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龄社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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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龄社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思考
关于老龄社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思考
两只老鸟喂大一窝小鸟,慢慢地,翅膀硬了的小鸟远走高飞而去,只留下老鸟守着空空的窝,这是自然界的“空巢”现象。
但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子女因种种原因不在老人身边,独处“空巢”的老人已越来越多,且发生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2004年3月,75岁的中科院院士、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的陈中伟教授,在上海独居的家中意外坠楼不幸去世。
2006年春节过后,彭浦街道一对母子双双在家去世,多天后才被发现。
2004年,上海某区一位老人在家去世,6天后才被人发觉;同年,某区一位老妇亡故,遗体居然搁了一个月无人知晓。
2005年一位膝下有4个女儿的独居老人,在家中病逝数日才被前来探望的女儿发现;同年某区一位七旬独居老人过世7天无人知晓……。
在“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的我国,类似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2006年秋季以来,我利用在养老院等社会实践的机会,有幸接触了关于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许许多多关于老人事例,通过一年多的社会调研,我认为我国已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由此引起种种社会问题应值得我们青年一代的重视。
一、老龄社会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
二、我国和上海老龄化社会的现状
(一)我国老龄化社会现状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10月就已进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是1.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8687万,占7%)。
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11月,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49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居世界首位。
今后我国每年将以3.2%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到2015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占总人口的14%;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人,占总人口的15%以上;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4亿人,占总人口的25%,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3.2亿以上,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0%,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5%。
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口中上的高龄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到2007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人口已达1100万,并以年均5%以上的惊人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预计到2040年8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5600万。
可以说,一股“银色浪潮”正在席卷中国。
(二)上海老龄化社会现状早在1979年,上海就首先成为我国老龄化城市。
如今,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居全国首位。
截至2009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1400.70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15.70万人,占总人口的22.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1.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8%;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2.55万人,占总人口的11.6%;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6.65万人。
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1979年迈入老龄化行列之初的10%,到现在已翻了一番还多,其间只用不到30年,这种速度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城市所没有经历过的(美国等国家用了90年)。
本市老年人口已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预计到了2020年上海老年人比例将上升到约33%,即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有人形象比喻为上海已是一个“白发城市”。
三、我国出现老龄化社会
(一)人均寿命不断延长13亿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
新中国成立55年来,营养、保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已使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到如今的近72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数字枯燥,却见证变迁;数字无言,却折射出中国人越来越高的生活质量。
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
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
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
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
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
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
200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增加到71.4岁,比1990年提高了2.85岁,预计到本世纪末还将继续显著提高,可以说,21世纪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第二阶段的人口老龄化。
而根据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丹麦、英国、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数据计算,其平均预期寿命由40岁左右提高到65岁左右至少用了100年的时间。
一些发展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更为缓慢。
如印度1951至1960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40岁左右,到1970至1975年间,平均预期寿命仍在50岁以下;埃及1950—1955年人口预期寿命在42岁左右,到1970至1975年只达到了52岁左右。
可以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总的看,中国人口死亡率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时间之短、速度之快,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二)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我国的人口形态已经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1949至1970年间,我国的出生率基本都高于30‰,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至1980年已经降到18‰,随后呈现波动和徘徊,在1990年后又开始呈现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至2004年已经降到12.29‰,而目前上海的人口出生率只有7‰至8‰。
上述说明,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是很快的。
与此相比,国外如欧洲国家出生率下降的时间超过50年。
可以说,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则是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育龄妇女和生育欲望,因此即使目前提高生育率也无法在短期内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其后果是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三)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医疗条件的提高,老年人真正实现了“延年益寿”。
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我国60岁以上人口分别是:
1953年为4154万,1964年为4225万,1982年为7664万,1990年为9697万,2000年为1.3亿。
21世纪上半叶,由于健康措施的进一步落实,人均寿限有望再延长,我国老年人口将加速增长(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年增长率为出生率的3倍)。
四、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大特点是:
基数大、速度快,而又底子薄、负担重,是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被世人称为“跑步进入老龄化”。
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万美元之间,而2003年我国人均GDP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
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有自己的特点,首要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养老问题就变得非常迫切。
五、“银色浪潮”带来的诸多问题综上所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
根据资料,世界上已有70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其中只有中国、印度等4个国家人均国民产值在1000美元左右。
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度里,老龄问题与人口问题窄路相逢,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
为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特别注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老有所养我国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更为突出的,因为这部分老年人退休时间早,当时实行低工资制,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没有真正享受到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成果。
他们退休工资微薄,有的过去是家庭妇女则长期没有养老金,只能依靠丈夫和子女上交赡养费,2007年上海出台了新的养老政策使这一部分人员享受社会基本保障,每月领到几百元的生活费。
这个群体却是在改革中被忽视的,老年人花费在自己身上的费用只有在晚年或高龄阶段才明显增加。
而刚进入60岁的老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生不逢时,青年时候上山下乡,中年时候经受着企业关停并转和下岗待业,每月靠着数百元的协保金度日,刚退休本可以拿到上千元的养老金时又步入新一轮主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物价上涨期,退休工资仅够维持日常简单生活的开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祈祷着家里平平安安,千万不要出现意外事情。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福利待遇,提高生活质量,成了他们最为迫切的奢望。
(二)老有所依我国有着古老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儿女为父母养老送终。
然而,这种传统正日渐被打破,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老人有了自己的天地,和子女分开居住,待到今日真正需要子女照顾时,儿女却不在身边,形成了“空巢家庭”,独自居住的老人大多面临安全和生活照料上的问题。
这些老人因此产生强烈心理失落,涌起孤苦伶仃、自悲自怜等消极情感。
这种现象为本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应该说,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受到现今生育制度的影响,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已从过去多子女变成少子女,人口结构已从过去的多子多福变成了“421”形式,即4位老人、2位中年(即一对夫妻)和1个孩子,并很快将进入“8421”的结构,即8位高龄老人、4位老人、2位中年(即一对夫妻)和1个孩子,家庭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的资源越来越少,特别是当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和工作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赡养老人。
可以说,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延续千年的养老方式,但是,随着近年来独生子女的增多,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家庭养老已成为越来越多子女无法承受之重。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现代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失衡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自我养老”已经受到严峻挑战。
有调查表明,20%的老人有入住养老院的愿望。
但是,目前我国现有养老院的数量仅够0.86%的老人入住。
据统计,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3.8万个,床位266.2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0.9万人。
目前,这一数量虽有不少增加,但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有统计表明,在上海有六分之一的老年人希望去养老院养老,借此得到照顾,以减轻子女负担。
(三)老有所医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人们老年期不断延长,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带来沉重负担。
1993年卫生部调查表明,老年人群中60%~70%有慢性病史,人均患有2~3种疾病。
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2倍,伤残率是全人口的3.6倍。
2004年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中,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进行跟踪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81%的高龄老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
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的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在余寿中有2/3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
老年病多为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抑郁症和精神病等慢性病,花费大,消耗卫生资源多。
据北京市调查,占公费医疗对象18.39%的离退休人员,占用医疗费45.2%,为在职人员的3倍。
据1993年两周患病率指标的调查,老年人消耗卫生资源是全人口的1.9倍。
随着老年人增多,各项费用将进一步上升,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的负担。
虽然,目前上海对退休人员医疗费实施统筹和医疗保险,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仍需要个人支付一部分,许多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个人帐户的钱往往不够使用,只能把退休金和养老金贴进去,有的甚至由子女拿钱出来支付医疗费用,为此一些老年人已出现了“因病致贫”现象。
老年人真诚希望医疗费用降一点,医疗保障高一点。
六、对策与建议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虽然我们对老龄化人类社会不能选择,但是人类老龄化面前我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人类社会可以因势利导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可以把挑战变成机遇,对策的选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在21世纪的长过程中,对策也要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创新。
目前的对策也是为对应今后进一步老龄化作好各项准备。
现在,我们周围很多年青一代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策与己无关,这也是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最大遗憾。
因此,要让年青一代深深懂得,人口老龄化与每个人的今天和明天都息息相关,我们青年是老龄事业成果最大的受惠者,如果老龄对策忽略或失误,我们明天就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再过40年,我们也将加入到老年人的大军中。
我认为,当一个国家迈入老龄社会的大门以后,经济保障、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就从个人和家庭的需求转化为社会的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更应得到关注。
为营造一个和谐的老龄社会,在社会政策方面要建设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此,我建议:
(一)要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众所周知,对应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即国家和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但在共同负责中政府始终起主导作用,政府的职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经济的富足、政策的完备、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机制,才是一个国家成功地治理老龄问题的必备条件。
经济的富足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机制都要体现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上,以便从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角度来科学而有效地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
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
显然,如何在养老的家庭需求到社会需求的转变中,建立和完善一套适应中国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单位和社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二)实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老年人的福利待遇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人享有社会基本保障。
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需要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对待,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
确定合理的退休金增加机制,保证退休人员的实际生活不至于明显下降;对工资改革前退休人员,从新设立的退休基金中给这部分人增加一定的退休补贴,以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以弥补高龄老人的养老支出增大的需要,人人享有改革开放、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2005年起退休人员每年平均增加上百元退休金,深得民心,应把这样的民心工程深入持久地做下去。
(三)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多层次养老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现代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失衡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自我养老”已经受到严峻挑战,中国家庭式养老格局将不可逆转地为社会化养老体制所取代。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的部分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
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老年人及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说,要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居家养老道路,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选择。
这里所说的居家养老不是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老年公寓”、“社会化养老服务”等并列的具体养老形式,而是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的总称,即坚持和完善家庭养老,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居家养老道路,积极创造形成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外围,养老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保障安全网、社会养老服务安全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政策安全网。
鉴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养老机构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的情况下,应积极倡导居家养家,让老年人在家中接受亲和社会区上门的照料服务。
但是,目前我们要着眼于将来,可以先整合养老设施资源,充分利用、改造社区中既有的闲置场地,如街道地段医院的空余床位,闲置的托儿所、幼儿园等,积极推进“民办公助”参与养老机构建设。
还可以考虑到环境条件好的郊区、外省市发展跨地区的养老服务定点场所。
加强生活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同时抓好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养老的新环境。
(四)建立良好的医疗保障机制,解决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和无钱看病问题加强疾病医护,对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大病、重病要制定一些特殊办法,给予适当的医疗费用保障。
要逐步将社区老年卫生服务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畴,保证老年人得到就近、及时、便捷、价廉质优的医疗保险服务。
还应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对特困老年人给予医疗救助,保障其基本医疗需求。
由此建立起一个围绕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针对慢病、大病的被充医疗保险等所组成的多层次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
根据老年人在医疗保健需求上的特殊性,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具备条件时,应当适时把老年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内容纳入医疗保险范畴。
充实老年医疗服务、康复、护理和临终关怀等设施,大力发展家庭病床等上门服务,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康复、护理照料等便捷的一体化服务。
总之,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等,使老年人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慰藉需求基本得到保障、生活质量普遍得到提高、高龄老年人特殊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律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老龄工作的新运行机制,并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健康老龄化,建立“以人为本,代际和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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