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丛林原始部落颠覆人类语言理论上译读纽约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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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丛林原始部落颠覆人类语言理论上译读纽约客

亚马逊丛林：

原始部落颠覆人类语言理论（上） 译读纽约客

亚马逊丛林：

原始部落颠覆人类语言理论本文原载于TheNewYorker作者/JOHNCOLAPINTO编译/MY&Lucas&雨山&阿呆&eve

译读：

T-Read|译读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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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亚马逊河流域及热带雨林，生活着许多因自然环境而得以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皮拉罕”部落就是其中一支，他们尤其抵触外来的任何变化，使用的语言也因此相当原始，连123这种表示数字的词汇都没有……这种最纯粹、最原始的生活和语言几乎没有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也因此成为了语言学家热衷研究的对象。

遗传和文化，哪个对语言的影响更大？

语言影响思维还是思维影响语言？

有没有一套所有语言都适用的语法规则？

一群有故事的语言学家试图在这里找到答案。

本文写于2007年，在2015年被选为纽约客的最佳故事，全文太长，切割成了两部分，第二部分将于周六晚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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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不散。

去年七月的一天清晨，我和美国语言学家丹·埃弗里特走下一架塞斯纳水上飞机的趸船平台，踏上了位于巴西西北部热带雨林的一片浅滩。

它紧挨亚马逊河一条狭长而蜿蜒的支流——麦驰河。

抬头仰望，河滩上站着三十来个人，男人、女人、孩子，皮肤黝黑，个头不高。

有些手里抓着弓和箭，还有些背着孩子。

他们来自一个叫“皮拉罕”（Pirah?

，发音“pee-da-HAN”）的原始狩猎部落。

埃弗里特55岁，身体壮实、蓄着红胡子，说起话来低沉有力，以前还做过基督教福音派的牧师。

他出现在河滩上时，人群中发出了一种奇异的鸟鸣，旋律虽悠扬，但对于不熟悉这一切的人来说，基本难以把这声音和人类语言联系起来。

皮拉罕语与其它现存的语言毫无关联，只有八个辅音和三个元音，是已知的发音系统中最为简单的一种。

但是它的语调、重音、音节长度的构造又极其复杂，说话者可以完全不发元音和辅音，仅靠哼、唱、吹口哨就能进行对话。

对于外来者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语言。

在埃弗里特和他的妻子克伦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传教者来到皮拉罕部落之前，没有任何外来者成功掌握这一语种。

埃弗里特最终脱离了基督教，但他和妻子却在这儿断断续续地过了三十年，习得了西方人不曾掌握的皮拉罕语。

“Xaóihigáísaixigíaihiabisaoaxáitixabiíhaihiatíihixigíohoíhi，”埃弗里特用急促而不连贯的皮拉罕语对他们介绍，我是一位“短暂停留的过客”。

男人和女人们齐声回应道，“Xaóihigoókaisigíaihíxapagáiso”。

埃弗里特转向我。

“他们想知道你在‘歪脑袋’语（crookedhead）里叫什么”。

‘歪脑袋’是部落对皮拉罕语以外任何语言的统称，蔑视的味道显然无疑。

皮拉罕人对除了本族语言以外的其它任何语言都不屑一顾。

在亚马逊地区的诸多部落，似乎只有他们还在使用单一语种。

他们嬉闹着把我的名字转告给彼此，每次转述就变味一点，一直到我的名字成了难以辨识的音节。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叫过我的原名，但给我起了个抑扬顿挫的皮拉罕名：

Kaaxáoi，一个住在村庄下游地区的皮拉罕人，据说长得很像我。

“这事儿和我写的有关该部落的论文完全一致，”埃弗里特后来告诉我，“他们抵制外来世界的任何内容，就是对这些不感兴趣，从巴西人18世纪在密林中第一次发现他们起，就一直是这样。

”去年秋天，埃弗里特成为了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语言、文学和文化部的负责人。

25年来，他一直都在发表有关皮拉罕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但一直到2005年年初，他的工作都鲜为人知。

2005年，他在个人网站上发布了《皮拉罕文化对语法和认知的限制》（CulturalConstraintsonGrammarandCognitioninPirah?

），而后该文在美国人文科学杂志《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上发表。

文中描述了皮拉罕部落极为简单的居住条件和质朴的文化状况。

埃弗里特写道，皮拉罕语里没有数字、有关颜色表达的词语不固定、没有完成时态、没有文化记忆、没有艺术或绘画传统，也没有像“所有”“每一个”“大多数”“很少”这样的量化词语——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些词是构成人类认知的基础。

但是埃弗里特最引人注目的表述在于皮拉罕人并不在语言中使用“递归”，即在短语中插入另一类似结构的短语，就像说话者将两个互不相关的想法（比如“一个人正沿着街走路”“一个人正戴着一顶高帽”）揉入一个单句（“一个戴着高帽的人正沿着街走路”）。

知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最近修改了他的普遍语法理论，认为递归性是所有语言的基石，因为人类独特的认知能力而得以实现。

史蒂芬·平克是一名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他把埃弗里特的的论文称为“扔进聚会里的炸弹”。

一连数月，埃弗里特的观点都是社会科学类博客和讨论组里热情四溢的激辩话题。

埃弗里特一度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支持者，但他现在不仅坚称皮拉罕语是普遍语法理论“极其有力的反例”，而且还不是孤例。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还没有找到像皮拉罕语这样语种，是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埃弗里特称皮拉罕部落的文化和语言的原始程度前所未有，一些学者对此感到震惊。

某知名语言学博客的主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我不得不在想，他是不是走上了作家博尔赫斯式的奇幻风，还是像“人类学之母”玛格丽特·米德一样，被当地人算计了（译者注：

澳大利亚学者德里克·弗里曼在1983年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对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受到了当地人的误导）。

”

我到皮拉罕后不久，就对埃弗里特有关当地人的描述有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我们正在卸行李，一个大概十一岁的男孩从河边的树林跑了出来，咧嘴笑着展示了做好的模型，和我们刚刚来时乘坐的水上飞机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模型由巴沙木刻成，长四英尺（1.2米），飞机机身逐渐变窄，机翼、趸船一应俱全，还有用金属丝固定住的螺旋桨，他可以用手指拨弄那个能自由旋转的叶片。

我问埃弗里特，这个模型是否和他有关皮拉罕人不会进行艺术创作的理论相抵触。

埃弗里特都不费抬头看一眼，说道：

“每当有飞机来，他们都会做一个。

飞机不来，他们就不做。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而不是习俗），其他人也会做这样的模型，但这个习惯最终会消失。

”果不其然，后来我见到这个模型被弃置在小河边的杂草丛中，已经裂了，沾满泥土。

在我随后停留的六天中，再没有人另做一个。

埃弗里特的论文引起争议后，他邀请各位学者前往亚马逊以便亲身观察皮拉罕人。

第一个接受提议的是四十三岁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菲奇，他在2002年和乔姆斯基、马克·哈斯（哈佛大学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家）共同完成了一篇关于递归的重要论文。

菲奇和他在巴黎做斟酒服务员的表兄比尔计划在我和埃弗里特抵达皮拉罕的数小时后到达。

当飞机降落在水面时，皮拉罕人已经聚集在水边并发出欢呼。

两人走出驾驶舱，菲奇带着预设好的手提电脑，打算在皮拉罕进行长达一周的语言实验。

很快，他们就被好奇的皮拉罕人围住。

菲奇兄弟俩已是共同去过世界各处偏远地区的老手，他们相信自己能很快和这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打成一片。

他们把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吹气，前后移动发出怪异的声音。

皮拉罕人却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们。

比尔把手指啪地拍向另一个手掌，弄出砰砰的声音。

皮拉罕人还是一脸茫然。

兄弟俩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放弃了尝试。

菲奇后来说：

“通常情况下，这些有趣的小动作很容易吸引他们。

”但皮拉罕的小孩子们并不买账，更不用提他们的父母了。

”埃弗里特乐了：

“这不是他们文化里有的东西，所以并不感兴趣。

”

几周前我曾给在苏格兰的菲奇打过电话，他在圣安德鲁大学任教授。

他告诉我：

“我将这次旅行视为发现的探索之旅。

我想亲眼看看埃弗里特说的到底多少能得到证实。

”

在语言专家的圈子中，埃弗里特以坏脾气和对学术规范的不耐烦而知名。

他生在美墨边境小镇霍尔特维尔的一个工人家庭中，父亲雷纳德长期酗酒，从酒吧招待、牛仔到机修工，打过许多份工。

埃弗里特说：

“我家没有任何书卷气，对我父亲来说，在大学教书的人和打领带的人都是娘娘腔。

我认为我父亲的一些特点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埃弗里特主要受母亲的影响踏上了学术道路。

他母亲是服务员，在埃弗里特十一岁时因脑动脉瘤去世。

母亲曾把《读者文摘》浓缩版和一套医学百科全书带回家，而埃弗里特则试图把它们的内容都记在脑子里。

在高中的时候，看过《窈窕淑女》的埃弗里特想成为一名语言学家，后来他写道，这是因为主人公亨利·希金斯的工作“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好像语言学家会很有钱。

”

青少年时期，埃弗里特曾在摇滚乐队里弹吉他（和他搭档的键盘手后来成为了铁蝴蝶乐队的早期成员）还嗑药吸大麻，直到1968年夏天，他在莱克赛德的开普敦高中遇到了另一个学生克伦·格雷厄姆。

克伦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在巴西东北部的Satere部落中长大。

她邀请埃弗里特去往教堂并带他回去见家人。

埃弗里特说：

“他们都很友爱体贴，而且在亚马逊丛林中有许多有趣的经历。

他们帮助我，并告诉我自己有多么优秀。

我之前从未被这样对待过。

”1968年10月4日，17岁的埃弗里特皈依了基督教。

“我感到，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从黑暗中走向了光明——就是那些你曾听过的说法。

”埃弗里特不再嗑药，当两人都18岁时便结了婚。

一年以后，他们三个孩子中的大女儿出生，他们也开始忙着成为传教士。

1976年，从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获得海外传教的学位后，埃弗里特和克伦进入了国际语言暑期学院（SummerInstituteofLinguistics），一所国际性的基督教福音派组织，致力于通过将圣经传播到不使用文字的社会中以进行传教。

夫妇二人被派往墨西哥的恰帕斯，在那儿克伦同三个孩子住在丛林中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而埃弗里特接受了折磨人的丛林野外训练。

他不仅忍受了五十英里的徒步旅行，还仅靠火柴、清水、绳子、一把大刀和一个手电在丛林深处生存了七天。

夫妻二人接受了翻译技巧课的训练，而埃弗里特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天赋。

埃弗里特的朋友彼得·戈登是哥大的一名语言学者，曾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皮拉罕语里数字的缺失，他表示埃弗里特在学术演讲时总是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他会挑选一位小语种的观众，让对方说一段他从未听过的语言。

“不到20分钟，他就能告诉你那个语言的基本结构及语法，”戈登回忆道。

“他的知识面惊人，脑子十分聪明并且把事情吃得很透。

”埃弗里特的天分在国际语言暑期学院的教职工面前展露无遗，而后者20多年来对皮拉罕语的研究收效甚微。

1977年10月，在国际语言暑期学院的邀请下，埃弗里特、克伦及其三个孩子移居巴西。

首先待在了叫贝伦的地方学习葡萄牙语，一年以后来到麦驰河口的皮拉罕村。

克伦告诉我：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皮拉罕语那么难学。

”

沿着麦驰河和马梅卢斯河分布着许多小村庄，大概三百五十名皮拉罕村民居住其中。

我同埃弗里特来到的村子很典型：

有7间小屋，都是四根柱子上架着棕榈叶屋顶。

屋内是烂泥地，四周没有墙也没有家具，仅有一个细树枝堆起供睡觉的小台面。

这些脆弱的屋子里可能住着三、四个人，在河岸边沿着低矮的小树丛和草地排了一排。

村民们家中鲜有大锅、平底锅、大刀、小刀这样的家居用品，除了制作箭头用的简单削刀、编织松散的棕榈叶袋子和木质弓箭外，也没有制作其它工具。

他们唯一的装饰品是由种子、牙齿、皮毛、珠子和灌装苏打水拉环制成的简易项链。

拉环是他们用巴西坚果、木材和香豆的果实（用以制作口香糖的橡胶汁）从商品贩子那儿换来的。

村民们戴项链是为了趋避邪祟。

不像亚马逊其它的原始部落，皮拉罕人一直不愿让传教士和政府机构教授他们播种的方法。

他们的小块土地就在丛林浅处，杂草丛生的土地上稀疏地种植着甜木薯等作物。

一天早晨，当我和埃弗里特横穿村庄时，他对我说：

“村子里的作物要么是由外人种的，要么是当地人吃完食物吐出的种子不小心发了芽。

”皮拉罕人几乎只吃鱼和猎物，每天都要捞鱼捕猎，但他们并不想学习用盐和烟熏的办法腌制肉类，使其更易保存。

他们每次也只制作仅够几天食用的树薯粉。

（而埃弗里特研究过的另一个亚马逊部落Kawahiv会制作足够数月食用的树薯粉。

）皮拉罕人对现代文明做出的唯一让步在着装打扮上：

成年男性穿着从小贩那儿换来的T恤和短裤；女性则穿着自己缝制的平针棉裙。

埃弗里特告诉我：

“我来这的最初几年，曾因没能去到一个更‘有色彩’的部落而感到失望。

我想起兴谷河（译者注：

巴西中北部一河流）的部落，他们会给自己涂色、用唇盘装饰自己，还过各种节日。

但我后来意识到皮拉罕正是我最想感受的那种原始文化。

这种文化用肉眼难以察觉，但生命力难以置信地顽强，是亚马逊地区最为坚韧的文化。

在亚马逊甚至世界历史上，没有人曾如此坚定地抵制过变化。

”根据考古学家最可能的猜测，皮拉罕人在约一万至四万年前来到亚马逊地区，当时一批智人从亚欧大陆经白令海峡移居美洲大陆。

皮拉罕人曾是一个更大的印第安群体穆拉人（Mura）的分支，但在巴西人于1714年与穆拉文化首次融合后，皮拉罕逐渐与这个大部落脱离。

身在巴西的穆拉人学习了葡萄牙语并采用了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他们逐渐淡忘了本族的语言。

但是皮拉罕人退居丛林深处。

1921年，人类学家柯特（CurtNimuendajú）与皮拉罕人相处过一段时间，他指出“他们对文明带来的好处毫无兴趣”，并“丝毫没有表现出同人类文明保持不间断交流的迹象”。

约50年前，国际语言暑期学院就同皮拉罕人进行过首次接触，那时候一对传教士夫妇阿洛和维·海因里希斯住进了位于马梅卢斯河岸上的住所。

他们在那儿待了六年半，仍然无法熟练掌握当地语言。

当地语言的音素（构成单词的语音片段）相当难学，有高昂的鼻音、急促的吸气，以及拍打或振颤嘴唇发声。

同时，因为皮拉罕人发音时习惯把名词拆分为单个音节，所以单个单词也很难掌握。

同样让人困惑的是该语言的音调：

一个词会因为音高的变化变成另一个意思。

（单词“朋友”和“敌人”只在一个音节的音高上有所不同。

）像亚马逊地区一些其它部落的语言一样，皮拉罕语里也分阴阳性，女性比男性更少使用辅音，所以海因里希斯的任务更加艰巨。

海因里希斯告诉我：

“哪怕是想要开始找到语法规律，对我们来说都很困难。

”两年以后，海因里希斯才开始尝试着翻译了一则圣经故事，他从路加福音中选择了《浪子回头》。

海因里希斯将他不甚流利的译本读给了一个皮拉罕男人听。

“但他并未产生任何宗教上的理解，没有被感染被触动，仅仅把它当成了一篇故事。

”在感染了好几次疟疾之后，这对夫妇被国际语言暑期学院重新委派去巴西利亚做行政工作。

1967年，他们在皮拉罕的工作由史蒂芬·谢尔登及其妻子琳达接替。

谢尔登在同皮拉罕人接触的那段时间里获得了语言学硕士学位，但他很沮丧，因为皮拉罕人拒绝遵守他所期望的模式。

关于这一点，夫妇俩在国际语言暑期学院的专题研讨会上抱怨不已。

谢尔登回忆道：

“我们在会上说：

‘我们想观察的许多行为似乎在那儿并不存在。

’那些人总是回答‘它肯定存在，再多用点心思就会发现的’，因为它们是所有语言中普遍存在的。

”谢尔登对他的缓慢进展感到忧心忡忡，他每天起床都伴着一阵强烈的恶心。

1977年，在同皮拉罕人一起度过了十年时光后，谢尔登晋升为巴西国际语言暑期学员的主任，并让埃弗里特接替他在丛林中的工作。

埃弗里特夫妇受到了当地村民的欢迎，不过他们花了几个月才学会用皮拉罕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在这儿你得学一门跟其他语言都没有共通之处的语言，这种地方在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了，”埃弗里特对我说。

“这叫做单语场现象（monolingualfieldsituation）。

”他在语言暑期学院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当时他师从已故的田野调查语言学家、原密歇根大学语言理论系主任肯尼思·派克。

这位传奇的语言学家首创了一种称为法位学（Tagmemics）的语言分析方法。

埃弗里特从他那儿学到该从普通名词开始研究。

“你先搞明白‘棍子’怎么说，”埃弗里特说道。

“然后再试着搞明白‘两根棍子’怎么说，‘一个棍子掉在地上’怎么说，‘两根棍子掉在地上’怎么说。

你得把这些都比划出来，要基本摸清句子的结构，把主谓宾各归其位。

”

这个过程相当艰难，我刚到当地就体会到了。

一天早上，我涂抹着驱虫剂，一个较年长的皮拉罕男人一直盯着我看，问埃弗里特我在做什么。

我很想用手语跟他交流，便把右手拇指和食指间捏着，在空中晃着模仿虫子的飞行轨迹，嘴里还配合着发出嗡嗡的声音，然后两个指尖停在前臂上，接着对准那个位置用手掌拍打。

那个皮拉罕人看得一脸茫然，对埃弗里特说：

“他自己打自己。

”我又试了一遍，这次嘴里把虫子嗡嗡的声音模仿得更明显。

他见了对埃弗里特说：

“一架飞机降落在他胳膊上。

”他听埃弗里特解释了一遍才明白，同情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开了。

埃弗里特大笑道：

“你向他传递的是违反他常识的信息——昆虫扰民，”他说。

“他们从不会这样说，也对此无法理解，因为昆虫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

“好吧，”我说。

“不过我惊讶的是他竟然看不出来我是在模仿昆虫。

”

“想想这其中的文化差异吧，”埃弗里特说道，“你手的摆动，你发出的声音，甚至是我们模仿动物的方式对他们而言都可能是文化异质。

”

埃弗里特克服了许多这样的文化差异，而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掌握这门语言。

“我深入丛林，跟他们一起耕地、钓鱼。

”他说道，“你无法融入这个群体，但你得尽你所能去感受去吸收这门语言。

”他认为，这个部落对于一两代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集体记忆，也不存在本土的创世神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人类学家马可·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曾在这个部落生活了十八个月，写了一篇探讨皮拉罕人宗教信仰的论文。

贡萨尔维斯的皮拉罕语水平有限，他也认为这个部落没有创世神话，不过，他认为大多数亚马逊流域部落都是这样的。

埃弗里特说道，这些部落村民被追问起他们部落和这片森林出现之前的历史时，回答总是千篇一律：

“这里一直都是这样的。

”

埃弗里特也发现皮拉罕语里没有固定的词汇来表达颜色的概念，而是随机用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来代替。

“因此假设你拿一个红色的杯子给他们看，他们很可能会说‘看起来像血’，”埃弗里特说道。

“或者他们会说，‘像vrvcum’——一种当地的浆果，当地人从中提取红色染料。

”

来到这个部落的第一年年底，埃弗里特就学会了日常工作需要用到的皮拉罕语。

克伦则是把一个磁带录音机系在腰间，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录音，自学皮拉罕语。

（埃弗里特夫妇住在一个茅草屋里，屋子四面有墙，比起当地皮拉罕人的屋子稍大一些，结构也稍显复杂，还配有一个可上锁的储物间。

）

他们一家在这个亚马逊部落生活的第二年，最大的孩子夏侬患上了疟疾，克伦则陷入了昏迷。

埃弗里特从河边的商贩那里借了一条小船，又在丛林里长途跋涉了好几天最后把她送到了医院。

她一康复出院，埃弗里特便又返回那个村落。

（克伦待在巴西北部的贝伦，休养了几个月才回去与丈夫相聚。

）“信仰《圣经》的基督徒相信给别人带去救赎的喜乐是他们的职责，”埃弗里特说道。

“就算因此遭到杀害，受暴打致死，受监禁，也要义无反顾，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做工。

”

埃弗里特到亚马逊考察之前，接受的语言学训练仅限于田野调查技术。

“我想靠尽可能少的正规语言学理论生存下来，”他对我说。

“用语言学的基础知识来翻译圣经新约就够了。

”但后来国际语言暑期学院与巴西政府签订的协议失效了，巴西政府要求他们证明自己语言学家的身份，并且旨在记录当地濒危语言，才能获准继续在当地生活。

于是国际语言暑期学院要求埃弗里特夫妇攻读圣保罗州的巴西金边大学研究生。

1978年秋季，埃弗里特在巴西金边大学接触到了乔姆斯基的理论。

“对我而言，那是自信主以来，我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他说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年轻的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在学术界初露头角，这时行为主义理论主导着社会科学领域。

根据斯金纳（译者注：

B.F.Skinner，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的理论，孩童通过奖赏机制来习得词汇和语法，就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每推一次杠杆就有食物作奖励一样。

乔姆斯基对此不以为然。

1959年，为了推翻斯金纳在其《言语行为》（VerbalBehavior）一书的理论，乔姆斯基写道，孩子有能力创造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而又合乎语法的句子，这说明语言学习并不依赖于模仿，教学和奖励。

如他在其著作《语言论》（1975）（ReflectionsonLanguage）里所言，“对于那些生来不具掌握语言能力的生物来说，掌握一门人类语言需要非凡的智力成就。

”

乔姆斯基提出一项假设：

人在出生时大脑就有了一个特定的语言智能。

他将之称为“语言器官”（languageorgan）。

在这个“语言器官”里内置着一套恒定的语言规则——普遍语法。

世界上语言的语言多种多样，但它们都遵循这一套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写道，语言器官虽然不能像肝脏心脏一样拿来解剖分析，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语言背后的抽象结构可以揭示出来。

“通过研究自然语言的属性，其结构，组织方式和用法，”乔姆斯基写道，“我们希望增进对语言这一人类特有智能的了解，并以此探究人的本质。

”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上不同大学的乔姆斯基学派学者从事语言分析研究工作，把句子分解成更加复杂的树形结构图，体现出各个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和介词短语的分布，以及“X阶标”（“X-bars”），“转换”（“transformations”），“运动”（“movements”），“深层结构”（“deepstructures”）——这些都是乔姆斯基提出的术语，他认为这些是所有语言共通的组织原则。

“此前我并没有用很严谨的态度学习语言学，”埃弗里特说道。

“你读了乔姆斯基或者相关学者的著作之后，立马会感到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实际上就像一门科学。

”埃弗里特在巴西金边大学用乔姆斯基的理论分析皮拉罕语，并以此为主题构思博士论文。

那段时间，他往返于圣保罗和皮拉罕村落。

他在皮拉罕村落收集数据，最终于1983年完成了论文写作。

这篇论文题为《皮拉罕语与句法学理论》（ThePirah?

LanguageandtheTheoryofSyntax），学术性强，全文遍布乔姆斯基式的树形结构图。

该论文用葡萄牙语写成，随后编辑成书在巴西出版。

然而，埃弗里特坦言他意识到皮拉罕语还存在很多难以用乔姆斯基的理论范式来解释的特殊现象。

“我很清楚我在论文中避开了这些问题，”埃弗里特对我说。

“但当时我对这些特殊现象还没办法做出解释。

”

埃弗里特凭借这篇论文被授予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ACLS）研究员头衔，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资助他于1984—85学年作为访问学者访问麻省理工学院。

在那里，埃弗里特的办公室就挨着乔姆斯基的办公室。

这个赫赫有名的教授很聪明，但很刻薄。

“你和另外一个人描述你的理论时，有几个问题你总希望他们不要问到，”埃弗里特说，“但乔姆斯基永远都毫不客气地直奔这几个问题。

”

1988年，埃弗里特受雇于匹兹堡大学。

那个时候，乔姆斯基的理论体系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甚至乔姆斯基本人都感到过于繁琐，于是着手构思一套更为简易的模型来分析所有语言背后的原理。

埃弗里特密切关注着这些进展。

“当时，乔姆斯基给我寄来了他正在研究的论文，”他说道。

“我当时跟很多学者一样，定期到乔姆斯基的课堂上去朝圣，收集他的讲课材料，准确猜出理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与此同时，埃弗里特坦言他那时越发对皮拉罕语的特殊现象感到困惑。

“这些现象没有一个能用乔姆斯基的理论来解释，”他对我说。

“乔姆斯基只能帮助你借助树形结构图探讨语言属性。

”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埃弗里特开始重新阅读乔姆斯基之前的语言学家，包括爱德华·萨丕尔的著作。

萨丕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生于普鲁士，死于1939年。

他师从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后在耶鲁大学任教，并研究了美洲数十个部落的语言。

萨丕尔对文化在塑造语言中起到的作用十分着迷。

尽管他预料到了乔姆斯基对普遍语法理论的沉迷，但他更加热衷研究是什么造就了不同语言的差异性。

其1921年出版《语言》一书写道：

语言是一种习得性技能，“学习这一技能的效果取决于你付出的创造性努力，就像不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