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docx

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docx

《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

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

姜长斌

2012-1-817:

20:

41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1期

　　近年来，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力．而犯有一系列重大错误，终于使党丧失了先锋队的地位和作用，党组织成为一盘散沙，最后完全失败。

事实证明，工人阶级政党一旦失掉固有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党的战斗作用也就不复存在，党的领导作用和团结群众的能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旦处于这种状态，它不但会毁掉自己，而且连改正错误、重建队伍的可能性都将完全丧失。

　　我们这里所说的重大组织原则问题，主要是指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和全心全意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干部政策实践。

戈尔巴乔夫等人正是在这两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一、从重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开始，滑向议会型党，最终堕入毁灭深渊

　　民主集中制，首先是由列宁提出并且成功地应用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

列宁之后，苏共历届领导人虽然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水平、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列宁的思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与歪曲。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建列宁的原则已是势在必行，但是他未能解决这一任务，而是滑向了另一极端。

教训极其深刻。

现将情况简述如下。

（一）历史概况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列宁强调，在俄国专制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实行严格集中制的职业革命家组织。

他在《怎么办?

》、《进一步退两步》和同孟什维克争论的其他著作中指出，在俄国的环境中“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于进行秘密活动的政党来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是，列宁反复指出，这种集中制不同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组织原则，它应是在真正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利益的“民主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中制，因此是一种“民主的集中制”。

　　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首次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了《党的改组》决议中：

“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

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

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

”[1]这些原则是列宁对民主集中制思想最完整的表述，是后来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活动的报本准则。

　　1906年4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斯德哥尔摩）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一次正式采纳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

“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2]此后，党章虽经多次修改，但都保留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提法。

可见，直到十月革命前后，党章中虽然没有具体载明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内容的表述，但党是按照1905年的定义进行活动的。

　　1919年俄共（布）8大和1922年俄共（布）第12次全国代表会议修订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规定得较以前的党章更为具体了，两次都规定；“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按地区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某一地区的党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内各个部分的党组织来说，是上级组织。

一切党组织对于地方性的问题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每个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

（这些会议）选举党委员会，党委员会是它们的执行机关，领导当地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

”[3]

　　与此同时，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新的规定。

《章程》规定：

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的，基本原则是：

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基层机关还是最高机关，都由选举产生；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3，上级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格的党的纪律，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

”值得指出的是，同1905年塔墨尔福斯决议相比，这里少了“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和“公开性”两点。

但是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对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做了阐述：

“共产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是把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真正地溶为一体”，“集中并不意味着形式的机械的集中，而意味着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中，即组成既具有强大战斗力，同时又是机智灵活的领导。

形式的或机械的集中，就是党内的官僚集中掌握‘权力’，来统治党内其他成员或党外革命无产阶级群众。

”[4]

　　十月革命胜利后，引起列宁严重关注的是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和新政权的旧机关化问题，他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致命的敌人这一观点。

1922年他病重期间给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写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不仅对领导人的品质和作风，对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政权的构成都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发扬党内民主问题，进一步发挥了他对建设执政党和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精神。

[5]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经过20年代党内斗争、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运动，党的民主集中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向题，总的倾向是强化集中制，削弱民主基础，列宁的上述意愿没有得到贯彻。

　　1934年1月，斯大林主持召开的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大幅度地修订了党章。

关于民主集中制是这样说的：

“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

1，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和上级机关）报告工作；3，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4，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

”[6]这也是在联共（布）党章中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表述在一个条款里（20年代初是分散规定在5个条款里）。

　　这次修改完全反映了党内当时的实际状况。

必须注意的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在所列举的4条中，第1、2条规定早已变成了形式。

第1条规定领导机关的选举只是“自上而下”进行，候选人名单由上级机关指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由斯大林指定），大会选举已失去主要章义，因此，第2条规定的“报告工作制”也只能是单纯地对上负责了。

第3、4条分别加入“严格”和“绝对”字样，显得特别突出，说明党内生活的自觉性和民主基础遭到了严重忽略。

第二，由于在同一党章里（第9条）特别规定了对党内的七类分子要进行定期的、系统的清洗，因而使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变得合法化，党员和下级机关对上只能“绝对服从”，已经谈不上发挥监督作用了。

第三，这次修订还第一次规定在中央委员会下设“完整的负责生产业务的部”，数目达9个之多，广大党员和下级党组织则必须“绝对服从”它们的决议。

这样一来，发挥创造性的可能也就基本上丧失了。

[7]

　　1934年党章后来历经18（1939年）、19（1952年）、22（1961年）、24（1971年）各次代丧大会修订，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却毫无变化，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现象也基本无变化。

（二）1986年苏共27大以后的变化

　　在1985年3月戈尔巴乔出任苏共总书记时，苏共党内的情况是，思想僵滞，机关化严重，长官意志盛行，改革意识淡薄。

要克服社会发展危机（主要是经济发展危机），主要阻力集中在党内，表现是教条主义观念居统治地位，党的领导同被领导之间，党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尖锐，严重脱离群众。

　　针对这种危机，1986年苏共27大对党章做了局部修改，明确了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制和个人负责制的关系：

“党的所有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实行集体制原则，每个共产党员对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党的委任承担个人责任。

”[8]这一原则本是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提出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克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领导者的独断专行。

现在再次提出并写入党章，目的则是为了适应改革需要，消除官僚主义，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

[9]

　　从总体上看，这一没想并没有错。

但是，良好的开端并不一定意味着良好的结局。

　　党内生活的改革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在改革时期，它首先是同改革路线及其成效紧密相关的，苏联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苏共党内生活的改革明显地受着三个因素的强烈制约。

第一，1985年4月开始的经济改革即加速发展战略，由于受教条主义束缚（拒绝对所有制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果，相反，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实施不力，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如，居民货币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营效益的增长，食品和日用品出现普遍匮乏，等等，第二，经济危机唤起的政治改革要求由潜流变为公开的、失控的活动，开始威胁苏共的地位，如，1988年即已出现的“人民阵线”、“民主联盟”运动等等，第三，戈氏上台后即强调要以人道主义原则改造苏共和苏联社会，开始时这一点虽然还没有上升为党的主导理论，但是随着社会危机的发展，它已潜伏着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否定苏共领导、否定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危险，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

人道主义根本不应当同社会主义相悖，如果把它同社会主义的过去对立起来，那就非常容易导致否定社会主义的现在，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失利的情况下。

　　1988年苏共19次代表会议带来的就是这种恶劣的转折；这次代表会议违反常理地把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改革。

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尽管这次会议谈论的是“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无可非议，但是，苏联和苏共当时已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了，因为它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发生了错误。

　　此后，在苏共和苏联社会展开的关于恢复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辩论，实际上变成了向自由民主派的“一般民主”、向实行政治多元化主张的步步退让。

这种退让过程大体可以概括为：

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政治多元化—→苏共瓦解。

　　东欧剧变之前，苏共还能够守在“舆论多元化”的防线上，而在社会上，“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也还被视为异端邪说（尽管“人民阵线”、“民主联盟”已经公开活动）。

但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下，苏共中央一度曾经没想在实行多党制的条件下，保持自身的“先锋队”性质，1990年4月它致全体党员公开信就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内外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夹击下，它最终还是落到了7月28大制订的党章水平上。

　　28大党章的特点如下：

1，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只强调民主，使集中徒具虚名。

如，下级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

它们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且在苏共党章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

”2，党不再是统一的战斗组织，“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在它们不同意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情况下，“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28大党章已谈不上恢复列宁主义原则，而是走向了反列宁主义的极端。

列宁一贯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为一个科学理论、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为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而团结行动的政治组织，民主集中制则是这一任务的历史必然。

所以列宁从建党一开始就坚决、明确地反对党组织的、“联邦”原则。

俄共建党初期崩得派曾要求把联邦制引入党的组织原则中，但遭到列宁的坚决拒绝，并且写入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10]

　　因此可以说，28大党章（也包括党纲）虽然空谈了列宁的许多词句，但在实质上是向反列宁主义倒退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

　　在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上，苏共向我们提供的反面教训是深刻而又典型的。

这就是：

1，在改革时期，共产党普遍都面临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任务，但是处理党内生活健康化的原则只能是坚持并且发展列宁主义的思想，不能有其他道路，2，改革党内生活必须与整个改革路线联系起来，特别要注意党内与社会的环境条件，万不可使反共势力乘虚而入；3，党内生活改革属于政治改革之列，既要态度坚决，又不可操之过急，关键是要看准时机，标准是要有利于推进整体改革路线的进程。

二、干部政策的最大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

　　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但是今天活跃在独联体内外诸国政坛上的实权人物，绝大多数仍是原苏共的高级干部和著名人物。

他们几乎都有着共同的经历：

从苏共基层步步高升，进入高层权力圈，运用已有的权力和影响向社会主义和苏共反水，成为各种实力派的代表人物。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苏联的变化是社会性的，但核心问题却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高层中。

他们的演变从反面告诉我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血肉联系。

确实是，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一旦确立，政治路线也就难以再次改变了。

　　1985年以来，苏共组织路线的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过程。

6年中，干部换班如走马灯一样，其中既有为推进改革而实行的必要更替，也有权力之争的党同伐异，更有反共势力进逼下的主动溃退。

要害问题是改革路线和战略既已向错误方向演化，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就只能满盘皆输了。

　　戈尔巴乔夫当政6年零9个月，其干部政策变化之大，干部更换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足以使在这方面名噪一时的赫鲁晓夫干部政策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详细叙述干部政策的各个方面，只能以苏共中央的干部更迭为主线，交待一个梗概。

　　除了党中央和联盟政府、议会高层领导经常性的人事变换之外，在6年多的时间里，苏共中央总共被做了5次“大手术”，到1990年7月28大之后，它已变得名符其实的面目皆非了。

　　第一次组织“手术”的时间，是在1985年4月到1988年6月，即从1985年四月全会到19次代表会议。

时间持续较久，高潮是1986年2月苏共27大之间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了总书记之后，立即在四月全会上把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直接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没有经过候补委员阶段），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递升为委员，把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农业部长尼科诺夫补为中央书记。

　　接着七月全会上又解除了罗曼诺夫的委员兼书记职务，谢瓦尔德纳泽由候补委员升为委员，叶利钦和扎伊科夫任中央书记。

这次变动直接带动了中央政府的改组，最主要的是，谢接替葛罗米柯任外长。

9月苏原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卸任，由雷日科夫接任。

　　此后在1986年二月全会上又出现了一次较大变动。

格里申和鲁萨科夫分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叶利钦由中央书记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至此，在11个月里，有3人（罗曼诺夫、格里申、吉洪诺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人（鲁萨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2人（切布里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递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2人（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跃升为委员，3人升任中央书记，即尼科诺大、扎伊科夫、叶利钦（不久升任候补委员）。

在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中也进行了高层更替，最高苏堆埃主席团17个正副主席撤掉8人，部长会议正副主席13人，撤掉7人，新补7人。

党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变化情况是：

党中央24个部撤换了5名一把手，政府82个部委撤换36个，15个加望共和国党的一把手换了5个，157个州换了1／4的第一书记。

　　同月召开的27大期间决出的核心领导名单是：

政治局委员12人——戈尔巴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翻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候补委员7人——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11人—一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维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大。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也就到此为止了。

27大之后，局面稍呈稳定，政府和苏维埃虽有调整，但都在较低层次上。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是专门研究干部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结说：

“在四月全会（1985年）以后的短短时间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也都换了新人。

这种更换是迫不得已的。

”戈尔巴乔夫同时又说：

“这种情况不能也不应当重新出现”，以后只能是补充新生力量。

[11]

　　由于加速战略的败象显露，改革进程矛盾加剧，1987年六月全会决定在1988年6月举行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即19次代表会议）。

在这次六月全会上又把库纳耶夫（哈萨克第一书记）赶出政治局和苏共中央，索科洛夫（国防部长）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此后不久在十月全会上又解除了阿利耶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解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同时，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和尼科诺夫（皆为中央书记）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委员。

　　这种欲罢不能的人事变动趋势，预示着19次代表会议后还将有更大的震荡。

　　第二次“组织手术”的时间，是在1988年6月至同年9月。

19次党代会是在经济改革失败，政治改革方针已定的情况下召开的，会后，苏联开始了“政治过热”阶段，酝酿着更大的组织人事变动。

在1988年的九月全会上，这种变动出现了。

桩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有：

葛罗米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索洛缅采夫（中央监委主席），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有：

多尔基赫（中央书记）、杰米契夫（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多勃雷宁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

苏共中央新设六个委员会，分管党建和干部（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梅德维杰夫）、经济政策（斯柳尼科夫）、农业（利加乔夫，由原二把手降级使用）、国际政策（雅科夫列夫）、法律（切布里科夫）。

　　与此同时，最高苏维埃和政府也发生变动。

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任第一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兼任中央书记，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克留奇科夫接任。

　　第三次“组织手术”的时间，是在1989年四月全会上。

这次是对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一次“清扫”活动，一下子解除了122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中央检委的职务，同时提升了24名新中委。

301名中央委员有83人“退休”，157名候补中委中有27人“退休”，82个中央检委有12人“退休”，共122名。

被清除的有葛罗米柯、阿利耶夫、索洛缅采夫、多尔基赫、库利科夫（前华约部队总司令）、奥加尔科夫（前苏军总参谋长）等。

提升为中央委员的有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法林、科学院副院长弗洛罗夫、乌克兰第二书记伊瓦什科等。

　　第四次“组织手术”的时间，是在1989年九月全会上。

19次代表会议之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反对派势力更趋活跃，民族矛盾迅速蔓延，东欧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九月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已经失去主动权，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改组明显地带有向反对派势力妥协让步的性质。

　　许多解职人员不过是刚刚提升上任不久，并无明显“劣迹”，但也不得不大批换马。

这次全会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有：

尼科诺夫、切布里科夫和谢尔比茨基（乌克兰第一书记），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

索洛维约夫（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塔雷津（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计委主席），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有：

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马斯柳科夫（计委主席），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

普里马科夫（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普戈（党中央监委主席），升为中央书记的有：

斯特罗耶夫、马纳延科夫、乌斯曼诺夫、古连科。

　　此后，在1990年2--3月，苏联政治生活中又发生一次巨大的逆转，这就是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

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国家权力中心急剧转移，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核心人物纷纷加入总统委员会，政治局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弃儿”。

　　由于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科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这时已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亚佐夫、昔里马科夫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握有实权的中央委员巴卡京（政府内务部长）、博尔金（党中央总务部长）等都囊括在总统委员会内，苏共中央领导机构出现“偏瘫”，走向瓦解的症兆已开始显现。

　　第五次“大手术’的时间，是1990年7月苏共28大。

如前所述，苏共28大制订的党纲党章已彻底改变了苏共的性质和组织原则，这一点在人事安排上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大会期间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由24名委员组成（无侯补委员）、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

新班子的显著特点有3:

（1）切断了与27大的连续性。

27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至此只剩下戈尔巴乔夫1人（此次新当选的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只是在1989年12月才进入政治局的），其余23人全部是“新人”，

（2）15个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全部是政治局的当然成员，表面看来是加强了共和国党组织的发言权，扩大了代表性，但实质上是倒退到列宁激烈反对过的党组织“联邦制”中去了。

苏共在政治上放弃宪法第6条规定的领导地位之后，这种组织安排更助长了队伍的涣散状态，这一点在1991年全年，特别是8．19事变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3）政治局的实际地位更由于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的职务，而呈一落千丈之势。

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首脑及政要，如卢基扬诺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克留奇科夫、马斯柳科夫、亚佐夫等，都脱离了苏共高层核心，政治局实际上也对他们失却了约束和影响。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政党的人事变动总是不可避免的，处于执政地位的各级党的组织，其领导成员长期不作调整，是一种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影响的不正常现象。

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如此频繁地大幅度更换领导干部，其根据是什么?

是否出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它不仅破坏了党的工作的连续性，而且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事业的领导核心，葬送了党的整体。

　　以上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致回顾了苏共组织在6年中的演化梗概，目的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偌大的一个苏共队伍竟会步步衰落，落得束手就擒、自行解散的地步。

我想，本文叙述的大量事实，是能够给人以某种启迪的。

（责任编辑：

李正乐）

　　注释：

　　[1]《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119页。

译文经过校订。

　　[2]同上第165页。

　　[3]《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591页，第2分册219页。

　　[4]《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卷第288－289页，贝拉.库恩编，三联书店，1965页。

　　[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393页。

　　[6]《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98页。

　　[7]参见《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96－397页、第400页。

　　[8]《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9]参见戈尔巴乔夫的《二十七大政治报告》第101页，莫斯科，1989年。

　　[10]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61－71页；《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6－47页。

　　[11]戈尔巴乔夫：

《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第38－39页，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