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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庥
在我们《世纪之约》的许多嘉宾中,何祚庥先生在很多重要的时候都给与我们过帮助。
他的真诚与直率让我们很多次都深受感动。
在科学界,何祚庥先生是一位敢于直言的人物,他也是科学界色彩最丰富的一位人物,又是科学界中社会科学素养很深的一位人物,批评意见和各种文章屡屡见诸报端。
我们在收集资料,整理我们的思路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他?
采访何祚庥先生的那天,北京已经开始进入非典的紧张期,但是何先生已七十岁的古稀之年,骑着他那辆锂电池的自行车出现在谈话室的时候,我们还是深深的被感动了。
(图为何祚庥在扬州何园)
[何园,何家家道中落]
古城扬州有一座闻名全国的园林何园,是何祚庥曾祖父修建的。
但是出生在上海的何祚庥,却没有在这里住过一天,因为在他祖父那一代,家道中落。
只是到了90年代,他借出差的机会,买票参观了这所自己先人营造的建筑。
记者:
您看您刚才讲的,就是在您出生之后,家庭环境就比较弱了,就是财力都比较弱了,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因为家庭生活条件的降低或者说是有些比较差,那么会促使你一种发奋呢?
有关系吗?
回答:
这是有相当的原因的。
与其说这个原因影响到我,不如说影响到我上一代。
因为我曾祖父是举家东迁,是想向资本主义经济靠拢,本人也参与投资活动,但是呢,这种封建地主家庭出身的对这种商品经济很外行,投资大概遭受了巨大失败,这样子家道开始中落,这个是很重要一点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孙子一辈,就是我的伯父、叔父这一辈发愤图强,我听他们讲故事,年轻的时候,他们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觉得家里的财产闭着眼睛都吃不光,何必发愤图强,没有想到一下子做这个介入资本活动,遭受巨大失败以后,家道中落,因此猛醒,发愤图强要念书,于是我的家里有,家族又三个很有名的,一个叫何世桢,一个叫何世枚,这两位是到美国去念的法律的,在法学界地位很高的,这是这样两位,还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美国康乃尔大学读的学问,所以是机械工程师,这就说是代表就是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寻求真理向科学技术寻求先进的一些知识。
很不幸我的父亲回来以后,短命死矣,我两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对我们这个家庭是重大打击,我的祖父是伤心得不得了,他的最优秀的儿子短命死矣。
记者:
那后来是不是就由你母亲一个人承担起你们家庭的生活的重担?
回答:
对我来讲,当然是母亲了,母亲管我,母亲把我们拉扯大了,我母亲的话是很有性格的一个母亲,就是发愤图强,
记者:
对你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回答:
对年轻人各方面都有影响,当然她一心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在那个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后来成立小家庭的时候,专门她自己写了四个字,何再兴堂,意思啊,名何的人过去家道很兴旺的,这几年败落了,败落了,希望她的孩子能够把何家的门庭重新光复起来,所以专门起一个堂名,叫何再兴堂,反映了上一代的想法。
何祚庥幼年聪颖,当时从未来职业考虑,他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
美国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以后,他在上海很快就看到了讲述原子弹原理的《史密斯报告》,他后来说,原子弹把他炸醒了,使他转行学了物理。
在上海他成了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47年,他转学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节课就是他仰慕已久的周培源教授讲授的理论力学。
不久,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记者:
何先生,那么你们当时在清华大学就已经成为了地下党之后,我听说你们曾经到解放区秘密地去,有一段很难忘的经历?
回答:
是的,这是在1947年的冬天,准确讲可能是1948年的1月,我们就是考试结束以后,放寒假,放了寒假以后呢,地下党就把我派到解放区去学习,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所以那是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因为天津坐马车,实际上是骡车,一直到昌县,坐一天一夜,从天津一个大车店里面,那是地下党开大车店,把我一直送到昌县,昌县呢是城市工作部给我们办这个训练班。
记者:
这一路是不是还需要乔装改扮?
回答:
一路我换成一个学徒,学徒,穿一个长袍,还绑了一个大围巾,围起来,围巾做的特大,因为我近视眼,不能戴眼镜,所以我那个眼镜是不戴的,不戴的然后就坐在那个大车上面,拎一个小包,包裹,人家地下党说的问你干什么,回家探亲,回家过年。
是这个意思。
是这么说的。
我倒还比较安全,人家满我光一个脑袋,短头发,没有什么注意,别的同伴他们就问了,就怀疑了,我比较顺利地过去了。
。
记者:
很有斗争经验。
回答:
所以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清华大学毕业后,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被分配在当时主管全国思想意识形态的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中宣部成立科学处,何祚庥是刚成立时唯一一位处员。
刚建国时期的中宣部人才济济。
在这里,他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练。
记者:
我知道当时您曾经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因为在科技处工作,曾经去在解放初期的时候跟很多的科学家去面对面地交谈过,去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
那么那个时候你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在想什么?
回答:
他们非常喜欢跟我谈话,为什么呢?
因为解放初期的话,就是知识分子也都很愿意贡献自己的祖国,也感到共产党掌握的政权,很愿意跟共产党合作,非常非常喜欢共产党来了解他,能理解他们。
我那个时候算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
那么我说一下,全国当时管科学的只有这一个单位,再也没有,部队也没有,教育部也没有,国家科委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就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做科学工作,所以我在科学处的时候,去有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学生,跑去跟他们谈,可不管怎么样,他们看我是中央宣传部派来的,共产党派来的,非常愿意跟我谈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我谈的对象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然后一听,我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先有三分认同感。
比如说华罗庚华老,华老也非常喜欢我,非常愿意跟我谈,有些话说得很直截了当的,华老有个时期大概嫌共产党送他的,给他的工资低啊,他就跟我开玩笑,小何你懂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说是是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共产党不是讲究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吗,思想改造就是要改上层建筑要改造,要想改造上层建筑必须先改造经济基础,懂不懂啊。
哦,我听懂了,马上回去汇报,我说我们华罗庚教授嫌工资少了。
在中宣部期间,何祚庥参加起草了包括国家科技发展12年规划在内的许多文件,这些与祖国科学事业息息相关的青春年华,是他十分自豪的一个经历。
就在此时,他的老师钱三强当时已经担负起中国原子弹的任务,何祚庥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在中宣部工作5年之后,他又回到科学研究的队伍里。
重新回到科研工作的何祚庥,跟随彭桓武教授进入了粒子物理的领域。
1959年,何祚庥来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粒子物理的研究。
两年的时间里,他拿出了十篇高质量的论文。
1960年夏季,中国研究小组临时党支部的三位成员周光召、何祚庥、吕敏讨论了当时的中苏关系,最后由何祚庥执笔,向二机部领导表明态度,只要国内需要,他们愿意转行从事国家最急迫的研究工作。
就在这年冬天,何祚庥奉调回国。
进入氢弹研究组开展理论预研。
记者:
您给我们讲的回忆很有意思。
那我知道您在60年回国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次高度机密的有关核武器的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您还记得在那次的会议上得高度的机密是什么?
回答:
一回国就给我分去搞氢弹,氢弹当然是一听名字就知道是高度机密了,这是不用问的了,那么其实我们当初写报告的时候只不敢说我要做氢弹,我要做原子弹,这个问题我也讲到当时的心态。
核工业部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早年的那个技术路线是依靠苏联专家培养工农兵,认为工农兵是可靠的,因为那个时代认为我们知识分子不够可靠,何祚庥还算是地下党,就算不错的了,我表现也不错了,但是出身成分不好,你想我家里有那么大的何园成分好得了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只能做一点外围的工作,为什么同意我们到杜布纳呢?
因为那个不是最核心的,是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写报告的时候,估计只说估计国内短缺技术人员,如果有任何实际工作需要我们做的话,我们愿意参加,这敢说,不敢说原子弹,也不敢说氢弹,不过领导上一看,觉得我们表现不错啊,愿意从这个杜布纳回来,表现不错,何祚庥去搞氢弹。
周光召就分到原子弹这样的。
记者:
那是不是要是回来之后,氢弹和原子弹是不是当时被分为什么甲项任务和乙项任务?
回答:
是两个分配组,原子弹在九院,氢弹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是分成两摊来做的。
为什么分成两摊来做呢?
第一是原子弹,首先搞原子弹,是比较迫切的任务,但是当时聂总有一个指导思想,科研要看三步棋,至少要看三步,也就是下象棋不能只能看一步棋,要看三步,要看长远一点,他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眼前看原子弹之外,还要想到下一步要搞氢弹,所以在搞原子弹的同时还要部署下一步,那么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刘杰刘部长跟钱三强两个议了一下,怎么样科研项目看三步棋,进一步是不是抽出一部分力量来事先对氢弹进行一些探索。
所以这个在核工业部的九院之外在原子能所就搞一个氢弹的理论组和氢弹的实验组,那么我就参加了这个组,这就是事先先走一步,实践这个决策是1960年年底。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决策呢?
原子弹还没有搞出来,就已经考虑到氢弹的问题了。
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氢弹出来很快,两年零8个月,是原子弹爆炸了以后两年零八个月中国就接下的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原子弹爆炸呢是在1964年10月16号,为什么这个日期我们记得如此之准确呢?
同时这一天赫鲁晓夫下台,巧合。
但是离了两年零八个月以后,中国爆炸的第一颗氢弹,其实更早呢是在两年零两个月以后爆炸的一颗氢弹的原理的一个试验,实际上两年零两个月氢弹的原理就突破了。
有人就说中国的脑袋那么聪明啊?
美国是搞了八年,苏联搞了四年,法国的话他原子弹爆炸比我们早,氢弹还没爆炸出来呢,所以当时中国人爆炸了氢弹以后戴高乐就惊讶了,怎么搞的,批评法国科学家,怎么搞的你们的氢弹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中国人都搞出来了,你们怎么搞的。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中国氢弹搞得这么快,其实并不是,大家脑子差不多,并不是中国人特别聪明,要犯的错误都要犯过的,准确讲中国从60年年底就开始了,就是中国人一直到氢弹正式过关了,从开始研究到正式过关,前后也花了6年的时间,这是合理的。
对不对?
认识论啊,没有什么一个脑袋太聪明,该犯的错误也得犯。
记者:
那您分在氢弹的研究组之后,那么当时在氢弹组的一个具体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
是怎么样来工作呢?
回答:
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氢弹的研究有一个实验组,有一个理论组,当时钱三强要我既跨实验组又跨理论组,因为要理论联系实验,实验要请教理论,觉得我比较做好桥梁,真正的工作的话是做理论。
这个理论工作是这样子,你要知道氢弹是怎么回事情,这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
氢弹是什么材料做的就不知道。
我告诉各位,这些事情到现在还是秘密,就是理论上还是秘密,实际上大多人都知道了,至少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比如说氢弹绝对不是氢气做的,这是大家知道的,所以名字叫氢弹,第一是氢弹的材料是什么,第二氢弹为什么能够烧着,理论上知道是热核爆炸?
热核爆炸,温度高了以后就爆炸,那么怎么样温度高,外部的小册子说原子弹爆炸以后高温高压,用原子弹给它点着了,就跟个火柴一样子,火柴点着了以后就点一支蜡烛,那么这是可以这样做的。
你真是弄个方程式一算,爆炸一颗原子弹要再想去点着那个氢弹点不着,所以这个原理是不知道。
结构是什么?
叫做构型,是怎么样一个结构啊,让原子弹能够把氢弹给它点着。
所以材料、原理、构型都是秘密。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凭理论家的想象,理论家不能凭空想象,我们有个说法就是做氢弹的理论从第一原理出发,什么叫第一原理?
从量子力学,从电动力学,从热力学,统计力学,量子场内最基本的物理学的规律出发,然后要找到氢弹满足的方程。
就是这个。
氢弹的方程是我们自己列的,是自己从统计物理推导出来的,而且这个推导现在看是很有必要地,按照外面公布的一些方程式是错的,自己推导是正确的,当时于敏和祖洽都做的非常漂亮的工作,他们推导有非常严格的理论,推导出氢弹的方程式,发现外边是错的,我们用的方程式才是对的。
这些工作的话都要一点本事,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没有他们那么优秀,但是有一批马在那儿爬的时候有个苍蝇叮在马尾巴上面也跟着跑,就是跟在马尾巴上面,就是跟上了。
还有很多事情、工作你们想不到的,比如说导出氢弹的方程叫做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它不是一般的流体式方程,带有大量的辐射传输的这样流体的方程。
那么这里边有个问题,那传导系数是什么,这个热传导系数,实验没法测量,几千万度的高温你用什么仪器测量,怎么办,全靠理论算,这得理论的硬工夫啊。
我们从统计物理出发,从原子物理出发,量子力学出发,一个一个硬给它算出来,比如说是状态方程是什么,因为高温高压下面的话体积有什么样的变化,多少,这叫状态方程,压力是温度跟体积的函数,这个函数是什么不知道,实验没法做,我们硬是从理论上算出来。
所以这个工作的话,人们听了这刚刚听见觉得天方夜谭,说是理论下功夫。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做的工作,后来核工业部总结经验的时候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核武器的研制,包括原子弹的研制,包括氢弹的研制,首先要打好理论仗,这个理论仗这一仗的话当初部署是很正确的,没有这个理论仗打好我们很难说理论能够做出来。
记者:
我听说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考克斯报告出来,那么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就非常地气愤,对大家的报告。
回答:
这个国外讲的是90年代吧,我不记得哪一年是就考克斯报告,考克斯这个人发了个报告说中国人偷了他们的东西,中国人之所以搞出新式的核武器是偷了他们的秘密,实际上讲是小型轻型的核武器,那么这种东西是中国偷他的,中国没有能力。
极其荒唐,我们当时做氢弹研究的时候,一些这些氢弹的原理、理论,我们做的很透彻的,氢弹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往大型做的,一种往轻型做的,我们都清楚。
可以看到我和黄祖洽教授、于敏教授写过一个关于氢弹研究的回忆录,回忆录当中不是考克斯报告出来以后写的,是早在80年代初期我们就写的,里面就讲到当年的过程,许多氢弹的一些远离的有多少技术路线,其实都讨论过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考克斯报告说我们偷他们的,实在是荒唐地很,他太低估了中国的科技界的力量。
我听说朱总理有一次跟美国人谈话,也就是考克斯报告说我们偷他的,他说你有两个错误,一个呢太低估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还有一条错误呢你太低估了你们美国的保密制度的能力,你们保密很严格的,中国要想弄也弄不着,批评他们两个低估。
记者:
那么在做两弹的研究的期间您也参加了很长的时间,那个过程,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一个很艰难和困难的一个时期。
回答:
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又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为什么愉快的过程呢?
它因为这个问题谁也不能说是我拍脑袋一想就会对,这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很难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当然,要靠一步步地工作做下去,但是各式各样的想法都在那儿猜就跟猜谜一样的,但是是个很难猜的谜,所以没有谁一猜就中,所以要靠大家的讨论,大家的争论,大家的辩论,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赶到需要高度合作,我们当时会有很多争吵,很多的辩论,辩论当中还可以互相批评你错了,我错了等等,辩论的面红耳赤,甚至于说我的东西你怎么还没有懂,我的意思体怎么不了解,你为什么不了解呢,你根本就不通,狗屁不通,会相互说到这个,骂狗屁了,不过大家有个优点,说在辩论激烈的时候互相说点狗屁也是可以允许的,要紧的是东西出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合作很愉快的,把个人的偏见、个人的荣誉都抛开的。
记者:
但是那个时候甲项任务组和乙项任务组是不是互相是沟通的还是不沟通的?
回答:
我们跟原子弹不沟通,为什么不沟通呢?
因为原子弹是更为现实的东西,机密性更强,我们是探索性的,从领导上看,你们探索探索,是不是搞得出来,搞不出来啊,他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先走一步,弄一些人了解了解,心里想的话,主力军是那边,等到原子弹突破以后,主力军跟我们副力军,不是主力军了再合作起来搞这个氢弹,是这样想的,所以并没有把我们放在主力的地位。
记者:
您说那个时候您刚刚提到黄祖洽,我听说他那个时候被称为是半导体,为什么这样讲?
回答:
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两边跨的,他又在九院工作,又在这边兼组长,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半导体,这边的研究成果可以带到那边去,但是那边的研究成果不能告诉这一边,也就是说你不是主力军,而且有一个机密的程度,那个是绝密,说快要成功的东西,这个是探索探索。
那么黄祖洽为了加强两方面联系曲线,所以他兼这边又兼那边,就是这边的结果他可以带过去,那边的结果不能带过来,所以叫做半导体。
半导体有时候也变成导体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啊,他们为了加强那边的工作,又把我从氢弹的研究调去做原子弹了,做原子弹去了以后,当然我也就懂得他们怎么做了,后来又要加强氢弹,又把我从那边又调所以我来了两次,两了两次半导体并不是我知道的,这一边呢于敏也写了一些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很大很难,这个方程式怎么解法,是一个问题,我在九院呆过,我知道这类的方程式他们讨论过,该怎么解。
我心里知道怎么解。
只要我一说怎么解的话,于敏聪明很快就会了。
记者:
可是不能说呀。
回答:
但是不能说,我就没有办法,怎么办呢?
就请示钱三强,我说有这个规定怎么办,他有这个需要,钱三强就说有什么本事就使什么本事,他也没有说可以打破半导体,哦,我就懂了,就当做我的本事吧,我就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了,不过呢我自己也知道我没有那么大本事说这个方程式该怎么做了,实际上告诉于敏那头就这么做的,哦,好好,马上一点就穿,聪明人一点就穿,马上我们也就会解了。
所以像这类的东西是当时两跨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不过就这样的话,大家还是推进了。
我要说一下的话,这个组对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成绩的话,后来的话两家合并了,主力军开始转到氢弹了,帮我们非主力军调到那边去了,何祚庥倒没有跟过去,因为他们要我加强基础研究去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后来在于敏的话,因为有这一段基础……
回答:
后来的话两个组合并以后,于敏究竟因为对氢弹从研究了好多年了,然后一到那边去,跟那边的技巧一结合,很快氢弹是怎么回事情他就心中有数了。
所以最后氢弹的突破是于敏教授带了一拨人在上海算了一个多月,随后发现了突破。
1964年,毛泽东主席阅读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后着科学家谈话,赞成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
不久,《红旗》杂志译载了坂田的文章,在物理学界引起了粒子结构探索的热潮。
1965年,回到北京的何祚庥参加了北京基本粒子讨论班。
1966年在暑期物理讨论班上,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
当年参加过这个讨论班的国际著名学者萨拉姆,将这个理论带到了同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三节高能物理国际会议上,使这一成果闻名国际。
在国内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成果完了许多年才得到承认,1982年国家授予创建层子模型理论的北京基本粒子组的39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朱洪元、胡宁、何祚庥等四人为主要获奖人。
记者:
那么后来在两弹的研究工作结束之后,那么在您回来的科研活动当中,应该也有一个比较兴奋的时期,就是做北京的基本粒子讨论班。
回答:
是的。
那件事情讲的话也算我们赶上时代了,这个时代什么赶上时代呢?
因为氢弹的话他们把我们原来氢弹的理论组调到核工业部九院合并起来去突破氢弹去了,何祚庥的话他们觉得我脑子活去做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也很重要,就叫我去做基础研究。
于是我回到原来做基础研究的这个部分,就是做基本粒子的,那么一回去以后,赶上一个时代就是正好盖尔曼提倡夸克,也就认为基本粒子还有更深的层次,更深的东西组成,所以盖尔曼说过一个夸克模型,我们去一看的话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于是在盖尔曼的夸克的基础上弄出一个层子模型,这个层子模型跟夸克模型有什么差距呢?
差别在这一点,盖尔曼的话虽然弄出夸克模型,他认为夸克是数学的符号,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个观念不对,就应该看作真实的东西,所以按照真实的东西去做,一做呢,可以回答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层子模型就此确立了。
那么为什么说赶上时代呢?
正赶上毛泽东喜欢坂田的文章,当时日本有个著名科学家叫做坂田昌一,坂田昌一就主张粒子有更深的层次,毛泽东喜欢了,毛泽东喜欢了多次谈话,基本粒子也是一分为二的,质子中子也是可分的,正好我们赶上毛泽东说这些话,所以我们就举起毛泽东这样说了这个话,这个很重要,于是就团结了一拨人,没有这个话,希望在北京把大家组织起来,统一到一个观点去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人都有主张,每人都有两下子,为什么该做这件事情,那么因为毛泽东说了,那么这件事情大家合起来做,39个人合作做了一个层子模型。
所以我们也算赶上这个时代。
记者:
我知道后来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萨拉姆教授说过你们这个层子模型是这个他认为是第一流的这样一种科学的工作。
回答:
的确是讲过这个话。
记者:
那么今天您在看起来回顾这一段的时间您的评价如何呢?
回答:
我想这件工作应该是,说是当时的一流工作是可以说的,这点应该,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留下来了,大家承认的,这个工作已经得到承认的工作,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工作,现在呢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名字不叫层子模型了,就用夸克模型,实际上跟它差不多,他只说是数学的符号,后来实际的生活证明那不是数学符号,是真正的物理的实体,他也不说是符号了,我们这个物理的实体也跟它是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层子模型就是夸克模型,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已经对夸克模型都是公认的东西了,所以算我们这个工作也算在世界上公认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插了一脚,所以在那个时间萨拉姆说一流的工作,有一点这个背景,因为的确后来承认了。
70年代末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何祚庥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热点问题的文章,其中有对教育投资问题的计算,有对科技发展的看法,还有对国情和一些国家战略问题的思考,范围之广,领域之宽,是十分罕见的。
对这样一位广泛参与社会问题讨论的科学家,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
记者:
您也注意到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您是一个惹事生非的科学家,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科学家的事情,那么我想其实在您身上其实有一种特质,就是比较勇敢地去介入这个社会批评,那么我想这个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是非常少见的。
我就在想,那么为什么您的这种做法的动机或者原因什么?
回答:
这点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受到革命理想的教育,这点问题讲的话参加了地下党,参加了革命,包括当年到了中央宣传部,那是服从分配,没有二话的,没有说我还要当科学家,不去了,
回答:
龚育之啊,对不对?
是这样子,我是当中的一个。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革命的理想,革命的要献身革命的这种东西一直是有的,那么后来从事科学工作,科学工作也是需要的,做核武器怎么会不重要?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70年代我也40多岁快50了,这种东西的话,该尽的责任,何况我参加的工作也多年了,党内生活也经过不少了,左的右的也懂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应该贡献你自己的意见吗?
所以包括改革开放我们贡献意见,包括后来怎么进行建设也贡献意见,包括改革开放进行建设出现了种种的问题也要贡献意见,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一种习惯吧。
记者:
但是在中国,好像科学家去介入这样公众的问题或者社会的问题,似乎不是特别被推崇,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讥笑的这种心态,认为是不是喜欢去出风头,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回答:
对,那么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我们的中国的科技人员比较少,因为科学比较落后,所以希望社会公众看来的话,一些科技人员还是多做科学工作,因为科学工作太落后了,还需要人,所以以后一般社会公众觉得科学家最好让他做科学工作,一些非科学工作的事情让别人去做。
那么这种观念,当然人家也会有“奇峰幽默”,或者去做科学工作也还可以的,干吗丢掉科学工作不做要关注那些事情。
不过我也有一点,我所关注的事情的话,是一些就是如果不是科学工作者的话,他关注不了,我讲一句话,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跟国家的建设的跟这个改革开放有关的,或者说是政治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科技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这许多事情从一种意义上讲的话,我如果不是我做的话,别人要做就很难,就会有一些他做不了的地方。
记者:
但是您被这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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