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名句考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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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名句考辨

古诗词名句考辨

古诗文名句流传甚广，人们对其部分的理解尚有不妥之处。

本文择其十者作一辩析。

（一）“屋漏”不是屋子漏雨

杜甫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其中“屋漏”二字历来被解释为屋子漏雨。

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草堂诗注》就说：

“床头的屋顶漏雨，使整个卧室没有一点干的地方”。

1988年版高中语文第六册《教学参考书》也说：

“大雨屋漏床湿，夜不成眠……”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选注》也说“床头屋漏，雨水沾湿被褥”。

这样解释，在字面上似乎没有问题，但从情理上分析，却问题不少。

既然是大风卷走了“屋上三重茅”，那大雨之时怎么会只是床头漏雨而别处不漏呢？

如果只是床头漏雨，那“无干处”应该只是说的床头，不能说是“使整个卧室没有一点干的地方”。

如果“无干处”真的只指“床头”，那“无干处”又成了废话，因为漏雨自然就会湿，只床头一个地方湿，不应该说是“无干处”。

再说，只床头漏雨，还可以把床移动一下，躲开漏雨的地方，用容器接住漏雨，也不至于“床湿，夜不成眠”。

又，从写作上说，如果“屋漏”是屋子漏雨，那下句的“雨脚如麻”开头又说雨，在意义上也是不无重复之嫌的。

诗贵精炼，诗圣的名作出现这种欠精炼的地方，不得不令人深思。

“屋漏”二字，现在似乎很浅显，连小学生也知道是屋子漏雨。

但是，根据一些工具书的释义，“屋漏”首先是一个名词，它是屋内西北角的特定名称。

如《尔雅•释宫》：

“西南隅谓之粤，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①。

”《辞源》修订本“屋漏”条的第一个义项是：

“房子的西北角。

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

《诗•大雅•抑》：

‘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疏：

‘屋漏者，室内处所之名，可施小帐而漏隐之处，正谓西北隅也。

’后称不欺屋漏，即不欺暗室的意思。

《礼•中庸》‘尚不愧于屋漏’，唐孔颖达疏：

‘言无人之处，尚不愧之，况有人之处，不愧之可知也。

言君子无问有人无人，恒能畏惧也。

’”

本诗中的“屋漏”也当是室内处所之名，指屋子的西北角。

这句诗以借代的修辞方式，举出室内的两个具体地方，“床头”和“屋漏”，代指整个屋子，是列举部分以代整体。

两句诗是说：

整个屋子都没有干地方了，但还是雨脚如麻下个不停。

不直言漏湿而说“无干处”，下句的“雨脚如麻”才无语义重复之嫌。

从写作艺术上分析，这样理解也比较好。

也许有人会说，“床头”一作“床床”，那“屋漏”就只能解作屋子漏雨了。

我们说，那是当然的。

但是，近年来出版的选本，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注》，均不取床”而取“床头”，这自有其优劣之分。

试想，一个小茅屋能摆得开多少张床？

贫寒之家，大都缺铺少盖的，有可能几人分床而睡吗？

从“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分析，很可能只有一床被子。

有的版本作“床床”，或许是因为有人不明“屋漏”是指室内处所，觉得床头屋子漏雨不合情理，自作聪明将“床头”改为“床床”也未可知。

（二）“惶恐”并非惊慌害怕

文天祥诗《过零丁洋》：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古诗注本对“说惶恐”中的“惶恐”都解释为“惊慌害怕”义。

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宋诗一百首》注：

“惶恐——惊慌害怕。

公元1277年，作者在江西被元军打败，曾经从惶恐滩一带撤退到福建去。

”在一般工具书如《辞源》、《辞海》等，“惶恐”也只有“惊慌害怕”一个义项，所以人们对这样的解释也信而不疑。

可是，认真思考起来，便会觉得这样解释似有于理未安之处。

文天祥是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他在被俘之后还作了宁死不屈的《正气歌》，说“鼎＠②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即使把我放在＠②里去烹煮，我会觉得像喝糖浆一样甜）。

他在被元蒙统治者囚禁的3年中，受尽了各种折磨，经历了种种恶毒的威胁利诱，但他始终铁骨铮铮，坚定地选择了杀身报国的道路。

正是由于他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写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怎么会因失败撤退就“惊慌害怕”呢？

“惶恐”在宋元时期的作品中有作“惭愧”解的。

如：

（1）“白拿这利物，惶恐！

”（《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

（2）“自谓功名垂手可得，岂知累科下第，惶恐难归！

”（《竹叶舟》剧楔子）这两例中的“惶恐”都不能解作“惊慌害怕”，很明显有“惭愧”之义。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六介绍，有一个教官根据一本有文字错误的《易经》出题说：

《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

”有一名考生觉得可疑，拿出善本《易经》查对，原来是“坤为釜”。

教官因此“惶恐”，“乃谢曰：

‘某当罚！

’”教官在考生面前不至于“惊慌害怕”，“惶恐”只能解作“惭愧”。

文天祥诗中的“说惶恐”，应是“说惭愧”的意思。

本来忠心报效国家，但却遭到失败，回忆起来总觉得惭愧。

这正是英雄本质的一个方面。

如果理解为“惊慌害怕”，那就与诗意大相径庭了。

　　　　（三）“沧海一粟”的“粟”并不是小米

苏轼《赤壁赋》：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周大璞等《古文观止注译》译为：

“寄托蜉蝣一般的短暂生命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里的一粒小米。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注释说：

“这是说人在宇宙中小得像大海中的一颗小米粒”。

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将“粟”译为“谷粒”。

苏轼的话后来演变出成语“沧海一粟”。

一些成语词典，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大辞典》等，也都将“粟”解为米粒、谷粒。

只要认真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样解释不妥当。

大海并不是农田，海里不生长谷子，哪里来的谷粒、米粒？

成语有“九牛一毛”、“大海中的一滴水”，因为牛身上有毛，大海中有水，所以人们觉得合情理。

大海与米粒根本没有内在联系，将二者扯在一起，是不合情理的。

苏轼是名垂千古的大文学家，怎么会写出这样违背情理的话呢？

即使写了，这样违背情理的话又怎能被概括为成语而流传呢？

实际上，“粟”由谷粒之类的意义可引申为指颗粒如粟之物。

沙粒如粟，故粟可以指沙。

《山海经•南山经》：

“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

”郭璞注云：

“细丹沙如粟也。

”中华书局出版的《实用大字典》“粟”的第四义项是“沙也”，即以此为例。

《康熙字典》“粟”字条也有“沙谓之粟”的解释。

据此，“沧海一粟”当是说大海中的一粒沙。

海中是多沙的，一般海滩都是沙滩，这是人所共知的。

《辞海》、《辞源》的修订本大概也意识到将“粟”解为米粒之类不妥，在“粟”字的“颗粒如粟之物”义顶中举上述苏轼的句子为例，遗憾的是没有说明就是沙，真可以说是失之交臂。

（四）“羊很狼贪”的“很”并不通“狠”

《史记•项羽本纪》：

“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许多古文注本都说“很”是“狠”的通假字。

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

“很，通狠。

”成语“羊很狼贪”是由上面的话演变来的。

由于认为“很”是“狠”的通假字，所以近年修订的《辞海》、《辞源》及一些成语词典都将成语写作“羊狠狼贪”，甚至将其出处《项羽本纪》中的“很如羊”也引作“狠如羊”。

实际上，羊性善良，并不凶狠，这是人所共知的。

因此，把“很”解作“狠”的通假字，在情理上讲不通。

“很如羊”的“很”应是“执拗、不听话”的意思。

《说文》：

“很，不听从也。

”《玉篇》：

“愎，很也。

”“愎”就是执拗、不听命令的意思。

《易经•＠③卦》：

“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王弼和孔颖达的注释都说：

“羊者，抵很难移之物。

”意思是说羊是一种倔强、执拗的动物。

在人们的心目中，羊是比较温顺的，怎么又说它是执拗不听话的呢？

其实，这是羊性情的两个方面。

在两羊相斗、碰头的时候，人是很难将它们分解开的。

有个人所周知的童话故事说，牧羊老汉的两只羊，在一个独木桥上顶架，互不相让，最后都掉到河沟里去了。

这就是“羊很（执拗）”的证明。

羊性情的两个方面，实际上和鸡一样。

“好斗的公鸡”是人们常说的话，但初中语文第二册《桓灵时童谣》中又有“高第良将怯如鸡”一句。

这鸡决不是单指母鸡，母鸡有时也像公鸡一样好斗，而且常斗得毛落血流。

笔者家中多年养鸡，对此非常了解。

“怯”只是鸡在斗败后的表现。

无论公鸡、母鸡，斗败后都缩颈垂尾而去，不敢再斗。

“怯如鸡”就是指怯得如斗败后的鸡。

好斗，斗败则怯，是鸡性情的二重性。

平时温顺，斗起来执拗，也是羊性情的二重性。

有人说：

“很如羊”的“羊”是指鬼怪，即“羊角兽”（见1991年2月10日《语言美》），那不妥。

《史记》上下文中的虎、狼，都是人们熟知的动物，若指羊为鬼怪，便与上下文不协调。

《辞源》修订本“很石”条说：

“江苏镇江市北固山甘露寺，旧有石，状如伏羊，称很石。

相传孙权、刘备曾坐此石，共论曹操。

唐罗隐题诗云：

‘紫髯桑盖两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寻。

’”这肯定与“很如羊”有关。

石状如羊，也可证“很如羊”的羊非鬼怪。

前引《项羽本纪》中的几句话，是宋义针对项羽说的。

当时宋义是卿子冠军，带兵“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作为副将的项羽对此不满，他主张疾引兵渡河，被宋义否决。

宋知其不服，便下达此令，意在指斥项羽为人凶猛，性格执拗，贪功无厌，总之是“强不可使”。

将“很”讲成”“狠”，不但不符合羊的实际，也不符合项羽的实际。

这一点，在鸿门宴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范增数目项王”杀刘邦，但项羽“为人不忍”，因而导致最后失败自刎，这足见项羽不狠，只是执拗而已。

　　　　（五）“挟天子”并不含贬义

古书中多次出现“挟天子而（以）令诸侯”之类的话，今人人所周知，一般都按贬义语理解。

如1983年版初中语文第六册《隆中对》一文的注释是：

“挟持皇帝来号令诸侯……挟，挟持，控制。

”《辞海•语词分册》的解释是：

“挟制着皇帝，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

”《辞源》修订本的解释也大体同此。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谁对皇帝挟持、控制，那必定是专横至极，惹众唾骂的人，所以，这样的解释，使“挟天子……”成了明显的贬义语。

可是，在出现“挟天子”之语的古书中，根据其上下文，都看不出它含有贬义。

节选自《三国志•诸葛亮传》的《隆中对》是写诸葛亮与刘备第一次会面时的谈话。

刘备先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然后问诸葛亮“君谓计将安出”。

诸葛亮回答说：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当时诸葛亮对曹操并无贬意。

虽然刘备先说了“奸臣窃命”等话，但他还是说“豪杰并起”，并强调曹操“以人谋”而由弱到强，别人“不可与争锋”，意思显然只是说曹操势力大，并没有流露指责曹操挟持、控制天子的意思。

又，《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末作者评曰：

“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杰，新荡荆城，仗威东夏……”这里评说曹操的政治、军事优势，指出曹操之所以能“挟天子……”，是由于“乘汉相之资”。

这显然只是客观叙述他的有利条件，从言辞到内容都看不出对曹操有什么贬意。

再说，仅凭“乘汉相之资”，也不足以使曹操挟持、控制天子，要说他挟持、控制天子，必然要说他专横。

可是，上下文都没有说曹操如何专横的文字。

又《三国志•周瑜传》：

“议者咸曰：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庭为辞……’”虽说曹公是豺虎，但用“然”字一转，说他“托名汉相”、“动以朝庭为辞”，表明他“以征四方”所凭借的“挟天子”也不会是挟持、控制天子。

又，《三国志•袁绍传》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曰：

“……（沮）授曰：

‘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这里称曹操为“曹兖州”，并说其“明略”，足见其对曹操无贬意。

说他“挟天子”只是“以为资”，也可知“挟天子”不是含贬义的挟持、控制天子。

《三国志•袁绍传》记“太祖迎天子都许”，“天子以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绍让侯不受”时，宋裴松之注云：

“《献帝春秋》曰：

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

‘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

’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

”当时曹操只是“迎天子都许”，还没能挟持、控制天子。

如果曹操当时已能挟持、控制天子，那他何必怕袁绍，把大将军位让给袁绍呢？

袁绍只是“耻班在太祖下”，所说“挟天子”也不会是说曹操挟持、控制天子。

我们再看其他书上的例子。

《后汉书•袁绍传》：

“沮授说绍曰：

‘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沮授是袁绍的谋士，他对主帅当面献策时说的“挟天子”是不会含贬义的。

再从前面的“西迎大驾”看，沮授对天子是尊敬的，他接着说的“挟天子”也决不会是挟持、控制天子之义。

我们再看一个较早的例子。

《战国策•秦策•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这是张仪给秦王分析伐韩的好处时说的话，意在指出伐韩会给秦王带来什么样的美好前景，所说“挟天子”也不会含有贬义。

如果“挟天子”是挟持、控制天子，那无疑是对天子的大不敬，“挟天子”者当罪在不赦。

谋士献策决不会说让主子去干那种大逆不道的事。

又，在《三国志》一书中，无论是刘备、孙权等人对曹操的斥骂，还是袁绍讨曹的檄州郡文，都没有出现过“挟天子”之语。

而是说曹操“窃执天衡”（《先主传》刘备语）、“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

”（《吴主传》孙权语）“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

”（《袁绍传》裴注引檄州郡文）如果“挟天子”是挟持、控制天子，这些人责骂曹操时为什么都不责骂他“挟天子”呢？

由此推知，“挟天子”并非罪状。

综上所述，“挟天子”不是贬义语，不宜解作“挟持、控制天子”之类。

“挟”字在《辞源》、《辞海》的修订本中有“依仗、依以自重”、“恃以自重”之类的一个常用义项。

“挟天子”之“挟”当取此义。

“挟天子”就是依仗天子，依仗天子以自重。

只有地位高、靠近天子的人才能依仗天子，所以“挟天子”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优势。

在各派斗争中，谁能依仗天子，谁就有最大的政治优势，故有以上所引“挟天子以为资”、“挟天子以令我”等语。

也正因为如此，沮授向主帅献策时说“挟天子”，诸葛亮给刘备分析形势，说曹操势力大时，也说他“挟天子”。

　　　　（六）“落霞”不是云霞

王勃《滕王阁序》：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其中“落霞”，古文选注本，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冯其庸主编的《历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等都不注，人们一般理解为傍晚的云霞。

有些古文译本也这样译。

如周大璞等《古文观止注译》将句子译为：

“晚霞飘落，仿佛和孤单的野鸭一齐飞翔……”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译文“落霞”照抄。

这样理解，在情理上很令人生疑。

晚霞与野鸭根本不是同类的东西，二者在大小、形体、特征等各方面都不可能有相近之处，云霞即使飘落，其速度也一定是很慢的，不可能“仿佛和孤单的野鸭一齐飞翔”。

如果“落霞”真的是傍晚的云霞，那么这句话简直成了败笔，不可能成为名句。

滕王阁故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

要了解王勃此序的意义，当时当地的风物不可不晓。

对此，宋代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中说：

“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

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

”宋代俞元德也在其《莹雪丛说下》中说：

“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

然落霞者，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为霞蛾。

至若鹜者，野鸭也。

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

”由此看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这样解就合情理了。

还应该说明的是，“落霞”之“落”并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之义。

零散的飞蛾被孤单的野鸭在水面上追捕，就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场面。

《辞源》修订本“落霞”条释为“晚霞”，举王勃此句为例后又说：

“一说，此‘落霞’指飞蛾。

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十六《辨霞》。

”既然已知吴曾的飞蛾说，却不作分析比较，仍将“落霞”首先释为“晚霞”，未能“择善而从”——实在令人遗憾。

（七）“素琴”不是朴素的琴

刘禹锡《陋室铭》：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其中“素琴”，中学语文课本多年来一直解释为“不加装饰的琴”。

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译作“朴素无华的琴”。

冯其庸主编的《历史文选》解作“朴素无华的琴。

”《辞源》修订本“素琴”条解作“不加装饰的琴”。

琴是一种弹奏乐器，多么不加装饰，多么朴素无华，照常理说，琴弦是起码应具备的东西。

可是，文中有“无丝竹之乱耳”一句，那分明是说无乐器之声的扰乱。

所以，“调素琴”又不会是弹奏有弦能出声的琴。

以上对“素琴”虽有所解释，但仍使人莫名其妙。

要弄清文中的“素琴”，须从晋代的陶渊明说起。

《宋书•陶潜传》说：

“潜不解音律，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志。

”《晋书•隐逸传》也说陶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由此可知，“素琴”是没有弦和徽（系弦的绳）的琴，抚弄这样的琴，是陶渊明的一种雅趣。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当是用陶渊明之典，意指在陋室内的高雅活动，所以下文有“无丝竹之乱耳”之句。

没有弦的琴为什么称“素琴”呢？

因为“素”有“空”义。

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的东西可冠之以“素”。

如《辞源》修订本中“素官”是指有官名而“无实权的闲官”，“素王”是指“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的人”。

“素琴”实际上就是空琴，有名无实的琴。

前面所引《宋书•陶潜传》的话，《辞源》修订本和周大璞等《古文观止注译》都有所引。

遗憾的是，前者只引到“素琴一张”，略去了“无弦……”的关键部分，后者虽全引，但仍将“素琴”释为“不加装饰的琴”，都可以说是拘泥于旧说而不能自拔。

　　　　（八）“志之”不是做记号

陶渊明《桃花源记》：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其中“志”字，古文注译本都解释为“作标志”之类的意思。

如郭锡良等《古代汉语》注：

“志：

作标记。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初中语文第四册《教学参考书》将“处处志之”译为“（一路上）处处做记号”。

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注：

“志：

记，这里指作标志”。

如果渔人是在道路上行走，处处作标志是容易做到的，合乎情理。

可是，文中已写明渔人走的不是旱路，而是划船走水路。

这样，处处作标志恐怕就不是容易做到的了。

他每作一次标记，必须把船靠岸，停下，再下去作记号。

这远远不如在船行进过程中随时记住河两边的自然标志物省事。

作为劳动者的渔人，一般说来应该有这样的智慧，不会愚蠢地不断停船下去做记号。

陶渊明塑造的渔人，决不是一个智能异常低下的人。

所以，将“志”解为“作标志”之类是不合情理的。

“志”在古代汉语中除去“作标记”之类的意思以外，还可作“记”解，这在工具书中就可以查到。

如《辞源》修订本“志”的第三义项是：

“记识事物。

通‘识’、‘ｚｈì＠④’。

……”《辞海•语词分册》释“志”说：

“记，记在心里……”

根据“志”的词义和《桃花源记》所写的内容，“处处志之”的“志”应是“记识事物”、“记在心里”的意思。

原文那几句是说：

渔人从桃花源里出来，找到自己的船，划船而归，他在归途中处处在心里记下河边可作标志的景物。

　　　　（九）“岁赋其二”不是每年征收两次

柳宗元《捕蛇者说》：

“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

”注释都说“岁赋其二”是每年征收两次。

如中学语文课本、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古文选读》、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都这样注释或翻译。

这样解，从语法、词义和文章内容等各方面看，都难以令人信服。

从语法上说，古代汉语表示行为数量的词序和现代汉语不同，不是把数词和动量词放在动词之后作补语（如“看三遍”），而是把数词放在动词之前作状语，一般不用动量词。

如《墨子•公输》：

“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

”其中“九设”、“九距”就是“设了九回”、“抵挡了九回”。

众所周知的“三顾茅庐”也体现了古代汉语的这一语法特点。

如果要强调某一动作行为的数量，可以改变句式，即把数词移到句尾，并在数词前面用“者”字复指，使“者”字结构作句子的主语，句尾的数词作谓语。

如《鸿门宴》：

“举所佩玉ｊｕé＠⑤以示之者三。

”这是“三举所佩玉＠⑤以示之”的变式。

《捕蛇者说》中“一岁之犯死者二焉”，也是强调动量的句式。

根据古代汉语表示动量的语法规律，如果是每年征收两次，那应该说成“岁二赋之”或“岁赋之者二”。

再从“其”字的词义和用法上看，它是代词，是“n的”之义。

（n为“其”所指代之对象）。

如果“二”指次数，那“其二”就成了“蛇的二次”，这显然不通。

在语言实际中，代词“其”后面所带的数词是指物量而不指动量。

如《聊斋志异•狼》：

“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

”“其一”指其中的一只狼。

《石钟山记》：

“于乱石中择其一二扣之。

”“其一二”指石头中的一二块。

同此，“岁赋其二”的“二”也是表物量的。

句意应是说：

向应募者每年征收毒蛇两条。

再从文章的内容上分析，蒋氏“以捕蛇独存”，“专其利三世”，表明只有他一人捕蛇。

而他的情况是“一岁之犯死者二焉”。

每捕一条蛇“犯死”一次，每年“犯死”两次，说明他每年捕两条蛇交差，这同时也就表明朝廷每年只征收两条蛇。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朝廷每年只征收两条毒蛇，那为什么会出现“永之人争奔走焉”的情形呢？

我们说，“永之人争奔走焉”不是说人们争着去捕蛇（有些书这样注译），而是争着要取得捕蛇抵租而不纳税的差使。

从上文的“募有能捕之者”和下文的“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捕蛇是一种官差，并不是人们随便捕了蛇上交就可抵租不纳税。

还可能有人会说，该蛇有几种用处，怎么会每年只征收两条呢？

我们说，“太医以王命聚之”，说明只是朝廷里用，并且只是“以为饵”，作药引子用。

其用量不会多大，不可能像现在药材公司收购中草药那样大量地收购。

又，从朝廷所作以蛇“当其租人”的规定分析，也应该是规定捕多少条蛇就可抵租，而不应该只规定征收的次数。

总之，“岁赋其二”不宜解为“每年征收两次”，只能解作“每年征收两条”。

　　　　（十）“谁与归”不是与谁归

范仲淹《岳阳楼记》：

“微斯人，吾谁与归？

”初中语文课本一直解释为：

“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谁与归，就是‘与谁归’。

归，归依。

”郭锡良等《古代汉语》注释说：

“谁与：

与谁。

疑问句中代词宾语前置。

归：

归从，汇聚在一起。

”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也说：

“谁与归”就是“与谁归”。

这样解释，好像是作者要找一个同归的伙伴，似觉不符合文意。

原文该段是赞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接下来作者怎么能说和这样的“古仁人”一同“归”呢？

他要“归”到哪里去呢？

与古人同归，在情理上根本不通。

变通为和古人一道，和古人汇聚在一起，也都不通。

实际上，“吾谁与归”是引用古书中现成的句子。

该句出于《礼记•檀弓下》：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

文子曰：

‘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

’叔誉曰：

‘其阳处父乎！

’文子曰：

‘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

’‘其舅犯乎！

’文子曰：

‘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

我则随武子乎！

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

’晋人谓文子知人。

”《国语•晋语》也有类似记载：

“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

”《礼记义疏》对上引前两句的疏文是：

“先世大夫死者既众，假令生而可作起，吾于众大夫之内，而谁最贤，可以与归？

”由此看来，“与归”似应连起来理解。

上引文末赵文子“我则随武子乎”一句，实是对“吾谁与归”的自我回答。

由此可知，“与归”应是“随”的意思。

在古代汉语中，“与”可作“随、从”解。

如《荀子•非相》：

“与时迁徒，与世偃仰。

”两个“与”字都作“随”解。

《辞源》修订本“与世偃仰”条解作“谓随俗浮沉”。

又《国语•齐语》：

“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

”韦昭注：

“与，从也。

”“归”有归依、归向、归从之义，跟“与”同义。

“与归”是同义词连用。

所以，“与归”可解为“随，追随”。

范仲淹在文末借“求古仁人之心”发感慨，是表明自己要追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