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英雄传奇《水浒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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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英雄传奇《水浒传》
第十四章英雄传奇《水浒传》
第一节《水浒传》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水浒传》是元、明之际出现的一部英雄传奇,它与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它是由宋元讲话中的“小说”科发展而来,志在塑造英雄人物和传奇公案故事。
一、《水浒传》的作者:
(一)、作者为谁的争论:
关于其作者,自明代以来存在五种基本观点:
1、认为由施耐庵作底本,罗贯中进行编次。
如嘉靖年间高儒在《百川书志》中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有相似的记载。
这种观点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2、认为由罗贯中所作。
如稍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的《稗史汇编》。
3、认为是施耐庵所作。
如明万历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说。
4、施耐庵作罗贯中续说。
如明末清初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说:
“施耐庵书《水浒正传》七十卷”,后三十回是“罗贯中《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5、施惠所作。
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
“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
(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
”近代学者吴梅《顾曲麈谈》:
“《幽闺》为施君美作。
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也。
”
(二)施耐庵的基本情况:
他的生平资料流传很少,为何时何地人,说法纷纭:
1、明代社会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杭州人,但具体到其生活年代,却说法不一。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认为是“南宋时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认为是“南宋遗民”;李贽《忠义水浒传叙》、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元人。
”
2、《幽闺记》的作者施惠。
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
“一百八施君美(或云罗贯中)《水浒传》所载。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
(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
”近代学者吴梅《顾曲麈谈》:
“《幽闺》为施君美作。
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也。
”
3、托名说。
由20世纪学者胡适首先提出。
他说:
“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
”鲁迅也“疑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近来有人发展,认为施耐庵是明嘉靖武定侯郭勋门客的托名。
4、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著《水浒传》的施耐庵。
5、元末明初江苏白驹场人施彦瑞,即《水浒传》的编者施耐庵。
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提出施耐庵是苏北人。
后陆续发现《施氏族谱》及淮安王道生转写的《施耐庵墓志铭》等材料。
近年来,江苏又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了一批文物,主要有施家桥出土《施让地券》、《施延佐墓志铭》、《施氏家薄谱》、《施氏长门谱》等。
根据此,人们对施耐庵的生平进行了大致勾勒:
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
他祖居扬州兴化,后迁居海陵白驹,至顺间“乡贡进士”,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著述。
后避朱元璋征召而去淮安,卒。
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乡间施家桥。
但对上述材料,学术界有较大争议,因为《施氏家薄谱》所载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证据显然不足。
只要这一点无法确证,其余材料的意义就不大了。
二、《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作依据,它主要是依靠民间文学的积累和作家的杰出创造。
(一)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但也只是零星的记载。
主要资料有《宋史·徽宗本纪》、《宋史·张叔夜传》、《宋史·侯蒙传》等。
《宋史·徽宗本纪》记载: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记载: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
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侦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
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
贼闻之,皆无斗志。
伏兵趁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记载: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
‘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
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宋范圭撰写的《折可存墓志铭》言:
“可存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
’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可看出,宋江等三十六人确啸聚梁山,势力强大,后被招降,参加镇压方腊起义。
最近发现李纲《赵忠简公言引录》一文,记载赵忠简事迹,其中称:
“再议睦寇,则以寇贼攻寇贼,表宋江为先锋,师未旬月,贼以俘献。
”以上材料均说明,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宋江起义,后被朝廷招安并去镇压方腊起义军。
(二)水浒故事在民间长期的流传与发展:
1、从南宋起,宋江等人故事即在北方(山东、山系)和南方(浙江、安徽)地区广泛流传,成为“说话”艺人喜爱的题材;
2、宋末元初龚开《三十六人画赞》初次完整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作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项语,不足采著。
”
3、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话”名目,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属“小说”的范畴。
4、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奉节度使等,记述虽然简略,但已把水浒故事连缀起来,是水浒故事从独立的短篇连缀成一体,从“小说”进入到“讲史”的领域,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而且出现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情节,天书上写着:
“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为宋江起义定下“忠义”的调子。
5、元代出现了大量水浒戏,包括元明之际作品在内,存目三十三种,其中有六种剧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康进之《李逵负荆》、高文秀《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从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又发展到一百零八人,梁山泊这个起义根据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之乡,北靠青、齐、兖、郓。
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马粮草。
”(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所叙与《水浒传》描写相似。
义军从《大宋宣和遗事》中“杀人放火”的草寇,演进为杏黄旗上大书“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正义之师。
李逵的形象也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展现。
(三)施耐庵对“水浒”故事的加工与创造:
1、将“乱自下生”改为“乱自上作”,描写出“逼上梁山”的典型环境。
以前题材中,水浒英雄之所以走上梁山,主要是自己的过失,看不到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迫害。
而在《水浒传》中,把高俅发迹事件放到开端来写,众英雄走上梁山与高俅的迫害密切相关,这就揭示了农民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带有社会批判的创作目的。
2、选择和保留了许多优秀民间故事,并且作了加工和提高,使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严肃的政治迫害事件密切结合起来,因而人物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3、从宣扬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式的进程。
三、《水浒传》的版本:
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水浒传》的版本最为复杂,按照其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程度来分,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一)《水浒传》的繁本系统:
又称为文繁事简本。
1、百回繁本:
有四种重要的版本,一是《京本忠义传》残本,1975年发现,藏上海图书馆,明正德、嘉靖书坊所刻;一是《忠义水浒传》残本,仅存八回,为郑振铎收藏,为明嘉靖年间刻本;一是《忠义水浒传》,开篇有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汪道昆的序,一般认为是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
此书原刊本也佚,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此为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而且有李贽的评语,在《水浒传》版本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
2、一百二十回繁本:
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并且也附有“李卓吾”的评语,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由明袁无涯刊行。
3、七十回繁本:
金圣叹以百回繁本作基础,进行删改而成,仅取前七十回,并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书名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伪托施耐庵写了三篇序文和全书书评。
由于它保存了全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做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三百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二)《水浒传》的简本系统:
又称为文简事繁本。
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
1、明刊本《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2、《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为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是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版本,有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影印本。
3、雄飞馆“英雄谱”、“汉宋奇书”等。
这些简本在回目上不一致,主要有102回本、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124回本。
长期以来,关于简本与繁本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
一说简先繁后,认为繁本是在简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说繁先简后,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此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采用;一说简本和繁本是两个系统,两者同时发展而并存。
一般而言,简本都有征田虎和王庆的记载,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
第二节《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故事从开始流传到《水浒传》正式成书,到各种版本出现,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间艺人、专业作家都参与了创造;各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都在《水浒传》的演变过程中留下了印记,这就决定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和复杂。
一般而言,学界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基本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忠义”说: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
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
“《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众英雄啸聚梁山的斗争基本是按照九天玄女天书中的纲领来进行的,书中说:
“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因而为宋江起义定下了“忠义”的调子。
就《水浒传》大的框架来看,它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在黑暗现实下,不能“忠心报答赵官家”,被逼上梁山,沦为“盗寇”。
上梁山后,他们希望将贪官污吏都杀坏,并且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在这关键时刻,“忠”的思想使他们对朝廷报有幻想,因而轻易接受了招安。
招安之后,他们仍被误国之臣和无道之君逼向了绝路。
作者无奈发出了“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
二、“诲盗”说:
认为此书是一部教人学作强盗的书,如金圣叹这样认为。
三、农民起义说。
解放以来,冯雪峰的《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三期)发表以来,这一观点长期占主导地位。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以下几方面的根据:
(一)该书以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为根据,尽管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只是零星片断,但考察当时的社会结构,农民仍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的矛盾,因而此时的起义应算农民起义的范畴。
(二)《水浒传》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次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
高俅原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受到宋徽宗赏识后,平步青云,与蔡京、童贯、杨戬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搞得民不聊生。
如阮氏三兄弟说:
“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
对于原本属于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林冲、柴进、杨志等,也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
因而,人们的反抗情绪随之发生,如李逵说:
“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
”
(三)、《水浒传》揭示了农民革命从个人复仇到星火燎原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四)、塑造了众多的光彩夺目的农民革命英雄形象。
他们一般都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寄托着人民大众的理想。
(五)、《水浒传》描写了起义的悲剧结局,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局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
一是被统治阶级镇压而失败;二是向统治阶级投降而失败;三是最终取得胜利,建立新的封建王朝。
本书展示的是第二种结局,而且这种结局是由其领导人的忠义思想所导致的。
四、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1975年《天津师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伊永文的《〈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提出了“市民说。
”之后有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成分、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等角度来论证《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井细民写心。
”这些学者首先承认水浒故事最初是写农民起义的,但因其题材长期在说书艺人和勾栏瓦肆中流传,是为广大市民服务的,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受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因而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特点:
(一)《水浒传》描写的场景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
(二)《水浒传》笔下的英雄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气质。
他们喜欢闯荡江湖、挥金如土、广交朋友。
(三)《水浒传》反映了市民以“侠义”为核心的道德观。
中国市民主张的社会公正、平等、热爱自由、爱憎分明、有仇必报、有恩必报、乐善好施的社会理想在水浒英雄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五、“忠奸斗争”说:
1979年《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了刘烈茂的《评〈水浒〉应该怎样一分为二?
》文章,学界一部分学者开始用“忠奸斗争”说来解释作品的主题。
持此种观点者有以下三个根据:
一是该作品对宋江与方腊起义的不同态度。
宋江与方腊起义就实质来讲并无本质不同,即都是对黑暗社会的反抗。
但在作者看来,宋江的造反,只是对黑暗政治和奸臣的反抗,他对皇帝仍忠心耿耿,因而不能算做乱臣贼子,而方腊却志在推翻朝廷,南面称王,所以他一再被作者称为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二是该书作者把宋江等的接受招安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三是作者认为水浒英雄的悲剧结局是“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六、正统文化对“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的改造。
(一)梁山队伍的性质:
《水浒传》第69回书回前诗中写道:
“豪杰相逢鱼得水,英雄际会弟投兄。
水战火攻人罕敌,绿林头领宋公明,”由此命名可知,梁山起义队伍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
”所谓“梁山泊”的“梁山”加“水泊”正等于“绿林”兼“江湖”,在这一称谓和对应关系中隐含着对梁山队伍特征和性质的把握。
事实上,在《水浒传》小说中,江湖、绿林之名不止一次出现,如介绍孙二娘说:
“全学得她父亲本事,人都唤她做母夜叉孙二娘。
她父亲殁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她的父亲唤做山夜叉孙元。
”(第27回)称武松为“江湖任侠武都头,”(第28回)清风寨燕顺在宋江面前自报家门道:
“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数十年,也只久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严。
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
”不仅如此,梁山众多英雄人物的立身行事也具有绿林特色这主要表现如下:
(1)都有绿林称号,见面时行剪拂之礼。
如第五回:
“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作剪拂,此乃吉祥的字样,李忠当下剪拂了起来。
”又如小霸王周通得知来人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时,“把头摸一摸,叫声‘啊呀!
’扑翻身便剪佛。
”第44回写杨林正待要和邓飞、孟康动手时,被邓飞认了出来,便“提着军器向前剪佛了。
”
(2)好汉必须看重名誉。
如宋江、李逵、公孙胜之“孝”;(3)朋友之义居于首位(宋江的通风是欺君犯上,不孝的,使父亲受连累,杨雄的杀妻是对朋友的交代);(4)喜武或具有某一方面的特殊技能;(5)慷慨大方,同好汉社会中所有有潜力的成员作朋友,并随时准备保护他们;(6)必须不好色;(7)大碗喝酒,大块吃肉;(8)反抗贪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山群体是合历史上农民起义与游侠传统为一体的带有绿林特色和江湖风格的军事集团。
(二)梁山队伍改造的必要:
梁山队伍是对古代游侠传统的继承。
在中国,“侠”的起源很早。
战国时代的“游侠”是与“辩士”出身相同的一个特殊阶层,没有财产,行踪不定,好勇斗狠,表现出激烈的暴力倾向。
司马迁《史记》为“游侠”立传时,开篇即说:
“韩子曰: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这段话直接指出了他们的行为特点及其性质。
他们本属于社会动乱、封建解体时代的产物。
至秦、汉大一统时期,他们逐渐遭到政府的禁绝。
然而他们作为一种抑强扶弱的社会辅助力量,在民众心目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这正如司马迁所说: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
“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
”
在梁山活动的前半部分,他们走的是打家劫舍的道路,关于这点,我们从朱贵、张青、李立、燕顺、王英等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出。
如朱贵对前来投奔的林冲介绍道:
“山寨里叫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
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
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耙子,肥肉煎油点灯。
”(第十一回)张青向武松自我介绍:
“小人姓张名青,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
为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
后来也没对头,官司也不来问,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
忽一日,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小人欺负他老,抢出去和他厮并。
斗了二十余合,被那老儿一扁担打翻。
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因见小人手脚活便,带小人归去到城里,教了许多本事,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
城里怎的住得?
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
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
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
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
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
如此度日。
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
”船火儿张横也是“专在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
”他的剪径,在毛骨悚然中带着幽默:
他用船将宋江和两个公人渡至江心后,说道:
“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里最会诈害做私商的客人,今夜却撞在老爷手里!
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
却是要吃馄饨?
”宋江道:
“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
怎的唤做馄饨?
”他睁着眼道:
“老爷和你耍甚鸟!
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遑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下水去。
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服,都赤条条跳下江里自死。
”
为了发展势力,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卑劣的手段,如对秦明、卢俊义的收服。
在这种情况下,对梁山起义进行改造势在必行。
这正如台湾张义庆在《从自我的抒解到人间的关怀》中说:
“由侠义传统的起源及其特性,可知中国历代政府不论对于个人的以武犯禁,或集体的武装叛乱,往往加以禁绝,或者予以压制,表现出侠与法的不相容受,但小说家顺应着侠义存在的事实及效用设法消解这中对抗,一方面赞扬侠义的正面意义,一方面则提出更高的理想,经由某个集团领袖的劝导,或某位清官的感诱,而化除侠者好勇斗狠的意气,使之纳入合法化的途径,并以‘忠义’为标榜,转化其心志,而终于臣服于朝廷正统。
”这种改造的意图,在书中有明显体现:
19回中,写道:
“常怀贞烈常忠义,不受资财不扰民。
”“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
”在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九天玄女授书时说:
“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
”“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矢志。
若是他日罪下丰都,吾亦不能救汝。
”这一情节,具有两方面的内涵:
(1)不但是对处于危厄之际的宋江性命的拯救,而且还隐喻着对他灵魂的指谜。
(2)还道村象征着一条容易陷入感性诱惑,遭致假象捉闹而难以走出的处处充满危机的人生迷途。
隐喻着对人生正途、价值方面的寻找及寻找中的困惑与迷茫。
在第六十回,作者写到: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山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
(三)改造的完成:
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在梁山英雄排座次时,宋江所发誓言为:
“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仡载永沉末劫。
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并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1)、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义军的价值取向,而且从内里彻底改变了梁山文化的性质,从而以一字之更动完成了一般伦理向政治伦理、游侠文化向正统文化的靠拢与演变。
(2)又包含着对梁山人格的文化整合,其目的在于以之化除戾气,转化心态,臣服正统,成就大我。
宋江对武松说:
“兄弟,你只顾前程万里,早早到了彼处。
入伙之后,少戒酒性。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
”(3)从作家创作角度看,又是一种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整合,正统观念对民间思想的改造。
七、《水浒传》叙事的文化生成机制与美学价值特征。
(全文载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
(一)在反贪官叙事表现背后
《水浒传》不是作者既无时间延续性、又无文化氛围的思想意图的孤立表现,从口传文学到话本杂剧,再到小说成书,它是多重文化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存在与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小说与中国小说观念的流变史。
《水浒传》的源头,也和整个中国小说的发端一样,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民众流言。
宋末人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序〉》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金圣叹也明确肯定《水浒传》的“庶人之议”性质(《第五才子书》第一回总评)。
那么,为什么宋江会成为当时人们热衷于谈说的“热点人物”,以致于这些“怪诞虚妄”的“委巷之谈”竟成为波澜壮阔的“水浒话语”长河的最初源头呢?
查宋、元两代的正、野史籍,关于宋江的记载零星、散乱且多有龃龉。
所能提供的信息仅仅是“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剧贼宋江剽掠至海……叔夜募死士千人,……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等一鳞半爪,足见其规模之小。
从流言生成的条件看,恰恰是人们对宋江一伙事迹、行踪知之甚少这一情况,大大增强了“剧贼宋江”的神秘性和传奇性,也为人们在道听途说过程中发挥虚构和想象留下了很大的心理空间。
任何民众流言都只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一种存在时间极为短暂的社会心理现象,为什么单单关于宋江的传闻会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并最终发育生成了不朽的文学巨著《水浒传》呢?
这是因为特定的转化契机促使宋江传闻发生了从社会流言转变为口传文学的质的飞跃。
这个对揭开《水浒传》传初题旨、叙事表象、故事框架生成之谜有着重大意义的转化契机,就是南宋人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中如下一段文字: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
“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
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
”徽宗曰:
“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
”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这段后来为官修《宋史》所采纳的文字,尽管频频被研究者作为对宋江事征实考信的史料来引用,其中的史实性也仅仅在于,侯蒙陈“招降宋江,使讨方腊”的“制贼计”,曾被宋徽宗称许为“忠臣”。
但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与口传文学“水浒话语”的生成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文化美学联系。
前此的社会流言,仅仅涉及宋江等“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传闻,王偁的历史叙事却因侯蒙推测宋江三十六人“其材必过人”而有了“招江征腊”的政治动议。
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对抗官府与忠君忧国在政治倾向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王偁的历史叙事却使宋江对抗官府(“叛贼”)与侯蒙忠君忧国(“忠臣”)之间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意连。
如果说“叛贼”与“忠臣”的意连为口传“水浒话语”集反抗官府和忠君护国于宋江一身铺下了想象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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