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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习题集第六章西方国际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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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西方国际贸易理论
【课程导入】
中国的崛起或导致西方反思国际贸易理论
李坤望 赵兴军
1947年,在美国的主导下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目的就是为了避免19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演。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日益高涨。
2004年,美国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西方国家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并最终得出结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
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轩然大波,《商业周刊》甚至以此为题专门组织了策划文章。
而贸易保护主义者似乎也迅速找到了一把十分锋利的“尚方宝剑”。
实际上,我们无需多论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只要看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各国争相上演的关税大战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就可以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
全球化可能令各国利益出现分化和不一致,必然会对未来的国际贸易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有一点仍然不容置疑,那就是自由贸易相对封闭的贸易保护不但对于全球利益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增进美国利益。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争论,历史上从未休止,但是自由贸易的精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倡导和拥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一直在全球积极推进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十分虔信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全球化进程驶入了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新阶段。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对于推进自由贸易的决心开始动摇了。
几年后,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削弱了美国地缘战略的理论基础。
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一步步抬头,尤其是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之时,钢铁、纺织品和农业纷纷成为了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然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在美国却一刻也没有停息。
2004年夏季,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RicardoandMillRebutandConfirmArgumentsofMainstreamEconomistsSupportingGlobalization》)的文章(以下简称萨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
该文发出后立刻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很快成为了美国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的焦点。
而贸易保护主义者似乎也感到找到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持。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以及迫使人民币升值呼声的增加,该文所具有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非同一般。
在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与现实这两个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一些个人述评,希望能够对这一问题所存在的一些疑点作一些澄清。
是否应该质疑自由贸易?
在萨文中,作者在李嘉图技术差异论的框架下,通过一组简单的数字模拟得出自由贸易可能损害一国福利的结论。
原文假设:
有两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和美国;两个部门;一个生产要素(劳动);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0倍,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美国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从相对优势上说,美国在第1部门(例如高科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第2部门(例如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消费者的偏好相同,都是将收入平均的分配到两种产品的消费上。
在这样一组假定情况下,作者进行了三组数字化模拟来证明其结论。
模拟一:
假设两国开展自由贸易,将较封闭状态和自由贸易状态下两国的总福利和人均福利变化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自由贸易优于封闭状态,两国福利都得到了提高。
模拟二:
从自由贸易的状态开始,假设美国生产率不变,中国的出口部门出现技术进步,然后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发现中国在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对两国而言都是有利的,两国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改善。
模拟三:
从自由贸易状态开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而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其进口部门,技术进步导致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缩小,作者假设技术进步后两国在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上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没有发生贸易的动力,发现这种技术进步降低了美国的福利,并且这种福利损失是永久性的。
根据以上三个实验,萨缪尔森认为自由贸易在一些情况下会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会使贸易参与国的福利受到损失,从而对美国一贯的自由贸易政策取向产生了怀疑。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文章在李嘉图技术差异论的框架下,运用几组简单的数字化例子就将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清晰简洁的表达了出来。
但是,作者对自由贸易精神的质疑仍然缺乏论据,而且所得到的结论在政策层面的意义甚微、乏善可陈。
首先,原文的分析并不能否定自由贸易的基本结论——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即相对于封闭条件下而言,自由贸易会改进国家的福利水平。
萨缪尔森仅仅指出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会使美国从贸易中的获益缩小,但是并不能证明封闭比开放好,保护比自由贸易好。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技术进步,或者存在哪一种技术进步,自由贸易下各个国家的人均福利水平总是不低于封闭状况下的福利水平,而且对世界而言,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都高于封闭状况下的福利水平。
为什么呢?
原因正是在于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结果。
首先,由于在开放状态下,各国都会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来调整生产结构,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社会分工从国内延伸到国际,每个国家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从事生产,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全球实际收入意义上的总产出必然会由于这种分工而大大增加,这恰恰反映了亚当·斯密关于财富增加依赖于社会分工的思想。
虽然萨文给出了美国利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出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即使文章对自由贸易提出了质疑,但是作者仍然认为“从我的(对结论的)修正中并不能得出,一国应该或者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selective protectionisms)”。
其次,原文是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考虑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关于后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s)。
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后发优势,使得许多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这在历史上已有诸多先例。
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生产力迅速膨胀,超过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强国;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很快超过了欧洲的英、法、德等老牌经济强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采取外向型战略取得巨大成功,超过了英、法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例子都说明,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和技术进步赶超发达国家。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的获益会受到威胁。
但造成这种威胁和赶超效应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
后进国家的技术进步以及要素积累会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条件,带来一国内部生产结构和福利分配格局的调整,但并不能改变自由贸易提高福利水平这一基本命题的正确性。
第三,原文关于技术进步的假定是不现实的。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假设中国在进口部门突发了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假设只有中国具有技术进步而美国没有技术进步,或者中国的技术进步速率高于美国的,这也是不现实的。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不断的发生技术进步,但是如何能证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快于美国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新能源、生命科学和互联网等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发生在美国,美国的高科技知识存量和科技人才数量远远高于中国,即使两国技术进步速率相同,中国在绝对数量上仍然没有美国增长的多。
另外,如果我们看一看中美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速率远低于美国。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以及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美国的优势在于高科技产业和发达的服务业和成熟的市场机制,美国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最好大学和科研机构,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科技创新是美国的优势所在。
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产业创造了美国经济10年繁荣的奇迹。
因此,认为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美国会从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受损也是无稽之谈。
第四,萨缪尔森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会带来美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危及到了美国的福利。
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美国的进口部门时,这种技术进步不是恶化而是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条件,从而使美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与之对应的是,在出口部门获得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却往往因为经济增长带来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发生“悲惨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的经历。
历史上,巴西就曾因为经济增长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而发生悲惨增长经历,但是还没有发达国家经历过悲惨增长。
另外,就现实情况而言,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03年底,美国的进口价格指数提高了5.4%,而出口价格指数提高了5.9%,如果我们扣除石油等产品,进口价格指数仅仅上升了1.7%,所以,美国的贸易条件并没有恶化,相反,却在过去几十年得到了改善。
第五,就分析方法而言,萨仅仅列举出了美国从中国技术进步中受到损失的可能性,但这种列举并不具有全面性和严密性,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在别的一些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遭受的福利损失。
比如,当中国的劳动力增长时,中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从而中国的福利会受到损害。
但是这能否为中国选择贸易保护政策提供支持呢?
新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会带来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从而使技术和知识在贸易伙伴国之间传播,最终缩小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
第六,萨文并不能作为保护主义者援引的理论依据。
贸易保护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贸易保护的理论支持和精神领袖,但是绝大多数对保护主义的辩护都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并不能为贸易保护提供充足的理由。
这一次,萨翁的文章同样无法为保护主义提供论据。
正如作者在原文的结语中所说:
“即使在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比较优势变迁的车轮真的带来了损害,一个民主国家试图保护自己的努力(走向保护)也可能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于全球化,一个务实和科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
无论何时,当一些发明有损于本国利益,另一些发明有利于本国利益,而这些发明都有助于世界财富的增加时,相对于院外活动所引起的关税和配额而言,选择自由贸易对每个地区仍然是最优的,因为这些院外游说将引起民主和福利的扭曲。
”
那么,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呢?
经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的人会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
因此,关于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应该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长。
但利益的补偿机制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补偿问题。
最后,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和倡导者,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战后,美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在关贸总协定下,发达国家制成品贸易的平均关税降到了10%以下,美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巨大了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政策开始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Fair trade),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1994年,美国专门提出“国家贸易战略”方案,该方案提出对美国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采取不同的出口战略。
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美国一直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不断引用其国际贸易修正案中的“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并以反补贴、反倾销、特殊保障等为由,限制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当其认定贸易伙伴实施“非公平贸易”,就竭力运用多边协定或国内法进行单方面制裁。
另外,在乌拉圭回合和WTO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极力倡导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纳入谈判的议程,为其进入各国市场寻求渠道。
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
对有些人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机遇,而对另一些人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痛苦的调整。
除了个人,各国政府对经济全球化也莫衷一是。
当全球市场融合为一体化时,各国政府担心失去各自的政策独立性。
做出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是对各国政策的一项重大挑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呢?
1.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只能去调整和适应经济全球化。
2.从长期来讲,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福利而言仍然是有利的。
3.从短期来讲,贸易自由化必然会带来一国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变动,这些变动必然伴随着一些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如失业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如何降低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调整成本是政策应该关注的问题。
4.为了增进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利益,各国有必要建立收入补偿机制或政策,使贸易受益者拿出一部分收益来补偿贸易的受损者。
结论
萨缪尔森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中国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属于美国出口部门的领域中)可能会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
即便这只是一种理论“游戏”,也并不能证明自由贸易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福利上看自由贸易仍然要优于贸易保护。
另外,从现实经验看,美国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在不断改善,所以萨缪尔森的理论结果也无法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萨缪尔森的文章“没有任何政策含义”,美国国内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萨缪尔森的文章发表以后,曾欣喜若狂地以为找到了一面旗帜,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自由贸易虽然可以改善参与贸易各方的总体福利水平,但也同时会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某些要素所有者或部门会因为贸易而受损。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或阶层都拥护自由贸易,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通过院外活动等途径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很难被完全根除,所以现实中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绝非易事。
(作者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相关学术成果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资料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资料库】
背景资料
一.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早期的分工交换思想
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出现分工交换思想的古罗马古希腊时代。
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就已经记述过,一个女奴隶等于四条公牛,一个铜制的三角鼎等于二十条公牛等。
荷马史诗中间接表现出来的经济思想,就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交换的好处。
最早提出分工学说的是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
在柏拉图的城邦国时代,每个城邦的经济都相对单一,需要与别的城邦进行交换以获取必要的资源和商品。
柏拉图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是人们生来却只具有某种才能,因此一个人不能无求于他人而自足自立,而不得不有待于互助。
他进一步指出,一人而为多数之事,不如一人专心于一事。
如果一个人专门作一种和他性情相近之事,他所生产出来的必定较优和较多。
所以,一国中应该有专门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柏拉图还认为,在社会分工中,每一个人应该从事哪种行业担任何种职务,都取决于各人的秉性,是由先天决定的。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也意识到,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取决于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样的作物。
这些思想都是后来贸易理论中的自然差别决定生产比较优势思想的最初表达。
早期国际贸易的思想还从宗教神学中产生。
宗教中关于贸易的最早表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利巴涅斯(Libanius)。
他写到:
“上帝没有把所有的产品都赠给地球的一个部分,他把礼物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到头来人们会力求建立起地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他们需要互相帮助。
上帝使贸易产生,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共同享受地球上的果实,而无论这些果实是在何处生产的。
”
在西方早期的经济学中,基督教教会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5-1274年)。
在阿奎那之前,教会对于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虽然阿奎那从道德上仍对商业贸易持怀疑态度,但他支持利巴涅斯的观点,承认即使完美的城市也需要商人进口所需的产品和出口过剩的产品。
利巴涅斯和他的追随者提出了地理位置不同造成的产品不同。
这种观点在17世纪以后被扩展到生产要素禀赋、气候、技能以及偏好不同所产生的不同优势。
到了20世纪,则进一步发展成为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
资料来源:
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
比较优势是分工发展的基本驱动力。
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到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杨小凯把它称之为基于技术效率的外生的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规模经济优势,再到超边际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经历了由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比较优势发展的过程,即比较优势理论由过去的单一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学说,他指出一国即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处于有绝对劣势,劳动生产率比别人低,只要各种商品的劣势程度存在差异,也可以参与分工,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
对于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如此。
由于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生产条件来自于个体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异,所以,杨小凯把它称之为外生的基于技术效率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
从理论上看,一旦分工,就面临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个两难冲突。
第一个两难冲突决定了国与国之间要通过交易来解决,而交易必然发生交易费用。
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时候,利用相对比较优势是否必然能够获得分工的好处呢?
显然,当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经济时,分工得不偿失。
因此,在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有相对比较优势,还不一定就有分工。
杨小凯通过超边际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其中认为,
(1)在交易效率很低,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分工经济时,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
(2)给定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等条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
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假定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规模报酬不变且每种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此种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生产函数相同(即没有技术效率的差别),但两国的资源禀赋不同。
此模型显示在没有李嘉图技术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分工经济可能会因国家之间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别而产生。
但杨小凯的分析同样显示:
(1)认为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很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
(2)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程度提高,两国生产结构将从自给自足向低分工结构、二元结构、完全分工结构演进。
无论李嘉图模型,还是H-O模型,比较优势都是外生的,这就好像在说经济发展不是其内部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纯粹取决于外部条件。
经济学家们对此感到不满。
同时,这些比较优势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和禀赋条件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技术和禀赋条件悬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贸易理论诞生了。
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
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
D-S模型是一个不需要外生比较利益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模型,能够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为什么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量大的现象。
虽然如此,但D-S模型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内生贸易模型,因为,首先纯消费者和厂商是外生给定的,他们之间的贸易自然也是外生的;其次,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外生的,例如用设备的物理性质来解释规模经济就是一种外生性解释。
杨小凯认为D-S模型
(1)像传统贸易理论一样,没有能够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起来;
(2)由于生产率只与规模有关,而与生产结构是专业化还是非专业化无关,所以它不能解释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分工水平,进而不能解释经济组织的演进。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
即使所有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都天生相同,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只要存在专业化经济,每个人选择不同专业后都会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然而,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之间存在矛盾,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解决。
而贸易又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每个人的专业化经济时,贸易不能产生,在多样化需要的强制下,每个人只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
贸易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这时每个人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并通过贸易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贸易便产生了。
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贸易由地区贸易发展为国内贸易,进而国际贸易;如果存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交易效率的改进会导致商品种类数的增加。
一个社会的专业化程度、结构多样性、贸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等组织结构问题都可以由此说明。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像D-S模型那样强调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交易效率的高低而定。
若交易效率低,像改革前的中国,尽管人口规模大,生产率水平却很低;若交易效率高,像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口规模大就会成为加深分工的有利条件,促进经济发展。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高的原因。
道理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交易效率比发展中国家高,提高了分工水平,增加了商品种类数,扩大了市场容量,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为有利可图。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称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到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生了三大转变:
(1)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
(2)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技术、禀赋、交易效率)综合比较优势转变;(3)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
【习题库】
名词解释
一.“自然优势”
一国先天具有的气候、土壤、矿产和其他相对固定的状态的优势。
二.“获得优势”
一国后天所获得优势,比如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特殊技术和设备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大量生产资金。
三.相互需求方程式
相互需求方程式是指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两个国家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并相互交换,这两种产品的交换比例必须等于两国相互需求对方产品总量的比例。
四.相互需求原理
在两国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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