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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近代化（1843—1936年）

030726

丁日初，沈祖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古老文明面临着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西方的工业产品、生产技术以及与此俱来的管理知识、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所无法比拟的。

中外经济交往、尤其是对外贸易提供了国与国之间、生产方式与生产方式之横向比较的机会，也提供了争取近代化的有力手段。

一

由于中国在同列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中连连败北，中国被迫敞开了大门，被动地卷入了世界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平等条约体制下被动开展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失去了对付外国竞争的保护性屏障，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但是，即使在这种劣势下的对外开放还是胜过盲目的闭关和排外。

在鸦片战争以前，英美商人即对中国进行武装走私鸦片的活动。

战后在中国设立的大小洋行继续热衷于贩毒勾当。

从18世纪后期起，英国对中国的生丝和茶叶需求日益增加。

中国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结构，对西方工业产品进行了顽强的抵制，西方商人只得以鸦片来抵偿从中国贩运丝茶的货价，从而获得相对的贸易平衡。

早在19世纪40年代，外商在吴淞就是直接用鸦片交换丝茶的，到了50年代，正式形成了一种所谓“苏州制度”，即由华南从上海携带鸦片前往苏州产丝地区换回生丝。

如果没有鸦片，西方商人就没有资金购买中国的丝茶。

正常的贸易也无法开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贸易使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的正常贸易的补充和先导。

这种毒品生意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其中一部分成为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基础，著名的怡和洋行，沙逊洋行都是以贩卖鸦片起家的。

鸦片贸易不仅是外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同时也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买办和商入从运销鸦片中分润，收益甚巨。

在19世纪60年代，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厚利的买办和商入曾在外资企业、特别是轮船公司投资。

买办同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十分密切，洋务运动时期兴起的中国新式企业中多有买办的大量投资。

这些投资的来源一部分同买办或商人从运销鸦片中所得收益有关，因为早期买办人物大多参与洋行贩运鸦片的活动，如最著名的唐廷枢就参与过怡和洋行的鸦片贸易。

②徐润也开过包括经营鸦片的通源粮土号，还与唐廷枢一起担任过上海洋药局董事。

②

鸦片贸易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近代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被用于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伴随着痛苦、血泪和不幸所取得的历史上的进步。

然而，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并不是鸦片贸易，尽管鸦片曾经占据进口额的首位。

从长期的变化趋势看，正常的商品进出口交易是中外贸易的主流；

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正常的商品交易是不可能直接依靠暴力来强制进行的。

中国虽然被动地卷入了同外国的经济交往；但中国的国内市场对正当的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毕竟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需要和生产发展的要求作出选择。

同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也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条件下接受外国消费者的选择。

的确，在不平等条约下中国失去了应有的关税保护，因而许多论者认为中外贸易使中国吃了亏。

这种看法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是在关税保护下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在避免竞争的状态下可以解决的。

甚至可以说关税保护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尽管它也不失为手段之一。

相反，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发展对外贸易仍然可能做到利大于弊。

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曾经象中国一样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可是日本朝野却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强调它是“富国之本”。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没有一下子摆脱不平等条约，但是明治政府仍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推进对外贸易，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待国力强盛以后才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近代中国的情况同日本不完全一样，可是对外贸易曾经是经济发展的杠杆，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问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对这一杠杆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罢了。

二

中国进口贸易之所以不断扩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进口商品比在国内生产相同产品所花费的成本便宜，或者国内不能生产相同的东西，否则任何进口商品都不可能找到销路。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趋势；

（一）商品结构中的主导因素从开埠初期的鸦片变为19世纪的年代以后的棉纺织品，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变为多样化工业原料，工业设备。

（二）棉纺织品内部构成比例变化的趋势是；棉布和其他棉织物逐渐减少，棉纱在19世纪后逐渐增加，到20世纪初占了相当比重，到20世纪20年代棉纱也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原棉进口却从无到有，并占了一定的比例。

（三）粮食、糖的进口比例波动较大，如按进口值计算的绝对数，也有较大波动。

（四）煤炭、金属原料的进口在每年进口总值中所占比例，除个别年份较高以外，大体比较稳定；但是其价值却同进口总值一样，呈现上升的趋势。

（五）机械、交通器材、染料、颜料、煤油、液体燃料、烟草等项目的进口，则从无到有，从19世纪90年代起陆续出现并逐渐增加比重。

这种趋势是同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和中国经济的变此相适应的。

概括地说，外国进口商品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替代传统手工业的机制产品。

它的进口不断增长，引起了中国传统手工业部门的变化。

即：

由于近代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某些手工行业的生产规模的缩小。

这是因为进口的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某些手工行业）在效用上可以替代手工业产品，而且价廉物美，逐渐受到中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欢迎。

19世纪从40年代至60年代，英国的对华贸易相对停滞，就是因为进口纺织在质量和价格上还缺乏竞争力。

可是到了70—80年代以后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对手工业产品的竞争能力大大提高了，从而逐步取代了某些手工业产品。

以洋布为例。

70年代，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困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指洋布——引用者）了”。

⑥80年代，由于洋布“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

⑥90年代，则“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

①洋纱更是如此。

1882一1891年间，“在国内手工织布业中，这种棉纱取代了用国产原棉以土法纺制的棉纱。

机制棉纱不仅更匀称、更结实，而且在各方面都胜过土纱，它现在与土妙一样便宜，甚至比土纱更便宜。

”⑧“机制经纱和手工纬纱结合起来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与外国布匹竞争的、甚至更好的棉布。

”⑥由此可见，进口棉纱因其价廉质优，成了土纱的替代品而成为手工织布业的原料。

煤油在中国市场的畅销是因为煤油作为照明用油比植物油优越得多，其替代能力特别强。

8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进口煤油价格仅为菜油的一半；而发光能力却比菜油或豆油强。

随着煤油灯的普及，煤油进口的数量就随之大为增长。

“1887年，煤油进口量为1，200万加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加到每年两亿加仑。

”⑩

煤油替代植物油用于照明，而中国的植物油则被大量用来出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植物油已成为大宗出口商品之一，这种进口促进出口的连锁效应，肯定使中国从中获得一种“比较利益”。

第二类进口商品是为了适应中国新的生产领域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需要，以及新的生活习惯的形成而出现的新的消费要求。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近代企业需要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直到1886年为止，海关贸易统计中机械进口尚未分列专项，此后数年间，每年进口的机械价值估计近400000关两。

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开始热衷于兴办近代工厂，机械进口遂有增加。

“1913年，国外进口的各种机器总值仅800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1．4％；但到1936年，已增至3，800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6．4％。

其中，来自英、日、美、德的纺织机械和电力设备名列前茅。

”⑩

机器设备的进口装备了国内新兴的近代工业，适应了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求。

这些机器设备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没有能力制造，因而它们的进口对于技术转让有巨大的意义。

随着欧风东渐，通商口岸的社会风气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西方生活习惯的影响也扩大了，外国的食品、日常生活用品渐渐受到中国人的喜欢。

1892—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说；“从前列入免税清单的那些预定仅供外国人使用的商品，现在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人可以随意购买这些商品。

目前，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量已大大超过了外国居民。

这类商品包括食品、酒类、雪茄、卷烟、面粉、肥皂和其他好几种物品。

”②

第三类进口商品是补充中国市场需要的农林产品。

粮食的进口主要是为了在歉收年份弥补市场的匿乏，也是为了调剂沿海大城市的需求。

“丰收年份，食品进口值仅数百万两；而象（20世纪）30年代歉收年份里，进口值超过了15，000万关两，每年进口量3000多万担，接近于国内粮食产量的3％。

”⑩

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可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和落后的国内交通以及封建性的厘金制度对粮食供应造成困难和障碍，以致不得不从海外进口一部分粮食来维持民食。

外国木材的进口，海关统计自1902年起始有记载，到20年代数量逐年增加。

中国是一个缺乏森林资源的国家，木材供应一向比较勉强，特别是“由于内地盗匪横行，捐税繁重，货源极不稳定，价格又昂贵”，“用进口木材更加有利可图。

”⑧从而进口木材长期成为中国国产木材的必要补充。

棉花的进口，则是因为国内棉纺工业兴起后，需用部分外国优质长纤维棉花作为原料而国内棉农生产的多为短纤维棉花，不能适应需要，因而进口棉花，以便生产棉纱来取代进口货。

根据以上所述，近代中国的进口商品构成是向着逐渐合理的、方向演变的。

这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同时，这种演变对于经济近代化的进展也是有益的。

三

近代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可以反映出口贸易的发展情况。

从1863一1936年海关统计分析，出口商品的构成有以下变动趋势：

（一）茶叶从占出口总值一半以上逐步减少，进入20世纪以后更是迅速衰落。

（二）生丝和丝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茶叶出口衰退之际维持在出口总值30％以上，而其绝对值则大为增加，但是到了20年代前后生丝和丝绸出口比例又出现下跌。

（三）生丝和丝绸出口不振之际，大豆、豆饼，豆油以及其他油料作物的出口增加，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仅大豆、豆饼就占了出口总值的20％以上。

（四）1931年东三省失陷以后，大豆出口为日本操纵，关内出口总值中其他油料作物（主要是桐油）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五）出口农副产品从单一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并且煤、矿产、金属、棉纱和棉制品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中国物产丰富，可供世界市场选择的产品很多，面对世界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还能够维持出口贸易的一定水平，另一方面却说明中国小农经济在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方面，反应迟钝、收效甚微，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传统产品的市场。

一般地说，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突然开放以后，首先使世界市场对这个社会的产品的需求同这个社会的过剩生产能力联系起来。

这种过剩生产能力就是超过他们的最低生活所需的过剩土地和过剩劳动力。

只有有了这种过剩生产能力，才能够从事生产供应出口市场的商品作物，而不致减少这个社会的自给商品。

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农产品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很小。

据珀金斯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额只占农业生产总值的1％。

到了20世纪头十年，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才上升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

到了20年代和30年代刚上升到农业生产总值的3％。

⑩而其中丝和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最主要的出口项目。

而且19世纪后期的出口茶叶蚕丝占到全部丝茶产销额的30—40％。

丝茶生产的商品率很高，出口比例很大，可是它们不是在牺牲自给性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生产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

⑩20世纪成为重要出口商品的桐油，也是广大农民作为副业来零星生产的。

所以根本不会影响自给性粮食生产。

据统计，近代中国的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总值都是逐步增长的。

随着专业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专营出口产品生产的农民也必须用出售产品所得的货币购入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但是就中国社会整体而言，商品经济所占比重仍然很小。

因此，出口交易虽然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不等价交换而遭受剥削，但是对社会经济都或多或少是个补助。

如果没有出口交易，只会增加闲置的生产力，封闭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利用这种闲置的剩余生产能力来增加生产。

相反，由于出口的扩大，就有可能换回各种工业产品，增加社会消费总量，也有可能增加社会的货币收入，在条件成熟的部门形成近代工业投资。

扩大商品出口总是有利的，可是出口什么，出口多少，要取决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意愿，必须双方有利可图。

如果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或者竞争不过别国的产品，出口贸易就会衰退。

在鸦片战争以前，生丝和茶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战后直到1870年，丝茶两项的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94．7％。

其中茶叶直到1886年还在出口商品中高居首位。

可是印度、锡兰和印尼茶叶在世界市场上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茶叶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9世纪末起，它们出口茶叶数量不断增加，相比之下中国茶叶的地位越来越处于劣势。

在80—90年代中国出口茶叶数量还居世界第一，进入20世纪以后，先被印度超过，继后又被锡兰超过，印尼的茶叶出口量也迅速增加，接近甚至超过了中国。

由于茶叶外销受挫，它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1920年已降到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仅占出口总值的1．6％，其绝对值则为1870年前的四分之一左右。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丝与丝织品的出口稳步增长，1887年起，取代了茶叶的地位；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约占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弱。

在1870-1928年之间，丝的出口总值提高了7倍以上，从23，518关两提高到169，347关两；②由于缫丝工厂在中国的设立，丝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一直维持到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丝的市场萎缩以及日本丝产的剧烈竞争，中国丝产出口受阻，至1936年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出口均大为减少，仅占出口总值7、8%、其绝对值仅及3Q年代萧条前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国生丝出口的衰退是因为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变化。

这一变化主要是日本作为生丝的主要生产者和输出国加入了国际市场。

日本生丝出口量从1870年的7，000担上升到28年的549，000担，是该年中国生丝出口量180000担的三倍多。

⑩作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市场美国，到了1928年，日丝占了美国进口生丝总量的89．9％，而华丝仅占9．4％。

⑩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和质量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中国丝业在日本廉价优质产品的竞争下衰退，逃脱不了优胜劣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

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豆、萱麻、猪鬃、羽毛、皮革、草席，帽辫等成为中国新的出口项目。

1870年它们的出口值只占出口总值的5%多一点，但增长的速度很快，到了80年代中期，它们已占到10%，而到20世纪之初的1905年，则直线上升到58％，。

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新的出口商品中，东北特产大豆和豆饼；占有重要地位。

1913年它们占出口总值的11。

97%，到1928年占：

20．31％，超过了丝的18．94％；成为中国首要的出口商品。

其他植物油和籽仁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桐油原为中国特产，作为一种干性油在工业上有广泛的用途，从19世纪?

年代开始出口后，出口额一直稳步增长。

1930一1931年，植物油和籽仁在出口总量中占12％，已属相当可观。

“1932年东北沦陷后，大豆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突然下降；而籽仁和植物油（包括桐油）上升为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商品。

”④1936年它们占出口总额的18．7％。

在本文研究的时期里，大豆及其制品地位的下降是因为东北失陷这种非经济原因，桐油出口前景仍然见好。

但是，如果中国在生产方面不加以改进，从而保持很强的竞争力的话，终究也会遇到其他国家的竞争。

事实上，美国在1904年就有人试种桐树，到了30年代，美国、巴西、缅甸等许多国家开始商业性种植，并且有许多国家在发展亚麻子油、紫苏子油、大豆油等可以替代桐油的产品。

⑩所以如果不是后来的战争堵塞了中国桐油的出口，中国桐油在国际市场也会遇到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

需要在此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产品的成份在渐渐地增加，上述出口生丝中机缫丝在逐步代替手工缫丝，丝织物特别是20世纪以后兴起的近代织绸厂的产品，在出口方面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1868年出口绸缎只有4，OO0关担，其价值只有l，947，000两，为出口生丝的7．8％。

到了1928年出口丝制品为33，O00关担，价值达23，904，000关两，是出口生丝的16。

4％。

⑥

从1905年起有棉纱和棉制品出口的记载，而且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相当可观，并且有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这无疑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

进口替代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取得重大进展，并且有了打进国际市场的能力。

从1913年起有煤和矿砂、金属出口的统计，以前都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这一变化也体现了近代经济部门的成长。

长期以来，国内的中国近代史论著对于出口贸易多简单地谴责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掠夺，而很少提起它对民族经济的益处。

按照这种说法，出口贸易既然是外国对中国的掠夺，可是不少著作在论及中国丝茶在世界市场上被日本丝和印度、锡兰茶所排挤时，又指责后者对我国丝茶业的压迫。

可见，这样的论述，很难避免逻辑上的缺陷。

四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由于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背景下开展的，而中国又是一个丧失主权的落后的低开发国家，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因素。

（一）由于缺乏关税保护，中国贸易入超的数额越来越大，同时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副产品交换中存在的剪刀差，使外国资本家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润，使中国财富滚滚外流，造成中国货币资本积累的严重不足，从而在这一方面妨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展。

（二）外国商品排挤了同类商品的中国土货，从而使千百万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更加困苦。

中国农业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后，往往受市场竞争的摆布，丝茶的衰退更加剧了生产者的不安，中国农村社会更加动荡。

（三）当民族工业兴起以后，同类外国产品的继续进口，争夺国货的市场。

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民族工业。

许多研究者对这种后果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近代对外贸易毕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自然经济的分解相资本主义的产生。

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资本主义新式商业逐渐产生，因而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中存在的那种商品经济的简单的量的增加，而是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

开埠以后，外国商人纷至沓来。

可是仅仅通过几百家洋行并不能完成销售洋货、输出土特产品的全部任务。

洋行必须同中国商业机构打交道，才能完成商品流通的全过程。

从中国出口产品生产者到洋行、从洋行到中国的洋货消费者，这中用要经过几个流通环节，这些流通环节，是由中国商人组成的。

这种新式商业在外国产业的基础上运动，从世界资本主义这个大背景来看，这种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承担商品资本的职能。

如仅以出口土产来说，中国商人通过对外贸易同世界市场上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进行国际间的商品交换，这一方面反转来促进我国有关行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

另一方面也促使从事这种对外贸易的商业企业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管理越来越资本主义化。

由于这种商业资本是中国本国资本，并在中国本国运动，同外国资本主义保持独立性并在压低进口商品价格和提高出口商品价格上同外国商人有一定的矛盾，因而他是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商业。

在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它又为民族产业资本服务。

郝延平认为，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种“商业资本主义”，其具体内容包括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市场的开拓和农业商品化，在政治不稳定和商业风险的环境下追求利润，西方的商业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引进等等，这是一场“商业革命”，大大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这种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新式商业不同于传统商业的地方还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环境。

这对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其次，出口贸易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

前面已经说明，中国的出口农副产品是利用剩余劳动力生产的，因而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

30年代有人对这种情况评论道：

“我国农村经济，向恃农作物收获以外之副业为调剂，农民若纯粹恃农作物经营之一端而别无收入，则费力多而获利薄，晚近机械制品输入以后，农民消费亦相当增加，尤非副业之补助不可。

在黄河流域诸省区之农村，农民副业不甚发达，故不如江浙农村之充裕。

农业副业内以蚕桑为最有利，江浙以外；如四川、广东、山东各省农家，亦多依赖春蚕之收获，以资周转，甚至衣著之需，亦全仰给于此。

”⑨可见，农副产品出口的兴衰对我国农村经济的荣枯有着何等重要的关系。

出口贸易的兴盛还带动了产地城镇的繁荣。

湖州南浔是生丝的著名产地，镇上办起了许多丝行、丝号、丝经行和缎丝厂。

成了一个商贾辐揍的闹市。

湖州城里还有许多绸庄；收购零机户的产品，发往设在上海的坐庄，远销国内外市场。

1927—1929年间，绸货外销的激增，使湖州绸厂应运而起，当时湖地丝织工人约有万人之众。

后来，外销滞落，湖州绸庄、绸厂、零机户纷纷停业，丝织工人失业，湖州经济一蹶不振。

可见其经济繁荣同出口贸易的关系又是何等密切。

从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值约占全国的50％左右，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

对外贸易带动了上海对内贸易以及市内商业的繁荣。

促进了上海交通运输、电讯、金融、工业等各方面的发展。

外贸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先导，在它的带动下，上海发展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经济中心④。

第三，中国商人从进出口贸易中赚了钱，为投资于资本主义工业和其他企业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

早在60年代，就有一批对外贸易商人投资于外资轮船公司。

到了70年代他们又参与洋务运动，投资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其中同生丝出口贸易有关的商人在积累货币资本并向新式工业投资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南浔著名的号称“四象八牛”的丝商12家族，在经营生丝出口致富后，大多有向近代经济部门涉足的经历，向工交、金融业的投资十分普遍。

经销洋货的商人也积累了巨额资本，著名的企业家叶澄衷就是从推销洋货起家的。

有的进口商积累起相当资本后就投资仿造自己向来经销的同类进口货。

例如做进口西药生意的药房投资生产西药，就是很普遍的，上海的民族资本西药工业企业，大部分是从药房发展起来的。

第四，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

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造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

由于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手工操作，进出口商品交换的比价必然不利于中国。

有人估计，以1913年进口价格对出口价格的比率为100，到了l935年已上升到122．9，而1970年时仅为76．5。

⑥

不等价交换造成的利权外泄局面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给中国官民以强烈的刺激，激励中国人谋求堵塞漏厄的办法。

早在19世纪80一90年代，许多中国人已经明白：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

…特惧夫自知拙劣而不能就原有者改进之，就未有者仿造之耳。

”⑩

我国棉纺、面粉、火柴、卷烟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行业，就是为了抵制洋货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外国棉纱的进口，打击了手工纺织业，但是为机纺纱开拓了市场，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民族机器纺纱业的产生，以中国产品替代进口棉纱；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

据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61％的国产棉布（以平方码计算，如以码为单位，应为73％）仍是手工业织成的。

因而手工织布业的中心如高阳、定县等地利用手织机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20世纪初就，相当发达，它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机纺纱，有力地抵制了洋货。

有人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