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教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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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主讲教师：

武汉强

课时计划：

48课时

使用教材：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重要的诗歌、散文及其它文学体裁、以及重点作家、作品有较深入的了解，使解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得以有效提高。

重点难点：

初唐四杰、盛唐边塞诗、王维、李白、杜甫、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李商隐及代表作品；

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

隋及初唐文学4课时

第二讲：

盛唐山水田园诗4课时

第三讲：

盛唐边塞诗4课时

第四讲：

李白4课时

第五讲：

杜甫6课时

第六讲：

中唐前期的诗人2课时

第七讲：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4课时

第八讲：

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6课时

第九讲：

中唐其他诗人4课时

第十讲：

晚唐文学4课时

第十一讲：

唐五代词4课时

第十二讲：

唐代传奇2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

《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新1版

第一讲隋及初唐文学

教学目标：

了解了解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及发展概况;

隋代文学、初唐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

宫廷诗的发展与意义，“初唐四杰”及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

教学难点：

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唐代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属于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后期下启两宋，属于中古期的第二段。

唐代文学一般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

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30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

隋代文学属于由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高度繁荣的唐代文学的过渡期。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即帝位，建立唐朝。

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朝代。

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十国。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唐代文学出现空前交融与繁荣的局面，其特点有三：

其一、继承与创新并重，如古诗继续繁荣，近体诗也产生并臻于完美；骈文继续兴盛，借复古以革新的古文再度崛起。

其二、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并茂，既有王维、三李、二杜、韩、刘等大家，也有很多民间作者，其代表成就是“敦煌文学”，还有很多热衷于俗文学的作家，如王梵志、寒山等。

其总趋势是由六朝末期的贵族化趋向士大夫文人化以至平民化。

其三、诗歌与其它文体并存，唐文学繁荣体现在诗、词、古文、传奇（小说）四种体裁上，其中诗、古文大大发展；词、传奇是新文体。

一、唐诗的繁荣

唐诗创造了诗歌史上的辉煌，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样式。

有唐一代，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

就表现领域来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来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具有美学范畴意义的诗论，如“骨气”、“兴象”、“境界”说；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

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

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唐诗的繁荣主要表现为：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诗歌数量的增多。

有唐300年间，诗歌的发展有如绵延不断的大河，长流不息，留存至今的五万五千多首诗歌，不过是当时诗作中的一部分而已，却已经超出前代遗诗总和的数倍。

唐人选编的诗歌总集就有130多种，于此也可见唐诗创作的繁荣。

数量如此巨大的唐诗不仅出自空前广大的作者群，而且这支队伍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不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中下层官僚和普通士人热心于诗歌创作，和尚、道士甚至妓女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参与其事。

这样的一支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庞大的作者队伍，对唐诗数量的增长及唐诗面貌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诗歌题材的丰富。

诗人的笔触几乎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壮丽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中外的交流，以及朝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阶级的对立，现实的矛盾，民生的疾苦，世态的炎凉，各种素材无不见之于诗；士人的理想追求、愤慨不平、羁愁旅思、离情别恨，无不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总之，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无不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人们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无不可以化为新鲜活泼的诗歌语言。

第三、风格流派的繁多。

初唐四杰、上官体、山水隐逸、边塞、新乐府诗人、韩孟诗派等。

明·高棅《唐诗品汇》：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

第四、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体、近体都具备，五古、七古、乐府、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等体裁具备。

唐诗繁荣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影响。

“文笔之分”，淡化文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政教目的，追求审美意义。

在诗歌方面，辞采声律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

“四声”、“八病”之说为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方面，体裁多样，约有八十多种（应用文体占大部分）。

唐吸取了骈体文形式上的优点，摈弃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弊端，进行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在传奇小说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六朝的志怪和杂史杂传。

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

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

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二、外部原因：

1.经济因素：

经济发达，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盛景象。

农业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交租、服役、缴纳布帛以代替服役等）。

手工业方面，丝绸和陶瓷都是中国的代表。

中国贸易，“丝绸之路”。

商业和城市，长安约百万人口，有108坊，西市和东市是繁华的商业区。

交通方面，水路：

黄河、长江、大运河；海路：

广州——日本和波斯（伊朗）；陆路：

长安辐射全国的交通网。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力和条件。

（1）提供闲暇，以便进行娱乐或文学创作；

（2）提供游历天下的可能，促进山水诗、描写都市生活和交游生活的诗的发展；（3）文人的商业意识增强。

如“润笔”、陈子昂的“买名”；（4）文人的精神风貌改变，影响诗歌等创作，如浪漫、豪迈的风格。

（5）市民文学开始出现，如传奇、词、变文等。

2.政治因素：

唐代政治结构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之一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世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

唐选拔官吏不同于魏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重世袭、重门阀。

唐有七大姓，但轻阀阅、重科举。

通过科举，为下层士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庶族地主崛起。

唐朝科举、政治、文学关系紧密。

特别是唐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1）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学的风尚。

由于进士科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且唐天宝以后以诗赋取士已经成为固定的格局，“它主要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因此文风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唐武后朝之后，文风日渐华靡。

沈既济曾说：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

永隆中，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

”这样，逐渐形成了“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社会风气。

（2）重视诗赋艺术技巧，讲究声律对仗。

严羽：

“唐诗盛于我朝，以诗赋取士。

”（3）“行卷”、“纳卷”、“温卷”对文学创作有影响。

文人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纷纷找各种关系拜谒权贵，向他们投诗献文。

（4）提供创作素材。

送人应试、贺人及第、慰人下第的诗极多。

（参阅：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3.文化因素：

唐诗的发展与文化的昌明、繁荣有这不可分割的联系，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影响、渗透的。

（1）南北融合、东西一统的“大家族”文化。

（2）科举及学校教育使得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3）史学、经学的发达。

二十四史中，唐修了八史：

梁、陈、南、北、晋、隋、北齐、北周史。

另有刘知己《史通》。

出现了王通、孔颍达这样的大儒和大经学家。

史学对史传文学有影响，如《段太尉逸事状》、《张中丞传后叙》等。

（4）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

书法：

楷书中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草书中有张旭、怀素。

李白诗、张旭字、裴旻舞为“三绝”。

绘画和雕塑：

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吴带当风”；韩干的马；王维的山水。

敦煌壁画及佛像雕塑等。

大量的题画诗出现，及“诗中有画”、以画法入诗。

苏轼：

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

音乐：

古诗中很多是和乐歌唱的，如乐府，七绝被称作“声诗”。

燕乐的发展产生了词。

许多诗人的诗作与音乐有关：

《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琵琶行》。

舞蹈：

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舞的，《公孙大娘剑舞》、《霓裳羽衣舞》。

4.宗教因素：

唐代实行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三教九流并行其道，除儒、释、道三教外，另有一些异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传布。

儒、释、道三教兼重的。

如玄宗亲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是证。

鲁迅先生说：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

”老庄思想与道教有所不同：

老庄思想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净化了的纯净、和谐、安宁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

道教给文学艺术带来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5.现实生活因素：

寒士，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包括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

他们多通过科举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们是文学的生产者，其思想、心态、生活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

二、词

曲子词的简称，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新文体，是随着燕（宴）乐的兴起而出现的。

“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产生于民间。

盛中唐时为文人所喜，中唐时已出现大量的文人词了。

晚唐五代词已很成熟，有两大创作中心：

一是西蜀，“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二是南唐，“二主一臣”——李璟、李煜与冯延巳。

三、散文

骈体：

占主导地位；古文：

韩柳古文运动，以恢复儒学为旗号而进行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以清新质朴的散体文代替华美空洞的骈体文。

四、传奇

即文言短篇小说，以区别后来戏曲等。

唐时，小说作为残丛小语，不比古文之高文，鄙之曰“传奇”。

得名于晚唐裴铏所编《传奇》小说集。

传奇“有意为小说”：

结构、篇幅、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已成熟，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确立和成熟。

五、变文

说唱文体，简称“变”。

学界关于“变文”说法不一。

有说起源于宣讲佛经，当时一种脚“转变”的说唱艺术，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

其图为“变相”，其说唱的底本为变文。

内容多为宣讲佛经故事、经义，也有讲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形式多样，或散韵相间、说唱结合；或全散；或全韵。

对后世的话本、弹词、诸宫调等通俗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开白话文的先河。

第二节隋代文学概貌与初唐诗坛

一、隋代文学概貌：

隋（581—618）立国37年，诗歌成就不高。

隋代文学的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北齐、北周旧臣，他们是北朝诗风的代表；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他们把南朝诗风带入隋朝。

所以，隋代可以看作是南北文学合流并向唐过渡的最初阶段。

文学的过渡性。

短命的王朝，自己的文学特点并没有形成。

但是，另一方面，隋代南北统一，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作了准备，但南北文学融而未合。

北朝入隋的有：

卢思道、杨素、薛道衡；

卢思道以歌行体写边塞军旅生活，其《从军行》深婉而又有苍劲之气。

杨素是隋朝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其《出塞》其二在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

《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以武人而为诗格调清远，还有《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也是佳作。

薛道衡受南方文学的影响，诗语骈偶工丽。

是隋代最著名的诗人。

代表作有《人日思归》、《昔昔盐》。

《昔昔盐》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环境的寂寞来写思妇的孤寂凄苦，流传广泛。

（唐刘餗《隋唐嘉话》：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

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

后因事诛之，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

南朝入隋的有：

虞世基、许善心、江总、王胄等。

隋炀帝《春江花月夜》：

春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二、初唐诗坛

隋代文学合南北文学而保留各自不同的特点，南方的柔媚、婉约，北方的粗犷、质朴，并没有合而为一。

用声律、辞采来表现大唐恢弘的气象和刚健的情思、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形成唐诗的风格，正是初唐诗人所面临的课题。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仪

贞观时期，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

唐太宗是贞观文学的领袖。

贞观诗风主要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逐步走向宫廷化。

上官仪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

他的五言诗，“绮错婉媚”，讲究对仗，追求诗歌的声辞之美，时人谓之“上官体”。

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

但其内容仍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即四杰来承担。

初唐诗坛，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聚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

表现在：

其一，宫廷诗人占绝对多数（约9/10）。

即使“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宫廷以外的诗人也曾在朝中做官。

其二，宫廷诗创作数量占优势。

其三，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活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且人材集中绵延。

诗人主要分三块：

宫廷诗人、改革诗人、通俗诗人。

宫廷诗与宫体诗区别：

宫廷诗：

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

辞藻华美，讲求对仗。

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

宫体诗：

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

闻一多把初唐宫廷诗与齐梁宫体诗等同（如《宫体诗的自赎》），这是不切实际的。

初唐“宫体诗”占极少的数量。

宫廷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阶段一：

贞观诗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周围的诗人。

特点：

多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典雅绮丽、雍容平和（或雅正、宏大、整肃）。

魏征的讽谏文和抒情诗。

魏征《述怀》。

唐太宗要求诗坛的是宏丽和雅正。

追求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以宏大整肃代替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风貌的演变。

其存诗98首，主要是纪行、咏怀、咏物写景。

如《过旧宅二首》其一：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具有放眼天下的、开放的眼光和胸怀。

《帝京篇十首》之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雄伟山川烘托着巍峨宫殿，显出唐王朝的威风，表现了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阶段二：

龙朔变体——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也称“上官体”。

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但

（1）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制不如贞观诗坛宏大。

（2）写景绮丽、婉转、细腻、精巧。

（3）风格“绮错婉媚”。

如《奉和山夜临秋》：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

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

云水送断雁，月上净疏林。

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

上官仪的贡献主要在格律和对仗。

他提出“六对”说：

正名对：

日月—天地；同类对：

花叶—草芽；连珠对：

萧萧—赫赫；双声对：

黄槐—绿柳；叠韵对：

彷徨—放旷；双拟对：

春树—秋池。

又提出“八对”说：

的名对、回文对、隔句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联绵对。

王绩在初唐诗人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野望》等诗歌，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纯朴疏野的意境。

（二）“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190上云：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关于“王杨卢骆”的称呼。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

大都生于高宗、武后年间，卢骆早于王杨，“王杨卢骆”之称，可能依据当时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认可。

《新唐书·文艺传》：

“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

炯曰：

‘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

’议者谓然。

”杜甫《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1.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

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

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

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

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

“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

”（《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

“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

”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

”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

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

杨炯《王勃集序》曰：

“（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

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

“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

”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

总之，他们与陈子昂等共同揭开了唐诗繁荣的序幕，为唐诗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品讲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这是一首送别诗。

诗人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山县）人。

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就死了。

但是，由于他勤奋学习，因而在短促的一生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他既能写诗又会作文，与当时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样著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一般说来，人们在同自己的亲威、朋友离别时，心情总是难过的，依依不舍，免不了要讲些祝愿一路平安、保重身体或者后会有期之类的话，有的甚至还要作出“儿女态”，流下眼泪来。

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毫不足怪的。

但是，诗作为艺术，如果把这些都写了进去，那就会显得俗套、平庸，没有味道了。

王勃不愧是一位市斤，他才不去写这些呢！

他的这首送别诗，别开生面，用自然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把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读后使人深受感动。

在这首诗里，开头两句写送别时的情景。

当时，诗人是在长安供职，他要送自己的好朋友杜少府（官名）去蜀州上任。

蜀州，在现今四川省，州府在崇庆县。

两人一起走出了长安城，来到分手的地点，心中有话，但却相对无言，只好观看四周的景致，以克制自己的离情别绪。

“城阙辅三秦”，但见庄严壮丽的长安宫城，被地势险要的“三秦”环护着，气象宏伟。

“风烟望五津”，再看朋友所要去的地方，千里迢迢，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一近一远、一明一暗的景物，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真实、生动的送别画面，饱含着诗人对朋友远行的留恋之情。

诗的三四两句是点题的，下面讲明了朋友之间分别的意义。

在社会生活中，筵席总是要散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朋友也难免要分别，不可能永远会聚在一起。

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宦游人”，各人有各人的职守，都要奔赴自己办事的岗位。

所以，这种分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决不会分别而疏远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

诗人和杜少府分别的意义就在这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意味深远，是全诗中最重要的部分。

它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使真挚的友情得到升华。

人们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叫做“知己”，他有时近在身旁，有时却远在天涯海角，但无论空间怎样的改变，时间如何的推移，友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

而且，决不能狭隘地认为“知己”只有一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同样都可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抱着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与朋友分别，那就不会感到孤独寂寥，相反地却是感到乐观进取，不管到了何处，都会觉得好像仍在与自己的老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那样的快乐、幸福。

说到这里，诗人还嫌余意未尽，再加上两句：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他语重心长，勉励朋友在分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象小孩子那样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悲伤难过，而要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生活。

这样的诗句，扣人心弦，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

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

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

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

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

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

“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

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置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

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

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

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

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

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

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

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

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

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

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

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

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

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

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

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

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

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

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

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

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意思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