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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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
“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
常香玉作为豫剧的旗帜性人物和领军人物,她所创立的常派艺术的召唤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她为豫剧的繁荣和发展,为戏曲流派艺术的创立和创新,努力奋斗了一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省在郑州举行了豫剧流派汇报演出大会,明确确立了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五位表演艺术家为豫剧“五大名旦”,并命名为豫剧“五大流派”。
这是历史性的举措,对豫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戏曲流派艺术,包括常派艺术,有一个继承积累、独创发展、孕育形成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在一定历史阶段合力的结果。
常派艺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是在什么地方形成的?
我认为常派艺术在陕西形成,具体说就是在西安。
为了说明问题,以便从常香玉的艺术道路及戏路中看出常派艺术的形成过程,我把常派艺术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开封时期(1935年――1938年:
常香玉13岁――16岁)为个性崭露,开始创新时期;西安时期(1938年一1955年;常香玉16岁――33岁)为独立领班,形成流派时期;1955年回河南以后,为再造辉煌,发扬光大时期。
任何一个流派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有一套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即基础技巧和武功功底。
常香玉自在河南密县9岁时登台演出,已会演十多个戏,多面应工,如青衣、花旦、闺门旦、泼旦、老旦、刀马旦及须生、武生,有时还能双应工。
学演传统戏,给她打下了以后艺术闪光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她才能在开封崭露头角。
常香玉在开封醒豫舞台演红后,名声大振,能和当时在狮吼剧团的“豫剧皇后”陈素真、在原豫声剧院唱得很红的司凤英分庭抗礼,形成了“河南梆子三鼎甲”之势,这主要在于常香玉已主演了30多出戏,显示出了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于剧作家张丙运给她创作了新戏《秦雪梅观文?
别府?
吊孝》,剧作家王镇南、史书明给她改编《西厢记》为《六部西厢》;在于融进豫东调,使豫西调和豫东调融合,开创了豫剧声腔艺术的新阶段。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常香玉还不能称派,一是因为她当时只是搭班主演,不是独立领班。
也不像当时的陈素真,樊粹庭和豫声剧院(后改名为狮吼剧团)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塑造陈素真。
常香玉成立的“中州戏曲研究社”,给她创流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只可惜时间太短了。
二是她所主演的30多个戏,基本上还是以继承为主,在艺术上还没有破门而出。
三是在角色应工方面,仍是单工应行的多,还没有把青衣、花旦、刀马旦的唱、念、做、打的特点融于一身。
所以,严格说来,在开封几年,主要是继承积累,吸收借鉴,打好基础,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时期。
我之所以说常派艺术在陕西(西安)形成,有以下原因:
(一)陕西是常香玉艺术事业生根、开花、结果的基地,是常香玉艺术人生的落脚点,也是常派艺术的出发点。
正是在陕西,常香玉由平凡走向伟大,由成熟走向辉煌。
一个流派的形成,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
没有根据地,到处流动跑码头,是形成不了流派的。
陕西容纳了常香玉,成就了常派艺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常香玉人生机遇中的福地。
抗战时期,由于东北、华北沦陷,河南、山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侵占,随着数百万难民流向西安、宝鸡等地,北平、河北、山西、河南的很多戏曲班社和一大批名演员都相继云集在古城。
这时被称为大后方的西安成了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成了戏剧活动的中心。
尽管这里条件艰苦,也常遭日机轰炸和反动分子的捣乱,但他们毕竟有了个谋生之地和从事艺术事业的大本营。
西安这个大本营,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刚健昂扬的革命文化,还有厚道、淳朴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精神。
正是这种文化、这种精神,保护了常香玉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名家,也给他们的艺术以滋养。
西安,在常派艺术形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所以,常香玉不断地说:
“西安是我的娘家,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成长离不开西安的观众,我爱西安,这里有我的亲朋挚友和观众。
”
(二)自立班社,独立领班,打造以自己首席主演为主体的艺术创作群体,编演新戏,为流派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奠定基础。
常香玉到西安以后,以不同凡响的唱腔和惊人的文武兼备之技艺,赢得了西安观众的热烈欢迎,并从此在西安站稳了脚跟。
常香玉作为主演,才长心细,不断借鉴吸收,努力提高演戏水平自不必说,而她从河南带过来的一个班底,包括她的父亲张福仙及著名演员赵锡铭、马天德等也为常派艺术的打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由于这个班底无论从一度创作或二度创作方面来说,还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的艺术群体,加上当时艺人的流动性大,在以后的演出中常常处于不断组班的过程。
所以,还不能在艺术上进行全面推进和提高,她虽是主演,还不能完全自主、随心所欲地进行创新。
只有到了1943年在宝鸡结识陈宪章,并与其1944年在西安结为终身伴侣以后,直到1948年建立香玉剧社,常香玉才真正走进了艺术创造的自由王国,带着她的美学理想,迈向了创立流派之路。
香玉剧社是个高水平的豫剧班社,名家云集,实力雄厚。
有剧作家陈宪章、王景中,有著名演员赵义庭、赵锡铭、马天德、李兰菊、马兰香等,有著名京剧教练李三星等,有著名琴师王冠君、著名鼓师王福顺等,加上一班朝气蓬勃的学生演员,的确是一支强大的常派队伍。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默契和谐的合作集体,《拷红》一剧才能脱颖而出,而《拷红》的出现标志着常派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以后的《花木兰》、《白蛇传》两座高峰又起。
三座艺术高峰在香玉剧社耸立,标志着常派艺术的成熟。
(三)艺术竞争是流派产生的主要因素。
要生存,要发展,就要竞争。
没有竞争,就不会产生流派。
竞争也有合作、相互吸收和融合。
常香玉随周海水的戏班闯开封,由演垫戏的头三脚一炮打响,到演中轴戏、压轴戏的头牌主演。
在竞争中学会各名家之长,学祥符调和豫东调,学京戏剧目,请高水平的剧作家编戏。
她成立的中州戏曲研究社,实际上就是艺术争胜的产物。
因为当时的开封,祥符调一统天下,樊粹庭的豫声剧院如日中天,“豫剧皇后”陈素真倾倒全城,无人匹敌;名家马双枝、司凤英等也占一方,独领风骚。
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常香玉要想在开封的舞台上站住脚,谈何容易!
而结果她成功了,能和陈素真分庭抗礼。
当然,这次竞争,还是在河南本土上的竞争,是豫剧班社之间的竞争。
到西安以后的竞争,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这里不仅有几个强大的豫剧班社,如狮吼剧团、兰光剧社和后来的民众剧社,还有从东北、华北来西安的京剧班社和几个评剧班社,从山西来的蒲剧、晋剧班社等,更重要的是西安几个著名的秦腔班社,如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等。
在这样的生存和演出环境中,常香玉靠什么取胜?
靠什么和西安观众结缘?
从史料中及从常香玉艺术人生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她靠的是“戏比天大”的艺术思想,独特的技艺优势,爱国济民的仁德之心,多剧目、多演出、多方面适应观众,才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常香玉来西安后,心里常记着她父亲给她说的几句话:
要唱戏就要唱个名角,要结好观众缘;戏比天大,造福天下;只会十几个戏、几十个戏,早晚会掏空。
要把一碗水变成一桶水、一缸水,然后再流到大海里,就永远不会晒干。
这些从艺真谛,也是她创立常派艺术的动力之一。
据报刊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常香玉在陕西18年,共演出了115个戏。
1938年12月、1939年几乎天天演出,而且多是早晚两场。
她为救灾、救民、办学、慰问一共义演了多少场,无法统计;她救济了多少难民、穷苦人,也无法统计;50年代初期捐献飞机、慰问志愿军、解放军更是伟大的壮举。
这些,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艺术竞争,无人可比,但正是这些,造就了常派艺术,确立了常香玉的崇高地位。
同时,西安艺术舞台、文艺团体相互学习、合作、借鉴,也为常派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艺术不纯粹是艺术,正是常香玉具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爱军的思想,才浇灌出了常派艺术的伟大魂魄来。
常派艺术的大境界、大眼界,正是来源于这个时期的大竞争、大交流和大贡献。
(四)学得多,会得多,才能突破。
只有精通传统戏,才能创新;只有由博返约,才能打造出流派代表剧目。
有几个或多个代表剧目出现,是流派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
常香玉在开封时已会30多个戏,并由此成了名。
但从她主演的剧目如《六部西厢》《秦雪梅》《桃花庵》《大祭桩》等来看,还没有达到以后流派的代表剧目的水平。
在西安及在各地演出的一百多个剧目,也是在不断的演出中,根据观众的选择和时代的需要,不断加工、提高,才锤炼出了代表剧目。
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8年到1946年为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1946年到1951年;第三个阶段为1951年到1955年。
在第一、二阶段中,最受欢迎、经常上演的剧目是《六部西厢》《秦雪梅》《蓝桥会》《抱琵琶》《蝴蝶杯》《香囊记》《贩马记》《齿痕记》《黄鹤楼》《桃花庵》等,基本上都是按传统路数演出,在剧本上只是作出小改动,基本框架未变。
只有到了1946年陈宪章把《六部西厢》精炼为《拷红》才使常香玉的舞台艺术风貌为之一新,加上第三阶段的《花木兰》、《白蛇传》,这三个代表剧目的出现,标志着以文武花衫行当为主体的表演艺术的成熟,声腔艺术的完美,也标志着常派艺术的诞生。
(五)高水平的剧作家是成就优秀演员和创造流派艺术的基石;陈宪章为常派艺术写下了光辉春秋,没有陈宪章就没有常派艺术的辉煌。
戏曲是活在舞台上的表演文学,这个表演文学的基础是剧作家创作出来的戏曲文学,这是根本。
有这个根本和没有这个根本,是不大一样的。
开封时期的剧作家王镇南、史书明、张丙运用《六部西厢》、《秦雪梅》把常香玉送上了个人艺术风格的闪光之路;西安时期的剧作家陈宪章、王景中用《拷红》《白蛇传》《花木兰》促使常派艺术形成。
《红》《白》《花》三大名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演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具有永久的魅力。
常香玉和陈宪章在患难中结伴,心心相印,生死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陈宪章的剧作为常香玉塑造出了新的艺术形象,提高、发展了常香玉的表演艺术水平,常香玉在舞台上实现了陈宪章剧作的价值。
由于陈宪章文化水平高,有进步的思想和戏剧文化观,能把握时代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趣味,喜欢并精通戏曲艺术,懂得如何写戏,如何抓住观众,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常香玉,知道如何发挥常香玉的特长。
所以,剧本一出手,再经常香玉一演,就反响强烈,众口称赞,观者如潮。
从常香玉和陈宪章的艺术合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
演员和剧作家只有达到高水平的珠联璧合,才能实现同放光辉的艺术理想。
常派艺术的形成因素,除上述主要方面,还有党政领导和各部门对常香玉的器重、培养教育和提携,社会主义新中国给她带来的新生和鼓舞,劳苦大众和广大观众对她的感激和热爱,陕西戏剧界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她的支持和帮助,等等。
常香玉在陕西的18年,不仅形成了常派艺术,也形成了常香玉精神。
没有常香玉精神,也不会有常派艺术,艺术是用精神浇灌而成,没有精神的艺术,早晚是会凋谢的。
这种精神,连同她的艺术,就是德艺双馨。
常香玉不是一个时期的德艺双馨,而是一辈子的德艺双馨,所以她是伟大的,不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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