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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女性形象
解读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姚锦芳浙江湖州师院图书馆(313000)
摘要:
张爱玲对女性世界的认识是独特的,是别具一格的,这在她的小说中就存在着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
本文解析了这两类形象,并且分析了造成其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形象悲剧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
显赫的背景,贵族的血液并没给她带来多大的幸福,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
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最为成功、最为丰满的。
在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是红极一时的才女,是当时文坛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
如同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标题一样,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际遇称得上是一段传奇。
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失陷,许多进步作家或逃离虎口,或藏身匿影,蓄势待发。
张爱玲却因香港战争爆发而回到上海,灵感奇发,乱世反倒圆了她7岁即有的作家梦,小说集《传奇》一出版,即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最畅销书,张爱玲从此为文坛所瞩目,她的作品在读者和文化界中都有广泛的影响。
她以独特的眼光,透视乱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并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向女性精神世界进行挖掘,展示了她们的痛苦、抗争以及灵魂裂变,也渗透了张爱玲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开始于四十年代沦陷的上海文坛。
1949年后发表《十八春》、《小艾》;1952年迁居香港,发表《秧歌》、《赤地之恋》;1955年定居美国,又有《五四遗事》、《怨女》问世。
《金锁记》、《倾城之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她多以四十年代旧中国的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描写在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相冲击、媾合下,一些特定的女性的惆怅、悲苦、疑惑、无奈,甚至心理的畸形与变态,从抽象的哲学意味上对人性进行探索,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着她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
身为女性,及她独特的身世背景,使她对封建家庭中女子艰难的生存处境有更深的独得体会,并用老到犀利的文笔给予精采的描叙。
张爱玲以苍凉犀利的人性透视,从反面展示了女性在灰色人生中的畸变心理。
她欣赏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的手法,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文化对人性,特别是对女性心灵上的奴役。
在剖析女性身上固有的“奴性意识”上,她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作为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媾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
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首先,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
其次,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可分为两类:
(1)缄默无助的女性,她们对待社会、家庭温顺软弱,一切凭命运的安排。
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小艾;《金锁记》中的长安、芝寿。
这一类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最为丰满的形象。
如《小艾》中的五太太,蜜月还没度完,丈夫就带姨太太到外赴任,多年一直将她撇在席家过一种“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生活。
一生的岁月就这样无声息的流过,临死前还硬撑一口气不散,要等那形如虚设的丈夫前来告别,谁知她那“夫君”已死去3年了。
而《金锁记》中的长安一直生活在七巧的安排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自己的婚姻了。
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
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
(2)丑怪疯狂的女性,以《金锁记》中的七巧最为代表。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顶峰之作,无论从技巧上还是思想上,都能体现张爱玲的天赋所在,寻常人是无法企及的。
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
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
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
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
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点爱情也葬送了。
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
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张爱玲热爱世俗生活,我们可从其作品中看到一种“真实人生”的魅力。
她通过自己熟悉的男女婚恋和家居生活,揭示出现代人性裸露出来的千疮百孔。
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有以下特点:
1、奴性。
张爱玲以她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在小说中借女主人公的感情矛盾,半推半就、若即若离、游戏式的恋爱婚姻,细腻地剖析了妇女身上的这种特性。
最突出的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了。
她的曲折而苍凉的恋爱历程,正是一场求安稳的爱情冒险。
张爱玲对女性身上的致命的弱点毫不避讳且将其剖析得淋漓尽致、一针见血并暗示女性身上的奴性性格因素必然导致其悲剧性的命运。
2 爱与道德的整体沦丧。
张爱玲是一位专写人性恶的作家,她致力于挖掘人的灵魂的阴暗面,她作品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有高尚的情操,没有一个有善良的心地,没有一个的性格是憨厚纯朴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她们都是现代大都会里“病”了的男女,如《心经》中的许小寒、《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
再如,《十八春》中的曼璐,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沦入风尘,及至年长色衰,又不得不与祝鸿才姘居,然而她仍没有找到真正的幸福。
张爱玲笔下透出的那股令人寒彻骨髓的冷气—人间无爱,只能成为我们唯一的解释。
3、被金钱物化。
有人说张爱玲善写人身上的情欲,准确一点,应该说她的许多人物只有欲,如财欲、肉欲,没有真情。
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便是一个典型。
4、另类。
张爱玲笔下的家庭,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在这批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就像一个缩小的《红楼梦》里的荣国府,他们的生活样式仍保留着“大清帝国”的那一套。
家庭里掌权的都是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太太,如《创世纪》里的紫薇,《倾城之恋》里的白老太太,《金锁记》里的姜老太太等。
这些老太太虽然面目、个性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个个都守旧、权威。
在这儿张爱玲暗示我们:
女人,只有让自己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后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脱,才能有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的机会。
她擅长用“审丑”的显微镜来透视女性的心灵,并将对其病态畸型的心理剖析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文化方面,对女性“奴性意识”的展示和批判。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张爱玲一语就道破了女性心灵深处以男性为归依的“奴性意识”。
纵观中国的封建历史,就是将女人逐步异化为“女奴”的历史。
黑暗的社会现实,高压的男权世界,腐朽的封建文化,固然是女性“奴性意识”滋生的土壤,但女性在男人营构的囚牢中呆惯了,从思想意识到行为规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趋归,心甘情愿地匐匍在男性脚下,自甘为奴,则是女性“奴性意识”得以代代相袭的社会基础。
她们终身挣不破“奴性意识”的枷锁,即使身心备受煎熬,仍安于“从人者也”的地位,世代相袭无怨无悔地为男人作出奉献和牺牲,“像牛马般的辛劳、绵羊般的柔顺,看家狗般的忠诚”(丁玲语)。
张爱玲用她那洞察入微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令人怵目惊心的女奴历史: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是一个纯洁的女学生,为了爱情和奢华,心甘情愿地出卖身心,变成一架交际造钱的“机器”,来换取并不爱她的浪荡子乔其乔的一纸婚书。
张爱玲用苍凉的末世情调,展示了她们苍白麻木的灵魂,对她们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哀和无奈。
对几千年来妇女身上积淀的历史沉疴和禁锢女性身心的奴性意识,来了一次彻底的曝光和总的清算。
从反面提醒人们,这种非人的女奴历史是应该结束了。
2.从经济层面上,剖析女性在生存物欲挤压下畸变的心灵。
“走!
走到楼上去!
——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
”这是张爱玲对在物质上甘当男人依附的女性形象的归结。
追溯历史,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以来,女性就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沦为男性的附庸,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要生存就必须紧紧地依附于男性,这就是女性“奴性意识”产生的经济原因。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以青春美貌来换取“开饭”的那声“呼唤”,一个嫁与世族大户中的瘫子为妻,一个嫁给富商老头为妾。
当她们黄金梦圆时,红颜已逝。
当年她们为了物欲与情欲作战,金钱到手时,人性已被扭曲。
她们没有能享受青春的情爱,也不允许别人甚至自己的亲人享受。
曹七巧亲手毁掉了儿女们的幸福,梁太太将亲侄女引诱上了交际花的毁灭之路。
她们将自己的亲人视为最大的敌人,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
黄金欲将她们引上一条非人性、非女性的道路。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这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性,被尖酸的兄嫂挤兑得无法在娘家立足,所受的封建教育又无法使之在社会上生存。
煞费苦心与一个精刮油滑的富家子弟斗智斗勇,先不得不委屈地接受了情妇的地位,但香港战乱成全了她,她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范太太,赢得了“开饭”的那声“呼唤”。
《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丈夫,竟设计陷害妹妹,让她失身于自己的丈夫。
以毁掉妹妹一生的代价,来保全自己“开饭”的那声“呼唤”。
张爱玲为我们描写的就是这样的被生存物欲挤压下女性畸型变态的心理。
尽管这些女性身份不一,教养不一,但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
她们没有自立于社会的谋生本领,只能当软体动物紧紧地依附于男性。
她们以爱情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以建立家庭为人生安稳的城堡,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反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
这种灵肉分离的畸型婚姻,导致女性的心理变态,人性扭曲。
曹七巧终身戴着黄金的枷锁,并用枷角劈杀了自己的亲朋至爱,陷入自虐与他虐的“没有光的所在”的囚牢之中;曼璐为留住二流子的丈夫而葬送亲妹妹。
这些女性在金钱与情欲,这来自生存和生理的双重欲望的轮番挤压下,在自己灰色的人生道路上,自导自演了一出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
3.从自然生理方面,揭示女性对生命本真的愚味无知而自铸的悲剧。
纯洁也会杀人,无邪也会致人于死地。
这是“兵不血刃”的对人生命本真最残忍的击杀,是源于对天性的无知而铸下的悲剧。
悲剧的施予者却是年轻纯净、美貌如花的女性。
热爱、尊重妻子的男人在此却成了悲剧的直接牺牲者。
这是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再次运用现代精神分析学的手法,向我们揭示出女性世界中令人感慨的另一角。
在此,张爱玲将她惯用的男人是女性悲欢的直接导演的人物关系定势来了一次对调,女性变成了悲剧的制造者,但女性在导演男性悲剧的同时也铸下了自己的终身悲剧。
从自然生理层面上,揭示女性自身的悲剧,这是张爱玲震撼人心的一笔。
她揭示出女性在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奴化下,不仅在思想上丧失了做“人”的意识,在心理,生理机能上,连人的自然本性都迷失了。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愫细的丈夫身为大学教授,却不知如何对妻子进行“爱的教育”而自杀了事。
塑造这些形象,体现出张爱玲对男女众生,对人类文化的极度失望。
像这样的悲剧,现在仍时有发生,可见人对自身科学合理的认识,对完善人性、完美人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张爱玲以她那洞烛幽微的人性显微镜,逐一透视了中外女性身上的愚味心理。
警醒人们:
要享受完美的人生,就必须要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文化和环境来培养建构完美的女性。
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
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开始。
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结构严谨,故事,就在一幕幕矛盾中开展来。
通篇读完,也许大多读者和我一样,非但不会对七巧种种变态行经感到厌恶,而是会感到一种直彻心骨的苍凉的悲哀和同情。
七巧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年轻的时候,她也会和街上的走贩眉来眼去,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同时她也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子,你看她,尽管大哥把她带到火坑了,她后来再见大哥,哭闹过后,一样塞了许多贵重礼物送给大哥带回,这时她仍然有温情的;她的情人季泽被她骂走后,她不也会躲在窗户背后看着爱人仓皇而去的背影吗?
那时她心中还有爱情,就是到晚年,她在某一瞬间也仍然怀念年轻时候的温柔。
这样,这个人物也活了,我们也对她丝毫没有世故的眼光,她是可爱的,也是不幸的。
张爱玲小说的永恒主题就是女人。
她以一个女性独特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古老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突出描写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的女奴形象。
这些女性来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生活经历也迥异,然而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悲。
《倾城之恋》的小寡妇流苏,《金锁记》中的少奶奶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女大学生薇龙莫不是以眼泪收场。
张爱玲对他们的探究并没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戳底层,从女性自身找原因,这是区别于以往的以外因为主的一个新角度,更能唤起女性的自我解放和觉醒。
这些人物悲剧的原因无外乎以下三种:
一、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
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
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
“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
”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
”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
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
”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
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
《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安白登,开着汽车,春风得意,“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其实他的周围危机四伏,充满不安。
新婚妻子愫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
罗杰很快便感到“一片怔忡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宁静”,安全感这时候变成了恐怖感,他最后就在这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二、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
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
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
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
“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
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
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
没有人爱过她!
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
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
”父亲最终和一个与许小寒长的十分相象的女学生同居,从而摧毁了小寒“良好”的打算,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张爱玲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
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
三、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
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仅仅存有“一刹那的彻底了解”,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白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
《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
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
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
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
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
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
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
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
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
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
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
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
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
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事实上,通读张爱玲的作品,我们无不隐隐地感觉到张爱玲时时都在提醒、告诫着女性,现代女性的定义不仅包括温柔、贤淑,也包括力量、权威和进攻性,只有当女性的潜能被发掘后,她们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之美,她们才会拥有幸福充实的人生。
独特的女性意识,带来独特的创作,也带来了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小说作品中的人物画廊里,那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她的深厚功底,在现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她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敏感,以一个天才作家的包容力与感悟,把她眼中所见的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的女人活画了出来,为现代女性文学增添了风格独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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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国英《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淮北煤师院学报2002.8
8.柯常钦戴着枷锁“舞蹈”的女人高等函授学报2001.4
9.说不尽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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