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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城市史地图形态与文化DOC
第一章、绪论要点:
名词概念
本章介绍各种学术流派对“城市”涵义的界定,在学习比较城市史和未来的研究中体会文本资料之外的地图与图像的辅助功能。
地图的伟力:
图像、舆图与文本,
如何看待地图:
中国的地图在古代多由政府执掌,地图是作为国家档案的一种来收藏。
历代中央政府本身难以凭空绘制全国地图,必须先徵集地方各级官府的地图,然后再综合成全国一统舆图。
地方各级官府绘制的地图,一方面是为了知晓所管辖地域之方位、大小、户籍分布,以作为征收赋税、执法统治的依据;另一方面则需送呈中央,作为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对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疆域、行政区划、户籍人口、赋税廨额、关隘形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便于委官统治。
历代地方各级官府绘制的地图有三年一造送或五年一造送的制度,视境内情况变革缓剧而酌定。
各种地图对地理要素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方式,透视的方向,载量的取舍,既代表某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
为研究中国社会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历史、政治或军事地理,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时空断面。
意志与价值观:
各种地图对地理要素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方式,透视的方向,载量的取舍,既代表某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
通过对各类专题地图的分析,我们可以明了中国人当时是如何理解那块地理空间,又是如何用图的方式来表达使用目的,不仅制图人自己能明白,也能让其他用图人看得懂。
MarkMonmonier著《如何用地图扯谎》(HowtoLiewithMaps)一书,举了不少用地图扯谎的例子。
一般人看地图,都当它是一件十足的可以信赖的东西,可谁知,地图也是一个似是而非之物,在它的无声讲述中,竟有不少将事实歪曲了的谎话。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地图都不是真实的世界。
世界只有一个,而地图却有亿万张,哪一张地图也不是世界的真正代表。
解构的含义:
解析与建构
结构主义学派:
泛指西方学术界中运用结构分析法解释人类文化的流派。
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是:
从混乱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指出其结构关系。
这种结构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即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
这种深层结构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能通过文化研究者所建立的概念化模式才能认识。
结构----功能主义:
一种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为重点的理论与方法。
主张从功能和结构入手分析研究对象。
最早流行于文化研究领域,是强调对文化系统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主义和强调对文化系统进行功能分析的功能主义的有机结合。
经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发挥成一种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结构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功能是指社会和各个部分为了达到保持其生存和发展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结构功能主义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
基本任务是:
一、示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功能;求能够把社会各要素协调起来并使之一体化的途径和方法------结构。
换句话说,即研究社会生活保持稳定的条件和方法,利用城市形态,建构过去时代的城市社会结构,解析城市社会如何运作。
名词概说:
城:
都邑四周的城垣。
《墨子·七患》:
“城者,所以自守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其意均重于有形的墙体和防御职能。
郭:
城若分为两重,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单用时多包含城与郭。
《诗·大雅·文王有声》: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
”《孟子·公孙丑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都邑:
古代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皆以有城垣为标志。
都,《说文•邑都》:
“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
”邑:
古代人聚居的地方,尤指古代无先君宗庙之城。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孔颖达疏:
“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
为尊宗庙,故小邑与大都同名。
”古代也用邑指称国,《说文•邑部》:
“邑,国也。
”市,指交易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
“列麈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诗·鄘·定之方中》:
“文公徙之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
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
”孔颖达疏据《毛诗正义》曰:
“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
”所以,在西周文献中虽最早出现“城市”一词,却是两个独立的含义,不应连缀。
城市的概念、“城市”涵义的界定
古代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是从氏族社会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城市是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地理现象之一,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需求和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式,用具体特殊的空间结构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
历史上,城市社会的变化比起农村或牧区来说,速度要快得多,留给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形或无形的遗产也比后者丰富得多。
“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
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和交往的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且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载体主要是由城市文明来体现的。
把城市问题当作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或者把城市的发展演化作为展开历史的一条引线,已经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城市”涵义的界定及其有关早期城市起源的理论
历史学或考古学从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的发生起源于农业和手工业相脱离的人类第二次劳动分工,城市的出现乃是阶级分化的结果;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
“城市的产生,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把城市的发生同阶级斗争、财富的占有以及国家联系起来的观点,很容易将人们的目光导向城市的军事防守功能,而把城墙和市场的有无视为判断某个聚落是否为城市的标准。
目前,被国外学术界判定为人类社会最早的城市,例如:
代表古代西亚文明的乌尔城(Ur)、乌鲁克城(Uruk)和尼尼微城(Nineveh),代表古代印度文明的哈拉巴城(Harappa),代表古埃及文明的卡阍城(Kahun)建成的时间都在公元前3000年至1300年之间,确实都被一圈城墙所环绕。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例如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城子崖古城、边线王古城,河南平粮台古城、王城岗古城,也都具备城垣,从出土器物和建筑面积来看,似已不能再视作有围墙的村落;迟后一些的商代城址更大多具有夯筑的土墙。
城墙毕竟是有形的,即使深埋地下也可以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而早期的“市场”却难以指证。
因此,从“城市”一词的古汉语本义来讲,这其中应包括两个含义:
“城”和“市”。
建于公元前1835年古埃及时代的卡阍城(Kahun),方形城墙内中心是神庙,周围环绕整齐的街区,可能是现存人类按网格体系规划居住地最早的证据,并为卡阍赢得了城市的身份。
城外建有巨大的金字塔、墓葬和神庙,暗示城内住民除了从事农业,更多的人是从事修建金字塔的工作。
河谷神庙在东边约1公里处,靠近农田。
艾尔--拉洪城(也叫Kahun)就在旁边。
这个城市的大部分是在同一时期设计修建的,街道和房屋都按几何线整齐地排列着。
主要有三个区:
(1)东区,约有70到80个大房间(面积为40×60平方米)环绕着一个院子;
(2)西区,约有4到12个较小的房间(面积为10×10平方米)。
(3)卫城,可能是为国王自己设计的。
这个城是照料金字塔的祭司和官员居住的地方;同类的金字塔城还有许多。
这个城市还因为出土了上百卷僧侣体象形文字纸草文献而著称,叫做“拉洪纸草”。
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到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也有法律、神庙、经济事务的文书及书信等。
1889—1890年,W·M·T·皮特里发现了拉洪城,并进行了短暂匆忙的发掘,此后很久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它是墓葬祭司之城或者是工匠村。
事实上,拉洪是座金字塔城,而且很可能是塞索斯特里斯二世的王室所在地。
它位于引尼罗河水入法雍省的运河的入口,被称为“Ha—senusret—hotep”或“塞索斯特里斯所喜爱的居所”。
具体地说,拉洪是以塞索斯特里斯二世金字塔的河谷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
这个巨大的享殿在金字塔西边1.2公里处,是拉洪城的主体。
它建在高高的岩石上,有一个巨石砌成的斜坡直通其上。
纸草文献与考古发现显示,这个城市只有在塞索斯特里斯二世时住满了,后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居住,大部分的建筑都弃置不用。
历史学或考古学界最有影响力者为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Childe,1892-1957)举出的城市应具有的十个特征:
1.限定空间内聚集了相对稠密的人口;2.行业专门化;3.财富集中;4.大型公共建筑;5.发达的社会阶层;6.使用文字;7.出现占卜和数学;8.自然主义的艺术;9.长途对外贸易;10.市民集团不再按血亲划分居住地。
柴尔德不再把城墙当作城市的标志,虽然有人批评他的十条标准过于僵化,看不出相互的关系和发展过程,但是至少比其他的观点更适用,更有影响力。
他的研究视角可以归纳为:
规模(Size)、人口结构(Structureofthepopulation)、公共财产(Publiccapital)、文字和计算科学(Recordsandtheexactsciences)、商业贸易(Trade)。
社会学对城市的确定是根据城市的社会结构、功能和社会特征来下定义。
城市被视为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
1.人口众多,居住密度高,人们的差异比较大;2.至少有一些人从事非农业性生产,其中一部分属于专业人员;3.城市具有市场功能;4.城市有部分地制定法规的权力;5.城市的居民不是作为完整的个人而彼此相识,换言之,一些人的相互往来只是由于彼此所起的作用,而不在乎是否相识;6.城市要求有一种社会联系,它的基础远比家庭和部族更为广泛,也许还需要法律或传统的制约。
这一学科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 1864-1920),他力图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城市做一详尽的考察,而创立一种普遍的城市模式,他的确这样做了。
韦伯考察了欧洲和中东地区历史上的城市,并与他自认为所知的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城市加以比较,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五点论模式。
即,一个聚居地要成为完全的城市社区,它必须在贸易商业关系中占有优势。
而且具备下列五个特征:
1.防御设施,2.市场,3.自己的法院,至少有部分的自治法律,4.相关的社团,5.至少享有部分的公民自治权。
韦伯的观点主要是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点而判定的,因而认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城市。
问题的要害在于西欧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公元三世纪以后由于蛮族的入侵,曾经有过中断,公元八世纪前后又有一个城市重新起源、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中世纪城市的出现,而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起源模式同早期城市的产生是不一样的。
韦伯的结论大多源自欧洲中世纪城市的考察,并不代表早期城市的起源。
比如:
他认为城市起源的典型过程是先出现军事要塞,或者说“城堡”(citadel、burg),继而在要塞外面形成市场,然后二者合为城市。
这显然是欧洲中世纪城市最常见的一种起源模式,此结构形态的痕迹在现存的历史稍长的欧洲城市中很容易被发现。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虽然也几次遭受过非农耕民族的侵扰和摧残,但是并没有类似欧洲城市历史进程上的中断,至少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内还是这样认同。
因而,韦伯的定义模式未必适用于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他的逻辑推定也未必准确。
其实,韦伯本人知道现实中的大部分城市并不具备他所定义的全部要素,他不过是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不满,而引发出把中世纪城市曾经存在过的某些合乎理想的社会当作完全的城市社区的样板,希望达到某种历史的回归。
不幸的是,后来的人们习惯把韦伯的看法当作城市理论方法上的一大贡献而趋同。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把城市的产生看作是空间形式的聚合过程,“所谓城市,系指一种新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它不仅代表了当地的人民,还代表了城市的守护神,以及整个井然有序的空间”。
从这种观点出发,“城墙最初的用途很可能是宗教性质的,为了标明圣界(temenos)的范围,或是为了避邪,而不是防御敌人。
”这里的“宗教”指得是早期人类的原始宗教,它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用于祭祀的神庙、殿堂、祭坛等高台建筑。
芒福德特别举出伊拉克北部曾经做过亚述王国都城的霍尔萨巴德古城(Khorsabad)。
霍尔萨巴德古城,该城巨大的宫殿、庙宇建在一个高达18米的方形土台上,全城被厚达75英尺的城墙环抱,这样的厚度对于当时人类所能具有的攻城手段来说是完全不必要的。
宫殿的一半凸出到城墙的外面,也不符合安全的原则。
故而,他认为“当时人如此劳师动众大兴土木完全是为了敬奉他们的神明。
只不过起初为敬神而设计的种种形式,在后来的军事防卫作用方面更显出实际效用罢了。
因此,城堡要塞的象征性意义要早于其军事作用。
”在古代社会,任何取得权力的君主都会要求得到超自然的承认,使自己俨然为上天与人间之间的达意者,用具有宇宙象征意义的高台建筑易于显示他更接近上天,而有神灵的庇护,凭借神的威严以实现他个人的有效统治。
那么,导致城市产生的聚合过程可能应该解释为:
将村落中的小而按血亲分散的神龛转变为集中的、由获得权力的阶级主宰的大型神庙。
拉洪城(卡阍)的城墙底部约有3米厚,整个高度为6米。
也好象不是个防御性的建筑群,没有塔楼或是厚重的大门。
在科学家所关心的三大参数即空间、时间和物质组成中,地理学者首先从空间观念来处理人--地系统。
力图说明自然环境的各级系统是如何在地球表面上组合的,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中,人本身在地球上是如何分布的。
地理学的组合观念是以空间分布和空间关系为其文字表述,概括为广度、密度和顺序(即扩散过程)。
在对“城市”的定义和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地理学家习惯以限定的定居空间内的人口密度和职能作为标准。
这种方法适用于现代城市地理的研究,至于古代城市特别是早期城市的起源问题就复杂了。
最早的城墙不是用于军事目的,也不一定是城市出现的必然标志,神庙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台建筑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中心的产生才是城市起源的标志。
这一观点已经越来越得到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响应。
惠特利得出了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不是从市场、城堡,而也是在礼仪中心的基础上最先兴起的结论。
惠特利的理论不仅从另一学科的角度补充了以芒福德为代表的城市建筑与规划学派的观点,而且为世界历史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跨文化的”(Cross-cultural)比较,提供了依据,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
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也把对早期城市起源的发掘视线从城墙逐渐转向大型高台建筑的夯土遗迹,或者对已经发现的城墙做出了不同以往的解释。
譬如:
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东、西、南三面建有“基部厚40米,顶部厚20米”的城墙,“三星堆城墙固然高大坚厚,但内外两面却都是斜坡,横断面呈梯形,与郑州商城绝然不同,这种形制根本不可能适用于战争防御。
”从当地地形分析也难以起到防洪堤防的作用。
因此,只能表明三星堆城墙是具有宗教礼仪性质和神权象征性的产物。
中国城市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的商代,以贵族住所、王室宗庙和礼仪中心三类中心建筑构成中国早期城市的典型形态。
周代用封邑的办法拓展领土,一部分封邑逐渐具备了组织周围地域的特殊功能而演化为城市,并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但任何等级的城市中都有坛庙。
怎样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的前提───限定的时空
比较研究是近来国内外学术界较时兴的一种做学问的手法,有时它会给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使已经渐近穷竭的思路豁然开拓,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但是,并不是任何题目都可以比较。
譬如,中华文明的进程和各个时期的特质与欧洲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太多的不一致,也就是常言道“各具特色”。
如果硬要把诸多不同的特色都拿来比较,这样的比较又有何意义呢?
反正各有各的道路和模式。
所以,比较研究是否成功应能以推出更深刻、更有意义的课题为准。
比较研究的笔法:
其一,事先建立某种理论模式,提出一些被比较的对象应具有的共性和特性。
然后选择案例,分别阐述,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换言之其结论已预先做定。
另一种则是将被比较的对象的特质分别予以介绍,这其中可能有些能比,有些则不能比较;结论或从比较中得出,或暂时得不出结论,留待后人去研究。
我倾向于后一种笔法,城市形态的中、外对比属于静态的比较,用具体的剖析,摆出异、同状况,可能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结论。
为了便于对中、外城市形态做比较研究,应选定在一个能够对比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内。
(1)、限定的历史时期:
否则,用双方社会发展形态都极为特殊的时代,只能愈比较,双方的异质愈大。
(2)、限定的地理空间:
随意举出建址地形条件差异非常大的城市来比较,或地理景观差异极大的地区进行对比,意义是不大的。
一般选择同处于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或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河谷丘陵地带的中、外城市进行对比。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欧洲,中、西部欧洲与斯拉夫文化为主的东欧、环地中海的南欧或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相比,差异是相当大的。
几个可对比的历史时期:
(一)东方秦汉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
(二)公元五~十世纪末,“中世纪欧洲”(MedievalEurope)和“封建制度走向发展的中国”;
(三)工业社会前的城市设计;
(四)工业社会后的城市设计;
第二章、从早期城市的起源到中世纪的城市
将早期城市的起源与中世纪的城市放在一起来讲授,为的是使同学们对中国城市从产生到前期发展的历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因为,对世界各地城市的起源及其解释涉及不同学术流派,我们在《绪论》一章已经做过介绍。
对早期城市的研究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城市形态往往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中外城市比较和从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之所在。
1.早期城址的选址及其形态
2.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城市
3.中世纪的欧洲与封建制度走向发展的中国
要点:
城市管理制度、城市形态、城市结构与社会历史演进的关系。
一、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
中国的城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早商时期,早期城市集中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诸层面,古代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是从氏族社会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首先,作为地区的宗教祭祀中心,往往建有一个高台建筑物-----神庙。
例:
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
其次,作为区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所以注重为了防御和保护目的而兴建城墙。
例:
河南郑州西山古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
第三,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聚落演化,一般选择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带。
例:
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
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城市形成的时代,分布区域不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早期中国城市的选址与形态
研究早期中国城市的选址和形态不能脱离先秦时期社会性质的历史转变,其主要影响应注意两个方面:
(1)文明社会的城市与氏族社会的聚落,在布局上有根本的区别,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性。
(2)文明社会城市的中心建筑均为夯土构筑的地面建筑,与氏族社会聚落的穴居或半穴居建筑有区别。
另外对待具体的城址,还应注意地理环境与形态特质:
先秦诸侯国的都城一般采用王城与外郭城的两重城制,王城占据地形高的位置。
例:
齐临淄、赵邯郸、鲁曲阜、楚郢都、燕下都、郑韩故城
中国城市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的商代,以贵族住所、王室宗庙和礼仪中心三类中心建筑构成中国早期城市的典型形态。
周代用封邑的办法拓展领土,一部分封邑逐渐具备了组织周围地域的特殊功能而演化为城市,并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但任何等级的城市中都有用于祭祀崇拜的坛庙。
世界上其它地区出现的早期城市也都是以建筑规模相对较大的神殿、宫庙为中心,说明早期人类社会需要对不能驾驭的自然力的神祉崇拜,祖先、生殖与守护神是最常见的崇拜祭祀的对象。
以后攫取了社会集团政治权力的王公、贵族们也将自己奉为神灵,摆进崇拜祭祀的的神殿。
所以,无论中国还是域外,早期城市中用于王侯起居生活的宫殿建筑与专门用于祭享崇拜的神殿建筑总是结合在一起,将生者和死者放在一起的宫、庙合一是早期城市最突出的特征。
二、东方汉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的城市:
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期间,亚欧大陆两端曾同时存在过两个强盛的统一大帝国:
西汉(前206—8)、罗马帝国(前30—476)。
共同点:
疆域辽阔,一统天下,对外武力征服,集中财富,对国民的强制性控制,完善的水陆交通,地方行政法,广建城池,修筑长城。
目前发现的西汉王朝或罗马帝国的军事城址都采用了方形的城墙轮廓,有相似的形态。
长安城与罗马城之比较。
西汉版图的辽阔远胜秦代,在建城之初,本没有考虑城墙,高祖刘邦居住在长安,军政天下,但不知长安城的城墙为何物。
几年后,因匈奴威胁日紧,北部的白羊、楼烦两个匈奴王距离长安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到,为安全计,惠帝时开始修筑城墙,将现有的宫殿区围护起来,才形成汉长安城墙的轮廓。
西汉都城长安城位于渭水南岸龙首原。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建长乐宫,公元前200年又在其西侧稍南兴建了未央宫,为主体宫殿,两宫的南、北围墙不在东西一条直线上。
继而在未央宫北侧建造北宫。
汉惠帝当政之时(公元前194),用五年时间才加修了汉长安城外郭城墙。
汉武帝时期,城内宫室建筑得到大规模发展,扩建了汉高祖时修筑的北宫,在其西侧新建了桂宫,于长乐宫北新建明光宫,并在长安城西墙外营筑了巨大的建章宫。
扩充苑林,开凿了昆明池以及城市供水渠道。
长安城虽然有了城墙,但它并没有被当时的人看做都市活动、城市内容的界限。
汉武帝在大修宫室时,将周回30里的建章宫建在西墙之外,然后架设凌空阁道,跨越城墙,连通城内的未央宫。
显然武帝并不在乎城墙的限制和军事防御能力,而看中地形与供水。
汉长安宫殿建筑在前,城垣建筑在后,并受渭河及其支流皂河的制约,北城垣沿该段渭河的流向,筑成与渭河平行的东北--西南走向;“为了便于守卫,在北城墙隔一段构筑一直角拐弯,使北城墙不是西南--东北的直线,而是形成几处弯折,这就是所谓‘北斗’形状。
”南墙因受先于建造的长乐、未央二宫和高庙位置的影响,也不在一条东西直线上,中部外凸。
从而造成城市平面轮廓是不规则的,并不是如后世附会天象观念的解释。
西汉长安城遗址城墙周长约25700米,残垣最高10米左右,城内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
每边城墙各开3座城门,共计12座城门。
每座城门各有3个门道,中间的一条是专供皇帝使用的御道,或称“弛道”。
城内有8条垂直相交的大街,分别通向8座城门。
城门内的大街把全城分为大小不等的职能区。
宫殿建筑区是长安城的核心,处于城内地势较高的中部和南部,几乎占了全城面积的一半。
长乐宫在城内东南部,初为皇帝视朝之所,后改为太后所居。
未央宫在城内西南部,为皇帝朝会之所。
属于后妃之宫的北宫、桂宫和明光宫位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北。
所有宫殿均建围墙环绕,其内建造殿阁多座,因此被宫墙围绕的实际上是一组组建筑群落。
放置兵器的武库设在长乐、未央二宫之间,重要的官署和权贵们的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附近和长安城东北的宣平门内。
故有“北阙甲第”与“宣平之贵里”的说法。
长安城内东北部地势最低,是平民百姓的闾里住居所在。
住宅区内有许多里巷,实行严格管理。
经研究:
文献记载的长安居民区有160个闾里,从汉长安城宫室街道的布局情况来看,这些闾里的分布不会整齐划一。
长安城宫殿以外的一般居住区占地面积不过全城的30%左右,要容纳160个闾里估计是有困难的,这160个闾里可能会包括一部分设在城外的闾里。
所以从现实的情况考察,广义的长安城范围也不应限制在城墙以内
罗马城平面图:
罗马城坐落在河谷曲流两侧的台地与丘陵上。
城市借助地形来配置各类建筑体,台伯河、高地和泉水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宫殿、神庙、花园、运动(斗兽)场、浴室、喷泉、公共广场等构成罗马城的功能建筑群。
浴室不仅是罗马人生活之必需,而且提供了一个公关空间,以适应当时的共和制社会形态。
共和时期的城市广场是城市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也体现了政治权力的增长。
三、公元五~十四世纪末,中世纪欧洲(MedievalEurope)和封建制度走向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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