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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百年历程
汉字简化历程
汉字简化百年历程:
简体字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负担?
【摘要】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
在清末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到1950年代,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
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后,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
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
尽管简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现的,195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简化字一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如今强行废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汉字的六书原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强行“转正”为印刷字、正字是有违其本性的。
作为“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
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
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
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
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但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化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的最大负担。
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
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統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别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等。
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改革又是汉语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汉语变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中国语言学界的思考特别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识人(包括一些语言学工作者)主张恢复繁体字,但为什么要恢复?
其深层的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什么?
也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达;至于如何恢复?
恢复到什么状况?
学术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设计。
鉴于此,笔者试对清末至今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背景、理论、推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检讨,希冀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汉字、汉语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在变化着。
汉字起源于图画,从形体上经历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在手书的意义上还有行书和草书。
总体上看,汉字的变化是一种从图画到符号、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杂芜和枝叶的东西不断地脱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东西;但是,汉字的数量和书写则呈相反的变化,字数越来越多,异体字越来越多。
汉语的变化也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书面语来源于口语,口语不断简练而雅化,再加上文人们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它越来越远离口语;另一方面,口语不断变化,也不断丰富,自行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
除了秦朝的“书同文”以外,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字的变化还是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流变,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强力所为,所以变化速度缓慢——汉字“体”的变化比较大,但结构变化不大。
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的问题;但自清末以来,汉字、汉语改革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并最终导致汉字、汉语发生巨变:
在汉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化、拼音方案、读音统一等;在汉语方面,语言体系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变成现代汉语,与此相关的语法、词汇、词义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末以来汉字汉语变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
中西方自明末开始交流以来就时有冲突,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落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中国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进而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
反思的路向和进程可以说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开始时认为器物不如西方,后来又认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认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不高等,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此发生了现代转型,于是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
清末汉字汉语改革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生的。
当时接受了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发达,国民素质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和汉语——汉字繁难(难识,难写,难记),汉语文言不一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运用,而民众大多数是文盲,不能读书看报,不能进行书面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记账都很困难。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
例如,卢戆章说:
“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
”[①]林辂存说:
“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
”[②]陈虬说:
“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
”[③]沈凤楼说:
“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
”[④]杨琼、李文治说:
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
”[⑤]马体乾说:
“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
”[⑥]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
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
清末兴起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案。
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和吴稚晖。
他们认为,西文优质,与其学习、模仿西文,对西文进行改头换面的汉化,或者汉语西文化,还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
[⑦]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这种主张在清末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还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却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不少人认为汉字终当废除,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都持这种观点[⑧];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废除汉字是困难的,所以主张用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
二是中庸的态度和方案,以刘师培、潘籍郛、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人为代表,主张不否定汉字、汉语、文言文,但在汉字以外另创造一种简字、快字、合声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语、官话等构成的汉语书面语,也即宽泛意义上的白话,前者供知识分子使用,后者供大众使用。
这种态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态度和方案。
据倪海曙统计,从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提出中国第一套汉语切音字方案,到宣统二年(1910)郑东湖提出汉字笔画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时间共产生了二十八种新汉字方案,所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汉字笔画切音字、速记符号、自造符号、数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实施,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书,但最终都成为了历史;不过,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电报数码、速记等有很大影响。
三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对繁体字进行改造、简化或者简便。
这是一种思路很不清晰的态度,当时缺乏深入的讨论,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体,但却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简化字可以说古已有之,符号化就是一种简化。
秦隶之后,汉字结构大致固定,之后的汉字变化主要是减省笔画,或者变化笔画。
中国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体在汉字的形体上相对规范,但仍有一定的随意性;大量的文书则是手写,而手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流布范围比较小的文书如日记、书信、账目、收据、借据、文告等,书写更是随意,大量使用别字、错字(例如,偏旁错误,笔画错误)、简笔字、破体字、草书楷化字、符号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们称这些字为“俗字”[⑨]。
最初这些字具有私人性,书写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随着文书流布范围的扩大,这些字慢慢流行开来,越来越被认同、模仿,于是,错误变成了正确,别字变成了通假字,简笔字变成了异体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
这是事实上的汉字简化。
清末最早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说:
“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
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
而其代言语之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
……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
欲求读书识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简字之法所由创也。
故简字与旧有文字,相去太远,一时不能冀其通行。
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体字。
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语。
如‘体’作‘体’,‘镫’作‘灯’,‘归’作‘归’,‘万’作‘万’,‘蚕’作‘蚕’之类,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
……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
”[⑩]文章发表后,有读者致函提出疑问,陆费逵又作答文说:
“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
特以简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创造更难,就俗字而采用之,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
且记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体代之也。
”他认为,使用俗体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处极多,而苦笔画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笔字,不知不觉,转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体字。
以其易写易记,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极易,虽功令悬为厉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体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
[11]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这里所说的“简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卢戆章等所说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简化字,后来称之为“减笔字”、“简体字”。
陆费逵主张用已有的、已经广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简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简化,这与后来的简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
陆费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简化汉字设想和思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回应,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还是切音字、简字等。
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二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
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翻阅《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最早提出简化汉字的人是钱玄同,但其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的时候,他是赞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转而赞成吴稚晖已经放弃的“万国新语”的观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答孙国璋论Esperanto》、《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汉文改革之讨论》、《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胡天月论Esperanto》、《答区声白论Esperanto》、《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Esperanto与现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张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
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主要思考语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既思考语言改革,也思考汉字改革,他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汉字、汉语反思基础上的。
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学术界一些人发现,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不能准确表达西文的思想文化。
钱玄同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他说: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
”[12]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语言上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不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或者在汉语之外增加世界语:
“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好?
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
”[13]“五四”初期的钱玄同很激进,不仅反对文言文,也反对白话,反对汉字,反对汉语拼音化。
他说:
“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
”[14]汉语不能拼音化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讲得更明确:
“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汉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
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
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
”[15]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世界语,“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至少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在通行汉字汉语的同时推广世界语。
[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为一种统治性的语言大势已去,白话文一统中国不可逆转,钱玄同主张世界语的文章就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所以,对于在中国推行世界语取代汉语——不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话文,钱玄同自己也没有信心。
特别是白话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为“新国语”之后,钱玄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语言上转而支持“国语罗马字”。
1923年,他提议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17];两年后又说:
“说到制造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
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倾向于罗马字母了。
不过彼时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国际音标)。
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
”[18]而在文字上则主张,改造汉字即减省汉字笔画。
钱玄同对于汉字的态度可以说由“汉字革命”转变为“汉字改良”。
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是中国自汉语产生以来首次系统地提出的汉字简化字方案。
他说:
“前几天,独秀先生对我说:
‘表中国国语的文字,非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不可。
’这个意思,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
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
……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行。
我以为我们就使讲‘一厢情愿’的话,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
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
汉字的声音难识,形体难写,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会上一切事业发展,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处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
”[19]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减省汉字的笔画。
这是一个妥协、无奈、暂且的办法,但却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现实性的办法。
钱玄同提出的汉字简化的八种方法,都为19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
到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其中有胡适、黎锦熙、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赵元任等人的文章。
[20]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对于改革汉字达成了共识,差别只是简化汉字与国语罗马字的方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选了《简体字谱》;在此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发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但却遭遇强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废止《第一批简体字表》,这对于汉字简化之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1936年后钱玄同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于1939年逝世,简化字研究、倡导以及推行虽然不乏来者,但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强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声音所淹没。
1949年始,汉字简化之路峰回路转。
这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写信给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
吴玉章先请示刘少奇,又写信给毛泽东,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宣告成立。
[21]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吴玉章为主席,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成员既有学者也有官员,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
由于之前在请示刘少奇时,得到的指示是:
“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化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
”[22]因此,简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项内容。
之后,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大力推动下,汉字简化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化字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到最后推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
一是汉字难识、难读、难写,是普通大众提高文化素质的瓶颈,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进行新文化建设,这正好是一个契机。
二是旧中国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统的教育体制又不可能一时建立,识字特别需要“速成”,简化字为汉字识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
三是与国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设不一样,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强调大众文化建设,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大众识字问题,汉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
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
该机构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范文澜为副主任。
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并于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全文。
国务院“决议”的公布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清末以来汉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汉字简化运动还发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
例如,1963年,“汉字简化方案”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发布《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同时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
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23],征求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用;但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这个方案,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
[24]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规范汉字表》,网上公布以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设计对44个汉字进行“整形”,但遭到广泛的质疑,2013年国务院最终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没有采纳汉字整形方案。
与1986年《简化字总表》相比,《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了226个类推简化字,如“闫”等[25]。
而对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个说明:
“鉴于字形调整目前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对印刷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也不应该只着眼于宋体字本身,还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关系的协调问题,如各种主用字体之间的协调、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协调、已定规范汉字与大字符之间的协调等。
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让《通用规范汉字表》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出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
”[26]汉字“整形”方案虽然“失败”了,但可以肯定,汉字简化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三
反思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各种方案、历程以及理论,需要检讨的方面很多。
不管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语言学界对于简化汉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汉字改革的暂且办法。
1955年,毛泽东还说:
“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27]但1960年代之后,简化字被当作了汉字的终极形态,汉字简化被误作为汉字改良的主导方向。
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简化汉字是“汉字病”之“止痛”的话,那么1950年代汉字简化则是“汉字病”之“根治”了。
陆费逵最早提倡简化汉字,但他同时又明确说简化汉字不是汉字改良的“正法”。
同样,钱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简化汉字,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包括简化原则、简化方向和具体措施等,但他认为解决汉字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汉字革命”,即“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汉字改为拼音的中国新文字,将来总有这一天”。
[29]由于汉字革命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筹备”期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而简化字则是“补偏救弊的办法”:
“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
……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
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
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
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
……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
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30]可见在民国时期,简体字并不是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更关注的还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国音统一等问题。
1950年代,汉字简化字运动兴起,发展成为国家行为,最终产生《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并通过行政方式大力推行,从而实现全国文字印刷简体字化,似乎简化字方向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实不然。
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指示是: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强调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简化不过是暂时方案,是为最终汉字拼音化做准备。
吴玉章说:
“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
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32]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也明确说:
“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
”[33]由此可见,简化汉字在近百年汉字改革中不过是附属品,被当作是准备性的、过渡性的。
然而,汉字一旦简化并全民运用、普及,就很难有其他可能性了。
近百年汉字简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末和民国是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另一个阶段。
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个阶段总体上是学术推动,后一阶段总体上属于组织推动。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主要是学者探讨,提出方案,讨论基本限于学术领域,虽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钱玄同等人设计的“第一批简化字”就得到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支持,从而以教育部名义发布命令,但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非常软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学者、政客的反对声中宣布收回、废止。
之后,《第一批简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钱玄同主持编选的《简体字谱》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国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吸收,《汉字简化方案》和《第一批简化字表》在思路、观念和具体的方法上、具体内容上都一脉相承。
由此可以看出,学术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学术背后的力量才是决定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是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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