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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出口贸易论文doc
制造业出口贸易论文
一、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估计
生存分析的统计工具可以将贸易持续时间模型化为一系列条件概率,即给定贸易关系已经生存了t期的条件下,贸易关系在t期后仍然持续的概率。
生存分析(SurvivalAnalysis)是将事件的结果(终点事件)和出现这一结果所经历的时间结合起来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生物学、医学、保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主要分连续时间生存分析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和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LogitProbit和Cloglog模型),同时可以采用生存函数(K-M法乘积极限法)和危险函数估计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生存时间。
它区别于其它多因素分析的主要不同点在于生存分析考虑了每个观测出现某一结局的时间长短,主要可用于探索和了解影响生存时间长短的因素。
基于此将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危机函数hazardfunction)定义为某一贸易关系已经持续了t期,而在t期以后不再持续的概率。
其正式的表示形式如下,假设T为一个非负的随机变量表示某一事件在时刻t失败,则关于T的生存函数可以表示为。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BACI数据库,是由CEPII提供的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全球贸易数据库,包括世界各国双边贸易商品的价值量数量和单位价UNCOMTRADE数据库是其唯一的数据来源,BACI数据库是由UNCOMTRADE数据库的初始数据经调整后得到的,它弥补了UNCOMTRADE数据库的缺陷:
(1)BACI数据库提供的进出口贸易是一致的金额和数量,便于国际间的比较以及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而在UNCOMTRADE数据库中,出口商一般提供的是FOB价,而进口商提供的则是CIF价,双边贸易商在价格申报上并不统一;
(2)BACI数据库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贸易数量和单位价值。
鉴于UN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贸易数据单位和数量不尽相同,因此BACI数据库通过转换系数将贸易单位统一转换成吨,便于产品贸易数量与价格的国际比较,因此BACI数据库相较于UNCOMTRADE数据库在高度细分的国际贸易研究中更为适用。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
(1)根据Lall(2000)的分类方式识别出属于制造业的HS6分位产品,但由于Lall(2000)的分类方式是基于SITC2编码的商品分类,因此本文通过SITC2与HS6的对应方式,筛选出属于制造业的HS6分位产品。
(2)多持续时间段问题。
一个贸易关系在样本研究期间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持续时间,即一国向某一特定国家出口某种产品,持续一段时间后停止了对该市场的出口,之后又对该市场出口同一种产品本文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多持续时间段(Multi-pleSpells)。
BesedeandPrusa(2006b)认为,无论同一贸易关系经历了多个持续时间段均将第一个持续时间段视为唯一一个持续时间段的处理方法,与将多个持续段视为相互独立的若干持续时间段的情形下,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长度的分布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多个持续时间段的存在不会对样本观测值持续时间长度的分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本文假定贸易关系的多持续时间段是相互独立的,从而得到出口持续时间段的全样本数据,同时将第一个持续时间段作为最终的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
(3)数据删失问题。
删失,是指某些随机因素使得变量的观测值缺失,需要注意的是,当采用标准的方法进行分析时,造成删失的原因必须与所关心的事件相互独立。
本文利用1998-2010年的数据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研究,无法预测2010年以后的出口持续时间,因此存在数据删失问题,为了得到无偏估计量,本文将无法预测的2010年以后情况都定义为右删失。
本文采用非参数的K-M估计方法,参考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选取其中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对其制造业出口的持续时间总体分布进行估计,这些国家是:
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日本。
首先,本文给出了总观测数量与第一个持续时间段的个数,同时也给出了各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时间的三个四分位数,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生存时间的三个四分位数据结果来看,中国已经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在维持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上处于同一位置,例如上述四个国家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第三个分位数都是13,也就是说与样本的时间跨度完全一致,这说明从粗略的分布情况来看,中、美、德、日4个国家相当部分的制造业出口能够维持长久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德国优势更加明显。
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其余6国中韩国制造业出口的稳定性略好,而巴西、印度以及墨西哥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持久性方面也与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差无几,体现出这3个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后发优势。
为了更好地刻画出上述制造业最具优势诸国在出口持续时间上的细节,仅仅通过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是远远不够的。
基于此,本文采用非参数的K-M估计方法进一步估计出各个可能的时间区间内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及其他相应的统计指标。
如表2所示。
当完全刻画出各个样本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生存率的时候,可以发现仅仅用生存时间的四个分位数来刻画各国制造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特征是远远不够的。
以中国为例,从生存时间的四个分位数来看,中国俨然与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平起平坐,然而从各个时间区间生存率的累积大小来看,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就本文选择的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下降幅度很大,从0.7039下降为0.2751,下降幅度达到60.9%;而德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仅从0.7162下降为0.4352,下降幅度为39.2%;美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6816下降为0.3641下降幅度为46.5%;日本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6012下降为0.2804,下降幅度为53.3%。
这说明相比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还是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这一不稳定性将是我国未来制造业出口贸易存在的隐患。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释放殆尽,如何提升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将是中国出口贸易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他样本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情况如下,韩国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646下降为0.1933下降幅度为65.7%;加拿大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4463下降为0.1193下降幅度为73.2%;新加坡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032下降为0.1627下降幅度为67.6%;印度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198下降为0.1532下降幅度为70.5%;巴西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154下降为0.1412下降幅度为72.6%;墨西哥制造业出口生存率累积变化从0.5024下降为0.1329下降幅度为73.5%。
由此发现,以中国为分水岭,在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前10的国家中,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制造业出口贸易体现了较强的持久性与稳定性,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在持久性上已经达到贸易强国的水平,但是从稳定性上看还有较大差距。
其余的样本国家,从目前看在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持久性方面都不及中国。
接下来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生存率的变化情况,本文基于K-M估计,进一步绘制了各样本国生存函数图见图1。
生存函数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各样本国生存率变化与生存时间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发现:
总体而言,样本国随着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增加,生存率都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明显趋缓,这说明一个维持了更长时间的贸易关系再多维持一年相比一个处在贸易关系确立初期的贸易关系再多维持一年而遭遇失败的风险要小一些。
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与美国的生存函数相比其他国家更加平缓,这意味着德国与美国制造业出口稳定性更好风险更小。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在整个时间内的倾斜程度变化不大,在某个阈值之后趋缓的形态不明显,而其他国家制造业出口生存函数往往在贸易关系确立时间较短的区间内比较陡峭,而在某一阈值以后就逐渐变得平缓。
这一特征说明,虽然从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在全球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但是其稳定性不好,即使是那些已经确立较长时间的制造业贸易关系,相比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失败风险。
而从图中还可以发现,巴西、印度以及墨西哥在维持制造业出口的持久性方面也基本与处于发达国家阵营的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相差无几,体现出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出口的后发优势。
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韩国这三个国家,虽然其制造业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分布情况并不理想,但是一旦确立了长期的贸易关系则这种贸易关系相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建立的贸易关系更加稳定。
二、影响因素分析与跨国比较
对于生存问题影响因素分析的经验模型选择,一直存在争议。
本文根据Be-sedeandPrusa(2006b)、BesedeandNair-Reichert(2009)、BesedeandBlyde(2010)等的选择,认为Cox比例风险模型适合用于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理由是其他模型大都需要假设待估计参数与危机率(PHmodel)或者生存时间(AFTmodel)的特殊函数关系,从而存在需要指定危机函数的形式的弱点。
而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局部极大似然估计使得既可以从PHmodel中估计出斜率参数又不限制危机函数的具体形式。
具体而言对于CoxPHmodel考虑如下的一般化函数形式:
h(t,x,θ)=h0(t)exp(xθ)其中x为包含解释变量的向量,θ是待估计的参数,基准危机h0(t)体现了生存函数怎样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CoxPHmodel的优势即在于就感兴趣的θ而言,并不需要特别指定h0(t)的函数形式,因此CoxPHmodel也可以被归为一种半参数估计。
本文中x包含解释变量有:
(一)出口目的国或地区的特征变量在出口目标国国家特征变量中,大量文献(BesedeandPrusa,2006b;Obashi,2009)将经典的引力变量反映经济规模的目的国GDP总量纳入估计,进口国的GDP总量反映了进口国的需求规模,其数值越大也意味着需求规模或进口潜力越大,因此将使得出口到该国的产品退出市场的危机越小。
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GDP表示。
同时本文进一步纳入了出口目标国的人均GDP估计,大量文献(Nitsch,2009;HessandPersson,2010b)认为,一国的人均GDP反映了一国的需求结构,若假设一国的消费者需求偏好为位似函数的话,将与GDP总量一起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共同刻画一国的需求情况。
与反映需求规模的GDP总量不同,反映需求结构的人均GDP变量越大,表示该国需求层次越高,从而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也越高,因此其符号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释。
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GDPPER表示。
再者,与出口国的距离可以刻画运输成本的高低,也是经典的引力变量,因此本文也将之纳入估计,可以预计出口国与目标国的距离越远,其运输风险也越大,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低,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distwces表示。
与此同时本文还纳入三个反映进出口国关系的虚拟变量,分别是两国是否有至少9%以上的人口使用同种语言,两国是否接壤以及两国是否曾经存在殖民关系。
这三者都反映了两国贸易伙伴国之间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方面的紧密程度,对于维持贸易关系降低退出风险都有明显的影响。
本文分别用comlang(comlang=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至少有9%以上的人口使用同种语言,comlang=0则表示不具有这一特征)、contig(contig=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在地理上是接壤的,contig=0则表示非接壤)和colony(colony=1表示两贸易伙伴国曾经有过殖民关系,colony=0则表示不存在殖民关系)表示。
(二)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特征变量首先本文考虑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有研究认为,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越多从产品大类来看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然而从细分产品的视角来看,也表示该产品在出口目标国面对的竞争越激烈,从而退出风险反而会增加,因此其符号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释。
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pronum表示。
其次本文还考虑了每年各种制造业产品出口目标国的数量。
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一方面表示该产品受认可的程度越高,因此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另一方面从全球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该产品嵌入贸易网络的程度也越深,这同样意味着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
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counum表示。
本文还考虑了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值,产品单位价值越高表示该产品复杂度越高质量越好,因此意味着其维持长久贸易关系的概率越高或者说退出危机越低。
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UV表示。
最后本文还将单一制造业产品的初始贸易值纳入其中,前文的理论研究表明初始贸易值越小贸易关系相对不稳定,因此预计其符号为负,本文用其对数形式lninivalue表示。
本文参考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选取其中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对其制造业出口的危机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这些国家是:
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新加坡、韩国以及日本。
从表3和表4中发现,在出口目标国的特征变量中,反映经济规模或者说总需求的GDP每提高一倍,则会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下降36.8%,这说明中国与世界上那些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在制造业上维持了更好的贸易关系。
反映出口目标国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的人均GDP每提高一倍反而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2.71%,这说明当需求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对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吸引力有限,可能的原因是目标国需求层次越高,从而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也越高,而中国制造业在满足目标国高层次需求的方面还有待加强。
反映运输成本的两国距离变量每增加一倍,将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15.33%,所以运输成本也是导致贸易关系难以维系的一大重要因素。
从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与那些使用汉语人数更多的目标国家(至少9%的人口)相比使用汉语人数更少的国家维持的贸易关系更稳定,其制造业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下降66.2%。
中国与地理上接壤的贸易伙伴国相比非接壤的贸易伙伴国,制造业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上升15.57%,这说明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制造业贸易关系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接壤的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激烈,因此出现了这一现象。
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的特征变量来看,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贸易关系反而更不稳定,对此可能的原因本文认为是出口产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因为从细分产品数据来看,出口产品的种类数越多也意味着目标国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同时产品也面临同质竞争的风险。
每年各制造业产品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贸易关系越稳定,这与本文预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该产品受认可的程度越高;另一方面从全球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出口目标国的数量越多该产品嵌入贸易网络的程度也越深。
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单位价值越高,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贸易关系越稳定,这说明产品质量或者说复杂度是维系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
最后出口产品初始贸易额越大则中国与目标国制造业的贸易伙伴关系越稳定,这也与本文预期一致,较大的初始贸易额说明建立贸易关系的双方信息更充分,这一信息可能包括双方的偏好,对贸易标的的认可程度以及与支付相应的财务状况等方面,无需通过小额的试探性贸易行为。
再者,较大的初始贸易也可能反映了双方前期在贸易中介和渠道建设上更多的沉没成本投入,需要双方维系更久的贸易关系来分摊成本,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其他制造业极具竞争力的国家制造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首先,本文将排名前10的其他9个国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代表为德国和美国,第二类是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第三类是墨西哥、印度以及巴西。
首先作为第一类的代表,德国和美国,作为全球高端制造业出口的典范,相比其他样本国家,其制造业贸易关系持续性更好。
从影响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
反映出口目标国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的人均GDP每提高一倍,德国和美国制造业出口关系失败的概率分别下降6.5%和3.7%,这说明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或者说需求结构层次越高就愈发青睐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这是德国和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金字塔最顶端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这也是其他样本国,包括日本这一传统的制造业贸易大国都不具备的特征。
其次是作为第二类制造业代表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传统的发达国家,高收入的OECD成员国,从制造业出口贸易关系的维系情况来看,与其他的具有竞争力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已经没有太多特殊的优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德国、美国一样,这些国家有一个特征,即每年出口到各个目标国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越多贸易关系越稳定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并不普遍具备的特征,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本文认为从细分产品来看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别规模极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都是典型的多产品出口公司,由于被同一跨国集团控制,所以在细分产品层面上可以有效地避免产品出现同质竞争的情况。
出口产品种类数越多,也反映了该国的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影响力越强,因此贸易关系越稳定。
最后是墨西哥、印度以及巴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从前文的分析可知,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在出口持续时间的维系方面已经与第二类中的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仅在稳定性上略有不及,而从各因素的影响来看方向上这些国家表现出与中国更多的相似性,仅在程度上与中国略有差异,不难理解,同样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内经济特征和制造业出口产品特征上具有某些共性,在此不再详细分析。
三、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为中国出口贸易政策调整提供了新的思路。
1.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在打开新市场初步建立贸易关系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是不善于维护和发展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因此通过刺激性政策激活出口贸易中大量存在的不活跃贸易关系并以此促进出口增长的做法值得商榷,相较致力于建设新的贸易伙伴关系不如维护并强化那些已经建立的活跃的持久的贸易关系。
应该改变以往通过出口退税等一次性补贴政策刺激出口的做法,而应积极通过政府外交或民间团体的互访等手段促进与目标国的商贸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消除贸易摩擦,同时致力于稳固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节点位置,进一步加强与上下游节点的联系,提高我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嵌入深度,以此维护已经建立的贸易关系。
2.中国制造业产品对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吸引力有限。
因此应该不遗余力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打造知名品牌。
我国制造业出口总体而言,实施质量升级战略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质量升级带来的效用增量大于质量升级带来的边际成本增加,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效用增量是非线性的,中高收入人群对于产品质量升级更加敏感,获得的效用增量也更加明显,而这一差别将有助于提高目标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忠诚度,同时也有利于降低我国出口企业进入目标国市场的搜索成本。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耗尽的今天,应加快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实现要素结构优化转型,同时也应鼓励本土企业积极适应并探索当前需求结构和模式的改变,配合质量升级战略,实现高质量竞争型产品的规模化经营,以迎合更多高端的制造业产品需求。
3.相比美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主体——出口企业大都各自为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大的跨国制造业集团。
因此本国制造业产品在目标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竞争”效应,不利于贸易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
因此对于民营出口型企业,国家应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降低各垄断行业进入门槛,促使其做大做强,丰富出口产品。
而对于国有出口型企业,则应该在国家主导下通过市场机制,以并购重组等方式,将分散的出口主体集中起来形成有优势的大型跨国制造业集团,继而优化产品结构,避免本土产品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构建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
作者:
张亚斌黎谧李静文单位: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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