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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改革与转型

当代中国体制转型及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型、科学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今中国社会运行的主旋律，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也是十七大五中全会的中心议题。

今天我们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分析和研究，供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要讲三个问题：

1、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科学发展的前提；2、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3、科学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转型经济产生的背景

转型经济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基础上产生的。

要研究转型经济就必须弄清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以及它为什么解体的具体原因。

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的分析，理论界的研究和文献是相当多的。

应该承认，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

如，前苏联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在50年代后期就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但我们更应该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失去它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因此，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研究这种体制为什么曾经取得过那样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更要研究这种体制为什么后来走向解体，问题到底出在那里。

如果以中国为例，可以看到，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外延型、粗放型、速度型、数量型、低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使得国民经济从长期来看必然处于一种非良性循环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经济增长的质量而言，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辟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的新局面，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曾高达6%左右。

但问题是这一增长速度的质量很低，即国民经济始终囿于“高增长低质量”的循环怪圈。

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例如1953——1982年期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的80%来源于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只有20%左右是技术进步增长的贡献。

而同期大多数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的60%以上源于技术进步的增长。

其次，就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言，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大起大落的。

1953——1978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为6%，如果以某年为基准年，最高和最低年偏差为23.3%和-29.7%。

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处于“放乱收死”的动荡循环之中。

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成为经常的现象。

再次，就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而言，中国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很差。

其一，表现为供需结构的长期失衡。

长期以来，总量供给不足的矛盾与结构失衡的矛盾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供给与需求不仅是在总量上存在巨大的差额，而且在结构上也互不适应。

其二，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失衡。

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业与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是不协调的，严重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制约了农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实行“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长期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很不协调。

其三，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整个经济的协调性十分脆弱。

最后，就经济增长的效率性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没有同时换来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由于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长期不重视经济核算，甚至不搞经济核算，致使企业的效益和效率都不高，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总之，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度低效益的状态，外延型和粗放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这种发展模式到1978年最终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这样？

国内外理论界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考察和剖析已经进行了多年，人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有一定价值的。

但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特别是感到还缺乏一种总体上去把握和在总体把握基础上的一种系统认识。

因此，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结构及其自身演进的规律上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给予总体的把握，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得出的基本认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发生了历史定位的重大失误。

这是因为，第一，从生产力系统的发展角度来看，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设置忽视了社会生产还处在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发展阶段，这样就没有认清在发展生产力和奠定新社会制度物质基础方面的基本任务；第二，从交换关系系统来看，它否定、排斥、改变、甚至超越仍然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甚至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经济现实，所构建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反市场的、与商品经济的全部经济规律和要求相悖的经济体制，这就埋下了以后在经济运行中出现各种弊端的深层根源；第三，从所有制关系系统来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发展程度和实现形式应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却未能符合这些基本要求，一方面它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和愈益增高的公有化程度，脱离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它的实现形式又完全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更准确些说，其实现形式是按主观构建的直接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要求来设置的。

这样，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制关系系统中，就产生了两个非常要害的问题，其一是，所有制结构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其二是，作为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

综合起来看，我们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发生了历史定位的失误，其核心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方面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本来是仍然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甚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但是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却定位在后商品经济和后市场经济形态，即所谓的“产品经济”形态上。

其结果，一方面就很容易忽视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的问题，因为这种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的经济转型，也是要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这一基本途径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则使本来能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失去了生长的根基，找不到焕发其生命力的合理、有效的实现形式。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由于在决定经济运行机制的交换关系系统上发生了历史定位的失误，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就产生了畸形的反价值、反市场状态，再加上高度集权的产权制度，就形成了经济的非经济化的问题和矛盾，出现了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相违背的经济的行政化和经济的政治化的奇特现象。

由于这种历史定位的失误和经济的非经济化所决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中必然是低效率的。

（二）、走向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约束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必然要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已经逻辑地决定了。

但各个国家会怎样进行变革和转型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现实存在的主观因素和复杂的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走向转型就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有的研究者特别强调这种差异。

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和另一位学者胡永泰（1996）最为典型，他们分别在《中国、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历程》以及《中国、东欧和前苏联改革结构要素》中提出，改革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前苏联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是这一结构差异造成了改革过程的差异。

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劳动力由低效率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而俄罗斯改革面临结构性调整困难问题，即只能减少低效率和受补贴部门的就业，而不能或很少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的就业机会。

正是这一结构差异造成俄罗斯市场化改革比中国困难得多。

钱颖一（1993）等人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的作用，认为中国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的块块“M型结构”，比前苏联的单一形式的“U型经济”更有利于削弱行政控制、刺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这种观点是相当流行的。

世界银行编写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也非常强调初始条件的作用，认为：

“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而俄国和东欧国家却遭到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

中国有利的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

”金雁则认为人们现在较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类型的不同。

中国、俄罗斯、东欧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区别在于苏东的近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分因而要比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大得多。

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前搞的实际上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相比较而言，中国、越南等国“命令经济”的成分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分要多得多。

“命令经济”的可逆性较强，它会把经济搞的一团糟（就像我国大跃进、文革时期），但从这种“无序的命令”中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科学计划经济”却是一种严格有序的经济，对它的改革则很容易产生无序。

“命令经济”改进比较简单，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就较容易地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的命令、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改善计划，动用最优化数理模型，以计划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改革。

对命令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它无论走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

可对于计划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

它在科学计划上走得越远，要回到市场就越困难。

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

笔者认为，虽然初始条件对转型的成效是有影响的，仔细地分析本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从而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步骤对于改革的顺利发展和取得成效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初始条件不是改革成功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程度低并不绝对是有利条件。

实际上，造成转型成效不同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转型性质和内涵的全面、科学把握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是最根本的一点。

（三）、转型经济的本质属性及其内容框架

转型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的结果，而且是由改革演化而来的，因此对改革与转型的关系必须搞清楚。

转型是不同于改革的。

从实践角度来看，改革由来已久，曾经过三次大的改革浪潮；转型则是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

从内容来看，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修补，转型则是对原有体制的颠覆。

这是否意味着转型就是转向呢？

我们认为转型决不是转向，转型的本质属性是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传统社会主义走向市场社会主义，从单一结构的经济走向现代混合经济，其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

对转型经济内容框架结构的研究，恩格斯曾经提出过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

……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相互影响，以致可以把他们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

根据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可以看到，在一个以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为基础的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既紧密联系又在一定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恩格斯，1878）。

即生产关系系统和交换关系系统。

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系统和交换关系系统是形成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结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经济学，就是要对人类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这两大经济关系系统的本质、运动规律及在历史和现实中结合的具体形态进行研究。

从经济学说史角度来看，在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对这种二重结构的研究是并重的，他既着力于对分工、交换、市场及其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研究，也没有忽视对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土地、资本、劳动之间经济关系的研究。

大卫•李嘉图的研究开始侧重分配问题，但也注重社会三大基本阶级之间关系的研究。

不过此后就出现了一种偏向，即淡化、回避乃至掩饰、歪曲生产关系（纵向经济关系系统），而着力于研究交换关系系统（横向经济关系系统）。

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宏大的动态的开放的体系，不仅对分工和交换、商品和市场这一横向经济关系系统进行过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分析，而且提出了理论内涵极大的社会演进的五形态（纵向经济关系系统的历史发展观：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及其关系的学说，开拓了理论研究的广阔空间。

把经济曲线的横坐标与纵坐标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马克思学说的一大特点。

当我们用社会经济形态二重基本结构的框架来观察和研究转型经济问题时，就会清晰地看到，转型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化改革；但改革和转型不仅仅是这一方面，同时还有生产关系、产权关系的调整，而这方面的改革却是存在着不同基本社会制度的选择的。

根据上述研究问题的新视角，转型经济的框架内容不仅包括市场化改革，而且包括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选择。

就市场化来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市场化：

一种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整个经济中的自给性部分不断减少，商品性部分不断扩大，进而市场逐步起到主导作用的过程。

另一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计划机制的作用在微观领域内越来越弱，市场的自然调节作用越来越强的过程。

后者是一种从没有发生过的人们自觉地有理性地培育市场经济的过程。

对于市场化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有较大贡献的，其对市场化的某些领域、层次、关系和运作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但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层面上依然存在着缺陷。

由于该理论缺乏历史感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内涵，显得苍白和简单。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及机制，而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价格调节供求的机制。

由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使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

以此为中心，整个经济体制包括价格、工资、利率、汇率、外贸、金融、劳动工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投资等各个方面都要实现从行政协调向市场协调的根本转变，这就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部含义。

这种理解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正如诺斯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涉及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市场的发展，它既舍弃了时间因素，又假定了制度不起作用，所以就不可能对制度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正确的理解。

我们认为，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次非常深刻的转化和变迁。

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原来的生产关系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有：

第一，所有制结构多元化。

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所有制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产权结构发生裂变，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转变。

要改变原来排斥、压抑非公有制经济的状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由于要允许和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就必然会形成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经济活动主体多元化、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同一企业中资本构成多元化的局面，这几种类型的多元化并存或混合的状态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正常状态。

第二，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产权的独立性、自主性增强。

微观经济主体由原行政体系的附属物向真正的商品生产者转化，就需要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通过行政部门进行统一决策和统一管理这种产权高度集中统一的状况；同时还要改变由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产权造成的经济活动主体单一的状况，即整个全民所有制都是一个统一的活动主体，工厂和生产单位由于没有经营自主权和利益分配权而不能称之为企业，不是一个有自主权力和利益的活动主体；在产权分化和产权下移的基本趋势下，在经济主体和产权主体多元化发展的状况下，必须对原来的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并且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

第三，政府只在宏观决策和其他一些必要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而从微观决策领域中逐步退出。

从计划统管一切的体制到市场自由调节的变革，一定会表现为政府在某些领域的退出和决策权向各个经济主体的让渡、转化和分散。

第四，分配制度方面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以行政权力和计划安排为主的统包统配体制，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分配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分配的调节作用，承认鉴于资源稀缺性而对生产要素投入的保护和其贡献的激励。

这样，原来的福利型配给机制就要被市场型报酬机制所代替。

市场型报酬机制，即是在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根据要素在可分配成果中的贡献或要素的市场价格，使用要素者向提供生产要素者支付报酬。

综上所述，转型的本质属性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的内容框架包括市场化和生产关系调整化。

（四）、转型经济的不同绩效及其发展状况

时至今日，转型经济已走过20多年的历史，如何评价转型经济的绩效已成为理论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从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状况来看有两个层面值得关注，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利绩效，现存最有效的方法是判断转型经济是否符合帕累托原则。

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这样的改进称之为帕累托改进。

如果合乎帕累托改进原则，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福利变化有效率，反之则无效。

故而对转型经济的绩效考察，判断国民福利的大小，必须从帕累托原则出发，否则将是难以判断的。

二是从实践上看，影响一国民众福利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该国的经济状况。

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国民经济福利的高下，而经济福利是国民所有福利的基础。

因此，考察福利绩效势必要从国家经济状况入手。

一般说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指标有三个，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失业、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始终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困难。

其中失业和通货膨胀更是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故而可用其合成一个表示经济困难程度的痛苦指数，来反映人民所处的经济福利状况的变化。

所谓痛苦指数是一国消费物价年增长率与失业率之和。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那么痛苦指数越高，则该国百姓的经济福利越低，而痛苦指数越低，百姓的经济福利就越高。

其判定标准是，当指数超过百分之二十，表示该国经济处于悲惨状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算是可以；不到百分之十则表示该国经济表现优异。

因此不同转型模式究竟对国民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通过它们各自的痛苦指数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即经济发展状况来进行比较。

我们选择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捷克、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的数据来进行痛苦指数的比较和GDP增长率的比较。

具体可见表一、二。

表一：

各国痛苦指数表

年份

捷克

保加利亚

波兰

俄罗斯

中国

1991

4.1

13.89

12.9

——

2.33

1992

2.71

20.07

15.74

20.09

2.36

1993

3.84

29.8

18.7

163.39

2.74

1994

3.68

41.52

19.36

653.38

3.04

1995

4.43

56.47

19.47

1933.01

3.07

1996

5.25

112.83

19.28

2852.59

3.08

1997

7.18

1227.76

17.17

3272.84

3.13

1998

9

1498.3

17.32

4176.94

3.09

1999

10.37

——

22.23

7750.54

3.09

总计

51.56

3000.64

162.17

20822.78

25.93

表二：

各国GDP变化率表

年份

捷克

保加利亚

波兰

俄罗斯

中国

1990

-1.2

-9.1

-11.6

-4

—

1991

-11.5

-11.7

-7

-13

7

1992

-3.3

-7.3

-2.6

-14.5

12.8

1993

0.6

-1.5

3.8

-8.7

13.4

1994

3.2

1.8

5.2

-12.6

11.8

1995

6.4

2.1

7

4

10.2

1996

3.9

-10.9

6.1

-4.9

9.7

1997

1

-7.4

6.9

0.4

8.8

1998

1.4

3.5

6.5

-0.4

7.8

注：

表一、表二数据均整理自《国际统计年鉴》1990-2000年和格泽戈尔·W·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表示该数据缺省，总计数据中不含缺省年份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点；

（1）采用激进式转型的国家痛苦指数普遍偏高。

在东欧改革中捷克基本未突破10%，算是表现优异。

而波兰则在20%左右变动，情况还算过得去。

而俄罗斯、保加利亚则出现了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经济状况极端悲惨。

同时，采用渐进式转型方式的中国几年来一直处在3.5%以下，状况较佳。

（2）采用激进式转型的国家痛苦指数普遍呈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保加利亚的痛苦指数还呈火箭式上升。

而中国则基本保持了稳定的状况，痛苦指数没有随改革深入而出现飞速上升的迹象。

（3）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激进式过渡国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负增长之后，还继续处在波动中，似乎“休克”后的“休眠”还未结束。

而中国则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进入21世纪以后，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东欧国家经济社会状况普遍好转，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离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仍有不小的距离。

二、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转型的根本目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质量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深刻理解、全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关键时期需要科学发展观

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对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都有过分析和论述。

经济学家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标志，意味着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迎来一个重要关口。

在这一时期，以吃穿用为主体的基本生活消费阶段已成历史，以住房、教育、文化、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享受生活消费阶段正在开始；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世界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我国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在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再保持长时期的较快增长，在世界上少有先例。

这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社会学家认为，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引起城乡关系调整，社会流动性增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正在转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推动着经济社会进步，而对物欲的贪婪也腐蚀着一些人的灵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亟待完善。

这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历史学家认为，抓住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丧失机遇，就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曾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到了18世纪，当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仍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辉中，埋下了1840年之后上百年被人欺侮、任人宰割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强了起来，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

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跨入1000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