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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
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
*导读:
内容提要:
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
内容提要:
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
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认为道经中有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将对西域各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
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并结合史籍、道经的记载,对唐代敦煌的写经活动作一探讨,以展现道教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情况。
一唐代《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写经
敦煌藏经洞的五百余件道经写本,是研究敦煌地区道教传播的重要文献。
唐代道教国家宗教地位的确立,唐代《道藏》的编纂传写,社会上写经风气的形成,是敦煌道经传写的历史条件。
敦煌道教的写经风气,与唐代《道藏》的编纂有关。
道教学界谈唐代《道藏》的编纂,多言玄宗开元中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之事。
但《开元道藏》的编纂,自有其基础。
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重视道经的收集整理。
贞观二十一年(647),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高道,齐集长安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1]。
这次对《道德经》的整理,开创了唐代重玄学派解老的风气。
到唐高宗时,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玉纬经目》,著录道经7300卷。
据员半千《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载:
唐高宗以晋王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事。
据此可知尹文操时为长安道教领袖人物。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
昊天观,尽一坊之地。
贞观初,为晋王宅。
显庆元年,为太宗追福,立为观。
尹文操死于武后垂拱四年,则《玉纬经目》应撰于显庆元年(656)至垂拱四年(688)之间。
《宝刻类篇》卷八著录初唐道士王悬河在成都刊立的四种道教碑:
《追尊老子号玄元皇帝诏》;《太平公主出家敕》;《置天下诸州观诏》;《道藏经序碑》二。
其中的《道藏经序碑》一为高宗制,另一为武后制,于宏道元年(683)十二月刊立,此碑明确称道书为《道藏》。
此外,道士史崇玄于唐玄宗先天(712713)中,奉敕撰《一切道经音义》,谓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2],亦称长安收藏道经为藏。
唐代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载:
书写好的道经须用巾帕包裹,将约五卷十卷的一部道经装成一帙,然后再将成帙的道经装入经函,盛放经函的三层或七层橱柜称为经厨,经厨按照三洞四辅的顺序排列成经藏。
按照道教的经法科戒,道经都须作藏保存,而且有总藏、别藏的区分。
三洞四辅同作一藏称为总藏,三洞四辅各作一藏称为别藏。
所谓京中藏内的道经,就是这种汇集数千卷道经的经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高宗时期,唐代《道藏》已编纂成立。
尹文操所撰《玉纬经目》7300卷,应是在北周道经的基础上编成,北周玄都观道士上《玄都经目》(6363卷)和通道观道士王延校《珠囊经目》(8030卷),是北周武帝敕命编校道经的成果。
北周通道观收集的近万卷道经,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战火,大多已经流散损毁,这就是尹文操收集重撰《道藏》的原因。
尽管如此,当时长安的道经仍很不完备,道士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时,已经发现长安《道藏》散逸不全、错讹伪妄等问题,他在《妙门由起序》中说:
其所散逸,佇别搜求,续冀修缮,用补遗阙。
为此,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要重修《道藏》,敕命搜天下道经,对各地好尚之士,秘之岩穴[3]的道经进行全面征集。
开元九年(721),司马承祯将桐柏观道经三百余卷运至长安[4],即为开元搜访道经之例证。
在全面搜集基础上,玄宗组织人将那些或为无识加增,或为传写妄误;或持浮伪之说,窃揉真文;或采箐华之言,将文释典[5]的道经重新校勘,玄宗亲自寻阅,御制其名为《琼纲经目》,后世称之为《开元道藏》,它的卷数,文献中有三种不同记载。
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称:
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
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
[6]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著名的科教宗师,其撰著在道门有深远影响。
据杜光庭的记载,玄宗著《琼纲经目》,仍沿袭《玉纬经目》卷数,著录道经7300卷,但入选经目似有不同,所谓《玉纬》别目,应是未选入《琼纲经目》之玉纬经。
史崇玄先天中奉敕修《一切道经音义》,参与撰修的有两京诸观高道大德、两宫文人学士。
《开元道藏》之修撰,亦应有这些人参加,其编撰必较严格审慎,故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近二千卷,未选入《琼纲经目》。
《开元道藏》卷数的另两种记载,都为宋元时期文献。
《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引《宋三朝国史志》载:
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宋三朝国史志》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修成之《三朝国史》的艺文志部分。
此外,《道藏阙经目录》书末附《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载:
唐明皇御制《琼纲经目》,藏经五千七百卷。
[7]
此见载于至元十二年(1275)之刻石。
对《开元道藏》卷数的三种记载,陈国符先生认为是卷数分合不同所致[8]。
安史之乱中,两京秘藏多遭焚烧,《开元道藏》亦不能幸免。
安史之乱后,唐王室又重新恢复长安《道藏》。
据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载:
肃宗上元年中,所收经六千余卷。
至代宗大历年,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
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年之间,两街所写,才五千三百卷。
[9]
道士申甫是唐后期重建长安《道藏》的重要人物,据《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先生碑铭并序》载:
道士吴善经从冲虚申先生受三洞经法。
冲虚之师曰清简泉君,泉君之师曰来君,来君之师曰万君,皆有遗像在开元观。
[10]可知申甫是唐代长安一道派的传人。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道士由原来的隶司封检校,改为隶两街功德使检校,两街功德使成为唐后期管理道教的机构。
穆宗长庆(821824)至懿宗咸通(860874)计54年,杜光庭说两街写道经5300卷,如理解为数十年间共写经5300卷,显然不合情理。
《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载:
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陈,止见五千三百定数。
[11]
可知重建之《道藏》,定数为5300卷。
故杜光庭记载两街所写的5300卷,应指两街功德使组织缮写的《道藏》之卷数。
唐末黄巢义军攻占长安,长安《道藏》再遭兵燹,玉笈琅函,十无三二。
僖宗入蜀避难,杜光庭作为崇玄馆大学士,亦随僖宗入蜀,他在成都欲重建《道藏》,再为搜捃,备涉艰难,新旧经诰,仅三千卷。
因《开元道藏》曾在全国十五道传写,巴蜀地区道经并非仅三千卷之数,所以杜光庭在光启二年(886)后,重游三蜀,更欲搜扬,只是累阻兵锋,未就前志[12]。
应该指出的是,在唐代官方文书中,多泛称道经总集为一切道经。
敦煌文书S.1513号《一切道经序》说:
今者黄离遽陨碧旋虚,翔鹤可羁,奄促游仙之驾;鸣鸡载响,无复入谒之期。
瞻对肃成,惨凝烟于胄序;循临博望,吊苦月于宾阶。
拂虚帐而摧心,俯空筵而咽泪。
兴言鞠育,感通堪胜,故展哀情,为写一切道经卅六部。
龙经宝偈,还开垂露之书;凤箓英词,更入飞云之篆。
九宫秘册,罄金版而无遗;五岳真筌,窥琳房而毕备。
所愿以兹妙业,式祜储灵。
总万福以扶维,严十仙而警卫。
靡流星之琳旆,上星甸以游衿;驭驰日之琼轮,下日门而弭节。
镇升光碧之宇,常安泰紫之庭;天地之所包含,阴阳之所播植。
并乘六辨,俱出四途。
文中所言的孝敬皇帝,为唐高宗第五子李弘,生母为则天武后,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死,年二十四。
此序题为御制,应为唐高宗撰写,当作于上元二年(675)或仪凤元年(676)。
高宗爱子李弘死后,高宗敕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以为济度。
高宗以道经济度李弘,此度人之法有道教义理的根据,唐代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说道经的书写流通,随我本心,广写供养。
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条轴,函笥藏举。
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13]。
《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传》载太子多疾病。
因此,唐高宗曾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以为太子李弘祈福。
敦煌道经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经末题记皆为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
《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说:
道言:
汝等受此经二十卷,供养行住持之,身中万病自瘥。
[14]《太上洞渊神咒经》通篇宣扬受此神咒,并写经转读,能消一切疫病,有一切福利,可以万愿从心。
唐高宗敕写此篇经文的用意很清楚,是期望道教的神咒经能禁断恶鬼,治愈太子的疾病。
而写经的地点在长安永崇坊的灵应观,此道观的选择似乎也有象征意义。
贞松堂藏[二]《太玄真一本际经》末题:
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
当时,敦煌冲虚观、神泉观都曾有道士入长安,为太子李弘写经祈福。
汤用彤先生《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称:
而为孝敬皇帝所写的道经则超过七万卷。
[15]据此可知,在麟德元年(664)至仪凤元年(676)的十余年间,都有道士奉敕为太子写一切道经。
《道藏》就是传世道经的总集,唐代一切道经的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
二唐代敦煌道经写本所见道教的传播
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流行,社会上传诵的道经多为写本。
唐历代帝王皆尊崇道教,唐王朝敕命写道经,成为倡行道教的重要举措。
宋俞文豹《吹剑四录》说:
《黄帝阴符经》,唐太宗令长孙无忌写五十本。
高宗又令写百二十本。
[16]《开元道藏》编成后,已在全国十五道传写流播,《混元圣记》卷九载唐玄宗于天宝七年(748)诏:
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
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
[17]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分十道为十五道,置十五道采访使,采访使有颁行道经之责。
天宝元年(742),唐玄宗尊《庚桑子》为《洞灵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并于此年二月二十九日制:
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
[18]唐玄宗还直接向道观颁赐道经,宋钱易《南部新书》称:
天宝十载,为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
天宝十四年(755),御注《道德经》成,分付宫观[19]。
当时崇玄馆专置经生写经,《唐会要》卷六十四崇玄馆条载:
贞元六年十二月,给事中卢微奏:
太清宫崇玄馆元置楷书二十人写道经已足,请不更补置。
敕旨依奏。
崇玄馆所写道经为范本,经过严格校定,供各地转写。
唐代道教写经有严格的程式规定,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一《置观品》,道观要设写经坛、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
该经卷二《写经品》,对写经的形式、书体、装潢、收藏等作了具体规定,仅写经形式就有十二相:
金简刻文、银版篆字、平石镌书、木上作字、素书、漆书、金字、银字、竹简、壁书、纸书、叶书。
道教重视道经的功用,认为因经悟道,因悟成真,天人之良药,为生死之法桥[20]。
该经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目》,规定道士女冠所受经戒法箓,应照目录抄写,装订入藏。
早期道教经典的传播,主要依靠手写笔录。
东晋王羲之写《道德经》,以换山阴道士鹅之事,在道教史上传为佳话。
三茅观因有唐代褚遂良小楷《阴符经》,被视为镇观之道经墨宝。
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崇道,曾在天台山桐柏观,藏金录字经二百函[21],此钱氏手写金银字道经[22],被视为仙经之尤异者。
唐代写经之风颇盛,写经与造像成为奉道的两大功德,为道俗两界所看重。
唐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写经钞》说:
《本际经》云:
若复有人,纸墨缣素,刻玉镌金,抄写素治,装褫条轴,流通读诵,宣布未闻,当知其人,已入道分,名书金格,列字玉篇。
[23]
P.3371号《本际经》卷一《护国品》,即有此段文字,不过素治为书治,装褫为装湟,显然敦煌本道经的文字更准确。
唐代道经在社会上广为传写,与道教兴盛的江淮吴蜀地区相比,敦煌并非道教热点区域,但藏经洞发现的古道经写本,仍有五百多件。
这些道经写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道教在敦煌的传播。
敦煌道经多系唐代写本,从敦煌道经所附写经的题记,可知分为长安写本和敦煌写本两部分。
流播至敦煌的长安写经,印证了唐政府向各地颁赐道经的史实。
敦煌道经中最早的卷子,是隋大业八年(612)的长安写经,S.2295号《老子变化经》末题:
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
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复校。
装潢人秘书省写。
隋代长安的玄都观,其地位类似北周的通道观,是道教的学术中心。
隋炀帝杨广改道观为玄坛,故玄都观亦称为玄都玄坛。
玄都玄坛作为隋炀帝重视的内道场,承担了隋代官方写经之责,此由玄都玄坛道士复校的道经,作为秘书省的官方写本,得以流播至敦煌地区。
唐代长安的写经,写经人为国子监学生、经生、道士,并经过三校程序。
兹举四例如下:
P.3725号《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末题:
国子监学生扬献子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舟再校。
开元廿三年五月日令史陈琛,宣德郎行主客主事专检校写书扬光乔,朝仪郎行礼部员外郎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扬仲昌,正仪大夫行礼部侍郎上柱国夏县开国男姚弈,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成纪县开国男林甫。
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末题:
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
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日柬。
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末题:
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
道士李览初校,道士辅俨再校,道士马诠三校,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日柬。
P.2457号《阅箓紫仪三年一说》末题:
开元廿三年太岁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于河南府大弘道观敕随驾修祈禳保护功德院,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用斯福力,保国宁民,经生许子写。
修功德院法师蔡茂宗初校,京景龙观上座李崇一再校,使京景龙观大德丁政观三校。
四件唐代长安写经题记都署记校对人姓名,由此可以推知《开元道藏》的官方写本,亦经过严格的三校程序,其编撰水平是较高的。
敦煌道士的写本占敦煌道经的大部分,这些道士中的经生、写经生、写经人书写的经卷,其题记内容则详略各异。
有的题记载写经时间和写经人,如P.2475号、S.3563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S.2999号《太上道本通微妙经卷第十》,P.2369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四》,其题记皆为:
开元二年十一月廿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写。
敦煌索氏是魏晋至唐代敦煌的大姓,此索洞玄写经不止这几部,兹不赘举。
有的题记仅录写经人名,如S.3109号《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末题:
道士□□,道士茂林;P.2170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末题:
女官赵妙虚敬写;P.2584号《老子道经上》、S.1857号《老子化胡经卷第一并序》末题:
道士索洞玄经。
有的题记仅记载写经时间、地点。
如P.2361号《本际经疏卷第三》末题:
景龙二年三月十四日于神泉观写了;P.242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八》末题:
神泉观敬写。
有些写经题记较详,载明写经时间、地点、人物、写经缘由。
如P.2861号《无上秘要目录》、S.80号《无上秘要卷第十》末题:
开元六年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道士马抱一,奉为七代先亡,所生父母,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
敦煌道经中另有一类题记,写经年月及施主姓名皆空,似属写以待售之经卷。
如P.3235号《太玄真一际经卷第二》末题:
[前空]弟子比缘染患,沉痼积时,针灸不瘳,药石无损。
爰发弘愿,委命慈尊,遂蒙大圣匡扶,宿疾除愈。
谨抽妙宝,割舍净财,敬写《本际经》一部。
愿是功德,资益弟子,九玄七祖,内外亲姻,长辞地域之酸,永受天堂之乐,傍周动植,爰及幽明,同会胜因,俱沾此福。
唐代敦煌有十座道观,尤以神泉观道士的写经最多。
敦煌道经中一部分经卷,是道士为亡人追福而写。
如S.3135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末题:
仪凤三年三月廿二日,女官郭金基奉为亡师敬写《本际经》一部。
以此胜福,资益亡师,惟愿道契九仙,神游八境。
上海图书馆一八号文书《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题记说:
大周长寿二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索玄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
P.2806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四》末题:
证圣元年闰二月廿九日,神泉观法师汜思庄发心敬写,奉为一切法界苍生,同会此福。
在敦煌道经中,《本际经》的写本最多,据吴其昱先生的研究,敦煌写本中的《本际经》共计106件[24]。
《本际经》的流行,与唐代帝王的提倡有关。
《混元圣记》卷八载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十二月:
宜令天下诸观,自来年正月一日至年终已来,常转《本际经》,老君所降以富国安民者也。
[25]
《本际经》卷一为《护国品》,所以唐玄宗提倡抄写转读。
唐代道士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写经钞》说:
抄写经文,令人代代聪明,博闻妙赜,恒值圣代,当知今日明贤博达,皆由书写三洞尊经,非唯来生得益,及至见在获福。
《大戒》云:
抄写尊经一钱以上,皆得七十四万倍报。
万钱已上,报不可称。
[26]
而在该经的《受持钞》中,更认为与金玉重宝的施舍相比,道经的讲说书写受持供养功德,胜彼百千万倍[27]。
写经成为道士道学修持的重要内容,亦是唐代写经盛行的原因。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十二《杜简州〈九幽拔罪经〉验》,说杜武请古道士置道场,转读《九幽拔罪经》有灵验,古道士因为写百余本《九幽经》,行于奉道之家,劝其持奉矣[28]。
敦煌道经题记中最长为《十戒经》和《老子道德经》。
如P.2347号《十戒经》末题:
大唐景龙三年岁次乙酉五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闰乡长沙里冲虚观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年十七岁。
但为肉人无识,既受纳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动之弊秽。
惑于所见,昧于所著,世务因缘,以次而发,招引罪垢,历世弥积。
轮回于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转于五道,长沦而不悟。
伏闻天尊大圣,演说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依法修行,可以超升三界,位极上清。
真戒性虽愚昧,愿求奉受,今赍信如法,谨诣北岳先生阎履明,奉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修行供养,永为身宝,僭盟负约,长幽地狱,不敢蒙原。
敦煌道经的《十戒经》写本有九件,S.6454号、P.2350号,贞松堂藏[一]《十戒经》题记行文格式同上,仅受法时间、地点、弟子姓名、法师姓名不同,可知此类题记为道士受戒之用。
唐真戒受的十戒十四持身之品,可以在道经中找到此经戒法授受的根据。
据张万福《传授三洞经戒法略说》,唐代道教传授的戒目中,第八种戒目就是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其注文称此清信弟子久志局所受也[29]。
按照唐代道士受法位的等级,凡得法师传授三戒、五戒的道士,则称为清信弟子。
《传授三洞经戒法略说》称:
凡受戒,皆须诣师伏受抄写。
[30]这是受戒道士抄写《十戒经》的规定。
除《十戒经》外,道士还受《老子道德经》,P.2347号《老子德经》末题:
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五月丁巳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闰乡长沙里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年十七甲午,既耳目贪于声色,身心染于荣宠,常在有欲。
无极元年七月甲子日,将欲西度,而关令尹喜好乐长生,欲从明君受一言之经,老子曰:
善哉!
子之问也,吾道甚深,不可妄传。
生道入腹,神明皆存;百节关孔,六甲相连。
徘徊身中,错综无端;胎息守中,上与天连。
行之立仙,拜为真人;传不得法,殃及其身;身死名灭,下流子孙。
真戒既肉人无识,窃好不已,专志,实希奉受。
今依具盟科法,赍信誓心,诣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履明,求受道德五千文经,修行供养,永为身宝。
断金为盟,违科犯约,幽牢长夜,不敢有言。
此外,P.2350号题记为李无上,P.2417号题记为索栖岳,P.2735号题记为吴紫阳,三位清信弟子所受经文皆为《老子道德经》。
从敦煌道经题记中可看出,道士唐真戒先后受《十戒经》和《老子道德经》。
据。
2350号1《老子道德经》、2《十戒经》的写经题记,清信弟子李无上亦先后受此二经。
《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卷下《明科信品格》载:
凡人初入法门,先受诸戒,以防患止罪;次佩符箓,制断妖精,保中神炁;次受五千文,诠明道德生化源起。
[31]据此可以推断,敦煌道经中所存九件《十戒经》的受戒人,亦必按道教经法仪轨受《老子道德经》。
三后论
现存敦煌道经的题记,可见敦煌地区道经传写之概况,说明敦煌是大道传播之地。
按照《本际经》写经人已入道分的记载,敦煌写经人毫无疑问是奉道之士。
但敦煌道经题记中写经人、受经戒者及传度法师的姓名,似反映出奉道者主要是敦煌的汉人。
敦煌作为民族宗教汇聚地,道教在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是否曾在少数民族中传道,是值得深入挖掘史料和研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道教并不仅是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在创立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有少数民族入道[32]。
在历代道教的经典中,都有关于吸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
南北朝道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说:
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
同经之《大道家令戒》亦云:
胡人叩头数万,贞镜照天,髠头剔须,愿信真人。
于是真道兴焉。
非但为胡不为秦,秦人不得真道。
[33]
文中夷、胡皆指少数民族,秦则指汉人。
北周道经《无上秘要》卷七《二十四职品》载:
大都功要主管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34]。
《无上秘要》卷五十载:
斋醮科仪的出官仪格,要出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35]。
唐宋时期科仪经书的出官仪格,都有请出四夷神将吏兵的内容,说明在道教的神仙世界中,包括少数民族的神礻氏。
唐代道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主张对夷狄、蛮戎,要使之心修正道,渐入仙宗[36]。
唐杜光庭《广成集》亦说:
夷蛮戎狄,皆知慈育之深。
[37]南宋宁全真《上清灵宝大法》主张使道法至戎蛮夷夏正化不及、日月不照之地[38]。
《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有治化中国,旁摄四夷之说[39]。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六十六说:
凡人世四夷八蛮、九州十道、六戎五狄之人,都在道教的救度范围[40]。
明张宇初《岘泉集》,亦立有道化四夷品[41]。
道经中所谓的四夷,是沿袭儒家的说法,泛指中原周边各少数民族。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被合称为四夷[42]。
从人类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道教既有向少数民族传播大道的教义,处于兴盛时期的唐代道教,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道,必定在西域少数民族中产生影响。
本文讨论的敦煌道经之传写流布,不过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一个缩影。
我们知道:
北朝时期关中的羌族部落有道教造像碑,西晋时期吐鲁番有早期天师道的符箓,十六国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的随葬衣物疏,更反映出当地人的道教信仰。
敦煌写本中《老子化胡经》的传写,说明道教确曾致力于向西域少数民族传道。
附注:
[1]《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史传部四第386页,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
[2]《妙门由起序》,《道藏》第24册第722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下同。
[3]《妙门由起序》,《道藏》第24册第722页。
[4]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11《桐柏观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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