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政治思想的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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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汉代政治思想的演变

经学

经学——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

天命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精神支柱。

惟有人类精英——圣人才能知天命。

圣人死后，圣人对天命的认识就在他们留下的经典书籍中。

对经书的学习、解释，形成一门中国特色的学问——经学。

汉代汉武帝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从此后两千多年里，经学始终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崇奉。

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往往通过对经书的不同解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产贯彻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

这种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政治理论斗争贯穿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经书。

经书就是儒家学派所尊奉并为中国封建时代官方政府法定的几部典籍的总称。

在先秦时代，儒家学者们所学习和传承的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

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遂被立为五经，因为乐是空有其名而无典籍留传。

宋代一度扩大到13经。

值得提出的是，宋代儒家学者继承唐代韩愈的做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四书形成后，特别是朱熹作《四书集注》以后，其在经学上的地位和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都远远超出的五经，构成经学史上极重要的范式转换。

经学是以经书为文本、以孔子儒学为解说的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载体，是思想统一的标准，只能学习、解说，不准怀疑、违反。

（周桂钿：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77页。

）经学确立后，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可说是一部经学内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大的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之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又有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又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之争。

这些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经学问题，而实质却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在学术上的反映。

但经学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经学的范围内，通过对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经典的解释来展开论争的，都尊奉孔子为圣人，都服务于现实的封建政治。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经学的义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社会伦理道德最高本原的论证，一个是自然和社会整体的内在秩序的探索。

用董仲舒的话说，前者叫“求王道之端”，后者是“观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前一主题在“春秋公羊学”中有突出的表现。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学对这个本原有两个称号：

一是元，“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玉英》）一是天，“天者，万物之祖”（《春秋繁露·顺命》）元指时间上的开始，伦理上讲是神圣的；蕴涵着封建的伦理政治制度是神圣的思想观念。

天是就本原是人和万物创造者、主宰者的意义上说的。

从天寻找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最后根据是汉代公羊学家的最重要原则。

依据经学文本变迁、经学流派演化特别是依据经学影响政治力度的强弱，本文将经学史分为汉学系经学、宋学系经学和清学系经学三大阶段。

汉学系经学从汉武帝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起到唐代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五经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以通经致用为目标，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影响巨大。

汉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宋学系经学从北宋新儒学复兴起到明末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四书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从通经致用逐渐转变为以经学培养人的德性，在当时的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影响巨大。

宋学系经学的代表是理学派的《四书》学，代表人物是朱熹。

清学系经学从明末清初到晚清戊戌变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集历代经学之大成，经书已经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载体转化为一般性的文化典籍，各学派对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动迎合现实政治，有的有意回避现实政治，有的则主张改革现实政治。

清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晚清《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康有为。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多层面的，大致可以分为统一思想、培养人才和制订制度几个方面。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确立经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其根本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要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

董仲舒在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明确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其道，勿使并进；邪辟（pì）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宋代王安石主持对《诗》、《书》、《周礼》的重新注解，号为“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

朱熹编《四书集注》亦有此意。

经书是上古、三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尤其侧重于对古代政治的记载，在后代经学家眼里，那时的政治是圣王之政，是后代必须学习的理想目标。

所以，经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经书中记载的圣王之政，将其应用到现实的政治制度建设上来，使上古、三代的圣王之政再现于当时的封建王朝，这在古代就叫做通经致用。

如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汉大将军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病已（汉宣帝）即位，理由是病已学过《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

王莽以《周礼》改制。

以经学改制，早期成功者多，后期失败者多，原因是中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再用上古形成的经书来改制显然是不行了。

于是宋学系经学则减弱了五经的地位，而更推崇讲求个人修养的四书文本，从早期经学的经世致用转变到以经学培养人的道德情操，这是顺应时势的经学范式转型，这种转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从外向开拓型向内向收敛型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学与政治的双向互动关系。

经学从总体上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两个领域，道和政彼此间矛盾、不一致是驰名难免的，作为现实的政治统治集团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出面干预经学的理论问题。

汉代的皇帝利用政权力量统一经学。

汉宣帝在公元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于公元79年，又大集群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这次会议的记录由班固写定为《白虎观通德论》，由朝廷颁布全国。

具体讲，从学派上说，今文经学相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更关注现实政治；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学对政治的影响较为广泛，特别重视通经致用，积极干预政治，而后期的经学如宋学则侧重于经学对人的思想、道德的熏陶，如心性修养等。

且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

过去对董仲舒一直有误解，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汉武帝就采纳了丞相王绾（wǎn）的建议，罢黜了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之言的贤良。

建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蚡（fén）为相，放手让他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

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

并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

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

经学成为当官的敲门砖。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

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

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

通经致用是途径，即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

由于这种特殊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

谶纬（chèn-wěi）谶书和纬书的合称。

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

曹德本：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依据经学文本变迁、经学流派演化特别是依据经学影响政治力度的强弱，本文将经学史分为汉学系经学、宋学系经学和清学系经学三大阶段。

汉学系经学从汉武帝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起到唐代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五经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以通经致用为目标，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影响巨大。

汉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宋学系经学从北宋新儒学复兴起到明末止，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四书及其传注为主要文本，从通经致用逐渐转变为以经学培养人的德性，在当时的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影响巨大。

宋学系经学的代表是理学派的《四书》学，代表人物是朱熹。

清学系经学从明末清初到晚清戊戌变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经学集历代经学之大成，经书已经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载体转化为一般性的文化典籍，各学派对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主动迎合现实政治，有的有意回避现实政治，有的则主张改革现实政治。

清学系经学的代表学派是晚清《春秋》公羊学，代表人物是康有为。

简而言之，儒家知识分子努力地试图认识仁的完整意义，仁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公共行为，一种对超越的回应。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将古代小因政体这一转型的特点归结为文官制度的儒家化，却又是片面的*当儒家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汉代文官制度时，他们所珍惜的价值也明显政治化了。

将儒家价值政治化以加强汉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加入政府的儒家知识分子出于理想主义的理由将政治道德化，是汉代政治文化中两服相互冲突的思潮。

前面提到的陆贾、直言不讳的学者兼官员辕闭生、著名的通人董仲舒、文人哲学家扬雄即是显例，都想比政治为他们的“道”服务c他们都关心学习圣贤在汉政府的实际运作中如何得到保证f他们想将政治道德化的意愿时常遭到挫折．但是，他们坚持传播儒家学说，大大有助于儒学逐渐确立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i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包括少数统治者在内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原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直接进入权力中心就已做到了这一点。

主义要求导致了显而易见的结论：

政治、道德不可分，而且道德比政治优先c然而，不可否认，“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汉代没有一个皇帝，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个皇帝是圣人。

尽管据说汉武帝曾转而信奉懦学，但他仍然粗鄙残暴．完全依仗严刑峻法，最坏的是还出奇地迷信。

儒家伦理在现实中极少触及统治者的内在生活，它经常被当作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滥用。

天子本人未必愿意修身，但是，他可以充分意识到确保大臣们修身的政治利益。

虽然掌权的学者兼官员自己也许并不会将儒家伦理付诸实践，但是，他们肯定明白，倘若平民树姓真那么去做丁的话．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就相对容易完成了c

孔子自许为古人的爱慕者、传统的传播音，而不以传统的改革者自居。

山他赞同人必须靠自我努力学做完人的占老智慧，因此，掌握和精通文化，超越人的本能天性，是人的基本活动。

动物的命运是注定的，几无选择可言。

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则享有广泛的MJ能性c人性有个无言的特征，就是可塑性．由此也就有了可完善性。

在宇宙观上，在本体论中，有人提出以有意志的“天”为本体，有人提出以超自然的精神性的“道”为本体，有人提出以物质性的“气”为本体，有人提出以客观精神的“理”为本体，有人提出以主观精神的“心”为本体，从而形成了天说、道说、气说、理说、心说五大基本观点。

天说和道说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天说沿续至汉代；气说始于汉代，成于宋代，完善于明清之际，理说和心说是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万物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宇宙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不是每个哲学家在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但很多哲学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从有关资料来看，基本上有两种主张，一是由精神性的东西产生万物，一是由物质性的东西产生万物，从而构成了万物生成的两种学说，即精神生万物说和物质生万物说。

精神生万物说是讲万物生成的终极原因归于精神性的实体，也就是一些哲学家所讲的“无极”、“太极”、“天”、“道”、“无”、“理”等等。

持这种学说的哲学家在自然现方面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把万物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客观精神，由这种精神性的实体派生出万物来。

物质生万物说的生成论是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普遍论述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以物质性的气作为万物生成的物质根源，从《易传》到王夫之，都明确主张气生万物的生成论，虽然基本观点没有更多的创新，但作为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思想却比较稳定地发展下去，尽管气生万物的提法不尽科学，带有明显地朴素性和臆测性，但毕竟是从物质世界本身中寻找万物产生的根源。

气生万物的地成论之所以沿续这样久而没有大的突破，主要原因是出于自然科学不发达，这是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所以，长期以来，在生成论方面只停留于气生万物的论断上，不可能有新的突破和解释。

物质主义者一般坚持阴阳五行说。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知行观中，在认识方法沦问题上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一是修心说，二是格物说，修心说是重内心修养的唯心主义认识方法论，格物说是重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论。

知行关系论是关于知与行即认识与实行的关系的理论，这是知行观的核心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重知亦重行，这是由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特点就是明显地表现出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生哲学，人生哲学注重心性修养，注重道德践履，认识人生、实行人生是人生哲学的主题，这样，知与行以及二者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构成了知行现的核心。

知行关系论主要回答和解决知与行二者的地位及其关系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有的主张重行说，有的土张加先行历说，有的主张知行合一说。

在先秦时期，重行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苟于和韩非

进入宋代以后，重行说在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广泛94阐发，比较有代表的人物是张载、王廷相、王夫之。

首先提出知先行后说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二程明确主张知先行后，不先致知，便不能行，就是行了也不能持久，只有知得深，才能行得到，所以，知是本，行是砍，知在先，行在后。

朱熹发挥了二程的知先行后说。

勿行合一说是知行关系论中的一种特殊的学说，这种学说主张知是致心中固有之知，行是行心中固有之知，知与行在心学的基础上合而为一。

持这种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王守仁。

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观朴素地回答了世界是怎么样的问题，作为辩证法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涉及到了，三千年来，很多哲学家一直在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以联系论、发展论、矛盾论为基本内容，组成了辩证观的有机体系。

任何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都有它本身的特点。

中国传统思想也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这些民族持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典型的封建调度相适应。

中国传统思想是在封建社会内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在封建社会内创造的古代文明。

我们知道，古希腊、罗马的丰宫的哲学思想是与其典型的奴隶制度相适应的，近代欧洲发达的哲学思想是与其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同样道理，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思想也是与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相适应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制度发展馋相当充分而完善，在这一时期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有文字所载的历史，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典型性，在封建社会内，传统思想也最为丰富。

三是从概念、范畴来看，中国传统思想一些固有的概念、范畴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特点。

这些固有的概念、范畴在传统思想的形成时期就出现了，以后的思想家一直沿用这些概念、范畸，例如“阴阳”、“知行”、“民本”、“天人”等等，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一直在沿用这些棍念、范畴，通过对这些概念、范畴的新的理解、注入新的含义而表达自己的思想．

三是从体裁风格来看，很多思想家是通过解经、注经的形式来闽发自己的思想。

例如，《周易》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其中包含谷丰富的辨证法思想，但有些论点没有展开，缺乏详细的论述，后代的哲学家如张载、二和、王夫之等人通过注释《周易》来闻发自己的辩证法思想，这种形式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超的前后继承关系，也是辨证法思想从低到高、从形成到完善的向前发展的一种形式。

（二）中国传统思想重人伦的特点

人是中国传统思想纳价值之源，中国传统思想明显地具备重人伦的特点。

从先泰的孔于、孟子．到汉唐的董仲舒、韩愈，甚至宋明理学，都是以人的自我体认、自我修养、自我完婪为根本宗旨，最终日的是实现封建社会的完人、圣人，这样，形成了一整容的注重人生修养的封建伦理准则，这种伦理准则体现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中，使整个传统思想具有重人伦的特点。

这种直人伦的特点p以阐明人生哲理为基本领向，主要表现在商个方面，一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天人合一，印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理的统一，最终实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二是强调入的自觉能动性，它袭岗心力的作用，注意发挥人自身的潜能。

这种重人伦的特点，还体现在治世主张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是人伦关系的纽带．在国家的机体中展示出多层次的人伦关系，二是震主是人伦关系的中心，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封建君主的个人专制，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等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三是民众是人伦关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洽世主张，注重的是如何治民、驭民，民众的地位至关重要，构成了人伦关系的基础。

中区传统思想这种重人伦的特点显得深沉有力，潜力无穷，从宁可以发掘出中华民族的宾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深深地积淀下自身不可超越的局队二、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联系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民族告慧的结晶，它的主体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这些思想的中以点是究天人之际，明修已之道，述治世宗旨，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字宙，以伦理规范体察人生，最后归结为封建社会的治国安邦。

这样，这些思想不是彼此孤立的刘示教条，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思辨哲学，不是孤立地讲伦理说教，也不是孤立地提出治世主张，而是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7从学科角度讲是互相交又的思想，诸如伦理政治、人生哲学等等，我们按学科进行分门别矣的研究，是为T从整体上探索它们的内在联系提供线索，是为了更为明晰地发现个回传统思想混然一体的本来面日。

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联系，立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构成密切联系的三个重要环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是密切联系的，构成7整个链条的三个玄要习；节，哲学思想是一个关键环节，它为伦理思想、政治思想英定T理论基础，伦理思想是在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为实观政治思想而建立的行为准则，政治思想是在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以伦理思想为行为农则，为达到治国安邦的日标而提灿钾女世主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哲学思想构成理论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在解次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过程中，首先都是从宇宙观上提出根据，使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具有哲学理论的色彩。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7维护专制统治，人间的力黄以非人间的力量为主宰，政治统治以非政治的力量A46据，讲天道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立定人世N6t；印4，这种准则作为超越于政治生活和人生伦理之上的力量，成为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理论根据。

二是伦理思想构威行为准则。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政治生活是以伦理准则来规范的，治世活动严格限定在封建伦理规范之内，使政治生活蒙上伦理的面纱，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治世主体的封建君主，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治世客体的广大民众，都受一定的封建伦理规范的约束，所以，在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a65，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修养沦为途径、以境界沦为最终日标，构成了一整令人生行为准则。

三是政治思想构成治世主张。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治世主张占有重妥地位，它的核心思想是讲治朗i民之术，政治思想就是以哲学思想构成T理论基础、口伦理思想建立7行为准则的前提下，重点讲如何i自回驭氏的治世主张，这些治世主张是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环节而存在的，它是中国传统思想所闻发的知人知天、究天人之际、反身而诚、修己而安百姓，追到治国平天下的宗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由此产生的思想上钳制、行为上约束和政治上统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也构成中国传统思想

（二）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三者互相融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所构成的理论基础、行为准则、治世主张是有机整体中的重要环节，所以，它们三者具有互相融合的关系，这种融合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相融合构成了人生哲学。

中国伶娩督学思想不是象西方位学那样，口抽象的逻辑推演来展现严密的哲学体系，而是在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中阐发T深奥的4J理，在严格的封建伦理规范中表现出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样，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构成7中国古代的特殊表现形式的哲学，这种哲学把人生修养所妥达到的精神境界上升刮哲学的高度，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哲学。

二是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相融合构成了伦理政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除7蔑视权成的反专制思想以外，基本上是为雄护封建专制服务的，这种政治思想是以封建伦理为准则的，在封建伦理纲常的规范下形成7君道现、君臣观、君民观等一系列治世主体与客体的基本准则，以儒家为主并居于统治地位的德治、仁政等等思想，都是具有伦理色彩的政治思想。

三是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相融合构成了政治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倾向，讲天命是为地上的王权作论证，讲天理是为了确立人世间的等级秩序，这种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结合，便成为带有政治性质的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人。

人是理论基础的核心，人是行为准则的核心，人是治世主张的核心。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要有：

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功利思想、反专制思想。

中国古代的修养沦，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以后天的修养伤复先天的善性的特点。

中国古代人性的主导倾向是先天的性善论，这种先天的善性，靠后天的修养得以恢复和保持．无论是内心修养还是行为修养，都具有这种特点。

二是内心修养与行为修养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古代酌修养，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内心修养，即养心，一种是行为修养，即修身，这种方式虽然在不同思想家那里有所例重，但总的倾向是二者结合的，目标是一致的。

三是个人修养与封建伦理准则相结合的特点。

汉代以后，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认识到，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以封建伦理准则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样，便制定一整套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低修养与这些伦理纲常相结合，是封建社会内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境界论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修养论为方法和途径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境界的理论。

这种理论表明，人性的本质是善的，或可以为善，通过后天的修身养性的工夫恢复或保持先天的善性，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圣人境界。

境界论主要回答和解决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最终实现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什么。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以人性沦、修养论、机整体，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人性论是基础，方法，境界论是最终目标。

境界论构成的有修养论是途径和境界论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本身具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态，从发展过程来看，可分为以下三个时

在宋元明清时期，境界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周敦颐以诚为核心的境界论，张裁以天入合一为核心的境界论，二程以仁为核心的境界论，朱窥以天理为核心的境界论，王守仁以心为核心的境界论，王夫之以人道为核心的境界沦，戴震以天道为核心的境界论。

这几种形态的境界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天为最高准则．是达到与天为一、浑然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境界，在这一时期，晋遏注意境界论与本体论相结合，注意天与人的联系，这是境界论深化的表现。

人生理想境界问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长期讨论的问题，它的实质是为人生立一个最高的准则和目标，是人生修养的昂终目的，它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为现实的人生立一个超现实的境界。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几个重点方面展开的；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是逐步深化。

（一）境界论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