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策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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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策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策划
1895—1945
中国东北角
第一系列
文化抗战
4设施
T01/写在前面
日本殖民文化设施尾随刺刀而来
□本报评论员
今天这期,讲的是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所建的图文博机构和宗教设施,以及它们给东北历史文化带来的巨大灾难。
一般人可能很难把建筑、设施与侵略挂上钩。
也的确,如果我们只看目前留存在东北大地上甚至有些还在使用的老建筑,比如图书馆、文化宫、博物馆等,它们依然漂亮的外表上似乎并没有写着“侵略”二字。
以至于今天还有日本学者持一种颇为自得的态度,认为在中国东北建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娱乐设施,是在开启民智,提高东北民众的文化素养,而说到历史地理调查,更认为是为东北地区的考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驳斥这个观点,只需要看两点,一是目的,一是手段。
日本殖民者在东北修建文化设施的目的,他们自己说得很清楚:
“军队的进出,仅如同皮肤的接触,而非人心的接触。
为其后安定之计,必须全力进行‘枪’后的文化工作。
”再说手段,日本在这50年间所建的所有文化设施,所有相关考察和调查活动,都是尾随帝国主义的刺刀而来。
他们建图书馆、博物馆、神社、塔、碑,不仅起到了奴化东北民众思想的作用,不仅通过陈列、展示等手段肆意侮辱中华文化、摧毁民众的文化自信,而且借由庞大的组织系统,大肆劫掠东北珍贵图书、文物。
他们开展考古发掘活动,导致大量东北文化名城和历史遗迹被破坏,珍稀文物被挖出地面,运至日本。
他们建文化娱乐设施,旨在宣扬日本“先进的文化”,同时“塑造落后、丑陋的中国人形象”。
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篡改、伪造东北历史文化的图谋。
众多日本学者在劫掠图书、文物的同时,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把东北歪曲成自古就独立于中国之外,为日本侵略者制造“满蒙独立”寻找“证据”和借口。
这些人当中,许多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他们与那些手持枪炮的侵略者最大的不同,就是身上都罩着一层“严谨学术研究”的光环,也正因此,他们的文化侵略就更具欺骗性和杀伤力。
我国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文化遗产的掠夺,对东北民族文化的扼杀,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国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自100多年前离开旅顺后,至今仍在日本皇宫里昭示着日本的“军功”和中国的屈辱;日本的各大学和研究所里,经常能够看到来自中国东北的出土文物;而留在东北广阔大地上的,则是一个个文化古城和文明遗迹被破坏性盗掘后的巨大伤疤。
没有人会和魔鬼签订契约,即使它许你财富、许你美貌,因为你必须付出失去灵魂的代价。
而日本殖民者则用枪炮威逼,利用文化设施来强迫东北民众签下这个契约。
想象当年的中国东北,因为这些机构和设施,如同被吸附进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它们,历史被篡改,文化被抹煞,东北大地面目模糊。
T02/概况
记言1905年《经营满洲策略概要》儿玉源太郎
战略上经营满洲的唯一秘诀,就是表面上装着经营铁路,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根据这一种秘诀,租借地内的统治机构和经营铁路的机构要截然分开。
经营铁路的机构必须装作除了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全然无关。
日本建造殖民文化设施就是为了实施精神控制
□本报记者王研
博物馆、图书馆、寺庙、纪念碑……这些蕴藏着文化符号的建筑都是凝固的历史记忆,本应成为人类文明的记录者与传播者以及建构良善人性的基石,然而,当战争的阴霾袭来时,它们却被扭曲成侵略的武器,为恶行张目,使丑陋横行。
本期特别策划聚焦日本殖民中国东北地区期间所修建的博物馆、图书馆、神社、忠灵庙以及各种塔、碑,从其修建背景、过程、目的以及命运发展来透视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以特殊方式展开的残酷侵略。
在本版内容中,我们用史料关键词、记者考察与学者解读三个视角,将上述文化侵略形态的概貌加以呈现。
博物馆:
殖民者的“战利品”基地
史料关键词:
甲午战争,满铁,破坏性考古,文物洗劫,旅顺博物馆,盗运,奴化。
现场考察
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东北,旅顺被日本殖民的时间最长,在那里,至今仍存留着大量的侵略痕迹。
3月24日,记者赴大连市旅顺口区采访,重点考察了位于列宁街42号的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既有近代欧式风格,也具东方艺术色彩,很具美感。
作为历史的缩影,旅顺博物馆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日本侵略者如何在中国东北进行破坏性考古,怎样在他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战利品”基地。
但是,美丽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罪恶的历史。
在有关日本侵略东北的各种史料文献中,旅顺博物馆都是必然出现的一个名词。
日本殖民当局建造了它,并将疯狂掠夺的珍品放在里面。
旅顺博物馆是历史的缩影,今天,它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日本是怎样在东北进行破坏性考古,怎样在他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战利品”基地。
李娜导读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掠夺中国文化财富的建议,还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该《办法》中公然指出,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提倡由军队来搜集和搬运。
后来,日本政府据此颁布了《敌产管理法》,使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组织化、系统化、规模化,并成为其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5年8月,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到辽东半岛进行调查,这是日本学者踏上东北进行考古的开始。
他在东北的考古活动一直持续到1909年,期间,不可计数的珍贵文物被盗运到日本。
1906年满铁成立,在其领导下,相关组织和机构,如调查部、东亚考古学会、满蒙文化协会等,对东北的古建筑和古迹进行了大规模踏查、发掘。
例如,1923年,满铁调查部派八木奘三郎对东北地区已考察核实的古物进行分类汇编,撰成三卷本的《满洲旧迹志》,该书是东北地区(主要是辽宁)地面古物遗存的一本总账簿。
必须严正指出的是,日本殖民者所谓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实际上都是非科学的胡乱采掘,严重破坏了遗迹,在学术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许多人并不知道,张氏帅府曾因日本侵略者的占领而被改成了图书馆,更一度存放过《四库全书》。
伪满建国忠灵庙是用来祭祀所谓为伪满洲国而战死的日伪侵略军亡灵。
日本殖民者掠夺的珍贵文物被分门别类地收藏在由他们建立的博物馆中,其中,旅顺博物馆是当时东亚屈指可数的古物保存馆之一,至1942年,该馆收藏的标本达到3万余件。
还有1935年创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1939年开馆的“国立中央博物馆新京展示场及民族馆”,1943年创设的辽阳古物保存馆和抚顺古物保存馆等,这些机构都是日本将中国文物运往国内的中转站,大批有价值的文物被掠走,最终下落不明。
另外,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博物馆还发挥了奴化东北民众思想的作用,尤其是青少年。
如“满洲资源馆”开展的业务包括援助学校教育。
甚至还利用馆名来为侵略服务,例如“满蒙资源馆”之所以用“满蒙”二字,就是要表明“东北原非吾国之领土”。
(详见T03-T05版)
图书馆:
纵横交错的文化侵略网
史料关键词:
日俄战争,满铁,四库全书,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调查部。
现场考察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8号的张氏帅府博物馆,如今是沈阳最知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6月3日,张氏帅府门前一如往常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里曾因日本侵略者的占领而被改成了图书馆,更一度存放过《四库全书》。
家住大东区的王昌顺,曾在张氏帅府附近居住了20多年,现在他仍隔三差五地旧地重游,到帅府广场上散散步。
记者随机访问期间,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帅府曾被当做图书馆的受访者,“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带着全家从本溪搬到沈阳,就住在这附近,听老一辈的说,日本人占着沈阳的时候,帅府叫‘奉天图书馆’,藏了不少中国的宝贝书。
”
那时,张氏帅府中的“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是在满铁奉天图书馆的经营主体下创立的。
冷绣锦导读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为了稳固并扩张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了 “文装武备论”思想。
在此思想的主导下,各种以文化为包装的殖民统治政策先后出台。
其中,建设图书馆成为重要的一环。
1907年,满铁在东北建立第一个阅览场,到1935年,满铁在附属地沿线逐步设立了31个图书馆和分馆,这些机构所进行的一切服务活动,还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搜集,建立各种文库,无一不是为了实现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目的。
关于满铁图书馆扮演的角色,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是1907年至1921年,这一时期满铁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为铁路沿线的满铁社员开展文化服务,重点建设的是大连图书馆和奉天图书馆。
第二阶段是1922年至1930年,这一时期开始强化殖民文化渗透与宣传。
随着1929年4月制定《图书馆业务研究会内规》,并创立统一研究会组织,满铁图书馆的业务垄断逐渐更系统、更具体。
图书馆业务开始深入到学校、军队、机关、团体、医院、商店等社会各个角落
第三阶段是1931年至1936年,这一时期大肆掠取中国典籍,图书馆事业注入了更浓厚的殖民文化色彩。
图书馆成为满铁的参考文献部门和文献收藏场所,业务活动完全以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为主导。
特别是1932年4月,日本殖民当局以满铁奉天图书馆为经营主体建立了“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设在张学良官邸),该馆完全是日本殖民文化侵略的场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掠夺了《四库全书》。
第四阶段是1937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图书馆成为战时体制下的殖民研究调查机构。
1937年12月1日,满铁将附属地行政权转交伪满洲国,附属地各图书馆也改为各市镇街的公共图书馆。
大连图书馆与满铁调查部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从1938年起,调查部运用大连图书馆的资料开展大规模调查,社会政治、经济、产业、矿产资源等成为调查重点,调查的资料都成为日本制定殖民政策的依据。
总之,日本殖民者通过建立图书馆在东北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侵略与宣传网。
(详见T06-T08版)
宗教设施:
泯灭抗日意志的魔窟
史料关键词:
伪满建国忠灵庙,宗教侵略,神道教,神社,宗教统制。
现场考察
3月9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的长春,寒冷异常。
为了寻找伪满建国忠灵庙,本报特别报道组费了很大一番周折。
因为即便是长春当地市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位置。
经过上网查询资料、GPS定位、多方询问等各种手段后,我们终于在人民大街金士百大厦附近的一处居民小区中找到了这座历史遗迹。
眼前的伪满建国忠灵庙早没了曾经的“宏伟壮观”,紧锁的大门、斑驳的墙身,一派破败景象。
周围不时经过的小区居民,没人抬眼留意一下它的存在。
翻开历史的相簿,昔日的照片缀着这样的注脚:
“自‘满洲事变’以来,凡为满洲建国而殉职捐躯的英灵,均由国家祭祀。
为此目的,在‘新京’南岭创建建国忠灵庙,奉祀在满洲牺牲的英灵”。
所谓的“英灵”,都是手沾鲜血的刽子手,而昔日荒唐的文字则标示出了一段深重的文化灾难。
高晓燕导读
伪满洲国建立后不久,便将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统治的工具,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麻醉中国人成为日本统治的顺民。
日本殖民者首先修建了祭祀被中国人民击毙的日军的“忠灵塔”,并要求伪满洲国官吏和民众参拜。
接着又为了“纪念为国家而牺牲的人”,建立了类似日本靖国神社的“护国庙”。
1937年4月19日,在“新京”(今长春)举行“建国忠灵庙”的奠基仪式,该庙是为了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以及祭祀伪满洲国的“护国英灵”,即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抗日武装击毙的日伪人员。
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宗教文化设施在东北实行神道崇拜与宗教统制,根本目的是要灌输所谓日本神祖是世界一切宗教产生的源泉,日本必须统治全世界,即所谓的“八一宇”的思想。
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天神”的尊严,还指示伪满洲国采取法律手段强迫民众尊敬、供奉、参拜“天照大神”,对于违反者,则以所谓的“不敬罪”进行严厉的处罚,企图以此镇压东北民众的反抗斗争,泯灭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意志。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伪满铁岭市市长的徐渐久,曾对日本的宗教侵略做出反抗。
1943年1月22日,他在铁岭市公署召开的中国教员讲习会上发表讲话时说道:
“建国神庙里祭祀的是什么东西?
是日本皇祖‘天照大神’,就是说,把老张家的祖先拿来,要老李家去供奉。
”随后,伪满警察机构将徐渐久逮捕,并判刑,他在狱中受尽折磨。
东北人民虽然被迫参拜与中国人信仰毫不搭界的“天照大神”,但内心却并不认同,并且感到厌烦。
他们在强权和压力下不得不在参拜仪式上向“神灵”低头,心里却默默地念叨:
“天照大神是什么玩意儿?
”“日本鬼子、汉奸死得活该”等等。
(详见T09-T11版)
T03/追踪
记言1945年国民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
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万件又1870箱文物,741处古迹被毁。
日本自一八八三年就开始抢夺东北珍宝
□本报记者高爽
2011年,日本古董商藤井庄三郎得知京都一次拍卖会上有人拍卖中国重要文物“康熙画像”,他高价竞得,并转赠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藤井庄三郎还表示,会将更多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捐献给中国。
但是,像藤井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之路,实在艰辛。
这其中,目前最为大家所关注的,是来自辽宁旅顺、100多年前被日本海军掠夺到日本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中华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体积十多立方米的驼形硕石,是唐朝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渤海归唐”册封使唐鸿胪卿崔盉归途时,在旅顺黄金山留下的纪念刻石,至今已经有1301年的历史。
石碑共计29字:
“敕持节宣劳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最新发现的两座立于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狮,据初步考证,为日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从辽宁海城三学寺掠夺。
1906年至1908年期间,日本海军将其作为“战利品”献给日本天皇,在日本皇宫藏匿至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和文化掠夺的一个罪证。
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学者王仁富、黄明超、王锦思等认为,相比于昭陵二骏、圆明园兽首等更为人熟知的海外流失国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价值更高,堪称“中华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其理由在于:
最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虽然刻石不像昭陵二骏和圆明园兽首那样是皇家文物,但它见证了唐朝管辖东北、统治东北的历史,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是在当下,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主权之争激烈之际,唐鸿胪井刻石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保存最为完好。
众多流失海外的国宝大多破损或面目模糊,被抢掠到英国的唐朝摹本《女史箴图》前三段已失,昭陵二骏已经破损成块,而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根据日本皇宫提供的照片看,基本保存完好,没有严重破损。
掠夺国最为看重,被害国最为受伤。
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的文物不计其数,但大多存放在博物馆、纪念馆和大学、研究所里,甚至出现在了拍卖会上,只有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深藏于日本皇宫中,100多年里没有中国人目睹其真容。
“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最深的国家,作为征服中国象征的刻石放在皇宫里,可见日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更让中国人感到耻辱。
回家之路遥遥无期
100多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忘了这块刻石。
从刻石被掠走开始,大连旅顺的文化界人士就呼吁国宝回归,不少有良知的日本人士也主张将刻石还给中国。
1990年,著名学者童增发起了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活动。
这为追讨包括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在内的流失文物提供了重要契机。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5月11日,王仁富立即致信日本皇室,探问刻石安危,6月17日,日本宫宫内厅长官羽毛田信吾给王仁富发来回信,信中说:
“碑身没有受到大地震的影响,平安无事……”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中国流失海外“最神秘”的国宝。
100多年来深藏在日本皇宫中,几乎无人得见。
2011年5月,日本3·11大地震后,日本皇宫回复王仁富老人问询信,信中说:
“(唐鸿胪井刻石)碑身没有受到大地震的影响,平安无事。
”
民间文物保护者王锦思在2014年7月直接给日本皇宫、外务省、驻华使馆致函,要求归还刻石,并且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组建了文物追讨部,崔永元等众多知名人士予以响应,在国内掀起了追讨热潮。
这是首次由中国民间发起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的行动。
2014年12月23日,王锦思等3人赴日,正式向日本皇宫和日本政府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此事被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文化事件”。
2014年12月,在前往日本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飞机上,王锦思写了一首诗《我们来自东北,我们来自中国》,诗中说:
“我们也想与李白王维一同,陪伴阿倍仲麻吕或者吉备真备饮酒唱和……当孙中山视梅屋庄吉为慈母,当鲁迅听过藤野先生的解剖课,可是1908年旅顺大劫案,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由此流落异邦他乡。
一个国家为何两个模样……”
还有更多文物等待追索
5月30日,王锦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去日本皇宫前出示追讨信,这个举动很容易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前往皇宫的路上,还遭遇到众多日本警察的阻拦。
他做好了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坐牢入狱的最坏准备,但是,他所有的行为还是以平和理性为原则,并不想成为所谓的“反日斗士”,他和他的同道者,更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把国宝迎回祖国,不想因为追讨国宝加剧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
但是,国宝回家之路实在艰难。
我国海外流失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举世罕见。
百年来追讨国宝的工作,有若干收获,比如,1902年,法国将北京古观象台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归还中国。
1921年,德国将北京古观象台的明制浑仪、清制天体仪等归还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与东德归还了为数众多的艺术品和古代书籍。
2000年,中国从新西兰追索回一批八国联军时期劫掠的瓷器。
2005年,被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作为战利品运到英国的塘沽大钟回归天津。
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尚有1700万件中华文物流失海外。
追讨文物的难度主要在于,现有国际公约大多对百年前的掠夺文物无追溯效力,诉讼时效的规定更强调法律关系的稳定性,维护现状的考虑压倒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对相关公约的未签约国更无约束力可言。
所以,对于流失海外国宝的追讨,大多数时候更要诉诸国际公理和正义。
但也正因如此,民间力量的出现就更值得期待。
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采取民间海外诉讼的方式,虽未追回国宝,但为下一步的民间追讨国宝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月9日下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正式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并向中国人民道歉赔偿。
王锦思还透露了另外一个消息,经过一些学者的考证,日本靖国神社门前的一对石狮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掠夺自辽宁海城三学寺。
这对古狮也将列入他们下一步追讨国宝的名单中。
自1883年从吉林集安掠得《好王碑》拓片,日本掠夺东北历史文化珍宝的图谋就已开始。
100多年前,日本海军掠自辽宁旅顺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被称为“中华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昨日下午,中国民间人士正式起诉日本政府,启动法律追讨程序。
不懈追讨唐鸿胪井刻石
——专访著名学者王仁富
□本报记者/高爽
5月30日,接到本报记者的采访电话,王仁富教授很欣慰,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国宝,也是你们辽宁的宝贝,你们发出的声音很有价值!
”
王仁富,今年74岁,吉林白城师范学院图书馆原馆长,中国索引学会理事,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发起人、名誉会长,中华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学术委员。
网上搜索率最高的一篇文章《七旬学者王仁富:
倾尽家财20年向日本皇室讨国宝》,用一个标题概括了老人后半生几乎全部的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
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和多方奔走,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在学术界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赢得了海内外华人对刻石追讨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王教授所谈意涵丰富,既有对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深情眷恋,又有因20年非凡经历生发出的深度思考。
谨以口述体记其所言。
学者王仁富,在最近20年里坚持做了一件事:
研究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多方奔走促其回归。
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执著?
他说:
因为我怕死,我怕在地下见到崔訢,怕他问我:
“我的大唐可好?
我的刻石可好?
”
1994年11月7日,王仁富第一次考察旅顺黄金山刻石遗址。
研究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意义为何
第一是主权石。
国宝唐鸿胪井刻石是公元714年(唐开元元年)唐朝册封渤海国的石刻凭证,也是我们今天主张东北主权的石刻证据。
海枯石不烂,29字刻文,字字是主权,字字重千金,是中国文物中为数不多的具有主权意义的文物。
第二是伤心石。
1905年旅顺港被日本海军占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跟随日军的脚步,到旅顺黄金山考察,写出“此碑于史大有益”的报告,其后,刻石被掠至日本皇宫。
1994年11月,我第一次到旅顺黄金山考察唐鸿胪井刻石遗址,山还是那座山,却再也找不到那块刻石了。
渤海岸边,涛声依旧,国宝无踪。
子孙不武,山河受辱,遂立下了为唐鸿胪井刻石贡献余生的心愿。
第三是铺路石。
中日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也是中国将来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我们把刻石回归当做推动中日友好的事业来做。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也要承认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原子弹袭击的受害国。
我们要和日本人民一起,制止原子战争。
人民不需要战争,人民热爱和平。
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希望日本皇室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早日返还刻石,使它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铺路石。
第四是学术石。
1994年,我发表第一篇研究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文章,为唐鸿胪卿崔盉正名。
此前由于对29字刻文“断句”的失误,中外学界一直把“唐鸿胪卿崔忻井两口”中的“忻”字上断,与“崔”字相连,当做使臣的名字“崔忻”。
其实这是个误解,“忻”字实为开凿之意,使臣的名字应恢复为《旧唐书》上正确记载的“崔訢”。
能够为崔訢正名,能够赢得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尊重,私心引以为幸。
流失在海外的国宝,也只有在繁荣富强的中国赢得世界的尊重后才会真正回归。
如果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我们的社会观念还停留在100多年前的水平上,海外文化入侵的危险就仍然存在。
第五是凝聚石。
刻石流失日本,和现在所有活着的人都没有关系,我们谁都不必为那段苦涩心酸的历史负责。
开局已经无法改变,未来却正捧在我们的手上。
给刻石一个完美圆满的归宿,考验着中日两国和我们这些学者、志愿者的良心、责任、道德和使命。
2001年,中国民间第一个“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成立,7位发起者之一就有美国纽约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学者马大任先生。
这些年来,我在全国各地高校做了27场讲学,刻石的主权意义,唐鸿胪卿崔盉“不畏艰险不辱使命”的爱国精神,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生。
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华人纷纷签名发言、声援刻石回归,表现出中华儿女强大的凝聚力。
今年的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也是1301年前唐鸿胪井刻石立于旅顺黄金山的日子,白城师范学院创办的海内外首家“中国流失文物唐鸿胪井刻石回归展览馆”在这一天正式开馆。
20年,从青丝等成白发,从拥有完整幸福的家庭变成空巢老人,从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变成筚路蓝缕的志愿者,我无怨无悔,唯一的期盼就是,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漂泊百年早日回归。
T04-T05/考古
记言1894年《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
战乱是获得“宝物”的绝好时机。
战时搜集名品可随战争的胜利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
既是侵略者又是盗墓贼
□本报记者高爽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
仅仅四个月后,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便从大连湾码头登岸,开始了他对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历史文化、考古和人类学研究。
也就是从那时起,整整50年的时间里,在战争的硝烟和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一支又一支日本考古队出现在中国东北的大地上,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调查和文物掠夺。
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掘,发表了10余部大型考古报告,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考古学的地位。
至今,仍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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