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水利交通.docx
- 文档编号:30407907
- 上传时间:2023-08-14
- 格式:DOCX
- 页数:17
- 大小:33.29KB
宋辽金夏水利交通.docx
《宋辽金夏水利交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辽金夏水利交通.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宋辽金夏水利交通
宋辽金夏水利·交通
宋朝
1.宋朝的水利
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和同知杭州戚纶把黄河河工中的埽工技术引入海塘工程,修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
这种海塘虽然省工节料,提高了抗冲能力,但费柴太多,易朽坏,年年需要维修。
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石塘。
景祐年间(1034—1038),两浙转运使张夏作石堤12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
庆历四年(1044)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础上,续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赵霖、黄震、苏轼等人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单锷。
范仲淹(989—1052)有较丰富的治水经验,曾修过苏北海堤。
天圣二年至六年(1024—1028)修成捍海堰1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
他对太湖的情况比较了解,景祐年间(1034—1038)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认为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相结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与兴利相结合,蓄泄兼顾,有利农业生产。
①单锷著有《吴中水利书》,书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认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个。
针对水患原因,他主张治理太湖应先开吴江塘路,让水泄尽后再筑围垦田。
单锷片面强调排泄宜兴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兴利对立起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农田水利方面,宋熙宁(1068—1077)王安石当政时,大兴农田水利。
北方利用河流泥沙进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高潮,涉及的河流有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等以及山地溪涧。
分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
淤田数目几近700万亩,②规模不小。
北宋虽然花了很多财力治理黄河,但因治河方针不善,成效不大。
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针主要有:
(1)宽河缓流和遥堤约水说。
姚仲孙于庆历元年(1041)提出系统看法。
此论的缺点在于只着眼于水而忽视沙,因此,它不仅不能减轻河患,反而使灾害加重。
(2)全河分流说。
代表人物李垂,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提出一系列分水建议。
此说与宽河缓流说一样,只着眼于水,忽视沙,其结果也与前说一样。
(3)局部减水说。
此说情况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大体来说,作为一种临时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
但作为一种经常的治河方针,到处分流,则有害无益。
(4)放任行流说。
这是一种消极的方针。
(5)疏河减淤说。
着眼于泥沙,但实际行动起来不容易。
五代后期,后周始建以东京(今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
北宋继续整治,扩大运输能力。
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运河,呈放射状,构成错综密集的运河网。
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达的运河网遭到破坏。
南宋时只能在东南一隅维持漕运,在两浙间开凿了若干运河,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东南运河系统。
①《宋史·河渠志》。
②范仲淹:
《上宰相书》,载《太湖备考》卷3。
2.宋朝的漕运
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大体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各国则分别占有长江、珠江流域。
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运,水上交通发达。
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时,处于五代中原皇朝与吴或南唐的接壤线上,南宋时又与金朝以淮河主流为界,这两个时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况下都断航。
五代的后唐、后周以及宋代,注意发展人工运河,疏浚、拓宽北方的浅狭河流,与长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内河航行体系。
凡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地区,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镇,设有“驿站”馆舍,以供过往官员等住宿。
五代时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泉漳等政权,还注意发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河北水运
北宋朝廷很关注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
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
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熙宁时,再次开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复航运。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
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属河北),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
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
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
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
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
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
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
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
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
汴河水运
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
唐末毁于战乱,后周显德二年冬,世宗淮备进攻南唐,依古河堤进行疏导,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流入淮河。
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引黄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达于京师”,这是唐末以来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张方平说:
“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
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
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
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
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
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
”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200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
“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
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36陂为“水匮”(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
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公私便之”。
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
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
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
由于航行于汴河、运河的船舶较小,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24至30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
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
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49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
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57里,阔15丈,深1丈5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
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
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
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
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
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
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
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
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运河”。
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
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
“纲船”“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
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
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
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
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
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
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斛(约合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
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
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2500斛(约合150吨)的大船下行。
他乘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
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
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
3.宋朝的驿路与官路
陆上交通分为通驿传的“驿路”与不通驿传而通往州、县城的“官路”,大部分官路即是驿路,因而多数场合的“官路”即是指驿路,驿路也称“驿道”,官路也称“官道”。
驿路中的主干线称为“大驿路”或“大路”。
后唐天成三年(928),兴元府重修通向关中的“斜谷阁道二千八百余间”,洋州又“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开新路至房州”①,加强了后唐边境与腹地的陆路交通。
宋朝廷重视驿路、官路的维修,如“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沿途桥阁九万多间,每年都进行修整以保证通行,这是被称为“大驿路”的主干线。
熙宁七年(1074),在北段开修由金牛驿(今陕西宁强北)向东经褒城县(今汉中西北),再北上经新开的“褒斜新路”武休驿(今留坝南),通向西北的凤州,作为新的“大驿路”。
旧“大驿路”北段是由凤州向西经两当(今属甘肃),西南经河池(今徽县),再南下至金牛驿。
经多次比较利害后,自元丰元年(1078)冬起又改为重走旧的“大驿路”。
此外,如修整东、西两京(开封、洛阳,今皆属河南)间,“自武牢关至荥阳、巩县”段的驿路,等等。
驿路、官路两旁通常都栽种树木,挖排水沟渠。
福建路“八州、军,建·汀·南剑州、邵武军驿路,从来未曾种植,并福州(今属福建)尚有方山北铺亦未栽种,遂致夏秋之间往来行旅冒热而行,多致疾疫”。
政和三年(1113)诏令:
“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②,以改善交通条件。
驿站
驿站原是兼有官旅(官吏专用旅店)及“邮传”(传递官私文书)两种职能,五代时开始,“邮传”由“递夫”专职递送,后另设“递铺”以承担“邮传”。
驿站通常每隔40里左右设置一所,也有50、60里,甚至70里设置一所驿站的,而70里的驿程通常增设一所驿站。
两驿站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驿程、一驿或一程。
驿站建有馆舍,各府、州、县城都建有驿站,乡村的驿站通常设在镇市上,府、州、县城的驿舍,通常称为驿馆。
各府、州、县及设于镇市的驿站馆舍,凡赴任、离任官员和差出的官吏军卒,以及陆上“纲运”押纲官及纲卒,凭“驿券”住宿。
一般先到者入住,低官让后到的高官,尤其是有隶属关系的高官;如驿舍不足则自住客店。
辽、金、西夏等使臣也住驿馆,宋朝皇帝的出巡也常住驿馆。
宋代还规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虽不请券,并听入”住③。
放宽了入住驿舍的条件,但如有官员入住则迁避。
宋代由于马匹缺乏,陆上运输以牛车为主,驿站通常也不备马匹。
凭“走马头子”需乘骑“驿马”者,实际是乘骑“马递铺”的“递马”。
马驿
南宋时,设有专为运送四川、广西等地马匹到首都临安府的“纲马”而设的“马驿”,每一所马驿只配有军卒5人,不备马匹,而是备足押运人员及纲马食用的粮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备过往的“纲马”使用,每一纲有马50至55匹、押纲官卒30至60人左右不等。
驿程
官员们赴任或离任及差出人员通常每日行一程,即一驿。
五代时后梁为了限制“近年文武诸道奉使,皆分外停留”,除了规定各地奉使到京(开封府)官员不同的停留时间外,还特别要求各地奉使官员“往来道路,据里数日行两驿”④。
宋代官员赴任,北方多乘骑“递马”,南方则多乘轿,通常日行一程。
驿卒
驿站的“驿子”,五代与宋代前期,都是差乡户百姓担任。
后周广顺二年(952),还曾下诏:
“诸道所差知管驿人,不得于州县别差人户贴助。
”⑤宋天圣六年(1028)九月,晏殊奏:
“诸处州县列差乡户百姓充驿子,甚有劳扰。
臣前知南京(应天府)日,就差剩员兵士逐季替换,甚以便民。
望下诸州军并依此例。
诏开封府界依所奏施行。
”⑥从此,军卒逐渐替代乡户担任“驿卒”。
①《宋史》卷95《河渠志》五《滹沱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甲子。
③《五代会要》卷25《道路》。
④《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2、3、4、6。
⑤《庆元条法事类》卷10《舍驿·驿令》。
京城驿馆接待辽、金、西夏等使者。
⑥《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
4.宋朝的邮传(递铺)
“邮传”原先由驿站承担,五代时,由乡户担任“递夫”,专职担任“邮传”。
以后又设专门的“邮传”机构“递铺”,其职能遂从“驿站”中分出。
但也承担某些“驿站”的职能,如宋代凭“走马头子”,可乘“马递铺”的“递马”等。
“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
今总谓之‘省铺’”。
也有25里设一铺,甚至更长,“铺分地里遥远去处,置‘腰铺’”①。
急脚递铺
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实际是“快速”步递,是北宋时三种递铺中最机要的递铺,如规定:
“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总管司及雄州(今雄县)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
”文书的内容规定为“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非常盗窃,并入急脚递,日(指一昼夜)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脚军士晨夜驰走”传递的②。
但是,实际上经常低于规定的速度。
急脚递铺只设于少数主要干线。
马递铺
马递铺也称马铺,设于驿传干线,备有铺马,也称递马、驿马,铺马由官府将不能作战马,而“稍堪乘骑者支(给)马铺”。
如“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宋代驿站不备马,官吏因“差出勾当公事”以及赴任官员,凭枢密院牒“走马头子”,可以逐铺轮换乘骑“递马”,也称为乘驿马、乘传。
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为“篆书银牌”,因银牌经常丢失又恢复用“走马头子”。
咸平三年(1000),改为“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递马(逐铺更换),余不得更乞置借”③。
所以,马递铺实际上承担“邮传”与“递马”(驿马)供乘骑的双重任务。
由于宋代马少,马递铺的马匹经常配备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骑”的劣马,官员乘骑只是代步,邮传递件时也难于奔驰。
所以,虽有“日行”500里、300里的规定,极大多数远低于此数。
通常将规定日行400余里(实际上也达不到此数)的急脚递,作为最快速的邮传。
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即使在同一城镇时,通常也是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
由于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提供乘骑,一直受到重视,诸路常设“提举马递铺”官。
南宋时,步、马、急脚三种递铺渐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
通常仍同时保有原先的三种铺名,递件则按性质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分别递送。
在铺兵、递马缺乏时,实际上是待递件积存一定数量后,以“步递”进行递送。
步递铺与递送物品
步递铺普遍设置,不仅要递送官方文书,也是唯一允许递送“私家书简”的递铺,但实际上“私家书简”经常进入各种递铺递送。
步递铺与马递铺还承担递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递铺甚至还承担“纲运”、粮食的递送。
有时急脚递铺兵背负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诏:
“沿路所置急脚递铺,盖令传送文书,如闻有近上臣僚并往来中使,多令赍持(原作特,误)物色负重奔驰,咸不堪命,自非宣敕,并不得应付。
”
天禧四年(1020),“遣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
这是给步递铺兵运送物品之用,因为川路铺兵还承担“纲运”物帛的递送。
到北宋末年,“川路诸般(搬)纲运至州、县,缺少铺兵承受”,可以改差其他厢军或雇人运送。
元丰五年(1082),自秦州至熙州“置车子铺二十八”,也属于步递铺,可能也是为了“以便运粮、转送文书”④。
递卒(铺兵)
“先是(五代时)天下邮传,率役平民”。
北宋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诏:
“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
”北宋时各地厢军的军号中有以“邮传”为名号,“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就是各地的“递铺”兵士;京西、江南、荆湖、广南诸路厢军中,号为“步驿”的军士,即是“步递”铺兵;以及“马递铺役卒”,都属于侍卫步军司。
而“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则属于尚书省兵部下属驾部司的职责⑤。
斥候铺(战况情报铺)
建炎二年(1128)二月,南宋高宗在扬州,因战况不明,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宋高宗仓皇出城渡江南逃。
次年二月,杭州知州康允之在奏章中指出:
“维扬(扬州)无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
于是由“康允之措置本路(两浙路)冲要控扼去处,摆铺斥候。
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候文字。
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铺(十里)并限三刻(一昼夜一百刻)承传”,也就是一昼夜递传330多里。
以后改为兵士担任铺兵,而且主要干线增为每铺10人。
这是新创设的“斥候铺”,专门将前线的军情传送到朝廷,也可以说是一种“战况情报铺”。
这里的“摆铺斥候”,虽只是设铺斥候(侦察)之意,但以后有时也称“斥候铺”为“摆铺”,多数记载为“斥候铺”。
随后在临近的江南路也设斥候铺,建炎四年,“令江、浙州军日具平安状与探报到事宜,一处入斥候铺飞申枢密院”⑥。
宋金议和划淮为界后,斥候铺仍保留,只存在于首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至江淮之间。
绍兴十九年(1149),兵部员外郎黄敏行“往四川诸路措置递角,敏行增铺益兵”。
所增即是斥候铺,“自黄敏行建请江、浙、襄之间,旧无斥候(铺)者,一切增创”,实际只是一种新的快速步行递铺。
绍兴二十九年,“将有斥候(铺)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⑦。
“省递”即已合并为“省铺”的步、马、急脚递铺,现在再撤并入斥候铺,以减少铺兵及经费。
实际上各地只存在“斥候铺”,以及原先没有斥候铺处的“省铺”。
摆铺(军队递铺)
绍兴三十年(1160),宋金关系因金准备侵宋而再次紧张,南宋又创立一种新的步行递铺,“建炎三年初立‘斥候(铺)’,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
立九里或十里一铺,止许承传军期紧切文字”。
与建炎三年设立的,有时也称为“摆铺”的斥候铺不同,这次是由军队设置的军队递铺,常称为“诸军摆铺”。
这是“昨缘军兴(指金完颜亮侵宋),斥候铺承传递角滞迟,诸军置立摆铺,专一传送军期”。
具体是“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
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候、急(脚)、马、步递”⑧。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孝宗已即位),摆铺设置的规定是:
“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选不入队少健轻捷军兵五人,每十铺差巡铺‘使臣’(指正八品至从九品武官)一员,往来机察,季一承代。
今欲除金字牌日(指一昼夜)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
”由各地驻军统帅派员检查督促,有违犯处亦由统帅向皇帝报告原因后处置。
这是西起自今陕甘边境直到东海边的杭州,长达数千公里的军队递铺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邮”。
“隆兴和议”(1163)后,宋金再次和平对峙,摆铺的军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时,“近来摆、斥、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
决定依旧分别传递,“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候(铺);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候(铺),常行(文字)并入省递(铺)”⑨。
递角
各种递铺传送的文书,称为“递角”,通常装入“递筒”封印后发递,装有奏状的递筒封印后“以千字文号记发”,如“侠字号递筒”之类。
各类递铺都登记递件的到发时刻,如有稽迟即行追究责任。
递筒的“封头”破损,接收铺就应“经官更究”⑩。
但是,如四川等地至临安,路途遥远,所经承传的递铺很多,发生盗折、藏匿,以致只传递空筒而内无递件,又无法追究。
在递铺铺兵缺少的情况下,普通递角常常是积存一定数量后才派人背负或挑担送往下一递铺,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宋辽金夏 水利 交通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