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英语教案第2册课文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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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英语教案第2册课文译文
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者即热爱祖国,为祖国工作,并愿意为祖国战斗和献身的人。
每一个士兵都应责无旁贷地恪尽职守,而优秀士兵的表现更为突出:
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因为他们热爱为之战斗的国家。
他们热爱她的山山水水,她的城市乡村,她的人民及其生活方式;他们愿意保卫她,同企图征服和摧毁她的敌人战斗到底。
为什么有些国家完全消亡了?
这几乎总是因为,当巨大的考验来临时,当需要对敌人进行最积极的抵抗时,没有更多的男女斗士,为了能使他们的国家和同胞继续生存,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另外一些国家,相比之下人口少国力差,尽管境内外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仍能连续数百年保持自由和独立?
答案在于这些国家的人们都誓死不屈。
他们看上去或许会一度受制于征服者,但他们并不言败,一直等到机会来临,最后消灭敌人或把敌人赶走,赢回他们的自由。
我们都能回忆起一些国家,有些在近期,有些在古代,因国民的英勇及决心而免于消亡。
往往出现这种情况:
在最危险的时刻,在最需要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证明自己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他身体力行以鼓励他人,使他们产生新的抵抗意志,使他们满怀希望,让他们跟随他走向胜利。
没有领导者,民众就难以组织起来;没有民众的支持,再伟大的领导者也难展宏图。
正是领导者和民众的结合才带来成功。
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伟大的领导者,因为很少有人具备必要的素质。
不过我们可以接受训练,或自我训练,以开发自身潜质。
人们说,只有先学会服从的人才能够指挥,而服从合法政权是我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
另一点是大公无私:
一个自私的人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爱国者。
还有,既然我们都珍视所进行的事业并为之添砖加瓦,我们的爱国心就会日益增强,因为我们竭尽全力不断完善自己,从而改善了我们生存的社会。
最后,真正的爱国者除了热爱祖国以外,还必须了解自己的国家。
他会因为更彻底地了解她而愈加热爱她。
我们不可能为知之甚少的事业勇敢战斗。
因此,作为爱国的公民,我们接受的训练,应该包括走遍祖国大地,熟悉其它地区多于本地,直接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
我们本国的历史,我们本国的地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我们的音乐和其它艺术---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应该把它们放在首位。
认识这一切,我们就会珍视这一切。
但最重要的是了解人们---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前的人们,把自己通过劳动和献身而取得的成果传给我们的人们;那些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我们同他们共享胜利果实;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后的人们,我们将把前人所传,再加上我们的贡献,一起传给他们。
首都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首都,首都是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通常是政府所在地,尽管有时,如在美国,政治首都可能不是最大的城市,华盛顿这一立法城市就比纽约这一商业首都小得多。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在世界各重要城市中,它也许是最小的,而且最为年轻,但人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使之成为最漂亮的城市。
就像帝国一样,城市也有兴衰,但城市存在的历史常常比它作首都时帝国存在的历史更长。
很难想象,罗马、雅典、巴黎、伦敦会像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城市那样衰落甚至消亡。
地震、火灾、战争和疾病共同参与了那些曾为世界奇观的城市的破坏过程,但还没有什么阻止得了上述四个首都城市继续成为文明中心。
在罗马,雪莱(Shelley)曾说,“岁月、帝国和宗教都已被埋在他们自掘的废墟中”,如今它充满了昔日的荣耀;它过去所在的七座山丘几乎成了平地;今天,在为避免进一步衰落而受到保护的古庙下面,历史也沉得深远。
然而,当你乘火车或飞机到达这儿,搭上汽车,沿着宽阔的街道,经过高大的现代建筑到达一流的酒店时,你所感觉到的影响不是过去的,而是现代的和未来的。
如同人一样,城市也有其独特的品质和特征。
有时,这些就是其居民的品质和特征。
巴黎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就把它看作一个快乐之都,尽管在过去它常常相反。
由于英格兰的气候,伦敦才有了雾都的美誉,尽管事实是真正的大雾根本就不常见。
纽约被说成是摩天大楼之都。
而维也纳,我们常把它与美妙的音乐联系在一起。
但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有几分类似的说法,不管它是否是首都:
随着城市的成长与发展,我们也渐渐认识到它的特色。
首都有着其它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作为政府和权力中心,首都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其中许多人雄心勃勃,通过他们各方面的努力,如艺术、职业、贸易,使得首都成为比本国任何普通城市更重要的中心城市。
首都内建有剧院、银行、图书馆、政府建筑、博物馆、大学、大教堂、商业事务所等,还建有公园,人们因能使首都变得名副其实而倍感自豪。
思想也从外面传进来。
外国政府代表、外国商人和游客,促使人口膨胀,又影响着城市生活。
正是这种与其它国家的联系,主要是由于有如此之多来自国外的男男女女,才使得首都变得国际化。
一个国家拥有这样一个唯一的中心是否是好事,或为了加深理解,是否值得鼓励其它城市仿效首都,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同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城市人口不合理地无限制地增长。
你用什么购买金钱?
两年前,我在加州桑内维尔的应用哲学学院作了年度演讲,题目是《金钱与上帝》。
听众的反应十分热烈。
几乎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对金钱与上帝感触颇深——两者抑或分离抑或联姻,抑或神圣抑或世俗。
我绞尽脑汁要把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话题相提并论,但一位商人却表达得简单明了。
他说,“金钱就是上帝。
凡能用来描述上帝的词语都可以用来描述金钱。
”
“你怎么说?
”我问他。
“啊,想一想有关上帝的传统说法。
”
“好吧。
上帝是爱,上帝无处不在,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万能的。
”我脱口而出。
“这就对了,”他高兴地说。
“金钱是爱,金钱无处不在,金钱是无限的,金钱是万能的。
当你腰缠万贯时,人们就装出一副十分爱你的样子来讨好你。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金钱的影子——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自动提款机和银行。
金钱是万能的,我们为了金钱不惜上战场,甚至为金钱而丧命。
此外,由于金钱是抽象的,所以是不能穷尽的。
因此,金钱就象上帝一样,金钱就是上帝。
”
这个商人是认真的。
我看得出他也被自己的观点所困扰。
他点穿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大多数人却对此熟视无睹。
后来又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白胡子老先生走上前来问,“你用什么购买金钱?
”我呆呆地看着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于是他又问了一遍,“你用什么购买金钱?
”
“我只想得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我说,“我用我的生命来购买金钱。
”
“对呀!
”他说,“你也许会掌握生命的游戏规则。
我真希望我年轻的时候就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多少年来我为了赚钱拼命工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拿生命换取金钱。
”
“可坏蛋们不是常说‘你要钱还是要命'吗?
”我问。
这位老人有着一双寻求智慧的清澈的眼睛,那不是一双迷失在金钱游戏中的眼睛。
我半开玩笑地想,也许他已存够了一大笔退休金,正衣食无忧地靠它生活呢。
然而,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老年人至今财迷心窍,哪怕他们已有了足够的钱。
他们的青春岁月都在赚钱中度过,这样的终身积习是很难改变的。
总而言之,我的所有投资回报取决于我如何支配时间。
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
”而我说,“生命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因此要充分利用属于我们的时间。
也许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可浪费。
”我可能会为了支付生命和健康保险而长期埋头工作,以至于因为劳累过度而早早地丢掉了性命。
生命的实践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照片创造历史
这是一张最近拍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住在加沙,年仅12岁,躺在父亲怀抱里奄奄一息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穆汗默得﹒奥多拉。
让人看着这张照片而无动于衷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旦你看过以后再要把他们从记忆中抹掉更是难乎其难。
如果不是那个法国电视摄制组摄下了这个场面,那么人们对孩子的死也许只不过耸耸肩而已。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这些画面让观众们看到了穆汗默得眼中的恐惧,随后在一阵共鸣中本能地联想到他们自己孩子的眼睛。
长久以来,一些照片所表达的强烈情感在全世界人们的良知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68年,一位名叫爱迪﹒亚当斯的美国摄影记者拍下了一名南越警方的将领处决一名越共嫌犯的画面。
这一情景增加了美国民众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支持一个腐败、独裁的政权而干涉了别国的内政。
这张照片也揭露了一个许多美国人不愿面对的更深层的事实——他们的盟友的残忍血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那张也许最为著名的越战照片上——一个9岁的小女孩跑向摄影机,她因背上被炸弹灼伤而痛苦得大声尖叫。
这张照片由美联社(美国联合新闻社)摄影记者尼克﹒尤特所拍摄,它向人们显示了战争对儿童所犯下的罪行。
尼克﹒尤特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当我们(记者们)靠近那个村庄时我们见到了第一批逃命的人群。
我突然看见一个妇女,左腿已被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当时我想,‘喔,天那'。
然后跑过来另一个妇女,她怀抱中的婴儿已经死了,然后又一个妇女,抱着一个浑身皮肤一块一块往下掉的小孩子。
当我拍下她们时听见一个孩子尖叫着‘Nongqua,nongqua'(太烫了,太烫了),之后我看见了这个已经把着火的衣服都从身上扯掉的小女孩,她冲着她左边的兄弟大声喊叫。
就在投掷燃烧弹之前(南越部队的)士兵们大声叫喊着孩子们快跑,但时间根本不够。
”
对于单个的悲剧所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忧虑尚会唤起人们深深的思索——更何况那些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们?
人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个人悲剧所激起的情感上的反应可能会比数百人的死更为强烈。
然而,照片的力量虽然强大却又是短暂的。
如果目睹穆汗默得在我们眼皮底下死去却不能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星期中改变什么的话,那么就可能永远什么都不会改变了。
科学也会进退维谷
飞速发展的医学,似乎每天都在提出新的伦理问题。
伦敦的医生们声称:
有可能把死人的面孔敷在活人的脸上,从而实现整张人脸的移植。
这个曾经被人们喻为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今天将成为医学史上一次激动人心的突破。
不再遥远,而是现在
这一科学突破为那些因受伤或患有疾病而被毁容的人们带来了福音,然而医生们却告诫说,它会对面皮移植者及捐献者的家属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那些纵情享乐,祈求自己能够英年早逝,从而留下美丽遗容的人,会很快发现自己成了热门货。
只可惜他们无法享受公众的热切关注。
在未来的脸部皮肤移植术中,病人将接受至少长达十小时的外科手术,从而获得来自皮肤供给者脸上的崭新的皮肤,骨骼,嘴唇,下巴,耳朵以及鼻子。
这样的手术更像是天方夜潭。
在电影《变脸》中,扮演侦探的约翰·屈伏塔和扮演惯犯的尼古拉斯·凯奇利用激光技术,各自交换了面孔。
故事情节围绕着他们身份的变换而展开。
然而这样的“变脸”术可能会被许多人滥用,其中不仅仅有那些想改变容颜的罪犯,甚至会有许多普通人,旨在换一张更具有吸引力的脸。
彼得·白特勒医生,作为伦敦皇家公立医院的首席整形外科大夫,目前正致力于脸部移植术的研究。
他说道,“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办到,而在于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在目前情况下,技术已不是问题,而我们所关切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利用此项技术。
”
并非人人适用
新型的微外科装置,以及更好的抗排斥药物都促使了这项移植术更接近于成功。
医生们必须从供给者脸上取走或采集到人脸供血所需的八根不同的血管,其中四根是动脉血管,四根是静脉血管。
另外一组医生则从接受者脸上拿下或撕下整张脸孔,包括面部肌肉,皮肤以及皮下脂肪,其过程犹如脱手套一般。
外科医生们说,最大的障碍将是寻找到脸部皮肤供给者,并得到他们家属的同意。
一旦医生们得到了供给者的脸孔,他们便开始在此面孔里接上神经,用以控制面部的运动和情感。
如果无法完成神经再生,移植术也将是枉费工夫。
同样,通过极其细小的显微针,供给者的血管必须和接受者的血管相连接。
白特勒医生说,尽管接受脸部移植术的人不会和他的供给者长得一模一样,但是皮肤的肌理和光度,面部表情却相差无几。
白特勒医生还说,只有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才可接受该项移植术,他们可能是:
因为烧伤而严重破相的人,曾经接受过脸部外科手术的癌症患者,或者是在意外事故中被毁损容貌的人。
“我们的移植术是出于想帮助那些有严重的脸部面貌缺陷而苦苦挣扎的人们。
如果我们的意图能充分地向公众说明的话,人们或许会克服对它的厌恶感。
”
但是白特勒医生充分意识到尚有很多公众仍然对这种移植术心怀芥蒂。
在他进行调查的120人之中,无一人愿意捐献出自己的容貌。
他说,“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全社会的透彻的辩论是很有必要的。
”
改变历史的旅行
30多年前,美国总统理查得·尼克松来到中国。
他的访问使长期以来因存在巨大分歧而中断往来的中美两国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访问,一个题名为《走向和平与合作之旅》的展览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加利福尼亚隆重开幕。
尼克松总统的小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这次也专程出席了在北京的展览。
记者:
您是特地来北京参加这次展览的,这次展览展出的许多物品还是首次面对中国和美国的公众,其中您最喜欢的展品是哪几件呢?
朱莉:
我最喜欢的展品是我们特地制作的周恩来总理和我父亲握手瞬间的两尊塑像,这个记录历史一刻的雕塑使人们又回想起那感人的一幕:
当我父亲走下“空军一号”的舷梯,他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把手臂伸向了前来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
记者:
1971年年中,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他第二年访华的决定,当时您才20岁出头,您父亲是否也和您谈及此事呢?
朱莉:
他的确谈起过,而且显得很兴奋。
他知道此次出访事关重大。
他曾说,去冷落、孤立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伟大民族,并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这样的外交政策一定会损失惨重。
因此,早在1967年,他就已下定决心要去中国访问。
记者:
但是在30年前,中美两国仍未正式建交,根据您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困难阻碍了您父亲说服美国民众和政界人士,他的访华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呢?
朱莉:
我父亲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
尽管他估计到会有来自共和党右派的批评,然而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
显然,让中美两个大国建交是完全正确和明智的。
30年来,那次访问仍一直让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其原因在于当时中美双方共同签署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是外交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法律文件。
因此今年我们特地纪念它发表30周年。
回想当年,中美双方坐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说,我们在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与中方有很大的分歧;而中方代表则表示他们也在诸多方面与美方无法达成一致。
就这样他们阐述各自不同的观点。
然后他们说,在一些方面我们还是有共同点的,我们可以为和平与合作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
于是他们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并说,中美双方将为一个目标携手前进。
记者:
大多数中国人或许还不知道,您的婚姻使您走进了另一个总统家庭,您丈夫大卫是……唯一的孙子……
朱莉:
他是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二世,伟大的将军和总统的孙子。
我们从小就相识了。
我的父亲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时的副总统。
记者:
您曾三次来到中国,其中包括1976年那次。
您会见了当时的毛泽东主席。
那次见面给您什么印象?
朱莉:
那是我丈夫与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夜晚之一。
在新年前夜,我们刚参加完宴会回来,正准备上床睡觉,我已换上睡袍,就在那时有敲门声传来,伴随着助手非常兴奋的话语:
“哦,毛主席想现在接见你们。
”我们急忙披上衣服并穿过北京夜色浓重的街道,到达了紫禁城。
在满眼的电视灯光下,我们进入城门的那一刻被拍摄了下来。
随后他们带我俩穿过一间暗室来到一间灯火辉煌的屋子,那里赫然站着毛主席,他正等候着迎接我们。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曾中风过几次身体状况欠佳。
我们是毛主席辞世前所接见的最后第二批美国客人,而他对我们还是那么地和蔼可亲。
经过1小时15分钟的谈话后,我们把受父亲委托的亲笔信呈交给毛主席。
在随后的一个月后,我父母再次来到中国,迎接他们的仍然是毛泽东。
记者:
因为有了您父亲1972年历史性的访华,和你76年之旅,再加上此前的那一次,这么多年来您对中国有什么感受?
朱莉: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我看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看到了人民不屈不挠的决心,我愿追随贵国的发展历程,去亲眼目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你们已经证明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中心。
本星期我在过来的飞机上读到,从1989年至今,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3%。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其它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记者:
朱莉,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对数字化未来的展望
据一个为美国总统提供咨询而成立的专家组所言,联邦机构对信息技术所做的研究严重不足。
他们敦促政府每年增加14亿美元开支研究信息技术,重点研究长期性、高风险项目。
为全世界创造了Windows视窗和国际互联网络的国家却在面临失去信息技术领先地位的危险,而过去十年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从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整整三分之一均在这一行业──切实地说,联邦机构对信息技术研究的投资一直保持不变或者说有所减少。
正在投资的项目往往以取得短期目标为导向,反映了行业内部优先考虑的事项。
因此,没有几家公司支持旨在保持美国领先地位的那种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这种担心不只局限于美国──在欧洲也有许多报告哀叹短期主义──但是总统的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以期有所改变。
富有远见的高风险研究
他们的核心建议是支持信息技术研究方面一个首创性的战略举措,计划在五年的时间内,每年增加联邦投入13.7亿美元。
其投资重点将是“富有远见的高风险的,而企业不愿意独自承担的项目”。
专家组称“其目的应该是在大学和研究室中找回那种曾经出现在最高级别部门的激情”。
他们建议在四个领域进行开发。
首先,迫切需要的是了解如何建立大型的软件系统。
由于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此美国所依赖的软件往往易毁坏、不可靠、难以使用、难以检测与维修。
软件研究应该是“国家最优先研究和开发的项目之一”。
其次,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设计人员的预期,而且该发展所带来的紧张压力已开始显现。
政府在期待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应该促进对大型信息网络设计与运作的研究。
国家数字化图书馆就是其建议之一。
二十一世纪的征程
再者,(美国)需要更大、更快的计算机,其设计需要运用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单靠改进现有技术是难以实现的。
最后,美国需要处理许多因信息革命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核心问题是IT(信息技术)知识、IT教育和获得IT的普遍机会。
该报告接下来对行动的各种管理结构提出建议,其中包括“远征二十一世纪,开发如不行动就将在数年内都难以获得的技术”。
报告结论如下: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美国必须重新致力于研究和开发具有强劲优势的高科技,”,“否则就面临着被那些规划更清晰、未来观更强的国家所超越的危险。
”
中国碗
福克斯先生在最后20年的工作中,担任海伊大街上一家男士裁缝店──杜格尔的经理。
退休时,他买了一座破旧的农舍。
这座农舍在市外大约五英里处,还有一个院子和一小片田地。
他计划在那里养几只鸡,自己种些菜,过一番田园生活。
事实上,他的养老金随着物价指数浮动,而且他的收入足以供养他和他妻子阿米莉亚过的那种简朴生活。
就在清理院子另一边的谷仓时,他发现一件有趣的东西。
在房角的一些旧袋子底下,他发现了一个古董碗的大块碎片。
由于好奇,他把这些碎片拿到厨房,然后在厨房的水槽里将泥冲掉,这使得他妻子大为恼火。
那天晚上他把报纸铺在厨房的餐桌上,然后费力地将碎片粘在一起。
其中有两片找不到。
虽然福克斯先生的妻子不屑分享他对古董的那份狂热,但她不得不承认这只碗看上去确实光彩夺目。
两天之后,福克斯先生拆完谷仓,深挖地基准备建一个花房。
就在此时他发现了失落的两个碎片。
他将碎片粘连到位后,这只碗看起来相当精美,因此阿米莉亚同意把它放在客厅里窗子前面的餐具柜上。
几天之后,一位穿着黑西服的陌生人敲开了门。
“窗子里的碗,不知你是否有意卖掉?
”他问道。
阿米莉亚叫来他的丈夫。
“卖掉它?
”福克斯先生说。
“不,谢谢。
说实话,我非常喜欢它。
”
然而陌生人对碗的兴趣使得福克斯先生决定采取某些行动。
“既然那位老兄有意购买,这碗说不定有点名堂,”他说。
“亲爱的,照相机里还有胶卷吗?
”
阿米莉亚把她的相机给丈夫。
他拍了几张碗的照片,然后寄给了伦敦的索思比公司。
应该解释一下:
索思比是一家经常举行古董及艺术品拍卖的著名公司。
几天后,他收到了答复。
索思比公司对该碗极为感兴趣并很乐意派一名专家前来检查一下。
该专家及时到达并确认该碗确实有点名堂。
那是一个中国明朝的鱼碗,其历史可追溯到1590年,并且有望在拍卖时卖出五位数的价位。
该专家给了福克斯先生一张收据然后将碗带回了伦敦。
一周之后,又有两位客人来访。
他们表情严肃,穿着同样的深蓝色雨衣,带着同样的深蓝色帽子。
“探长辛普森和警官托马斯,”两位中的年长者说。
“福克斯先生?
我知道你最近发现了这只碗。
”
他出示了福克斯先生拍摄的一张照片。
“是的,没错。
有哪儿不对吗?
警官。
”福克斯先生紧张地看了这个侦探又看那个。
被警方盘问对他来说还是一种新经历。
“事实是,”探员接着说,“那只碗是偷来的。
它于1965年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消失。
”
“哦,我的天哪……”福克斯先生结结巴巴地说。
因此,那只碗根本没有进拍卖厅,福克斯先生也没有收到前面提到的五位数的价款。
但是,他把拍下的一张照片加了镜框并把它放在了壁炉架上。
如果你有朝一日参观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你就会看到那只碗。
它与其他具有伟大的中华文明的纪念品一同被自豪地予以展出。
美国石油公司“卡迪兹”号油轮
1978年美国石油公司的“卡迪兹”号油轮停靠波斯湾的某个港口,承装了220,000吨石油后驶往欧洲,其终点是英格兰南岸的莱姆湾。
要驶往终点,“卡迪兹”号必须绕过非洲,然后沿法国西岸北行。
3月16日该油轮离英吉利海峡不远了。
油轮上的意大利船长决定让其靠近海岸行驶,以缩短航程节省时间。
天气很糟糕,暴风雨和大浪击打着油轮。
狂风从西北吹来,在大西洋上呼啸而过,吹向法国海岸边危险的岩石群。
大约十点钟,一位船员向船长汇报说油轮的行舵运转效率不高,因此他无法控制轮船。
快速检查表明,为行舵提供动力的液压系统的一根管子破裂,油正从管子中涌出来。
很快便证实不可能进行维修,液压设备缺少了必要的压力。
船长决定不将此问题通告法国政府。
油轮漂向法国海岸,船长发出无线信号请求拖船帮助美国石油公司的“卡迪兹”号。
一小时之内,德国籍的“太平洋”号赶到。
那是当时该区域内唯一的大马力拖船。
两位船长的分岐妨碍了救援行动的马上进行。
油轮的船长刚开始不接受拖船船长所提出的海上救助的惯例性合同。
然而,“太平洋”号最终还是将拖绳甩上了超级油轮,尽力拖拉,但是不见什么成效。
拖绳最后断开,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将第二根拖绳系好。
与此同时,美国石油公司“卡迪兹”号被吹得越来越靠近法国海岸的岩石群。
即使到了此时,超级油轮的船长还是没有向法国政府报警:
说明很有可能要发生重大灾难。
相反,他拼命地阻止油轮向海岸靠近。
他试图通过倒车,让油轮离陆地远些。
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不能恰当地控制油轮的方向。
在试图放下船锚时,他才发现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为船锚提供动力的气压系统出了故障。
接着发生了小型爆炸,船锚因此而丢失。
美国石油公司的“卡迪兹”号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向一侧倾斜,因此耽误了“太平洋”号试图再次拖拉的时间。
到拖船得以重新拖拉时,大灾难的发生已不可避免。
晚上9点刚过,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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