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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周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
第六章西周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
第一节农业与养殖业
1.农业
农业在周人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书·尧典》、《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先祖弃善农,在帝舜时任稷官,《周本纪》: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
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
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帝尧闻之,举弃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
帝舜曰:
‘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
’”周先祖弃因此还被尊为农神,受到祭祀,《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诗·大雅·生民》和《公刘》等篇记载有周先公时期有关周人农业活动的情况,说明周人从来就有重视农业的传统。
农业是周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农业活动,包括播种、农田管理、收割、入藏等过程,每个过程需要相应的工具。
《管子·轻重乙》: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鎌、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
”说明当时已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套基本用具。
西周时期的农业用具在考古发掘中是常见的,几乎在每个遗址中都有出土,在一些较大的遗址中出土更多。
主要器类有铲、刀、镰、石杵等。
考古发现很多各类质料的铲,仅剩头部,器柄均已朽毁无存,器身经修整,刃部经打磨,并留有使用痕迹。
这种工具可能用于翻土。
铲在长安沣西西周都城遗址发掘出土多,仅55~57年间,在张家坡和客省庄出土石铲23、骨铲143、蚌铲9件。
石耜(铲)如客省庄T38:
2B:
32(图一:
1),长方形,上部两侧微收成肩,弧刃,长12、宽6.4、厚0.8厘米。
骨铲如客省庄T50:
2:
15(图一:
2),梯形,平刃,高14.1宽8.2厘米。
客省庄T52:
2A:
1(图一:
3),梯形,弧刃,高10、宽6.8厘米。
铜质的铲,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1件(图一:
7),正面长方形,扁銎,平刃,长8.6、刃宽8厘米。
还有一种小铲,可能用于松土、除草,以铜质者最典型。
如陕西宝鸡竹园沟M4:
36,长銎,銎顶有箍,一侧半环形鼻,侧身直,平刃。
通高6.5、刃宽2.8厘米(图一:
6)。
长安县丰镐西周都城遗址出土1件,銎较长,圆肩,直刃,通长13、刃宽7.5、身长8.5厘米。
河南偃师南寨村出土1件,铲部呈正方形,短銎、方肩、平刃。
銎中部一对三角形孔,下有脊棱直达铲面。
通长10.3、肩宽7.6、刃宽8厘米。
陕西临潼县零口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二十多件青铜工具,其中铜铲4件。
陕西扶风县天度乡拖拉机站出土一件,短斜肩,刃部近平,銎端有束,下有三角形孔,有明显使用痕迹。
通高10.3、刃宽6.4厘米。
洛阳北窑出土2件,其中M308:
15铲面为梯形,平刃,高銎,銎边饰绳索纹,略下一侧有半环形鼻。
通高11.7、刃宽5.5、銎高3.8、銎宽2.3厘米(图一:
10)。
此外,一些斧可能也用于农业生产,只因它与手工业工具的斧、锛等相比除形体一般略大、装柄方式不同外,头部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尽归入斧类,这种器类在西周遗址中也是常见的。
刀,典型形制为矩形或半月形,横刃,近背有孔,以双孔为多,一般认为是收割工具。
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很多,1955~1957年在长安张家坡和客省庄出土石刀134、蚌刀191件。
石刀如张家坡T20:
3:
42(图一:
4),长方形,单孔,长10、宽5.7厘米。
张家坡H168:
2:
3(图一:
5),双孔,钻孔贴近刀背,长9.2、宽4.7厘米。
1953年在湖北红安县金盆遗址出土1件铜刀,矩形,器身扁平,背部略厚,中部双孔,长6、宽3.5厘米。
部分刀可能为木或骨背镶刃,刃较小,一般不引起注意,这种刀应该很多。
另外,当时还有其他用于农业收割的工具,如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其他形制的刀可能也当作收割农具使用。
镰,西周时期的镰与今天农业用铁镰基本相似。
以质料论有石、骨、蚌质。
1955~1957年在长安张家坡和客省庄出土石镰4、蚌镰94件。
石镰如张家坡T110:
4:
21(图一:
9),前端残,背部有打制痕迹,残长13.2厘米。
江苏连云港市华盖山西周晚期墓葬随葬1件铜镰,装柄部位有栏,长15.1、柄宽7.5厘米。
石杵,为加工工具。
洛阳出土1件,圆柱形,上部略细,呈羊头形(图一:
8)
农具除用于生产外,也与青铜器礼器一起用于随葬。
《仪礼·既夕礼》说:
“(随葬)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盘、匜。
”贾疏:
“谓常用之器,弓矢兵器,耒耜农器,敦杅食器,盘匜洗浴之器,皆象生时而藏之也。
”实际例子如前举洛阳北窑、宝鸡
国墓葬等随葬情况。
总的来看,西周时期的农业工具,以质料而论有青铜器、石器、蚌器、骨器、木器、陶器等。
考古发现者以石器数量最多,其次为蚌、骨器,铜、木、陶质者少。
需要说明的是,已出土的青铜农具数量较少,并引起商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讨论。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在当时的实际生产活动中,青铜农具所占的比例应比实际发现者大一些。
因为青铜在当时是贵重的金属,工具废弃之后可以回炉铸造新的工具或改铸它器,所以青铜生产工具出土比较少。
从考古发现看,河南郑州市商代早期铸铜基址出土的各类陶范,以钁、斧、刀、锥刀等工具类范最多,可见当时铸造的包括青铜农具在内的工具在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那么,西周时期的青铜农具不会比商代早期更少。
至于而其他质料的工具,因一旦废弃就无法回收利用,所以发现反倒多一些。
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品种,有百谷之称,《诗·周颂·噫嘻》: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又有六谷之称,《周礼·天官·膳夫》:
“食用六谷。
”郑玄注:
“稌、黍、稷、粱、麦、蓏。
”据统计,《诗》中谷类名称有黍、稷、禾、谷、粱、麦、稻、稌、秬,豆类名称有椒、荏椒、藿,麻有麻、苴、紵等。
西周青铜器铭文上也记有农作物种类名称,1977年陕西扶风县云塘村出土的伯公父簠上有“用盛穛稻糯粱”,史免簋铭文也有“用盛稻粱”之语。
在西周遗址中也发现有炭化的粮食遗物,如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出土小米,江苏东海县焦庄出土粮食,江苏句容浮山、湖北圻春毛家咀出土稻米,安徽亳县钓鱼台出土麦粒,陕西扶风县杨家咀出土苎麻布。
可见西周时期农作物的种类已比较多。
农业工具特别是青铜农具的使用,有关技术和经验的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进一步提高。
西周遗址中常常发现很多窖穴和灰坑,其中有的应是用于储藏粮食的仓库。
《诗经》中描绘了当时丰收的情景或年景,《楚茨》:
“我仓既盈,我庾维亿。
”《良粕》: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
”《臣工》:
“于皇来牟……迄用康年。
”《丰年》: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甫田》:
“悼彼甫田,岁取十干”。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
”其中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应是丰年的反映。
2.养殖业
西周是以养鱼为核心的养殖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诗·大雅·靈臺》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这是池塘养鱼的最早记录,反映出当时已完成了从天然捕捞鱼类到人工养殖的重大转变。
关于西周养殖业方面的情况,孙砦遗址的发掘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孙砦遗址位于河南信阳市北20公里,南临淮河。
遗址在村东南2米高的台地上,东西227、南北205米。
文化堆积一般厚1米左右,最厚3米以上。
1959~1960年作了发掘。
发现长方形大坑和灰坑等遗迹。
遗址中发现一些有特色的现象。
长方形大坑1座(图),呈东北~西南向,口长42、宽16、深近4米。
口大于底。
由坑口向下2米有10座小坑(坑1~坑10),呈东、西两排布列。
坑口长8、宽4.6~6.6米,深1.5~1.45米。
底内收。
其中坑8又分割为2座小坑。
坑间有隔梁,中部南北向的长隔梁最宽,长40~上宽0.15~0.5、下宽3米左右。
各坑内普遍有青灰色淤泥,厚0.2~0.6米。
在小坑内发现有很多鱼骨,经鉴定有鲤鱼、鲫鱼等类。
如坑7出土有大鱼骨,长约0.55米,保存完整。
小鱼骨较多,如坑2中所见小鱼骨长5~7厘米。
另所见还有少量虾骸、蚌壳、龟甲以及牛、鹿、鼠骨等。
小坑附近及坑内多发现有木头以及陶、石、木、竹、草类器具。
如坑9口部偏南横置圆木2根,长6~6.5米,直径0.2米左右,附近堆有长短不等的木头、草以及竹、草编织物。
坑3内也发现一些木头,还有成束的树枝。
出土竹编织物较多,有的叠压达两、三层之多。
另出有竹编的鱼罩、篓、木橹和桨(图)。
另在长方形大坑东南8米处,在东西5米、南北8米的范围,也在发现木头40余根,最长者5米,短者3米,直径在0.3~1.5米。
其西北边有木柱痕迹,可能属于建筑遗迹。
遗址中出土木质器具有木橹、桨、槌、匕、豆、盒等,竹质者有竹篓、鱼罩等,竹篓形制较多,可见长方形、方形、椭圆形等类。
草编织品有草鞋、绳等。
石器有斧、凿、铲、刀、镰、杵、镞、砺石。
另还出土了少量青铜器和陶范。
出土陶器多为陶片,有鬲、甗、豆、钵、器盖、盆、罐、瓮等类。
由这些器物看,长方形大坑的年代当在西周晚期,使用下限或可晚到春秋时期。
孙砦遗址的一些发现显示,这里的长方形大坑等遗迹应非生活场所,而应是一处独特的生产活动场所。
坑中出土的较多鱼骨说明,这里的生产活动可能与鱼的养殖有关。
孙砦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水产养殖业提供了珍贵的实例。
第二节金属冶铸
西周时期的金属冶铸业是以铜为核心原料的采冶和青铜器的铸造,这是当时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冶铸业。
当时也有以锡、铅为主要原料的金属器物,但并不普遍,而且其铸造是附属于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也与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紧密关联,并没有成为独立的门类。
西周时期还出现了铁制品,尽管发现很少,但正是这种以铸造铁器为核心的冶铸业,在后来取代了青铜的冶铸并处于垄断地位,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有必要给以特别的关注。
一.青铜冶铸
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前期是青铜铸造的鼎盛时期,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后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制作趋于简化,但出现了很多带有长篇铭文的器物。
整个西周一代,青铜器的数量之大,远超于前代,铸造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并趋于规范,反映出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不断发展的状况。
青铜冶铸业,包括铜矿的开采、冶炼、器范制作、铸造等多各环节,每个阶段需要相应的技术、工艺。
(一)采矿和冶炼
西周时期的铜矿采冶遗址现在发现不少,从分布情况看,以长江中游、下游两岸的沿江铜矿带最为集中。
长江中游的铜矿采冶遗址有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丰山洞、江西瑞昌铜岭等,以这三个遗址为代表的一批遗址,相互距离不远,组成长江中游巨大的铜矿采冶基地。
铜绿山位于湖北大冶县境、长江南岸的幕阜山北麓。
遗址位于现代矿区,面积1平方公里。
在12个矿体中,至少有9个被古人开采,1975~1985年间,发掘了6个矿体的部分遗存,包括地下采区7处,井巷近500条,炼铜遗址3处,冶炼炉多座,出土井巷构件、天然铜块以及各类质料的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等。
遗址的年代,早到西周早期,晚至汉代。
铜岭遗址地处长江南岸,位于幕阜山东北,遗址区地形属于低山丘陵。
附近仍有现代铜铁矿山。
铜岭矿为铜铁共生矿,矿体分布于合连山西坡和铁山,矿区岩体不太坚硬,埋藏浅,便于开采。
据调查,遗址分采矿、冶炼区两部分,采矿区分布面积7万平方米,冶炼区在矿山脚下,分布范围20万平方米,炼渣堆积厚0.60~3.40米。
在1988~1992年,揭露采矿区1800平方米,冶炼区600平方米,矿井108口,巷道19条,露天采坑3处,探矿槽坑2处、工棚6处、选矿场1处、斫木场1处,还有用于矿山管理的围栅设施等。
发现各种工具和生活用具400多件。
时代早到商代早期,晚至战国早期。
大冶东南还有湖北阳新丰山洞铜矿遗址,已发掘采矿区2处,也发现竖井、平巷水槽等遗迹和铜、木质工具,开采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
长江下游的铜矿采冶遗址基本分布于安徽省安庆至马鞍山的长江沿岸地区,即位于长江中下游铜铁矿成矿带的中部。
五十年代,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现代矿山建设和地质勘探中,发现过古代的采矿遗迹和工具,1984年以来,对有关地区的铜矿采冶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试掘,对其分布、年代等问题有了初步认识。
这个地区的古代铜矿采冶遗址,根据分布区域大体可归为皖南、枞庐(枞阳––––庐江)、滁马(滁州––––马鞍山)三大区域,其中皖南区发现矿冶遗址近百处。
从时代看,遗址早到西周,晚至宋代。
从地形看,矿冶遗址分布于丘陵地区,矿冶遗址有相当规模,如铜陵铜官山、凤凰山、南陵小破山头、大元岭等地,在方圆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凡有铜矿体的地点都发现有采矿遗迹。
采矿遗址附近有冶炼遗址,小者数千平方米,大者10万平方米以上,废渣和炼炉残块堆积厚度可达数米。
南陵江木冲、铜陵狮子山、凤凰山、铜官山等地发现大型冶炼遗址,每个地点的炼铜废渣分布范围大1平方公里以上,废渣的估算量在20~30万吨。
在一些矿冶遗址中发现有成堆的矿石、坑木以及采冶工具、陶瓷类用器等,有的冶炼点还发现炼铜炉或铜锭。
相信随着对有关典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这一地区西周时期的铜矿的开采、冶铸水平以及本土文化特征会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此外,内蒙古林西县还发现大井矿冶遗址,古矿区面积2.5平方公里,露天采坑7处,最长195米,深20米,发现有炉壁、炼渣、矿石以及石锤、石球等工具。
已发现的铜矿采冶遗址中,铜陵、铜绿山遗址的发掘面积较大,所展示的铜矿采冶情况最为清晰,成为今天了解西周时期铜矿采冶的主要对象。
对这些遗址的综合研究可知,当时铜矿的采冶包括探矿、开采、选矿、冶炼等多个环节。
探矿
西周探矿方法仍然使用商代常用的探槽法,即根据出露的矿脉开挖地槽找矿,但主要采用小型矿井探矿法。
这类小型井,断面小,宽度不到50厘米,如铜岭铜矿的J10,边长46厘米,与那些断面较大的矿井有很大差别,应该是找矿的探井。
开采
西周时期除有商代单一的竖井开采外,出现联合开采法,即多个竖井下部与平巷接通,以方便开采,提高效率。
竖井大多为正方形,支护形式采用间隔式框架,框木以榫卯相接,母卯端为三棱形,嵌入岩体。
框外用木板封堵,以防框外岩体掉入井内,如铜岭铜矿J20。
平巷的支护的制作类似于竖井的支护。
西周晚期出现采矿主井,用于人员出入和矿料的运出,如铜岭铜矿J37,现存井深11米,井口南北长2.59米,东西178米,井上部仍残留木梯,井下南面有一个小井通至采矿场(图版一)。
开采和装运工具在铜绿山、铜陵有发现,开采工具有木斧、木质或铜质的锛、凿、钺等,装运工具有木铲、锨竹篓、竹筐等。
照明用具:
矿井里残留竹签和松柴,有火烧痕迹,可能是照明用具的遗留。
选矿
选矿有手选和水选两种,主要使用水选工艺。
铜岭铜矿发现的破碎矿石的工具有木槌、杵、臼,淘洗工具有木勺、勺形木盘、竹盘、船形木斗、溜槽。
发现西周选矿区面积百余平方米,发现一整套水选溜槽选矿设施(图二),有木溜槽、尾砂池和滤水台等遗迹。
据此所作的模拟实验证明,这种设施设计合理,大大提高了选矿效率。
冶炼
在铜矿采冶遗址附近,一般都发现有冶炼遗址,说明当时铜矿的冶炼就地进行。
因没有发现明确属于西周时期的炼炉,有关冶炼的具体情况现在无法分析,铜绿山遗址春秋炼炉和有关的试验,可作参照。
冶炼成品为铜锭,在铜陵木鱼山、万迎山、南陵江木冲发现有铜锭,呈菱形,大者重1.58~4公斤,长40~45、宽5~12、厚0.6~2厘米,小者重1.1公斤,长11~26、宽7~10、厚0.6~2厘米。
这些铜锭出土时多呈铁锈色,经化学定量分析和X荧光光谱分析,铜锭成分以铜铁为主,夹杂有硅、硫、铅、锡等多种微量元素。
多数铜锭的含铁量较高,可能为硫铜矿焙烧和还原熔炼不充分而形成的;有的铜锭含铁量低,可能是再次提炼而成的粗铜或纯铜。
铜锭和炼渣中锡的含量较高,可能是有意加入的,也可能是矿物本来为铜锡共生矿。
对皖南矿冶遗址出土铜锭和炼渣的检测和研究证明,至少在西周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硫化矿炼铜技术,这是矿冶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对浅层的、较易熔炼的氧化铜矿资源开采以后,必然要开采深层的原生矿床,硫化矿炼铜技术的出现,解决了原生矿物的焙烧、熔炼问题,从而保证了矿冶生产的持续发展,生产出更加充足的铜料,使商周时期的冶铸业得以保持长盛不衰。
铜料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资源,各地铜矿冶炼的成品,首先为西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所用。
如西周时期淮夷所居的安徽一带,当地所产的铜料是给中央王朝的贡品,《诗·鲁颂·泮水》: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
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周王朝征伐南淮夷还掠夺铜料,中偁父鼎:
“……中偁父伐南淮夷,俘金,……”铜料还为当时的赠品或周王朝论功行赏之物,小臣簋:
“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夷宾马两、金十钧。
”河南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的柞白簋记载,周王在宗周举行大射礼,柞白十矢全中,获得周王赏赐赤金十板,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的匍盉记载,匍曾受赠“赤金一钧”,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的楚公逆钟记载,楚公逆获“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乍和□锡钟百□,……”,结合大量西周青铜器来看,当时冶炼的铜料成品数量已经相当之多,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当时的冶铜手工业具有较高水平。
(二)青铜器铸造
周族在灭商以前已有了自己的青铜冶铸业,先周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青铜器,如在陕西耀县丁家沟墓葬出土铜尊、觚和觯,岐山县贺家墓葬中出土铜戈和铜泡,其他一些先周文化遗址中还出有青铜工具,说明先周社会已进入青铜时代。
有关西周文化的青铜器铸造遗迹和遗物,在50年代,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居址出土有铸铜的陶范、芯和浇口,说明附近有制造作坊。
长安马王村西周早期灰坑H10中出土铸器陶范残块,其中一块簋范上以云雷纹为地纹,主题纹饰为伏身夔龙纹。
从西周王畿以及其他诸侯国地区所出的大量青铜器特别是那些具有本土特征和有铭文的青铜器看,各地都应有自己的铸造青铜器场所。
洛阳北窑遗址是已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铸铜遗址,是研究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水平的代表性遗址。
遗址位于洛阳东北郊北窑村西南,洛阳火车站正北200米,遗址北倚邙山,东临瀍河,西北与庞家沟西周墓地相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年代主要在西周早、中期。
遗址于1973~1975年钻探,1973~1974年发掘800平方米,1975~1789年发掘2500平方米。
发现有房址、陶窑、窖穴、墓葬、祭祀坑等遗迹,出土了熔炉残壁、陶范、手工工具、日用陶器、卜骨等遗物。
北窑遗址发现有建筑基址,包括柱基25个,地下水管一条(发掘2.5米),地面三处。
窖穴和灰坑有圆袋形、椭圆形、长条形、不规则形四种。
窖穴为袋状,一般口径2、底径3、深2米左右。
部分窖穴的壁和底作过处理,表面光滑平整。
灰坑填土中出土大量铜炉残壁、陶范、烧土块、陶片等。
其中填有很多炉壁残块、陶范块和陶片。
手工工具发现较多,有骨锥、骨凿、骨匕、铜三棱椎形器、铜刀、砾石等,可能是在铸造作坊中使用的工具(图三)。
北窑铸铜遗址中出土了上千块熔炉炉壁残块,系泥条盘筑而成,泥条为泥、砂、草拌制,宽、厚均为3~4厘米。
根据所测熔炉炉径可知,当时的熔炉有大、中、小三种,小型炉径为0.5~0.6米,中型为0.9~1.1m,大型为1.6~1.7米。
其中以中型炉最多,中型炉的直径已超过安阳殷墟的同类炉。
有的炉壁下缘残留三处鼓风口,证明当时以使用鼓风设备。
熔炉多处鼓风,可以提高炉温。
据检测,熔铜炉温为1200~1250℃左右。
北窑铸铜遗址中,陶范(图版二)器形有容器、车马、兵器等类,其中容器居多,车马、兵器少。
容器器类有鼎、簋、卣、尊、觚、爵、觯、壘、钟,车马器有辖、軎、銮铃、泡饰。
铸造青铜器的范主要是陶范,实心工具和兵器为双合范,容器有外范和内范(芯)。
陶范料均是筛选细土、细沙羼和而成,芯、范的质色略有不同,芯比较松软,呈红砖色或青灰色。
范厚4厘米左右,分两层,面料细腻、坚硬,青灰色;背料松软,夹有较大的砂粒,其中还有稻壳、草秸等植物灰红色。
范的做法是将厚1~1.5厘米的面料泥片贴于模上,周缘做出高约3厘米的边框,中填背料,然后在分型面上做出三角形或长方形的卯口。
陶范纹饰主要为浅浮雕式,一般是用小刀在模上雕刻,然后翻制于范上。
铭文的制作,阴文直接刻于芯范上,如北窑H296:
1、T25(3):
上的刻文(图三:
10、11),阳文是用模翻制阴刻文字后做成活块嵌于芯、范的相应部位而成,如北窑T16④:
4上的阳文“□厥……宝”,H156:
1上的“……□□于……□□厥……”(图三:
12、13)。
从北窑等地遗址看出,西周青铜冶铸技术较以前有了新的发展。
熔炉有大、中、小型,器物陶范的种类繁多,冶铸作坊面积大,同时可进行工具、礼器、兵器等各种器类的铸造。
特别是大中型熔炉多,并存在多个鼓风口的熔炉,可大大提高铸造效率。
范的制作更为精细,外范面料的使用,使青铜器表更为平滑,并可以做出多层次的纤细精美的花纹。
北窑铸铜遗址出土很多生活日用陶器,这些可能是当地铸铜作坊的工匠的用器。
其中,除有以长安丰镐遗址为代表的典型西周文化中常见的器物如联裆鬲、折肩罐外,最为突出的倒是那些带有浓厚商式风格的鬲、簋、尊等器物,这组有着相当数量的器物存在,构成了当地有别于其他地区典型西周文化的独特面貌。
这些器物出于铸铜作坊中,其使用者的来源也就有了研究的必要。
从铸铜技术和青铜器的种类、器物形制、纹饰看,周承商制,西周铸铜技术与商人必有关系。
《书·毕命》记载周人灭商后,“迁殷顽民于洛邑”,《书·周书序》也说: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
”即将大批商遗民迁于今天的洛阳附近。
那么,北窑铸铜作坊的工匠有相当数量可能属于“殷顽民”一类。
关于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通过对代表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水平的墓葬特别是大、中型墓中出土青铜器实物的观察和金属成分检测,结合模拟试验,现在已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
西周青铜器的铸造使用浑铸法和分铸法,主要使用浑铸法。
对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所出青铜器检测发现,当地的铸造工艺以浑铸法为主流,采用分铸法者很少,检测的70件青铜礼器中,只有4件采用分铸法。
宝鸡
国西周墓地所出青铜器也是如此。
经检测,这里的青铜器的铸造普遍使用浑铸法,为使器物浑铸成形,还采用活块模、活块范和开槽下芯等措施。
如陕西宝鸡
国墓地出土的
伯各卣,提梁上的圆雕型牛头附饰和提梁两端的扭曲羊角,就是用活块模做的铸型;同出土的
伯双耳方座簋的方座上翘起的兽角,是用活块范做的铸型。
只能采用分铸的器物,也采用“铸焊铆”结构(如箅环与甗体的连接)或“自锁”结构(如四耳簋的耳、体结合),不仅简化了铸造工艺,而且达到了使连接部牢固的目的。
分铸的应用中,先铸法和后铸法都存在,至于如何使用,要根据具体器物的形制、性能要求和工艺决定。
所见簋耳为先铸,簋身后铸;卣和提梁壶则相反先铸器身,后铸提梁。
同样,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铸造也以浑铸为主流,分铸居次要地位,出土的铜鼎、鬲、簋全是浑铸法铸造,但壶的衔环兽耳、匜鋬采用分铸法。
青铜器的铸造大量使用泥、铜质芯撑,有范、芯自带的泥芯和外加铜质芯两种。
芯撑的使用,保证了铸型的规整、稳定,器物成形更为可靠。
对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出土的18件青铜容器的检测发现,有16件使用了芯撑,而且还有一定规律。
如其中鼎、鬲的器底放9~12个芯撑,典型做法是在器底中央3块,足、底连接处各1块;簋底和簋座放3~4个;尊、卣、盘底也有3个;觯底1个,腹下近圈足处均匀放4个。
对宝鸡
国西周墓地所出21件青铜器(鼎、簋、编钟、戈、镞、当卢、軎、泡和饰品)进行金相组织分析发现,这些样品在显微镜下几乎都是铸态(或退火)组织,形态多为树枝晶,树枝状结构较粗大,说明浇铸后经过缓慢的冷却期,其原因是在浇铸前铸型被充分预热。
通过对铸型的预热,结合芯撑的使用,再配以流动性好的铜液,从而可铸造出壁薄轻巧的器物。
这里的青铜礼器大多器壁很薄,器壁多在0.2~0.4厘米之间,有的甚至不到0.1厘米,正是这些技术成功应用的杰作。
关于青铜器金属成分,宝鸡
国西周墓地青铜器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这与殷墟青铜器以铜-锡二元合金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不同。
其中纸坊头、竹园沟等地西周武王至昭王时期的青铜器以三元合金为主,茹家庄墓地相当于昭穆之际的青铜器则以二元合金为主。
青铜器成分中,铁、硫、砷以及银、锌、锑、锰、镁、铋、镍、硅、钴等元素的含量都很低,其中有的样品中铅、锌、镍、锑、锰、钴、镁等几乎不存在,这可能预示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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