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基层服务型政府1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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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基层服务型政府12
创建基层服务型政府
城乡经济社区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不仅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而且造成了城乡间的社区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悬殊差异。
进入21世纪后,中央把“三农”问题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导下,连续5年发布了“一号”文件,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向农村倾斜,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
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采取了多种措施,调整、整合甚至重构基层政府管理服务机构,通过政府服务下沉来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例如山东省诸城市开展“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把地域相近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选择一个发展潜力大的村庄为中心村,配套设立社区服务中心,构建起“2公里服务圈”的诸城农村社区模式。
农村社区化服务对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基层干部作风,优化农村干群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改善和巩固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权力和权威基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服务型政府:
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
1、基础服务型政府的基本任务
1997年,世界银行以《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为题,专门研究了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
该报告认为,“有五项基础性服务处于每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如果这五项任务完不成,就不可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
这五项基础性任务:
一是建立法律基础;二是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报考宏观经济的稳定;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四是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五是保护环境。
这一论述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政府在现代社区多肩负着的多重使命。
2、古今中外学者对政府职能的探讨
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都专门研究了国家的起源,提出了社区契约论;18世纪法国的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
20世纪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中则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罗尔斯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每个人在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方面相对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具有一种平等的权力;二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需要得到调整,即所有的社会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等,都应该得到平等分配。
为了实现这种平等,政府和社会必须对那些拥有较少资产的人和所处社会地位较为不利的人予以更多的关心。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先秦时期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西汉时期提出的“夫农,天下之本也”等,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
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君民同体”,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等主张,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坚持以人为本,推行仁政,实现富民、惠民、安民、爱民的政策,国家就会繁荣太平,社会就会昌盛稳定,百姓就会安居乐业。
3、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
其实,在政府职能上,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政府的权力和义务;如何对待自由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如何平衡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协同治理和协调发展。
从现代西方政治思潮看,都把重点或落脚点放在应该采取何种经济和政治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矛盾上来。
最突出的是,在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而闻名的瑞典,社会福利已扩大到全国各个阶层,覆盖人生的全过程。
其社会福利种类繁多,诸如父母保险、儿童福利、医疗保险、残疾人补助、社会救济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它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提到政府职能问题,就应该注意到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新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政治理论,其根本点就是要寻找一条既超越国家干预的“老左派”理论,又超越自由放任主义的“新右派”理论,介于两者之间的道路。
就是说,要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走出一条新的中间道路来。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保守党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大唱赞歌”,认为它“为普天下的人们带来了平等和繁荣,像‘财富瀑布’一代一代倾泻而下。
”“这真是一出政治荒谬剧”。
他说,“我们力求实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才干,财富、权利和机会掌握在多数而不是少数人手里。
”布莱尔执政期间,不断下放权力,改革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其措施包括:
(1)推动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等多项公共部门改革,为英国国民健康体系计划注入新的投资,给病人更多选择,给医院更多自由。
(2)改善交通运输状况,解决运营管理不善,劳资关系紧张、事故增多等问题,整顿运营铁路。
(3)支持第三产业,近10年来,英国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公共服务占英国经济的70%。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多次指出,那种认为政府靠边站,市场就能解决问题的观点是不对的。
2003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一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
“我们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
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
”“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与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
”
4、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
考察现代西方政治思潮,可以发现,尽管他们扮演了“资本主义病榻旁的医生”的角色,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但都从不同的角度触摸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病状的一些表现,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调和、缓解社会不公正现象,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盲目性和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的矛盾,缓和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
其中,强化和改善政府的服务职能,被公认是走出市场原敎旨主义面临的困境和失败命运的重要选择。
他们认为,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是体现政府行为价值观念的行政伦理。
综观当今的西方国家,尽管它们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了市场机制,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弱化,而是对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方式的合理定位;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格局下,政府仍然是最后责任人。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要义和急务
(一)从管制到服务
1、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改革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20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
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动员、提取和分配。
这场巨大的实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引发了试图转向市场并重新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的强烈的改革动机。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市场成为主导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此种从计划到市场的根本性转变,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
30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9%,到2007年GDP总量已经超过了25万亿元。
我们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总和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饥饿,贫穷人口也从改革之初的2.5亿降到了目前的2500万,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的奇迹”。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面临着新的挑战。
市场机制在财富分配上还存在着功能性缺陷,它在生产要素之间分配财富的机制无法消除分配中的不公正、两极分化,不能保证全体居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会使一部分居民处于相对恶化的经济环境中,并且这种不平衡现象经常超出社会接受的限度。
可以说,市场过度起点的不公正和过度竞争带有一种“强者杀人,弱者自杀”的特性;市场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带来效率,却不能自动地带来正义和公平,以及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那种市场崇拜和经济至上是过时和庸俗的,也是危险的,是无法构建和谐社会的。
所以,建设现代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肩负起全面的调控和服务职能,矫正市场机制的失灵和偏差,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益最大化创造条件,同时,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搞好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关照弱势群体,关照贫穷中的贫穷,增加政府对穷人的财政投入,提高对穷人的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其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强化以人为本理念的过程,具有现代性和核心价值的政府必须回应社会的普遍诉求,减少管制而强化服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并作出循序渐进的稳妥安排,充分体现党在执政理念上的进步,说明我们党是具有现代开发意识的与时俱进的政党,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日臻完善。
2、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中既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产品和公用设施建设,还包括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等体制机制建设。
为此,既要按照均等化的原则,着力增加公共服务的总量,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又要优化公共服务的结构和布局,努力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解决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每一寸土地、每一位公民。
3、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创新,必须改善对公众的服务并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
政府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有为,是否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小政府”构架下该做的事它不想做就可以不做,而在“大国家”的旗号下不该做的事只要有利它就可以不做。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市场导向”或者单纯强调“政府管理”都会成为致弊之由,乃至在这两种“导向”的反复变更中出现“管死放乱”的恶性循环。
所以,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不在于政府数量和规模上的变化,而在于体制和职能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这里的改革和创新,意味着政府必须明白自己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建立一些明显具有较强整合力和回应力的机制。
要明确的是,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人民手中的权力是最高的和最后的。
人民的意见或者说民心民意是政府执政的基础。
我们认为,原先强调管制和权力运用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必然会带来官僚化、僵硬化、高费用和低效率,而强调合作和平等的自下而上的服务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更关心人民的政府,一个效率更高而浪费更少的政府,一个富有活力的、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政府。
4、服务型政府要实行职能的定位和认同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实行其职能的准确定位和角色认同。
一方面,政府不能单一地管制社会,不能穿透社会,不能包打天下,必须对其进行限权。
另一方面,政府不能把在公共服务领域应履行的责任推卸给“市场”,必须对其进行问责。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限权,又要问责,从两方面推进权责对应,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
5、中央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从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角度提出了“逐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目标: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从缩小发展差距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角度进一步强调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作用: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特别重要的是,2008年2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
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标志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和战略,是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行政体制改革
1、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
在过去的30年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政府部门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不断尝试改革和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成了一种耳熟能详的说法,并涌现出了一些足值称道的地方经验,这是我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历史地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前后,围绕着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启动城市及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从对经济社会运行的直接管理向间接调控的第一次职能转变。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前后,政府职能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变,即转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不断地努力,经济体制改革得以不断深入,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已经明显减少,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转变,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培育、规范和监管方面的职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
但是,也要看到,上述两次政府职能转变始终是围绕组织和推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更是以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工作重点。
比如,不少地方片面理解“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提法,把原本内涵丰富的发展和建设理解为单一的经济活动,过分追求GDP,结果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片面发展的不均衡甚至严重失衡。
最近几年,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凸显出来,传统的过分偏重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科学发展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的提出,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迫切要求政府更加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只有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管理水平,才能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比如,要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预防和化解各种矛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等。
行政管理学原理指明,行政是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依法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
在行政管理体制中,职能、结构、功能是有机结合的重要组成要素和方面。
三者中,职能是逻辑起点,职能决定组织、机构和机制,最终体现为效能。
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政府权力来自法定的政府职能,政府所有其他要素都是由职能派生出来的。
职能定位正确与否,是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发挥相应作用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定位变动是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机构设置与改变必须服从职能的变化,无论是机构调整整合,还是部门职责界定,都要有利于政府全面履行职能,有利于实现政府效能最大化和各种职能的均衡化,切实解决缺位、错位、越位和权责脱节、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与时俱进地实现政府角色的重新确认和认同,实现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
必须认识到,政府是最重要的公共权力载体,它理应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行使行政权力,实施积极的公共管理,以公众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公众满意程度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力度作为衡量其履行职能水平和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确定提供公共物品及其优先顺序。
以优质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当前,特别重要的是要合理配置政府资源,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关系,像中央多次强调的那样,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解决民生问题,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为此,一要切实调整政府工作绩效评估标准,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中得到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导向和监督作用。
二要建立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分工协作的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更好地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
三要进一步搞好依法行政,这是提高政府效能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又一个关键。
三、山东省诸城市创建基层服务型政府的实践
诸城市在继续抓好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力度,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进行了率先探索。
从考察情况看,他们通过有效且稳健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拓展了服务领域和服务内容,完善了服务主体和服务方式,建起了服务制度和服务规范,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诸城创建基层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做法
围绕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改革传统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创造性地开展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即按照便于服务、便于充分利用社区内资源的要求,把地域相邻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在社区中心村设立公共服务机构,将所有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政府服务部门的分支机构延伸到社区服务中心,从而使广大农民可以就近获得公共服务,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民生困难。
调查中可以随时发现,在农村,广大农民已经可以非常便利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低保、救助、户籍、计生、文化、环卫、警务等服务。
遍布诸城农村的208个社区服务中心就像是政府为农民提供的一个个免费的公共服务超市,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这个超市中选择公共产品。
2、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首先是对农民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诸城市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无论在里念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充分体现了对农民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把权利还给农民,把服务供给农民,是农村社区化服务最深层的动因。
他们不是一味地热衷于招商引资,而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创新政府工作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服务,满足了广大农民切身利益需求。
其结果不仅继续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社区发展的公共产品短缺问题,显著地改善了民生状况,使得农村社会福利有了全面提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我们的善政之光就是要“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此乃和谐之路和正义之道。
可以说,诸城的社区化服务,就是以大胆的创新精神践行着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努力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3、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
近年来,中央把“三农”问题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措施。
中央政府实行善政养民,全社会关注“三农”问题。
但为农民服务,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基层政府。
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基层政府,而且基层政府更了解本辖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即瞄准度高),能够更快地对这种需求变动做出及时反应,在财务成本和时间效率方面表现出更优异。
只有建立了基层政府与分散的小农户的有效连接机制,才能有效地实施公共财政政策,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让广大农民参与共享共建,将小农户带进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诸城市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充分体现了基层政府自身创新对于增加公共服务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性和极端重要性。
我们评价政府的效能,不仅要看其意图伦理,更重要的是要看其责任伦理,要看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实惠,他们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回应和切实解决。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不仅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赞誉,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由衷欢迎。
在许多地方,农民群众到行政机关办事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腿跑断”;而在诸城,农民来到提供“一条龙”服务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就可以方便地获得高效的行政服务。
这是一个以人为本,而非以管理者为本的服务型政府。
4、农村社区是对村庄空间布局的重新规划和存量资源的重新配置
诸城构建新型农村社区,推行社区化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对村庄空间布局的重新规划和存量资源的重新配置,而非在原有体系外另起炉灶。
他们将相邻的几个村庄,以中心村为基点和依托进行链接,利用已有硬件设施,适当投资,进行改建、扩建或重建,建成“一站式”的服务中心,然后将乡镇和市级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下派,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种变化带来的是服务距离上的缩短,而非行政层级上的增加,即不是增加了一级政府。
诸城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意见》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即“农村社区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其职能定位是服务,具体承接政府部门依法延伸在农村的政务服务及有关服务,不干涉村级日常事务,与所服务的村党组织及村委会不是隶属关系。
”我认为,这种机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重心下移、减少管制、增加服务、科学发展”。
5、农村社区化服务机制创新的内容
农村社区化服务机制创新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体现为四个相互联系得阶段。
第一步,对政府职能进行准确定位,明确认识到服务是政府职能的核心;第二步,实现政府管理由越位到退位的变化,即改变以往过分强调管理的做法,淡化权力意识和命令偏好;第三步,实现政府服务由缺位到补位,即改变过去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发挥不够的状况,强化服务意识和平等意识;第四步,实现服务补位向到位的转变,即不断完善服务机制,高效地满足农民的需求。
通过这一机制创新,诸城市显著地改变和完善了农村治理机构,实现了由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协同治理的转变,即由控制管理型政府转化为合作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
我们注意到,诸城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地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关键在于其领导干部能够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常怀为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职,深入了解农民的处境和需求,充分认识到政府在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肩负的主要职责,大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基层政府层面就如何转变固有的管制意识,命令模式,克服和消除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进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
6、诸城市推行农村社区服务化取得的成果
诸城市农村社区服务化带来了政府工作方式和农村干群关系的新变化,使“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也改变了以往少数单位存在的“高位截瘫”现象(即上面文山会海,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下面工作难以落实),以及“无为而治”的现象(即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要淡出经济,把农民完全推向市场,顺其自然)。
这个过程中,由于有一系列的组织和后勤保障、规章和规范约束、考评奖惩激励等制度安排,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进驻社区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事业心和责任心,使得广大干部的观念普遍发生了转变,以人为本的观念得到了树立。
在诸城的社区服务中心,公务员就是服务员。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民生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官本位”文化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有些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甚至漠视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农民需要面包,而得到的可能是石头,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造成了不良影响。
诸城通过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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