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记 莫言列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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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记莫言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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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记莫言列传曾良策莫言者，鲁之高密人也。

本姓管，名谟业，祖居钱塘龙泉。

其先祖夷吾，颍上人，史称管子。

乙未孟春，西历二月十七平明，谟业呱呱坠地。

时高密之东北乡，春和景明，万里无云。

俄顷，电闪雷鸣，骤雨忽至，蚕妇村氓皆震惶，唯有村东一白眉老道捋须叹曰：

“文曲星自东南降矣。

”时人皆以为妄语，莫之许也。

（待续）莫言传摘自《深圳晚报》如果时间倒回五十年，如果你在山东高密平安庄村见到一个书包在屁股上颠来打去可能还流着鼻涕的孩子，你一定不会说，这个人将来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时间拨回几年，等他长到了十几岁，你更不会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都辍学了。

你会说，他跟他的父母祖辈一样，是个地道的农民。

这个孩子就是莫言。

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正月二十五，莫言糊里糊涂在一农户家出生了。

这里出生的孩子，绝大部分注定了一辈子在地里劳作、刨食。

莫言出生时，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欢乐，不像现在孩子的出生，一家三代守在门外，像是迎接救世主的到来。

当时莫言家里已经挤了一大堆人口。

爷爷奶奶、没有分家的叔叔婶婶和大他四个月的堂姐一家、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大姐，共有十人之多。

莫言的到来不过是给这个大家庭添了一张永远无法填满的嘴而已。

而莫言的童年记忆也不算美好，因为嘴的存在以及填不满，令他所有的思想及美好想象，都停留在吃字上。

饥饿和孤独，是那个时期大多数乡村孩子的共同记忆。

后来莫言在《蛙》中写到吃煤，也许不一定是事实，但一定是从骨头里从胃里从嘴巴里迸出的真实意图。

不管吃什么，就图吃个饱。

吃饺子当然是不敢想象的，据说莫言过年去别人家里讨过饺子吃，不知是否讨到了，又讨到了几个，吃的时候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其程度恐怕超过57岁他听到得诺贝尔奖的消息。

1.小饥童辍学高密种地“单秀才”诱他文学寻梦2.农村娃当兵柳暗花明管谟业文坛初露峥嵘3.“红萝卜”飞出个土黑孩“红高粱》捧回座洋金熊4.莫言刚躲进高密老家诺奖就砸中了他的头壹小饥童辍学高密种地“单秀才”诱他文学寻梦大年三十讨饺子吃莫言六岁开始上学，读到五年级，就辍学了。

按照教育部的标准，也就是个小学肄业。

据一些介绍，莫言辍学原因是因为“文革”。

其实，“文革”前与“文革”后，农村像莫言这样读不完小学的孩子到处都是，野草那么多。

认识几个字，知道男女怎么写就够了，这是许多农民的现实想法，读书有什么用呢？

一些非常优秀的孩子因此一辈子待在乡村，不再有出头之日。

从祖国的花朵到放羊、放牛娃，莫言像乡间的草木一样成长，没有人关注他的未来。

他在田头田尾间，在河湖水泊边，默默无语地倾听猪马牛羊的声音，孤独寂寞地观察蓝天上白云的飘移，身体不动声色地长高长粗。

有人说他六岁开始啃大部头，读三国、红楼梦，那一定是谎言，一个六岁的农村孩子是不可能认识那么多字的，但在乡间的日子，书本成了他最好的伴侣。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回忆，为了博得人家的好感借书看，他经常帮人推石磨。

“年龄渐渐大了。

就开始参加成人的劳动，我小时候长得就比较高，跟我同龄的小孩子还在学校里打打闹闹的时候，我就跟着大青年、整劳力去干一些大人的活了。

虽然干不好，还有点累，但还是感到和人在一起，比一个人放羊、放牛要好得多。

在劳动的过程中。

在和这些成人的接触中，我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当时生产队的人劳动也不认真，大家干一会歇一会，干个把小时抽袋烟，然后再干个把小时抽袋烟，然后就收工回家了。

我们在地头休息的时候，老人就讲各种各样的传奇、鬼怪故事呀。

这些东西对后来搞文学非常有利。

”莫言小时候家里很穷，小时候的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吃。

他6岁进校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处分，小时候这种压抑的心理特征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三年级起爱上“闲书”但他在书里找到了安慰。

莫言从小就爱读书，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因“文革”而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他曾自述自己童年时读书的情形：

“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

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

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

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

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让我适当地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

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

”莫言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

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

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

后来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

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

一次，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家里的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文学梦始于“单秀才”高密东北乡，那是个故事成山的地方。

三百年前，在莫言故乡北边三百里地的淄川，落第秀才蒲松龄摆开龙门阵，酒茶待四方，有故事的讲故事，没故事的默默沉思，不管南来北往，大家都是好兄弟。

在蒲松龄的神魔小说世界里，一切生灵事物都息息相通：

现实和想象相通，未来和过去相通，人与鬼狐相通，仙境与俗世相通。

一直活到七十多岁，蒲松龄仍然是一个口若悬河、舌头生花的落魄秀才。

在莫言故乡西边的郓城县，八百多年前，一个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县城小官押司宋江，率领一帮愣头愣脑、没心没肺、心狠手辣、快意恩仇的好汉占山为王，盘踞水泊梁山，整日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做成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宋江，每个人都是蒲松龄。

他们的故事，流淌在祖祖辈辈的血液里，飘荡在村头村尾的参天大树上。

在平安庄外面，围绕着大片大片的黑土地，闪烁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形池塘。

这些池塘，在夏天雨季来临时，会泛滥成灾，形成另外一种景观。

过了墨水河，就是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地。

在这片神秘的、煽情的土地里，上演过无数真实与虚假、激情与冷漠的故事。

莫言对这种有着巨大反差的故事情有独钟。

在很多文章中，莫言的家乡，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与故事萦绕的国度。

儿童时代所听到的蛙声虫鸣，穿过30年的雾障，令迷失在城市高楼大厦里的莫言如聆仙乐；儿童时代所目睹的彩色草甸子和花团锦簇，令徜徉于大大小小胡同、置身于蚁行市民之间的莫言心明眼亮。

他一旦想通了这点，就打通了自己的奇经八脉，变成了一个通人：

通向记忆中色彩缤纷的国度的一个归人。

莫言的文学梦是后来见到村里右派老大学生“单秀才”的儿子后开始萌生的。

这位老大学生出身不好，又口无遮拦，“反右”一开始，“右派”的高帽子就落在他头上。

被扫出人民教师的队伍后，灰溜溜回到老家，跟人民公社社员莫言一起劳动，他的故事帮助莫言把自己的理想物化了：

“尽管他因为嘴巴乱说而获罪，但恶习难改，老是给我灌输‘三名三高’的思想，什么刘绍棠‘为三万元而奋斗’，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等等。

在他的渲染下，我感觉到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

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书来，一下子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问他：

“叔叔，如果我能写出一本书来，是不是就可以不在农村劳动，可以吃饭了？

”他说：

“岂止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什么都有了，你想吃饺子，一天三顿都可以吃。

”正是怀着一天三顿都可以吃饺子的梦想，莫言开始了他的文学路。

贰农村娃当兵柳暗花明管谟业文坛初露峥嵘曾是名“战士”级教官在家乡劳动多年后，1976年，21岁的农民莫言当了解放军，那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从此他开始了另一片天地的生活、努力和奋斗，并在后来走上文学道路。

俗话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对于莫言这样的农家弟子来说，有馅饼也不可能掉到他头上。

他只有付出，再付出。

1977年，在部队当普通士兵的莫言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又听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电子计算机系招生，给了他们一个名额，于是便蠢蠢欲动。

但是小学没有毕业的他，又丢了这么多年，语文、政治还能应付，数理化基本上是零蛋，难度可想而知。

幸好那个年代大家都差不多，半斤八两，也许努力一下就能往前拱一拱。

于是他让家里把大哥从小学到高中的课本打包寄了过来，像老鼠啃玉米一样一本本地啃。

先啃数学，单位有一个无线电技师会数学，莫言就去请教；又跑到部队旁边一所中学求教，算是把高中数学勉勉强强学完。

那段时间，一下岗，他就跑到一个堆满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夜自学。

半年之后，他忽然得到消息，不用复习了，名额没有了。

不过他也没有白学，所有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永远不会多余。

不久部队搞业余学校，莫言因此当上了语文教员和数学教员，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变化。

莫言当教官很努力，慢慢小有名气。

有一次，主管领导王政委来视察，点名要听莫言的讲课。

课后，王政委问莫言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莫言说，我哪里上过大学啊，我是农村兵。

王政委很惊讶，就记住了莫言的名字，当然是“管谟业”这个名。

1979年7月，莫言返回老家结婚，不到一个星期，就接到电报，让他立即归队。

1979年7月底，莫言来到了保定郊区的狼牙山脚下，进入了训练大队，当上了一名“战士”级教官。

一晃之间，三年过去了，新兵变成了老兵。

按照惯例，一般新兵当了三年，没有提干转干的，都会复员返乡。

莫言这名老兵没有复员，也没有提干。

局里把莫言调到训练大队，本来是想给他提干的。

但这一年底，总政治部忽然下了一个文件，以后不再从战士里面直接提干，所有干部必须经过院校或者是训练大队的培训才能提干。

要命的还有一条，战士年龄超过二十四岁不能提干———1979年底莫言都快25岁了，正好卡死。

老兵莫言花明不久柳又暗，心情苦闷可想而知。

发表小说改变命运迷惘苦闷之中，莫言又开始了疯狂写作，指望这山不开那山开。

那个时候，部队的激励制度很优厚，一名士兵能够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可以记三等功，有很多战士通过写作的途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当时的文坛，活跃着一大批军队作家的身影。

莫言也想从写作上突出重围。

转眼就到了1981年。

莫言努力写作，终于在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1981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1982年第二期的《莲池》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

莫言发表了小说之后，渐渐地时来运转。

政治部肖副主任和宣传科科长来训练大队调查，感到莫言人才难得。

1982年的一天，在讲完几位重要领导旁听的一堂课之后，莫言忐忑不安地返乡了。

暑假里，他收到了一封令他惊喜的信，信里告诉他，他的提干申请被批下来了。

莫言从此由一名古董级战士教官，跃升为菜虫级正排教官。

这一跃，已是十万八千里，乌鸡变凤凰。

从此他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回乡做农民了，他永久性地吃上国粮，不管是春雨夏涝秋旱还是冬寒，都不能影响他的一日三餐。

莫言说自己的创作是1978年开始的。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名编辑的来信，希望他能去编辑部谈谈。

莫言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激动得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保定市，找到了《莲池》编辑部。

—进门紧张得要命，双手不停地流汗，转着圈敬礼，然后把那封信拿出来。

一名中年编辑看了信，说：

“你等一下吧，老毛家远，还没到。

”他就坐在一把木椅上等着，大概半个小时，一个男人哈腰进了门。

就这样，他见到了他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老师。

毛兆晃五十多岁，个子高，人很瘦，穿一身空空荡荡的、油渍麻花的中山装，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臭。

他把莫言让到桌前，简单地问了一下莫言的创作情况，然后把莫言投的那篇稿子拿出来，说小说有一定基础，希望莫言回去之后改一改。

莫言头一回走进心目中神圣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心里紧张和激动，终生难忘。

回到部队后，莫言感到不好改，干脆新写一个，又跋涉几十里送到编辑部给毛老师审阅。

毛老师一目十行地看了，说还不如第一篇好呢。

莫言没有气馁，他对毛老师表决心说自己愿意改，保证能够改好。

回到部队，莫言考虑了很久，把一前一后两个小说杂糅到一起，又送到了编辑部。

过了一段时间，毛兆晃给莫言来信，说这一次改得不错，刊物决定要用了。

就这样，莫言在《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接着，《莲池》又发表了莫言的第二篇小说《丑兵》。

小说后面附有一篇编辑手记，介绍说，作者是驻军某部一位战士，他的文笔细腻，感情真挚，这个作者大有希望等。

这个评价，对莫言的创作来说无疑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对于自己第一次走上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毛兆晃老师，莫言一直心存感激。

叁《红萝卜》飞出个土黑孩《红高粱》捧回座洋金熊三十成名1985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算得上莫言的成名之作。

与短篇小说《枯河》构成姐妹篇，都有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时亲身感受到的痛苦经验，但语言和写法都不同，后者属于探索，前者属于逐渐形成语言风格的作品。

此前他的十几篇短篇作品，如《乡村音乐》、《售棉大路》等，都可以看做是摸索和积累。

《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黑孩”形象。

莫言说，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说中找一个原型，那一定是“黑孩”——从“黑孩”派生出几百个人物，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济济一堂。

1986年，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后，更在文坛上引起了震动。

这部作品依据莫言家乡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战”史实，写国民党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率领四百人伏击日本巡逻队，并击毙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等三十多名日兵，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

但后来日本驻胶县部队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杀害136名村民。

这件可歌可泣的民间另类抗日事迹，被莫言酣畅淋漓地写出来，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31岁的莫言，以魔幻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坛之林。

几番触电1988年初，《红高粱》这部喷涌着情欲和野性的电影，一下俘虏了中国人的心。

这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也在这一年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这部电影正是根据莫言的成名作之一《红高粱》改编，编剧是莫言。

也因这部电影，为莫言带来更大知名度。

莫言回忆：

“我想中国的小说家跟中国的导演合作最早应该是从我跟张艺谋的合作说起。

他当时是一名摄影师，已经大名鼎鼎了，已经拍摄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作品，但作为导演他还是初出茅庐。

我对他之所以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就是我觉得《红高粱》肯定是要一个非常优美的画面，有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才能够成功。

因为在小说的构思之初，我想最让我心动不安的就是《红高粱》的画面，就是在我脑海里展示的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如果这部影片当中不能再现这种高粱地的话，我觉得这部影片是不成功的。

张艺谋作为一名摄影师，肯定对画面非常敏感。

他固然还没有拍过电影，但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非常愉快地把电影改编权交给他了。

”《红高粱》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超出人们的预料，莫言认为这是时代的原因。

《红高粱》放到现在来拍，拍出来有可能依然会在国际上得这样那样的奖，但观众可能不会买账。

后来莫言又写了好几个剧本，还动手改编过一些自己的小说，不过都没有《红高粱》的成功。

其中最成功的要算《暖》，根据莫言1984年的一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在国内获得金鸡奖，又在东京电影节上获得过“金麒麟”奖。

《断手》写完之后，莫言跟导演刘欲仁先生合作了一部名叫《大水》的影片。

文学剧本写出来了，但电影也没有拍成。

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又找到莫言，希望再给他搞一部电影。

于是莫言弄了一个“白棉花”，但没有拍成，被台湾一个人拿去拍了，莫言说，拍得“很差，很臭”。

1997年，莫言在《收获》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张艺谋再次找到他，要改编成电影。

莫言不解，还是给了他，拍成了后来的《幸福时光》。

但莫言认为，除废弃的公共汽车的壳子背景，其他的与他的小说无关。

面对争议在中国的作家里，莫言被认为学马尔克斯学得最像的，甚至有人干脆称他为中国的马尔克斯。

他自己也承认，写《红高粱》时，开篇第一句话写来写去都像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

但是，“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了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我们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么也剩不下，因此中国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小说来，每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占据文学的一席之地，就要远远地绕开这两个人，我想这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2005年，在写作《生死疲劳》时，莫言决定不再躲避马尔克斯。

到《蛙》的时候，莫言干脆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物，回归到了读《百年孤独》之前的状态。

“我搏斗了20年，终于可以离开它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它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它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在莫言的作品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丰乳肥臀》，而这也是他获诺奖的主要作品之一。

洋洋58万字，可以说是莫言的心血之作。

用独特意象表达对土地、对母亲的爱。

从上世纪20年代，一个传教士，与母亲之间的风流韵事。

还有一大堆孩子，在不同时代里的遭遇，一直写到改革开放。

很多外行看了书名就骂上了。

有些亵渎神圣的地方，则成为业内人士的火力点。

比如写到了饥饿，农场领导用一个馒头，就把高贵美丽的俄罗斯血统的美女强奸了。

作品一时成为禁书。

《丰乳肥臀》最早于1995年刊发于云南《大家》杂志，时任杂志主编的李巍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产生了一定的争议。

但是这很正常，文学作品没有争议不可能，谁提出什么都是正常的，100个人眼中100个哈姆雷特嘛，有争议也是可以想象的。

好的文艺作品都不是单一的理解，多种理解是必然的，这也体现了莫言的艺术素养。

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也果然证明了一切。

”对于所有的争论，莫言说：

“我认为批判性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一个作家写作过程中应该关心社会、民众的疾苦，将这些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但除了批判，真善美的一面也应该歌颂。

”2009年，莫言、朱天文、大江健三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