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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

　　摘要：

河洛地区地处中原，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到了宋代，由于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同时其他一些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口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扩大是当地农业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与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农业生产；河洛地区；宋代

　　引言

　　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宋代河南地区的农业研究有很多，但是具体到河洛地区的研究却很少。

其中程民生的《河南经济发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填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对该地区经济通史研究的空白。

该书以时间为轴对河南地区的经济做了整体的研究，有关宋朝时期的河南经济一章中涉及到了河洛地区。

孔辉的《试论北宋时期河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6月硕士学位论文）从地理环境、农业发展的波动以及河南地区农业发展的特点及原因三个方面对河南地区的农业发展做了整体性的研究。

作者从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着手关注北宋的经济发展以期望对北宋时期经济发展状况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

在学界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予以粗浅地探讨。

　　唐末五代以来，位于中原地带的河洛地区，战乱不断，受战争影响很大。

王朝更迭不断，战乱纷争，人口流离，经济受到重创，居于首要地位的农业不可避免的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帝的宝座，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定都开封，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转折时期。

宋朝统治者面对建国之初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上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一、宋代河洛地区农业发展的概况

　　宋代河洛地区主要指当时的河南府及其周边地区。

河洛地区总的来说是山地居多，但各个县又有所不同，土地的肥瘠、水源等也各不相同。

　　宋朝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河洛地区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一十九县，主户五万七百，客户二万五千二百。

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而所要役人不下二百数。

新旧循环，非鳏寡孤独，不能无役。

西洛之民，最为穷困。

”[1]西洛之民服役十分沉重，生活非常穷困，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区的发展又有很大的差异。

　　位于京西北路中心地区的洛阳，由于丧失了以前的首都地位，经济条件明显比前代落后了。

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

“洛邑为天下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贵族，然土地褊薄，迫于营养。

”[2]表明了农业生产的薄弱。

欧阳修也曾言：

“河南虽赤县，然征赋之民，户才七八千，田利之入，率无一钟之亩，人稀，土不膏腴。

”[3]不过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这种情况到宋神宗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这在司马光的诗中有体现：

“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逰萃五方。

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绿土宜桑。

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

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4]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邵雍也有言：

“八月延秋禾熟天，农家富贵在丰年。

一箪鸡黍一瓢酒，谁羡王公十万钱。

”[5]表现了农民生活的富足和快乐。

巩县“据大道之冲，河洛所会，舟车之饶，民以富强……地要而民富”[6]，交通十分便利，经济状况尤其是商业良好。

河清（今孟津县）的耕地较少而且质量还不好“地狭土瘠”。

新安县“山多，沟多岭多，地形复杂，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适宜多种药材的生长和种植，药材资源十分丰富。

”[7]永宁县（今洛宁）多山地，山多田少，山地占了整个洛宁县的十之六七，有竹地、水地、川地、冈地、坡地之分。

因此这个地区的林业经济比较发达，竹木桑麻广泛种植。

当地的人们大都砍伐贩卖竹木，或者制造器具，外贸营生。

汜水县的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8]。

偃师县地处中州，土地质量一般，差别不大，它的气候与土质最适宜农产，由于水源充足，水稻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下面将对一些具体的农业生产情况作一介绍。

　　二、主要农作物的种植

　　在农耕时代，粮食产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强弱。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各个地区的农作物种植业在品种、产量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宋代北方的粮食作物主要是麦、粟、豆、稻、黍等，种类很丰富。

具体到河洛地区，就是以稻麦为主，同时其他的一些农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首先，稻麦。

小麦是河洛地区人民主要的粮食作物。

从一些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河洛地区小麦的生产状况：

苏辙曾说过：

“京城东西正十里……桑柘如云麦禾熟。

”[9]当地小麦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欧阳修的诗中也有体现：

“出分阙口路，犹见洛阳人。

垅麦晴将秀，田花晚自春。

”[3]汝州地区“桑阳盖地牛羊困，麦秀漫山鸟雀肥”[10]，描绘了一派丰收的景象。

　　河洛地区水源充足，加之北宋政府积极推广水稻种植，因此，这一地区水稻种植业较为广泛。

朱弁有言：

“洛下稻田亦多”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并且还有一种特别的无芒稻。

如“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无芒者，为和尚稻。

亦犹浙中人呼‘师姑稻’，其实一也。

”[11]孟州，土地十分肥沃，修筑有大型的水利设施。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京西转运使吴充令济源修复了唐代温造所建的渠堰，大量的土地重新种植水稻，土壤也由于水稻种植得到了改善。

河阳县的人们“僦田二顷以试之。

粳稻果大丰收……河阳人大享其利。

”[12]河阳人之所以大享其利，是因为水稻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水稻进一步推广已是不言而喻了。

洛宁、嵩县等地也有水田，当地的人民引种水稻，生活非常富足。

“闻永宁、嵩县亦已有水田，其民颇称饶裕”[13]便是真实的写照。

　　许州，宋仁宗时，当地人还不会种稻。

“张邓公镇许，召襄汉佃户教种公田”，发展水稻，不久即出现了“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获得了丰收[14]。

许州西湖风光在宋代非常有名，水多的地方自然给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浅浅碧水平，青青稻苗长”[15]足以为证。

汝州在宋真宗时就有“内园兵士种稻”，后又“募民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置园长，京朝官专掌之，垦田六百顷，导汝水浇溉，岁收两万三千石。

”[1]到了宋徽宗时，汝州的水稻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官方还在此设立了“稻田务”[2]。

这是专门的种稻组织。

水稻在此种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水稻种植的北移在农业史上有重大意义。

政府对水稻的引进很重视，农民也积极种植，改善了人们的耕作方式及种植结构，使各地都能充分利用地利和水利资源，换种轮作，扩大耕地面积和作物品种，从而提高粮食总产量。

　　其次，粟、菽的种植。

由于粟对自然条件的要求比小麦对自然条件的要求低，粟在条件不太好的地方也得到了种植。

在洛阳，宋人的诗中这样写道：

“村落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间有此乐，何必待封侯”[5]；汝州“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15]。

粟菽的种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粮食产量，减少了饥民，农民安居乐业。

　　宋时，芝麻在河洛地区也得到了种植，我们从“今年西京及南京等处水，脂麻（芝麻）不熟，自当贵，岂可责市易司”[1]中可以看出。

　　三、宋代河洛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

（一）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

　　“夫民者，国之根也”[2]，人口数量的变动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是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的人口基本上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盖禹贡冀、豫、荆、兖、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为多……然土地褊薄，迫于营养。

孟津、荥阳、滑台、宛丘、汝阴、颖川、临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颇同。

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

”[1]甚至在熙宁六年（1073）十月，苏辙对京西北路还这样描述：

“惟京西于诸路地大且近……出入数千里，土广而民淳……然其壤地瘠薄，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

”[9]可见，当时河南地区的人口大致情况是人烟稀少。

为了解决农业人口的不足，宋政府对河洛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

　　河洛地处国家的文化中心地区，是宋代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受惠于国家的各种有关人口的政策较多，使得人口增长较为明显。

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的移民，既包括宋政府因政治、经济、军事、灾荒等因素而组织的移民，也包括居官、致仕、戍守避难等而移居当地的人口。

　　唐末五代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导致河洛地区人口锐减，经济凋敝。

据史料记载，河洛地区，“汝、洛、怀、孟、唐、邓、许、郑，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

”[17]北宋初年河洛地区的经济一直未能恢复到隋唐时期的水平。

为了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同时也为了削弱敌国，北宋建立初年，北宋政府将周边国家的降民大规模的迁居内地。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接受建议，对北汉采取“起其部内人户于西京、襄、邓、唐、汝州，给闲田使自耕种，绝其供馈”的政策。

五月，太祖围攻太原不克，退兵时“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1]。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北汉地区元气大伤。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攻下太原时，“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

以榆次县为并州。

徙僧、道士及民高赀者于西京。

”[1]把僧道和一些富家大户迁到洛阳。

雍熙三年（986）七月，宋太宗派枢密都承旨杨首一等赴并、代等地把许多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民众迁至河南府、许、汝等州，这次迁入到河洛地区的移民达8236户，78262口，牲畜40余万头[1]。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持续到仁宗时期，给河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其他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许多人逃往河洛也造成了河洛地区当地人口的增加。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流经中原地区，历史上黄河水患频繁发生。

但是，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宋代水患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澶州、河北境内，而河洛地区所在的大部分中游地区相对较少，因此为了躲避水灾，许多人自发的移民河洛地区。

如北宋名臣李淸臣，原居河北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躲避“大河之患”，迁居偃师。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为躲避自然灾害将大量灾民迁居河洛地区促进了河洛地区农田的开垦和经济的发展。

　　耕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历来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中国古代，人们对耕地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很早就高度重视。

土地既是人们耕作的场所，又是农业生长的基地，农业耕地的数量、质量及其经营状况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前文提到河洛地区“土地褊薄，迫于营养”，“人稀，土不膏腴”等，说明河洛地区还是有待于开发的，宋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形式政策，督促全国大力开垦土地。

　　耕地的开垦主要是通过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体现。

宋政府建国之初就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无地或少地之民开垦土地，至道元年（995）六月，北宋政府就颁布《募民耕旷土诏》，“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

田卒汙莱。

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复。

宜伸劝课之令。

更示蠲复之恩。

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

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

”[18]此诏令无疑鼓励了无地、少地的人积极从事开垦土地发展生产。

宋仁宗嘉祐年间，赵尚宽任唐州知州，其管辖范围到达邓、汝一带。

他上任以后极力想改变这一地区地广人稀的落后局面。

因此，他认真贯彻轻赋薄敛政策，同时他还考察了汉代召信臣修筑的水利设施遗迹，决定从兴修水利入手。

他带领当地的军民，“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

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2]。

水利复兴了，农业的发展有了保障，于是流民纷纷涌来，投入到生产劳动之中，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不出几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

宋神宗时，高赋继任，又作陂堰44处。

开垦土地31300余顷，招募流民，增加户口11380户[2]，使这些地区成为农业发展的典范。

可见农业发展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量的移民促进了河洛地区人口的增长，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人口，使耕地面积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和前提，加之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宋代河洛地区土地的开垦与经营到北宋中后期成效显著。

（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

　　宋政府的重视也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保证农业用水，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

”无疑对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宋政府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兴修。

水利事业的兴盛为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积极效果。

如咸平二年（999），汝州当地政府“导汝水浇灌，岁收二万三千石”。

宋神宗时期，力图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推行的一些措施如方田均税等都不同程度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熙宁二年（1069），颁布了全国性的法规《农田水利条约》，要求各地方官认真贯彻。

在灾荒期间政府安置流民，使他们留守家园，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准备。

面对因自然灾害而流亡的人口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政府供给粮食，安顿灾民，更为重要的是，宋徽宗统治时期，政府还把“民无流移”作为“考课之最”。

此政策更是激励了地方官员对人口稳定的重视。

人口稳定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宋代河洛地区农业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与前代相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水稻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人们有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同时一些新的作物如芝麻在这一地区也得到了种植。

这得益于当时统治者的重视，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如移民到河洛地区、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等，为河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河洛地区由唐末五代以来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到北宋中后期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

　　参考文献：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10-297[M].北京：

中华书局，2004：

225-7225.

　　[2]脱脱.宋史：

卷85-426[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2117-12703.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

卷10-14[M].北京：

中华书局，2001：

159-935.

　　[4]司马光.传家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12.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24-1094.

　　[5]邵雍.击壤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3-5.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4-1101.

　　[6]尹洙.河南先生文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本卷4.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6-1090.

　　[7]新安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新安县志[M].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510.

　　[8]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92.

　　[9]苏辙.苏辙集：

卷15-23[M].北京：

中华书局，1990：

299-398.

　　[10]陈渊.默堂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2.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11-1139.

　　[11]朱弁.曲洧旧闻[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3.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05-863.

　　[12]叶祖洽.古灵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25.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94-1088.

　　[13]章潢.图书编[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125.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72-972.

　　[14]宋祁.景文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23.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91-1088.

　　[15]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卷10-16[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64-354.

　　[16]陈寿.三国志：

卷61[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400.

　　[17]薛居正.旧五代史：

卷1[M].北京：

中华书局，1976：

5.

　　[18]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

卷182[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