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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网络教育毕业论文
论《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学生姓名:
黄皓鹏
指导教师:
李明彦教授
学科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号:
104
学习中心:
河北邢台柏乡奥鹏学习中心
东北师范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2年5月
独创性声明
本人对本文有以下声明:
1.本人所呈交的论文是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已按相关要求及时提交论文提纲、初稿,最终形成本文;
2.在撰写过程中主动与导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接受导师的指导;
3.本文符合相关格式要求,除文中特别加以标注的地方外,论文中单篇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不超过800字;
4.本人本文成稿过程中不存在他人代写、抄袭或和他人论文雷同的现象;
论文作者签名:
黄皓鹏日期:
2012年5月
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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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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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签名:
黄皓鹏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2012年5月日期:
年月
论文作者信息:
工作单位:
河北省宁晋县东南汪小学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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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宁晋县永安街长青胡同30号
邮编:
055550_
摘要
王实甫,元代著名戏曲作家,《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
《西厢记》有复杂的人物性格特点进而引出复杂的矛盾冲突,巧妙的语言运用,别出心裁的恋爱模式以及善于运用景物衬托烘托气氛特点等等,此剧在这些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
《西厢记》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还有“花间美人”和“天下夺魁”等美称。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被称为我国现实主义杰作。
关键字:
艺术成就,人物性格,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特色
前言
如果说,关汉卿剧作以酣畅豪雄的笔墨横扫千军,那么,王实甫所写的具有惊世骇俗思想内容的《西厢记》,却表现出“花间美人”般光彩照人的格调。
剧坛上的关、王,如同诗坛上的李、杜,是一前一后出现的两对双子星座。
作为剧本,《西厢记》杂剧表现出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元代和明代就为人推重,被称为杂剧之冠。
同时也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为明清以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剧本描写书生张生在寺庙中遇见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产生爱情,通过婢女红娘的帮助,历经坎坷,终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结合的故事。
《西厢记》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一锤定音,充分肯定了《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不仅在于其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而且它在戏剧冲突、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西厢记》的恋爱模式别出心裁,它用”一见钟情”的恋爱模式打破封建礼教壁垒森严的束缚,对张生,崔莺莺的多重形象塑造坐下铺垫,最后表达出“原有情人中青眷属”的愿望,使整个剧本更加新颖。
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恋爱模式除了是“一见钟情”模式外,同时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一见倾心地爱上了莺莺,但在封建礼教壁垒森严的社会里,一个青年书生要和相国小姐接近是非常困难的,作为相国小姐自然也不容易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自由地处理自己的爱情,所以他们只能用“酬韵”、“听琴”等隐蔽的方式来相互倾吐彼此的爱恋;而在遭到重大阻力彼此隔绝时,便只有各自抒发自己的苦闷和相思。
作者在这些描绘里充分表现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共同愿望和追求。
但由于封建社会中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不可能一样。
张生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而莺莺却尽可能地把追求幸福的热情埋藏在内心的深处,表面上显得十分矜持。
二、《西厢记》的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呈现出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
它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使全剧围绕两条线索全面展开,刚好的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其形象更加突出,全面,具体。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索。
也是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一条是封建
势力的代表“老夫人”与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展开的冲突,老夫人是张生获得爱情的主要障碍,在和老夫人的斗争中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也表现了他的软弱,这是维护封建礼教的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此外,由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种种矛盾引起的另一条戏剧冲突的线索,张生和红娘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张生在红娘面前可以更坦率地表示自己的爱情,要求红娘的帮助;但红娘开始并不了解他,而张生身上某些软弱、轻
狂等书生气,红娘又看不惯,因此在他第一次遇到红娘时就招致了她的抢白,以后还时常被她嘲弄,张生的那些弱点就在红娘面前表现得更加突出,他们三人不仅都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而且斗争目标一致。
按理说不应有太多太大的矛盾冲突了。
但由于各自的出身不同,教养各异;以及处境、性格上的差别等,因而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也不时地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冲突。
就拿莺莺来说吧。
她从小就在老夫人的严厉管教之下,受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教育和薰陶至深。
加之又身为相国千金,每日间只能活动于相国府那个小天地里,身边还有一个小梅香(红娘)终日陪伴看管着。
虽然她对这样的处境也有所不满,对自主的婚姻更有追求的愿望,但在真正要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也会产生许多顾虑:
一怕老夫人知道,受责备;二要小心翼翼地提防老夫人派给她的“影儿般不离身”的“行监坐守”人红娘。
如果红娘是一个唯唯喏喏,不谙世事的傻丫环,莺莺的一些装神弄鬼的“做假”言行也不至于被识破,被戮穿。
偏偏红娘又是一个聪明、机智、热情、泼辣,伶牙俐齿,乐于助人的丫环,在她还没有摸清红娘的态度之前,老夫人的阴影就一直在红娘身上再现。
莺莺生怕自己的“不轨”行为被红娘发现告诉老夫人。
因此,莺莺既要利用红娘又要欺骗红娘;三是怕自己和张生的私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于己不利。
莺莺虽然也是喜欢张生的。
通过隔墙酬韵、孙飞虎事件之后,更加深了了解。
使他们之间的爱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是,张生毕竟还是一个无一官半职的士子,而又门不当,户不对。
封建的门第观念,使他们之间很难结合在一起。
更何况他们之间的这种私会,既违背了封建的道德标准,也绝对不会为社会舆论所容忍。
三、作者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把抒情与写景结合起来,使情感更好的通过景物表现出来,景物的衬托作用把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形成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
小桃红〉前一支曲子很好地衬托了张生“坐不安,睡不宁”的初恋心情。
后一支曲子写赖婚之后,莺莺看月时的情景。
作品在许多与此类似的描写里,为全剧酝酿了爱情剧的气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除此之外,关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抓住“暮秋天气”、“离人伤感”加以生发,将别恨离愁写得层次井然;描摹景致。
渲染气氛,以衬托人物感情,末折开头和结尾的曲词将抒情与写景交融起来,渲染出缠绵哀婉的气氛。
《西厢记》的人物性格特点也是戏剧的重要成就,最突出的艺术成是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王实甫很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
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卓越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首先,主人公张生既有坚强,勇敢为自己未来而奋斗的勇气,但是同时也有懦弱,胆怯和退缩的弱点,从他和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波折中能够变现出来,同时,崔莺莺也经过这样的方式,表现既有国相小姐的矜持,羞涩又有一般恋爱女性的的大胆和猖狂。
老妇人既有一般家长的仁慈和有爱又有封建家长的专横与专断。
同时红娘也有不同的性格特点,这个特点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更加真实。
作品就这样根据人物的不同性格展开戏剧冲突,展现了崔张争取爱情自由的曲折复杂的过程。
四、“王西厢”与董西厢,《莺莺传》是一脉相承的,王西厢在“扬弃”的基础上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提高和改进,如张生性格上,运用更多情,更多景,反封建思想更加突出等等诸多方面,使我国的戏剧史不断前进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国粹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
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
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
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
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
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
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
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
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
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
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
《西厢记》思想与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元明以来,它一直是最受群众欢迎、流传最广的剧本。
从陆天池以及李日华的《南西厢》以来,还不断地出现各种改编本。
它在戏剧创作上的影响很大,与它同时的作品如《东墙记》、《刍梅香》等,都从多方面向它学习。
明清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戏剧也很少没有受到它的影响的。
五、王实甫的《西厢记》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具有华丽而不堆砌;朴质而不俚浅,兼有典雅与本色的特点,它既包括前期作家的本色特征又有后期作家的文学倾向,是这时期语言的一个过渡
可以说它既是诗的语言,又是剧的语言,是文学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
就诗的语言而论,辞藻优美,典雅凝炼,含蓄蕴藉,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就诗的语言而言,富有动作性、形象性、性格化,通俗明快,自由灵活,淋漓酣畅,多为直接描写或直抒胸臆。
它既保持了元曲的本色特征,又融汇了诗词的凝炼风格,在境界风格的本质特征上把诗曲统一起来。
王实甫的戏剧语言,既有前期作家诙谐通俗的本色特征,又有后期作家讲究清丽的文彩倾向,溶前后期作家语言特色于一身。
《西厢记》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化用唐诗、宋词中的语言,出以新意,拓宽意境,给人以新鲜之感。
如北宋范仲淹的[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是咏秋名句。
王实甫将“叶”字换成花”字,把它移到第四本第三折[端正好]曲中,成了“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成了千古名句。
六、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戏剧的体制上有极大的提高和创新把元杂剧通例一本四折改为五本二十一折,使此戏剧更加宏伟,更加脱颖而出,在戏剧中独占鳌头。
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一部结构宏伟,而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的剧作。
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写成剧情平板单调,结构松散而兴味索然的作品。
就是这部人物不多(主要人物不过三四位)、环境单调(限于普救寺的佛殿、花园、闺房、书斋)、主题单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戏,每一本,每一折都能赢得读者、观众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杂剧体制作了较大的革新和创造。
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
《西厢记》改为五本二十一折。
并应用其宏伟的结构,创造出曲折多变的戏剧冲突;用喜剧的表现手法处理具有悲剧性质的冲突。
从而把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组织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出色地表现出崔张爱情故事曲折复杂的过程。
另外,元杂剧通常每折限于一人独唱到底。
《西厢记》打破了这种限制,改为每折可由一人主唱,也可由多人对唱或轮唱。
如第二本中的《寺警》一折由莺莺主唱;在《寺警》与《请宴》之间加进的《楔子》则由和尚惠明主唱;《请宴》一折,由红娘主唱;《赖婚》、《琴挑》两折由莺莺主唱。
这里除了莺莺主唱外,其它角色如红娘、惠明和尚等都参加了唱。
第四本《惊梦》一折就是由张生和莺莺对唱的。
这种自由活泼、切合剧情要求的形式,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
除此之外,《西厢记》用长篇巨制来表现一个曲折动人的完整的爱情故事,因此它避免了其它元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造成的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能够游刃有余地展开情节、刻划人物,这是王实甫的一个创举。
《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成是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王实甫很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
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都由于王实甫的卓越才能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结论
由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自它问世以来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和一些文人的赞赏。
元代著名的戏曲家白朴的《薰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光祖的《梅香骗翰林风月》都是模仿《西厢记》之作。
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是《王西厢》的改编本,内容也比较接近于原著,后来在舞台上逐渐取代了《王西厢》的地位。
明清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戏剧、小说大都受到《王西厢》的影响。
明代汤显祖所著《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其主角杜丽娘就曾为崔张的故事所感动而深深自叹。
清代的曹雪芹,更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之口,称赞《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见《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可谓是《西厢记》的最好知音。
解放后,京剧、越剧及其它地方剧种都有改编的《西厢记》整本或折子戏上演。
剧作家田汉改编的京剧《西厢记》在北京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
越剧《西厢记》还曾赴苏联和东欧演出,也很受外国友人的欢迎。
可见《西厢记》影响之大。
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称“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都穆、王世贞都把王西厢推为北曲的“压卷”,李贽则誉西厢记为“化工”,称“其工巧自不可思议”(《焚书·杂说》),故清代戏曲家李渔说:
“自有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闲情偶寄》。
可以说,王实甫《西厢记》是对前代爱情文学的大总结、大提高,同时又为后世的爱情文学开辟了新天地、新境界。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西厢记》与《牡丹亭》、《红楼梦》形成了爱情文学的三座艺术峰巅。
清初金圣叹高度评价《西厢记》的成就,认为它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等古典名著并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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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兴焱.《西厢记》“铺衬”“设关”造戏手法的运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01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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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林娜.从审美文化角度看元散曲的艺术成就《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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