束,还要帮助机械师做辅助工作,干得最多,最后一个离开。
工作结束不能读书。
那个时期思想还未完全开化,你可以学政治,可以看机务专业书,可以读报纸,但唯独对学数理化的人另眼相待。
当时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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