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docx
- 文档编号:3025528
- 上传时间:2022-11-17
- 格式:DOCX
- 页数:7
- 大小:24.47KB
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docx
《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
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
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
一
今年(1993)《时代》的文章,就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国家愈益富裕,信心十足,而谈到这些亚洲国家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儒家模式现代化的特点,然而从历史上看,19世纪以来传统的儒家社会,忍受着西欧列强的急剧的武力侵略,它们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所追求的,却只是西欧人所规定的“现代化”的道路。
根据旨在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的观点,兴起于西欧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典范,在这种高度发展的历史典范面前,落后的、“非欧洲式”的其它文明,即“半文明、半野蛮”的亚洲社会的命运,要么被“强制”编入并适应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社会之中,要么被历史所淘汰,二者必居其一。
[1]
可是,且不说继承儒家传统文化的日本,亚洲其它国家(如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等)在70年代以来的急剧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引起在海外活动的中国学者,开始就儒家传统同急剧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传统”的新观点的意义已被人们所关注。
于是,开始专门研究起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亚思贝尔斯将人类文明分为以色列—希腊、印度、中国三大文明,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
他特别地把这个时代命名为人类共同文明的“轴心”时代,并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明,它不是绝对的范本,此外还有印度、中国文明的影响,从而打开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
余英时在他引人瞩目的《从价值体系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指出,他是从70年代以来引起欧美学者注意的法国启蒙主义时代历史哲学家维柯提出的“多元文化”论受到很大的启发的。
根据他们所讲的“多元文化”论,“每一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独特文化”,由于它们“绝非出于一源”,“尤不能以欧洲文化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准则”。
赫尔德并且强调,“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关,其它民族如果处于中国古代的地理和气候的环境中,则不一定会创造出中国文化”。
于是,70年代在欧美学术界重新提起的文化多元论,使中国的新儒家受到很大的鼓舞。
他们以此为契机,批判并克服由西方中心、西方本位文化发展史观刻画出的“现代化=西欧化”的观点,研究别具一格的、体现儒家传统文化特点的“儒家式现代化”的内涵。
笔者拟就“与西欧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要研讨我们应如何看待“现代化”这一复杂的现象,并简要阐明所谓属于儒学发展第三阶段的现代新儒家是按照什么样的脉络提出“现代化”的,即“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第二,拟研讨杜维明、余英时等所提示的与西欧价值观的核心“外在超越”教授的“引人注目的”论说。
最后,于结论部分批判地论及“产业化”或“现代化”以及“新的现代世界”中“儒学价值理想”之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新的现代世界”已经突破了“东方文化的樊篱”,它伴随着“产业化”、“现代化”的急剧变动过程。
总之,本文将对新儒家提出的与西欧不同的“儒学模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方案之现实性予以冷静的省察。
二
什么是“现代化”?
对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学者之间没有一致的见解。
经济学家认为,人均收入须达一万美元以上;在社会学者看来,须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化,高度的产业化及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政治学家心目中是实现充分的民主,此外还应具有相当发达的国力,保障个人意愿的强有力的国家行政,充分的思想交流,不同文化体制间的人们的合理的相互理解,旨在共同发展的文化,信息的开放等等。
为了有助于对现代化的多种现象取得比较整体的理解,笔者想简要介绍刘国强(LauKwok-Keung)的提案。
把他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诸情况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试图将现代化的诸多现象区分为外表性现象和内在性现象,以理解现代化、产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快速通讯系统等方面的成就如何,是理解现代化的外在性的接近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表现在对现世物质生活执着追求的世俗性欲望的态度,对工具的合理性的追求,开放性、冒险性精神,人人都有的一般性的成就欲等方面为特征的市民的心理状态、道德性的价值观念,这些是属于理解现代化的内在性接近方法。
第二,把现代化看成“决定性”的历史发展,还是“非决定性”的历史发展,这体现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所采取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根据传统的马克恩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方式”的发展是非人格性的历史必然,因此,现代化是社会发展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必然的现象,即使时间上有快慢之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现代化,不管哪种社会必然会出现。
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有意识的努力虽然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现代化的实现是由该社会社会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而决定的客观必然和社会趋势。
而人的主观意志和有意识的努力只不过是赋予客观生产发展变化之中的次要的现象。
相反,主张历史的非决定论立场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强调改造自然和实现产业化的人的意志和有意识的努力,他对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只在西欧而不在其它地方的问题,力图用经济活动同支撑它的宗教的伦理意识间的关系来解释。
按韦伯的观点,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归根结底是新教(尤其是卡尔宾派)履行“上帝的命令”的透彻的职业意识以及意欲将“上帝的意志”化为人间现实的基督徒的紧张心理导致的清廉、勤劳和简朴所造就的。
大体随从韦伯路线的斯沃茨(BenjaminSchwarz),就连“为了实现诸多目的,有体系、有组织地,并按照主体意图使用人类的能量,能够将人类的物理的、社会的环境合理地调节的”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也包括到“现代化”的范畴。
韦伯和斯沃茨的见解是将现代化看成非决定论的典型例子。
第三,把现代化理解为“价值志向性”,还是与道德价值无关的“价值中立性”而产生的对立观点。
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理解为马克思那种单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传统社会必然被吸收到现代社会中去。
与此相反,若把现代化看成“价值志向性”,它不可能是单纯的“工具理性的扩大再生产”,它应是人类向往“更美好的生活”,并绝对信奉和遵从它。
到那时为止,基督教的信仰和人类理性之间还度着蜜月。
西洋的近代发端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从而将这种神学世界“世俗化”(Sakularisierung)。
350余年前的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对科学抱有两种梦想:
其一是用科学的力量来征服宇宙(世界,World);其次是通过科学知识以认识宇宙(世界)的真面目。
与其说科学,不如说是征服和支配自然的科学技术(Technik),即随着人类工具理性力量的增大,上帝所启示的自然法(Naturallaws)不再是支配道德行为的具有绝对的终极意义的道德上的金科玉律,它已经降格为与道德行为无关的“自然的规律”(lawsofNature)。
[10]
用以束缚人类的那种道德性的理想价值的绳索没有了,因技术的发达而形成了近代新型的人类关系,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人们变得更加理性,他们再也不需要基于某种道德而降临的“外在超越者”,即基督教的上帝了,在这里,只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无情地驱使着人类社会,人类的生活环境受制于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理性的暴力。
在西欧,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非同寻常地结合起来,用于人类和解的纯粹的道德凝聚力削弱了,以至于在欧美社会人类自律的自信力被瓦解了。
而且,法律诉讼和荒唐的非人性的罪恶泛滥成灾,在悲观论者的眼里,充满物质上的享乐主义和政治上的形式主义的西欧式现代化,并非“人类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发展的真面貌”,由干它无法启示更为理想的光明的未来,人们只能去克服它。
在这样的背景下,响起了人类的文明再也不能被西欧本位的现代化拖着走的反省的呼声。
[11]
西欧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归根结底是从“轴心时代”的希腊—基督教文明的轨道中“突破”出来的。
“其本质上是属于西欧的”。
和这种西欧文化不同的现代新儒学认为,儒家文化圈里的现代化不能盲目地重蹈西欧现代化之覆辙。
其呼声越来越大,因为现代新儒家眼里的现代化之路,正像在前面简略地观察的那样,绝非像立足欧洲文明本位所看到的是“决定论的”和“价值中立性的”,而是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类的意志、意识和人类自身的努力,是以“为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改革社会”为目标的。
三
牟宗三教授早就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以下三期。
从先秦孔孟、荀子到汉初董仲舒(公元前180—前115)为第一期。
宋明(lO—17世纪)时代为第二期,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
属于第三期并最为活跃的算是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
他是针对列文森一书中断定儒家思想业已死亡而发,树起再建现代新儒学的旗帜的。
据列文森讲,“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无关痛痒,只是像一件古董一样被珍爱着”。
[12]
对这种结论性宣言,杜维明说,这是列文森混淆“儒家传统”和“儒家中国”所造成的。
[13]据杜维明的解释,“儒家传统”是悠久的,并且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即使“儒家的中国”解体了,也不可能被消灭。
据杜维明说,“儒家传统”,或曰“儒学”的核心是每个人通过自我反省,启发、陶冶和完成自身的人格,实现人本主义的理想的。
按传统的说法,在于实现“内圣”。
实现儒家的理想的社会政治,并不是从“外王”寻找,而是在人内心的道德完善,即在内圣中寻找。
在这一点上,杜维明继承了唐君毅、牟宗三的立场,同时又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杜维明说,宋明时期(即第二期)的儒学已经超越中国版图,带动了东亚(韩国、日本、越南等)文化,即实现“自我超越”。
据杜维明讲,这里的“自我超越”,并非西洋基督教式的跨越现实的超离,而是在现实中摆脱自身的局限,扩大和发展自已,提高自已,并不断地加以突破,是“超越而内在”的人生。
于是他极力表白,20世纪人类通过自我反省的新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就体现在儒学精神给“现代世界”所提示的超越而内在的人本主义精神之中。
这就是杜维明强调的新儒学对“现代世界”或“现代化”所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常常认为,西欧的现代化使人们摆脱了对基督教的世界观,即超越性存在的“启示性理性”将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改造。
宋明新儒学认为无限变化的万物存在的根据,要从万物中固有的内理去寻找,因而是典型的基于“内在超越”的哲学世界观。
换言之,新儒学的志向在于根据内在超越,按照天理,将“天下无道”有意识地改造成“天下有道”,是深深扎根于现实中的改造现实的哲学。
因此,余英时认为新儒学并不额外需要西欧式的世俗化过程。
余英时极力主张,由于这些宋明以来的新儒学家们坚信兼通于自然界的天与人类世界的人的普遍而又定型的存在论的道德秩序天理,因而他们能够坚持“诚实”而又“正直”、“勤俭”而又执着的有道德的生活态度。
可以说,他们处在各自不同的社会位置,能够竭尽全力完成社会赋予自已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在中国即使如此容忍类似西方新教徒一样的紧张的“职业伦理”、“诚实性”,“勤俭性”等说法,但其核心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毕竟没有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
事实上,具有儒家传统的亚洲社会(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而不是在该社会内部通过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伦理意识自发发展出来的。
可是据余英时讲,儒家的伦理意识一旦促成保障资本主义经营体制的适当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可以与移自西洋的资本主义体制很好地融洽起来。
简言之,杜维明、余英时对其所揭示的中国儒学传统尤其是宋明以来新儒学的评价,强调其思想虽然是家长制的、等级分明秩序俨然的旧式东亚社会的产物,可是其核心归根结底是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存在的“先验的道德性”,即基于“内在超越”而存在的普遍的“道德的自律”。
另外,这些现代的新儒家,认为只有每个具体的个人的这种出自“内在超越”的道德性形而上学的儒家精神,才能真正有效地消化从西洋移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以,他们正在探讨避免像西洋那样陷入极端的个人主义泥坑,保证个人的自律和全社会之间的平衡的,即从本质上更加符合崭新的现代化方案的“儒家式现代化”理论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现代 儒学 哲学 意义 及其 问题 西方 不同 儒家 现代化 是否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