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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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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京汉”“陇海”“正太”等铁路的带动下，华北内地铁路沿线的石家庄、郑州、阳泉、新乡等城镇迅速兴起，扩大了城镇居民对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商品的消费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铁路沿线乡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河南省长葛县石固镇在1935年分别运出烟叶150万公斤、秦椒25万公斤、白豆1万公斤、玉米2500万公斤、白芷2.5万公斤、南星1.5万公斤、紫苏3万公斤、薄荷2.5万公斤、畜产品5.65万公斤（其中，猪鬃5000公斤、马鬃2500公斤、羊皮25000公斤、马尾1500公斤、黄狼皮2500公斤、犬皮15000公斤、羔皮5000公斤）、头发巧万公斤、粉条5万公斤。

④这些商品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外，大部分经由华北地区的铁路运往天津、汉口、上海等港口城市销售或转销外地。

在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铁路的辐射功能是由点及线、由线带面的，不仅极大地开拓了铁路沿线地区各类商品的流通渠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北内地商品种类增多的具体过程。

（五）集市贸易发展的原因

河南地处中原，长期以来，农业种植为主体，主要作物有：

小麦、谷、玉米、高梁、甘薯、碗豆等。

甲午战后，随着铁路的修筑，帝国主义入侵，农业种植结构发生变化，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大大提高，推动集市贸易的发展。

1、铁路修筑，为集市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河南本省没有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前外国商品主要由临近的直隶、湖北等地转输而入，外国商品对河南社会经济的冲击不大。

铁路未筑前交通以水运为主，陆运为辅，有京杭大运河、黄河水系、卫河水系、淮河水系、汉江水系。

“瓦店地濒育水，民习舟辑，帆墙出入，时有赢余。

其市多菽麦，亦有麻油枣梨。

夏秋乘水涨，下舟宛口，输之汉时，获倍称之息”。

②道口镇“为天津卫河上游之销场，舟车交会”。

③陆路（汽车路）：

商郾路，自商丘起经柘城、淮阳、周家口达郾城。

潢郾路，自潢川起经息县、汝南以达郾城。

洛郾路，自洛阳起经临汝、襄城以达郾城。

南郾路，南阳起经赊店、方城、舞阳以达郾城。

开周路，开封起经陈留、通许、扶沟、西华达周家口。

甲午战争后，随着铁路的修筑（见下表），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河南境内。

据民国《重修汝南县志》记称“自京汉路通，交通便利，舶来品充满市廛”。

①又“河南地为内陆，沃野千里，本最宜农。

在昔铁路未兴，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程度低下，日用饮食物品单简，取诸本省之固而有余。

近年文化日开，人民渐渍时风，生活程度日高，凡所需求，非复本省所能供给，于是舶来之洋货，各省的仿制品，源源而入。

一向耕嫁之社会，遂成漏厄无当之势。

”②以道清铁路为例：

1906年道清铁路与京汉铁路商定互通车运办法后，货运种类及数量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除煤炭外，道清铁路的货运运输种类将近60种，其中包括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牛羊及皮骨等畜产品，布匹、竹器、雨伞等手工业产品。

众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表明道清铁路沿线社会生产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昔日相对闭塞的地区尤其是焦作一带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汝南县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京汉铁路修通后外地商人将汝南的黄豆经水路运往江苏、浙江、安徽、无锡、上海一带；将小麦、芝麻经陆路运往西平，再由铁路运往南北各地；将生猪、猪鬃、猪油、鲜蛋、活鸡、牛、羊皮等从陆路运到汉口；将中药材、蚕豆、碎铜、杂皮（猫、狗、驴皮）、大硝等运往东京汴梁一带。

东去黄豆换回食盐、红白糖、火柴、纸张、绸缎、布匹，以及竹、木、陶瓷等，西去的粮食换回煤炭、石器、窑货、煤油等；南去的家禽、家畜换回大米、布匹、颜料、百货、纸烟等；北去的药材换回铜铁用具、黑矾、牙碱、五色纸张等生活用品。

③一水一陆成为当地贸易的两大动脉。

正阳县所产黄豆运往汉口，售价较高，“沪、汉各陆商号群投资争购焉。

”④许昌县“自铁路开通商业日渐形起，出口货物日见增多，获利颇丰”。

⑤1902年京汉铁路未通时，向汉口运出的农产品，每岁不过200万元，1907年京汉路修成，每岁出口陡增至3200万元，1910年复增至4700万元。

⑥可见近代交通的发展对商业的兴隆起到很大的作用，带动了集市的勃兴。

随着交通的发展，外国商品入侵及大量农产品被收购，为集市突破地域市场提供了必要前提。

2、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和农产品商品化

20世纪前半期，是河南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快速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商品化进程，从经济作物开始，进而发展到粮食作物。

出现了棉花、烟草、花生、芝麻、小麦等专业种植区，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

棉花种植方面：

“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

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

尉氏、洧川、兰封、鄢陵、西华、汜水、荥泽、睢州、内黄、获嘉等县又次之。

”①其余还有陕县、光山和许昌等地也出产棉花。

据纱联会及中华棉业统计会历年统计：

“自民八年以来，河南棉产额在各省当中常居第五位，在全国当中最低如民八年占总产额2.04%，最高如民十一年竟占24.02%，通常则多占8—9%。

”②“安阳县为豫北产棉名区，全县耕地面积为1,590,000亩，棉田约占耕地百分之四十五，分布普遍……全县棉田常在70万亩至90万亩之间，皮棉额亦自十余万担至二十万担左右。

”通过境内平汉铁路和公路“棉产多由魏家山，大寒，白壁，洪河屯，水冶，曲沟，大正集产地市场，加工或不加工集中彰德，再行运销上海、无锡、卫辉、郑州、济南各处。

”③据民国《陕县志·实业志》说：

物产“最多者曰棉花，向来为产棉地，种植者倍于五谷。

近自洋种西来，德美各棉，其收更丰，故栽植者尤多。

而外来巨商在南关建筑打包厂，每年发运上海为出产一大宗。

”据民国《光山县志·物产志》记载：

“邑中纺织人多，销棉最易。

携棉入市，即可售钱。

日用所需，半取给焉。

故植棉为农村最重要之副业。

”洛阳“近年棉价高涨，粮价低落，因是棉田数字，更见增加，如民二十二年为139,800亩，二十三年为246,350亩，本年（二十五年）更达331,824亩，发展之速，至可惊人。

”④灵宝县滨黄河南岸，土质沙壤，气候温和，植棉历史悠久，棉田常在十余万亩至二十万亩之间，产额常达六七万担，为豫西各县之冠。

⑤河南全省棉花的种植增长很快，1919年到1923年平均为2，003，466亩，1925年为3，500，000亩。

①1931年5，941，000亩，1937年达9，241，000亩。

②

烟叶种植方面：

烟叶在明末清初传入河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口比例上升，种植面积开始扩大，主要产烟区集中在邓州、许昌、襄城一带。

1920年，河南境内主要产区的烟叶产量如下③：

产区

年产量（担）

邓州何家庄

840

许昌颖桥

52000

襄城巴家庄

28600

在许昌，英美烟公司设许多烤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设厂烤烟，加上当地小作坊制烟，竟有600余处之多。

尤其典型的是“襄城有两个村，农户总数429户，种美烟的农户即达272户，竟占63.4%。

”④种烟之风不断蔓延，同时从襄城又扩大到其他十一个地区，即：

西北的禹县，郏县和临汝，正西的宝丰和鲁山，西南的叶县，向东，跨越平汉铁路一直扩展到襄城东北的长葛地区。

“1934年，河南仅从铁路运出的烟叶就大约有80,000,000磅。

”⑤

除上述外，河南的油料作物还有花生、芝麻、黄豆、油菜子等，尤其是芝麻、花生，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汴省出产芝麻、黄豆、花生等甚多，向由周家口运销南省。

”⑥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旧种生产仅供本地榨油及茶食之用，无贩运出口之利。

自前光绪二十年间（1894年）洋花生之种子输入，实粒肥硕，收获较丰，……民间多乐种之。

每亩平均收成，可得百余斤，获利较五谷为尤厚。

花生自郑州以东归德以西皆有之，惟开封附近一带，出产为最多，中牟、开封、兰封三县，尤标特色……三数年前，商人之营运此业者，赢余甚厚，每致骤富。

官府以此项交易既巨，获利既丰，随亦设局征收税捐，每年收入也不下四万余元。

”①“象陈留、通许二地花生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在1920年分别为20%和40%，1924年，分别为50%、40%”。

②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挤掉粮食种植花生的现象，“如开封排挤高粱、大豆和青豆的种植，陈留县排挤高粱、小麦、大豆，通许排挤小麦、豆类、高粱、小米，睢县排挤豆类、小麦、高粱等粮食作物。

”③黄豆的种植：

据河南省志记载：

“新蔡一带之豆油行销楚皖等省，南阳一带由白河、漯河一带由铁道运往汉口之黄豆甚多，开封道之南部，即汝阳道盛产黄豆，黄河流域重要之产豆区也。

”④芝麻的种植为近代河南的主要输出品之一。

通过铁路运输至口岸出口，运销欧洲各地，输出数量和价值急剧增长，因而陈州、汝南地区成为盛产芝麻区域。

当时外国人说：

“河南是棉花、烟草和芝麻……它正如同非洲的几个区域一样，是供给大不列颠帝国棉花与油子的主要原料地……”⑤“东至息县、新蔡，西至南阳、淅川为河南产芝麻区。

中以漯河镇为其集中地，漯河附近京汉铁道之郾城车站为制油之所，运销汉口一带，运输至美洲、加拿大等处。

”⑥

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必然排挤粮食作物，造成粮食作物专业种植区的出现。

这些农产品无论外运还是区域内的集散都需经过集市来实现。

农业种植愈专业化，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愈强，集市贸易也就愈活跃。

甲午战后，许多棉纱、棉布、毛织品、煤油、纸烟、呢绒、玩具等外国商品或资本主义国家在口岸城市的殖民工厂生产的产品，经城市流入农村，京广杂货也经商人之手进入集市，集市商品结构不再单一。

据民国河南省统计资料，襄城县外国货多于国货。

该县大部分商品之来源，以英、美煤油、烟卷两种销路较为普遍，几乎无家不有，无人不用。

国营卷烟固亦不少，而销售数量与外货相比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

此外如爱礼司洋靛及各种颜料来自德国，销售亦多。

国货销售之多者，“惟有各种布匹，近来尚能发达，多来自天津。

其余京杂货、化妆品等国货亦能兼有，而销量仍不及外货之多。

”②安阳“售出商品以农产品为大宗，棉、麦、谷、豆等，水冶镇出产毡毯、绒帽。

大部分商品来源国货为多，外国货源次之”。

③新安县铁门集，经营京货的商号六家，年贸易额20000元。

④漯河镇，每月销售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煤油约六七万箱。

⑤

河南省地处中原,种植烟草的历史较为悠久,明代天启年间就己有种植,主要为晒烟。

中部地区的襄城县烟叶素以量大质优著称于世;其西南浅山区的“里川烟叶”更是吃味醇和、香气浓郁、劲头适中、油润丰满、燃烧力强,以其色、香、味俱优的特点而闻名;豫西南的“邓片”也十分著名。

河南中部地区（主要包括许昌、襄城、郊县、宝丰、禹县、舞阳、叶县、临颖、长葛等地）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理想的种植烟草区域:

平均气温14一巧摄氏度,年降雨量700一900毫米,无霜期7个月,日照充足;地势西高东低,多系黄土、红土,中、东部平原,多为河流冲积而成的石灰质,且含有大理的红色水成岩风化而成的棕壤,土质有机质含量中等,富含磷、钾,土层深厚,土壤中砂粘颗粒比例适当,疏密适度,通透性好,地力肥沃,适应烟草生产的特殊要求,使烟质极佳。

以襄城县为例:

从地形上分析,它是巴山山脉中的余脉,境内大小山脉几个,都是大巴山脉余脉的回旋,以此构成襄城西境,一部分岗峦起伏的丘陵;就河流来说,大小有11条之多,具有优良的冲积性的砂质土壤。

就气候而言,襄城属于中原大陆性气候,温度季节变化很大,冬寒夏热,降雨时期富于周期性,雨水较少,土壤中石灰质不易漏去,多呈石灰性壤土。

与当时世界烟草著名产地相比,襄城所在北纬35度,与美国的弗吉尼亚、垦塔基、日本广岛等著名产烟地所在纬度十分相近,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烟叶的生长。

附近的禹县三峰山和宝丰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可为烤制烟叶提供方便的燃料。

另外,京汉铁路途经许昌,还可方便豫中地区烟叶的外运。

因此,在帝国主义垄断机构侵入中国内地的大趋势下,英美烟公司也不甘落后,调查了河南的烟草状况之后,在河南销售卷烟的同时,开始了开辟原料基地的进一步举措。

2、近代以来许昌烟草农业的发展概况

明末清初,吕宋烟草首先从河南邓州传入许昌（当时称为许州）附近的禹州、郏县、襄城三县交界地带,继而扩至许昌等地。

这种烟草主要利用自然阳光来烘干加工,被称为“晒烟”。

乾隆年间,许州成为一个晒烟集散地。

同治、光绪年间,许州晒烟成为河南八大农产品之一,尤以襄城的“里川”烟最为出名。

近代许昌的烟草业是制造卷烟用的美种烟草，因其初加工需用煤炭烘烤而被称为“烤烟”。

20世纪初，驻华英美烟公虱以下简称英美公司）在上海浦东设立卷烟厂。

为获取廉价烤烟原料，该公司于1910年前后派人到许昌、襄城等地调查烟草种植情况，认为此地的土壤和气候均适宜烤烟种植。

1913年春，又派美国人文思德、皮得利和买办任伯彦等人到襄城县颖桥镇宣传种植美种烟草，并承诺无偿提供烟种和肥料，借给烤烟工具，传授烤烟技术并高价收购。

当年，颖桥寨首马文杰和农民董松山等人试种烤烟成功，1915年扩展至许昌等地，形成了以许昌为交易中心的烤烟产区[[9]502-504

1913至1916年，英美公司先后在襄城县颖桥镇和许昌南关的公兴存商行设立了烟草收购点，并与烟农签订种销合同。

1917年，公兴存商行成立了转运公司，通过京汉铁路专门为英美公司代购和转运烟叶。

1918年，英美公司通过买办任伯彦，以上海永安堂的名义在许昌西关购得土地98亩，建立烟叶收购站和烤烟厂，通过向烟农直接收购和烟行代购两种方式获得烤烟原料，并在许昌初加工后转运至上海的卷烟厂。

1920年，民族资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公司）也进入许昌，在西关京汉铁路西侧购置土地100.99亩建立收烟厂和烤烟厂，收购方式与英美公司一样。

随着英美公司和南洋公司相继进驻许昌，许昌大大小小的烟行也纷纷开业。

1918年至1920年，许昌烟区的许昌县、襄城县、郊县、临颖县有烟行58家，省内外的烟厂和外埠客商如山西潞安转运公司、西安泰丰公司、汉口泰丰分公司、信孚转运公司等均在许昌租地买烟。

收购旺季，许昌、襄城、禹县等地大量烟叶上市，全区出现了数十个城镇烟叶市场。

旺盛的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许昌烟区烤烟种植的扩张。

1913年，颖桥镇试种烤烟32亩，产量1600余公斤;1922年，整个许昌烟区种烟而积20万亩，产量达1440万公斤;1926年，种烟而积30万亩以上，产量2000万公斤以上。

下面是对1915-1926年许昌市场烤烟交易情况的统计：

表4.1915～1926年许昌烟叶市场交易情况调查表

年份

交易量

（单位:

万公斤）

公斤烟价

（银币:

元）

每公斤烟价

折合小麦公斤

1915

12

0.85

27

1916

12

0.85

27

1917

12

0.85

27

1918

88

0.84

27

1919

344

0.63

16.6

1920

650

0.53

14

1921

1200

0.52

14

1922

1440

0.60

16

1923

694

0.60

16

1924

1379

0.60

16

1925

683

0.60

8

1926

1690

0.60

10

资料来源:

《许昌烟草志》,第98页,《1915年—1949年许昌烟叶市场交易情况考察表》。

从表（4）的统计可以看出:

1915—1917年,许昌烟叶市场的烤烟年交易量为12万公斤;从1918年开始逐年增加,1926年交易量达到了1690公斤,是1915年的141倍。

价格方面,每公斤烤烟平均在0.7元以上;以当地主产粮食小麦折算,烟价最高的年份每公斤烤烟收益相当于27公斤小麦,每亩烟叶产量在50-70公斤左右[10]399①,每亩小麦的产量不足200公斤,种一亩烤烟相当于10余亩小麦。

首次试种烤烟的董松山就说:

“我种的2亩烟,收入100多块银元,算着比原来的晒烟收入多。

”[9]503在利益的驱使下,20年代中期,许昌烟农将大部分耕地都用来种植烤烟,甚至还有租地种烟的现象。

在烟区,当时流传有“十亩地八亩烟,二亩红薯顶着天”的说法[11]445。

由于许昌烟区烟草种植面积大,量大质优,又有京汉铁路交通之便,很快就形成了享有“东方里士满”美名的全国性烤烟交易市场[9]389。

1927年,北伐军到达许昌后,英美公司的烟叶仓库被烧,存货被没收,公司人员被迫撤回上海。

同时,南洋公司也因经营不善停止了在许昌烟草市场的直接收购。

在这种情况下,许昌本地的烟叶贸易市场迅速发展,外埠客商倍增。

1928年—1933年,许昌主产烟县的烟行增加到126家,其中许昌县50家,襄城县51家,郏县14家,禹县6家,临颖县5家。

许昌西关北后街原来只有几户人家,后因烟行众多而改名“烟行街”。

1930年,这些烟行在许昌南关孔家里成立烟帮公会[9]88。

然而,这一时期许昌的烟草农业却连年下滑。

到1933年,全区烤烟种植面积下降到14.52万亩,产量883.4万公斤,跌到了历史最低谷（数据见表5）。

1933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的调查结果也证实:

“近5年来,种烟的面积和区域已无扩张的倾向。

同时,新式的耕种方法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并没有在种烟区域发现。

这说明了农作物的商品化并没有促进生产方法的变化。

”[11]446

1933年,上海商人邬挺生等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许昌烟叶公司,直接向烟农收购烟叶。

1934年,财政部税务署以许昌烟叶公司为依托,在许昌成立了美种烟叶改良委员会,并设立烟叶试验场,组织了河南省56个县的数千农民代表在试验场培训烤烟栽培和烘烤技术[9]468。

自1934年起,许昌烟区的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逐渐回升,1937年的种植面积达到819,757亩,是1933年的5.64倍;总产量达6,056.85万公斤,是1933年的6.86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下面是对1931～1937年许昌烟区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统计:

表5.1931～1937年许昌烟区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表①

面积:

市亩总产:

万公斤

县别

1931年

1933年

1935年

1937年

面积

总产

面积

总产

面积

总产

面积

总产

许昌

56000

560

4934.2

30

39982

249.9

209788

1573.41

襄城

53000

530

57425.9

349.15

100000

750

243599

1522.49

禹县

20000

200

4756

28.9

51500

386.25

91731

687.98

长葛

3000

30

1644.7

10

13928

139.28

50399

518.99

鄢陵

200

200

19736.8

120

637

0.97

资料来源:

《许昌烟草志》第69页。

3、两种地区专门性商品化农业发展历程的共同特点

近代以来,“在农村经济变化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作物商品化和地区专业化,农村工业的兴起,其重要性有逐渐凌驾农业耕种之势。

”[12]265邹平的棉作农业和许昌的烟草农业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典型。

通过上文的简要描述,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这两种地区专门性商品化农业都是随着近代铁路交通的兴起逐渐发展起来的。

“邹平,瘠邑也。

风俗之俭,物产之啬,较他邑为甚。

”[2]卷十八,杂志1904年胶济铁路开通之后,随着周村棉花和丝绸市场的兴起,邹平传统的耕织经济结构随之改变,桑蚕业和棉花种植逐渐推广至全县,成为乡村经济的一大利源。

由于京汉铁路的开通,许昌的烤烟农业发展起来。

据《许昌县志》记载:

在此之前,“农民敦本业……但株守旧法……所以收获不加丰饶,中等之家,往往有悬磬之叹,”[13]卷六,实业“近因铁路便利,商务日形发达,出口货物亦日见增多,获利颇丰。

”[13]卷四,民政.风俗在许昌以北一个叫和尚桥的地方,“因地方贫瘠,水利不足的土地都用来种烟,以致所产粮食,仅能自给。

”[14]31可见铁路对烟区农民种植结构的重要影响。

“自铁路交通,许昌商业日形起色,……西关有收买烟草厂。

”[13]卷四,民政.风俗英美公司和南洋公司在许昌的设点收购,并利用京汉铁路将收购的烤烟原料大量运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许昌烟草农业的发展。

第二,它们都是因外国工商业资本的诱导发展起来。

邹平虽然早在1907年就开始引种美种棉花,但早期引种并不成功。

民国初年,随着市场对美棉的旺盛需求,周村的许多洋行如和顺泰、东棉、大富、小林、铃木等均纷纷涉足棉业。

1918年,和顺泰洋行以契约经营的方式引导邹平农民种植美种棉花,向农民提供棉种和肥料,发给除虫药粉,还有小额资本借贷,收获后由该洋行按市价收买。

经过七年的契约式经营,邹平美棉“品质优良,声誉鹊起,销路大畅,于是棉田与产量激增”[1]119。

“在满清末年,河南中部种植烟叶的地方,只有襄城、叶县两处。

并且这两处的人民,也没有把种植烟叶,做为惟一的生活。

”[15]502近代许昌烟草农业的发展与英美公司的诱导也是分不开的。

民国初年,英美公司在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省调查时发现:

“河南土质比山东、安徽都适宜于种植烤烟。

那里种的烟叶纤维细,色彩黄的比例高。

适合种烟的地区广。

附近煤矿保证了烤烟用的燃料。

自然条件甚为有利。

”[10]273“我们认为目前该省（河南省）是中国生产最好烟叶的地方,尽管山东烟叶在迅速得到改进[10]257”;“我们邀请了当地的农民来参观我们是怎样种植烟叶的。

接着我们给他们提供种植的苗籽。

我们的专家指导他们操作,最后,再给他们种籽。

”[10]257除了这些以外,英美公司还利用高价收购的策略来诱导农民改种烤烟,从而使许昌很快就成为了全国性烤烟原料产区。

第三,这两种商品化农业的发展都曾因民族革命的冲击而停滞。

1927年之前,英美公司相继在许昌等地散发良种,并指导种植技术和烤烟技术。

1918年以后,南洋公司也曾选购美国烟种发给农民,并将种烟的方法编成书,劝导农民种植[16]4-5。

许昌等地的烟草农业因此不断发展。

然而,到了1927年,由于民族革命浪潮的冲击,英美公司因烟叶仓库被烧而撤离许昌;南洋公司“近2年来,因种种关系,未能开收”[17]198,也无暇顾及烟草的改良,许昌烟草农业从此进入到一个停滞期。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派员到全国各烤烟产区实地调查,发现“只以事无专责,播种不良,不独产品绝少进步,且各地原有熏烟多日趋退化,推原其故,皆由烟农安于固陋,而指导乏人也”[9]499。

烤烟品质的下降,加之社会局势不稳定和市场疲软等因素,导致烟价不断下跌;而烟帮公会和游荡乡间的烟痞烟霸们趁机垄断市场,放高利贷,压级压价,强买强卖,更是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31年,许昌烟区的烤烟种植面积下降到16.7万亩,产量1670万公斤,比1926年少了近四分之一[18];1933年更是跌到了历史最低谷。

烟草

烟草又名相思草,吸之能使人醉,不吸则思,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故吸食的人很多。

烟草原产美洲,明代中期传入中国。

河南明代烟草种植未见文献记载。

清代见于记载较早的有康熙年间豫西的卢氏县、豫北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乾隆时期豫东平原的祀县也有了关于烟草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难以看出详细情况。

惟磁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