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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里谁带头破坏了计划经济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里谁带头破坏了计划经济?
2013年06月06日当代中国研究所罗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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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集
新华网回顾毛泽东的珍贵照片。
(来源:
新华网)图为毛泽东接见功勋女战士年画。
…[详细]
核心提示:
毛泽东是一个革命者,善于破坏,不大善于建设。
他破坏了计划体制,这是他的功绩之一,但是没有建立起更有成效的新体制。
其原因在于他与同时代人一样,没有打破对市场经济的忌讳。
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
罗燕明原题为:
建国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作者简介:
罗燕明,北京人,中共党员,研究员。
2002年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任第四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当代所境外信息编译中心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理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其实践成果表现为农村根据地的自给性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从经济财政上保证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起,在直面现代化目标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又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应当估计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约束。
一是他同固有或自发的市场因素作斗争的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他同外来苏联计划体制的影响和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的斗争。
一、群众运动
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一五计划曾被视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1中国政府对编制一五计划极为审慎,历时4年,五易其稿,认真听取过苏联领导人和专家的意见,2直到1954年9月才基本定稿。
一五计划非常成功,提前一年完成。
更重要的是,整个计划体制及其管理机构也随“三大改造”的完成而基本建立起来。
国务院的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和23000余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和52000多人。
3在所有的五年计划中,一五计划受苏联影响最大,尤其“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和统计等方面,基本是照搬苏联的。
”4
在这一背景下,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工作汇报时发现,由中央制定计划交各部门、企业和地方执行的体制不利于发挥后者的生产积极性。
例如,计委汇报说地方搞小企业有积极性,但是“一怕中央不让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
5轻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也有类似的反映。
这些工作汇报,使毛泽东对视为成功范例的一五计划到底发挥还是束缚了经济潜力产生了怀疑。
他说:
“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6
一五计划末期,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著作。
在他看来,这一期间暴露的问题与照搬苏联模式有直接关系,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于官僚化和脱离群众,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他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自主权,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并认为中国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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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1958-1962)期间,毛泽东提出了用群众运动推进现代化的建设思路。
我党领导群众运动有悠久的传统。
社会主义改造,原打算15-20年完成,实际只用了3年,与我党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运动有关。
但是一五计划末期,群众运动的传统却与刚刚建立的计划体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冲突,反映在党内便是“反冒进”与“促进”或“跃进”的政策分歧。
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坚持把“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写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说:
“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
”8同年8月,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支持和发展人民公社的观点:
1、人民公社是群众的自发运动;2、一大二公,多种经营;3、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4、取消资产阶级法权;5、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人民公社先从农村开始,再向城市发展;7、要进行试点,不要一哄而起。
91960年3月,毛泽东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宪法的报告。
他认为苏联的企业管理原则“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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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上级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
那么,他是否对群众的任何积极性都加以支持呢?
也不是。
二五计划后期,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受到许多干部的支持。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
”11
这里需要界定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概念,它是指党所发动和领导的群众集体行动。
强调集体行动必然排斥以个人或家庭为本位的分散活动。
在他看来,市场化对集体行动起瓦解作用,因为“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
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12
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又意味着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
毛泽东指出“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会造成减产的损失。
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
”13斯大林曾提出建成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的文化水平),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14在他看来,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应当冲破官僚体制,直接与群众结合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群众运动无疑具有核心地位。
这一点与他对高速度的期盼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应当从整个民族的百年屈辱史中去理解。
可以把毛泽东的历史观概括为人民史观或群众史观。
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人。
为了实现高速度,群众运动不仅应当成为物质生产的基本形式,还应直接充当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
二、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须铲除压制群众积极性的官僚体制,防止对群众运动起瓦解作用的单干倾向。
把上层的官僚化与下层的市场化联系起来加以批判和摒弃的主要理念是“阶级斗争”。
在传统的理解中,“阶级斗争”是指对“地富反坏”的斗争,再扩大一点儿,也不过是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内部斗争包括进去。
1959年庐山会议首次提出“党内阶级斗争”的概念,当时还仅限于捍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个有限的目的。
进入60年代后,“阶级斗争”被逐渐定义为“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15一时间,党的文件上出现了“一手抓生产斗争,一手抓阶级斗争”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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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速度与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
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决出来。
”17
文革前夕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概念,把上层的“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同下层群众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捆在一起。
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苏联剧变的案例表明,官僚化导致苏共失去人民的支持,但它本身不意味着私有化和市场化。
剧变是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失望后做出的新选择。
文革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它的主导地位却被“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了。
生产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由此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
“抓革命”意味着反对官僚化和市场化,“促生产”意味着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只能来自政治挂帅和革命激情。
三、计划原则
二五计划期间,毛泽东鉴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反思性地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官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许多重要的谈话和批注。
谈话和批注反映了他对计划经济的矛盾而复杂的看法。
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较难把握的方面。
虽然毛泽东在原则上不反对计划原则,但是他对计划原则的看法与苏联正统理论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很难把他的思想简单地归入计划经济理论。
毛泽东赞同斯大林对客观经济法则和主观计划的区分,但是计划的主观性也使他找到了怀疑计划的理论依据,尤其当这些计划是由专家技术管理阶层制定出来的时候。
他认为《教科书》“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
预定进程表不一定完全反映实际,一切都机械地按照预定进度表执行,就会妨碍生产。
”18
毛泽东承认计划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程度”这个概念导致了他对计划的唯一性和权威性的怀疑:
“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
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19
“合乎规律”的前提是排除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这是计划原则非人性的一面。
毛泽东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
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20思想觉悟这一不确定因素的引入使计划不仅要反映客观规律,还要“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
21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中国的一五计划都没有估计到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对计划的怀疑还表现在毛泽东对经济平衡的看法上。
他认为“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
”22这里的“利用不平衡”似乎费解,因为计划的本质就是平衡或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
“利用不平衡”只能合理地解释为利用群众运动造成的不平衡来加速发展。
因此,“平衡”和“不平衡”不过是“计划”和“群众运动”这对范畴的另一种表达。
从平衡或计划相对论出发,毛泽东认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
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
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又说:
“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23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矛盾本身,而不是矛盾的解决(即平衡),是事物发展动力。
24矛盾绝对论,在他,是一贯的。
在下述引文中,计划的预期性又被毛泽东打了折扣:
“计划是意识形态。
”“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落在事物运动的后面。
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25
毛泽东从不平衡绝对论出发,或者说从群众运动出发,认为静态平衡的计划不可能预期或动态地反映客观发展的一切可能,因为客观的发展是由绝对的矛盾永无止境地推动着的。
为了克服这一弊端,计划一是要反映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对他们起鼓舞作用;二是要紧跟群众运动,亦步亦趋地解决后者造成的比例失调。
正常编制出来的计划一般都是平衡的,这是一种技术要求。
至于是否正确,能否成功,必须实施之后才能知道。
毛泽东的怀疑,其意义不体现在他对未实施的计划的怀疑上,也不体现在对已实施的而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计划的否定上,而在于他对已获成功或基本成功的计划表示怀疑。
他对一五计划做这样的评论:
“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1957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的建设,整整耽误了7年时间。
1958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
”26他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判断,认为苏联缺少消费品,农业不足,“没有群众,没有政治”,“是一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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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怀疑乃是对计划本质的怀疑,他说:
“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28在他看来,群众运动不应成为执行计划的工具,相反,计划应为群众运动服务,成为动员群众的工具。
群众运动可以突破计划约束,“打破常规”,实现超常发展。
二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毛泽东这一观点的案例。
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已经规定了较高的速度。
但是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实际上放弃了这个建议,把工业指标提高了一倍,农业指标提高了20-25%。
以后几个月又根据下面上报的数字汇总,各种经济指标普遍翻了一番。
1959年是指标不断下降的一年。
二五计划收尾的几年是在调整中结束的。
这些指标不大像计划,更像可以随时变更的指令或号召。
毛泽东却对它们采取宽容和辩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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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弊端之一是缺乏激励机制。
苏联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生产者和企业实行物质刺激,如利润第一、“奖金挂帅”。
毛泽东一概反对,认为物质激励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则,更不能当作决定性动力”。
他把物质利益原则分为集体和个人两种原则,褒扬前者,贬抑后者。
他还怀疑工薪制是否比供给制更好,担心彻底的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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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强调国民经济必须有统一的计划,“即全国一盘棋”。
31但是他心目中的统一计划并不是指从上到下只能有一种计划。
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计划机关的论述中看出:
“计划机关是什么?
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
”32
他在1966年杭州会议上说:
“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
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
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
33由于强调地方、企业自主权,中国的国家计划只包括宏观战略项目,给地方各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各级政府不仅可以有自己的计划,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还可以合法地经营的预算外项目,只要这些项目不冲击正式的计划。
由专业管理人员构成的以政府内分工为基础的官僚机构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对此不只是怀疑,简直就是根本否定。
他指出,斯大林“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34他认为《教科书》只讲劳动者的享受权,不讲他们的管理权。
而管理权是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没有管理权,享受权就得不到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35
管理体制取决于决策者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苏联的一长制、“地方经济机关挂帅”、严格的专业化和条条管理、单纯的命令-服从的行政等级等,都是根据计划经济的要求设计出来的,其目的在于保障计划能够准确无误地得到执行。
毛泽东从动员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出发,主张“政社合一”、“党委挂帅”、“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
四、商品生产
与计划问题不同,在商品生产问题上,毛泽东的看法比较接近斯大林,对苏联经验好话说的多,批的少。
关于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他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在于还没有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其次也在于“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的需要。
废除商业,无偿调拨农民的产品,“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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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离不开市场。
市场上不断变动的价格信号体系对于生产具有激励和调节的双重作用。
毛泽东在论述商品生产时涉及到了来自市场的这两种作用。
在激励问题上,他把价格放在计划之后:
“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37
毛泽东无疑考虑了农民的赚钱心理,反对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但是又认为赚钱反映了农民落后的一面。
他主张限制等价交换:
“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38
关于调节问题,毛泽东同意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一个工具,但是又认为“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
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
”39他还指出计划调节的是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价值法则调节的是暂时、局部的利益。
在计划和商品交换之间,毛泽东主张后者服从前者:
“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
”40他虽然意识到市场具有生产激励和调节作用,但是他把这些作用等同于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认为只能最低限度的利用,不能用来取代政治思想工作和计划。
在这些方面,毛泽东的观点与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区别不大,他们都主张保留、发展和限制商品生产及交换,待条件成熟时再取消商品。
但是在商品生产所必需的产权分配和经营自由问题上,毛泽东又与斯大林明显不同。
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对于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权。
他把人民公社看作“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可以实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及工农业并举。
他主张人民公社“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生产。
”41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和工农商学军各单位在主业之外都应从事其他经济文化事业,包括“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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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自主权有助于经营者的市场决策,但是价格控制又把市场化的路子封死了。
商品生产只能在各自给共同体之间以互通有无的形式获得发展。
自给性生产在限制社会分工和集约化计划体制发展的同时,也缩小了商品生产的范围。
五、经济原则
毛泽东把群众运动当作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把个体私营经济、“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视为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反对。
同时他又反对专家治国,反对计划官僚体制,反对束缚地方、企业和群众积极性的平衡论。
他甚至对8级工资制、薪金制也耿耿于怀,把它们称作资产阶级法权。
为了反对这种法权,他本人只拿行政二级工资,并且多次调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
他把苏联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称作修正主义。
这种双重性使他的经济思想包括如下一些原则。
一、在发展模式上,群众运动第一,计划原则第二,市场因素第三。
动力摆在了前面,计划和价值法则的协调作用放到了次要地位。
二、全盘公有和一大二公,取消或限制个私经济;既反对瓦解公有制的个人主义,也反对公有制内部的官僚主义。
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供给制最理想,即便搞工薪制,也应尽量缩小其级差。
四、限制社会分工,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一业为主,兼营多业,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并举。
五、计划层级化,强调块块管理,预算内和预算外相结合。
六、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七、两条腿走路,中央地方并举,大中小结合,土洋群结合。
八、以政治思想工作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抓革命促生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九、中央政府的职能是抓大事,抓主要矛盾,定指标,发号召,并组织群众运动来实现指标,而不是由专家制定包罗万象的尽可能完美的计划。
毛泽东相信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把它发掘出来,就可以突破计划束缚,创造一切人间奇迹。
这些原则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具有普遍性。
但是,由于工作重心的变动,这些原则也会在不同时期引起不同的经济后果。
二五计划是一种情况,群众运动主要以生产为内容,计划不起调节作用,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另一个情况是文革。
群众运动依然是主要原则,但其重心已转向阶级斗争尤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计划原则只在剩下的生产空间中发挥有限的作用。
首先,文革经济相对平稳,没有出现二五计划时期那种大起大落。
其次,虽然生产秩序受到破坏和干扰,整个经济一般来说还是发展的。
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43第三,经济增长以牺牲消费为代价,人民没有得到实惠,陷入普遍贫困。
第四,约束消费的基本制度是票证。
票证制度与其说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征,不如更恰当地说再现了供给制的特征。
而供给制的背后则是反对享乐主义的价值取向。
最后,经济发展动力来自革命精神。
随着人民对文革价值观的怀疑和动摇,这种动力在文革后期实际上已经耗尽了。
整个来看,文革时期实际上恢复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模式。
六、总的评价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学术界区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
完整的计划经济理论是苏联人创立的,其代表作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多次修订的苏联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人们习惯把毛泽东经济思想划入计划经济理论范畴。
从这个角度分析毛泽东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的许多失误都是在反对现在已被我们否定的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些失误对中国是福是祸?
或者像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这不是一个容易分清的问题。
另外,说到现代化道路或经济发展道路,是否只有计划和市场两种,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两条道路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分别经历过的。
市场道路本来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宏观调控机制,使市场经济趋于完善,从不自觉走上了相对自觉。
计划道路是苏联决策者根据“理论图纸”设计出来的。
毛泽东没有选择市场道路,开始也是想走计划道路,照搬一点苏联,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即所谓“原则相同,方法不同”。
后来发现两者不好结合,主要是苏联的东西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某些重要传统,结果走上了连原则也有所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苏联计划理论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毛泽东的批判和探索不是完善和强化这一体系,使之适合于中国国情。
他所针对的不是计划经济的某些局部问题,而是计划的权威性这一原则问题,不是不完善的计划,而是成功的计划。
他对计划体制缺乏动力、非人性和非预见性的怀疑是深刻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因此,毛泽东的批判和探索对于计划理论和体制具有解构的性质。
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认为,不应把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归入某种已获得的范畴,而应当指明它不同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原则分歧。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比较独立,其根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推进现代化事业。
我姑且把围绕这一原则形成的经济发展思想称作为动员型的发展模式,以示区别于计划或市场的发展道路。
当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不仅有计划成份也有市场成份,正如计划经济不能完全消灭市场、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不要计划一样。
但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动员性。
这种动员性使它的计划因素和市场因素皆有而皆不足。
动员型经济发展模式失败的明显原因在于缺少有力的总体平衡机制。
现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这种平衡。
在苏联,这种平衡已经预先包含在计划中了,这种平衡是静态和僵硬的。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平衡是通过微观的市场机制和宏观的政府调控实现的,因而是一种灵活的动态平衡。
动员型经济与经济平衡是相冲突的,它意味着不受计划、市场和科学的约束大干快上。
由于缺少有力的平衡机制,二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处在大起大落的颠簸之中,平衡出现经济灾难之后。
而推动这种平衡的调整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刘邓路线。
动员型经济的动力机制是领导号召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属于粗放型经济。
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经济经常发生一些无法用计划和市场理论解释的“人间奇迹”。
它常常在资金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仅凭人力和人的精神就创造了红旗渠、大寨田、大庆油田等浩大工程,甚至把两弹一星送上了天。
另一方面,由于不讲投入产出,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又存在大量的劳民伤财的现象。
作为动员型经济,中国容易出现的倾向不是以计划取代市场,而是不顾客观实际的一哄而起,如土跃进、洋跃进等。
就整体绩效而言,动员型经济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下。
与计划经济相比,动员型经济也有一个优势,即较大的灵活性。
它的生产主体不是一元的,而是相对多元或半多元的。
每一级政府和组织在经济活动方面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造就了一批善于计划外经营的组织和能人,计划的放松与他们的活动能力的扩展成正比。
由于多年来反对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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