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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国力竞争与苏联解体
软国力竞争与苏联解体
张骥、齐长安
2013-1-1510:
56:
34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石家庄050091)
【摘要】苏共执政过程中忽视软国力的竞争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制度创新,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对改革重视不够;苏共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上存在诸多问题及失误;苏共民族政策的失误严重影响了民族凝聚力;苏共决策机制及国家发展战略失误等。
这些教训对我国当前的改革有许多启发。
【关键词】软国力;竞争;苏联解体
【作者简介】张骥,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齐长安,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九九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1)04-0059-07
一、软国力的概念与构成
谈到软国力,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综合国力和软权力等概念。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植根于人性,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的,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还认为,权力首先指军事实力,而新现实主义则“将权力的概念视为结构的根本特点”,认为权力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1]。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和必须的包括物质力量(经济、军事、科技)和精神力量(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
当前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越来越重视综合国力中精神力量即“软权力”和“软国力”的研究。
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家约瑟夫·奈(JosephNye)明确提出了软权力(softpower)的概念,认为“硬权力”就是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而“软权力”则是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我们的价值观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
硬权力和软权力皆至关重要,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
[2](PP22-35)奈认为,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主权斗争的新领域,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权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关系中并成为巩固自身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
可以这样说,现存的所有文明集团都在为争夺经济权力、国际组织的控制权力并为推行自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观、扩大自己的文化权力和影响而努力。
可见无论在国际政治学的技术层面还是在理论高度上,软国力都是极其重要的,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在国际格局的转换过程中,软国力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
那么软国力有哪些构成要素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制度的创新及规则的制定。
制度的创新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者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在经济、政治方面获得极大的好处。
从国际关系史上来看,居于国际格局主导地位的国家往往是制度创新者,无论从早期的海上霸权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制度创新的一面。
同时,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在利益的争夺中会处于有利的位置。
(二)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有多种表述,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1991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简论》一书中总结了意识形态的十六种定义,可粗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即是指社会特定团体的信仰或观念以及这些信仰和观念的生产,它是在一定社会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动导向作用的话语;第二,意识形态主要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权力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第三,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个体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激活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系[3]。
(三)文化的影响。
狭义上的文化概念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广义上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意识形态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倾向使用广义上的文化概念,但不割裂与意识形态的联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一些国际政治理论家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提出“文明冲突论”。
这些观点尽管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并且言过其实,但文明(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确实是大大加强了。
(四)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构成精神的力量。
虽然精神的因素只是影响到实力运用,而不是实力本身,但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从历史上看,一个弱小民族如果能够紧密团结一起,同仇敌忾,往往能战胜强敌,而民族的分裂和斗争往往引起国家的覆亡。
(五)国家发展战略及决策机制,包括国家领导者的领导艺术。
民主的决策、合理的国家发展战略可以使一个国家走上国富民强的正轨。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里,把握国家命运的决策者的领导艺术也非常重要,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代表塔列兰作为战败国与会,但是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塔列兰准确分析了局势,充分利用俄、英、普、奥四强暴露出来的矛盾,乘机站在英、奥一方反对俄、普,他提出所谓“正统原则”,不仅分化了反法同盟,而且使战败的法国跻身五强之列。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力主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虽然该和约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掠夺性条约,使苏维埃国家丧失了大片领土,但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摆脱了战争,赢得了必要的和平环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经济,加强国防,这一条约的签订反映了列宁高超的领导艺术。
二、苏联在软国力竞争中的失误
苏联在软国力竞争中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制度创新,对改革重视不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功不可没。
但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及时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
后来实践表明,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自主权被放到了最小,根本不允许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企业没有根据价值规律追踪最新经济动态的积极性,不会自主的进行技术创新,不能根据变化的环境和条件来调整战略,最终使问题积累成堆,积重难返。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进行了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是修补性的、不彻底的,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二)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存在问题。
苏共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观念僵化,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本国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却使之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
这种打着斯大林印记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对人们的精神活动、创造潜力和科学思维形成了极大的压抑,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特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丧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对历史的否定上。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着填补“历史真空”的幌子来否定苏共历史。
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不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强调苏共坚决放弃“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给思想以自由”。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放弃直接危害了国家的安全,最终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三)苏共在文化领域的失误。
从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个人崇拜的滋长,斯大林粗暴地干涉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肯定或贬斥某学派,全盘否定除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化成果,对本国的精神文化遗产采取一律否定和强行禁止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一概加以排斥,造成了学术界的沉闷空气,严重阻碍了苏联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
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简单化的全盘否定,解冻文学的出现使人民心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思想文化建设中的公开性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并最终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倾覆。
(四)苏共民族政策的失误。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
苏共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时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严重影响了其民族凝聚力,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思想的错误。
苏共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定位直接影响到对待民族问题的认识。
1936年11月斯大林提出“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4](P399)的论断,以此为依据,将民族发展进程等同于社会主义进程,认为“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5](P89)。
基于对民族问题的以上认识,苏共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在理论上简单的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进而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等同于民族矛盾的消失,片面强调民族融合的趋势。
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开始宣传苏联形成了“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在这一错误判断的指导下,苏共作出许多人为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例如以行政方式大力推行俄语,鼓励异族通婚等,不仅没有促进民族的融合,反而激发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
2、只反地方民族主义,却纵容大俄罗斯主义。
多民族国家必须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倾向,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但苏共自十七大之后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斯大林甚至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因而助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滋生,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压抑感。
在肃反运动中清洗的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大多数是对大俄罗斯主义不满的。
[6](P403)卫国战争期间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迁徙和流放十几个小民族,这些都构成苏联民族关系中的“痛点”。
3、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失误。
长期以来苏共以“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为由,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造成了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失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为了解决地区差异,80年代又加重发达地区上交财政的任务,抑制了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引起发达地区各民族的不满。
(五)苏共决策机制及国家发展战略失误。
苏共长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使党内民主受到严重削弱。
作为高度集权制突出表现的个人集权,使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领导,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成为个人崇拜。
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就难免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
二战后,苏联凭借其优越的战略态势和资源优势,本可以大搞经济建设,赶超西方国家,但苏联却把战略重点放在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上,过度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失衡,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
苏共在具体的国家战略目标的制定上也缺乏科学性。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扩张政策,同美国在全球展开争夺,造成了了苏攻美守、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态势,但也使苏联陷入了力所不能及的境地。
而标志着苏联扩张政策达到顶点的侵阿战争,更是苏共的重大决策失误,致使苏联在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并潜伏了自身解体的危机。
三、苏联在软国力竞争中的失误对我们的启示
从苏联在软国力竞争中的失误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启示: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动力。
列宁曾说: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7](P18)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最大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改革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适应的部分以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性。
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种创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创新的一个典范。
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一般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就必然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必然搞市场经济。
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中国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果,也证实了改革的必然性。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抓住时机,不断改革,经过若干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才能逐渐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深度和范围都加大了,这就提出了一个中国适应世界经济规则的问题,也提出了中国制定各种新的经济规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经济活动的透明度、网络性和复杂程度,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范。
当今世界不但分为财富和知识的强国与弱国,也分为规范的强国与弱国。
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在全球经济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决策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全球性的规范。
(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与时俱进。
在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点。
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最后一个眼中钉”,他们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声称“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8]。
中国一定要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时刻警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随之要发生一定的变。
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而急剧的变化,环顾当今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有着许多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正确回答和解决国际国内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的需要,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
(三)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思想,意图把文化的冲突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割裂开来,其目的不过是以文化的冲突来掩盖意识形态的渗透,从而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家利益中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下降,综合的文化因素上升,文化因素日益成为综合国力构成的重要内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注重文化的渗透,企图通过文化的渗透达到影响别国意识形态的目的,克林顿政府曾认为: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的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迫切必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可靠战略方式。
”[9]
当代西方思潮中的消极因素,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色情暴力等。
这些西方腐朽思想通过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产品,在消遣和娱乐的幌子下进行大规模的传播和渗透,向人们灌输低级庸俗的趣味和情调,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精神和道德带来负面影响。
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即使在西方也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
在当前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要重视以下几点:
1、倡导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了概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2、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起着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作用。
中国有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助于克服当前经济转轨时期的信仰危机和精神空虚,对于克服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有积极意义。
3、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要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世界的优秀文化,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因素,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还要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维护中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的实体,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缔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要树立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理想、共同信念的民族必定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治国方略》中就提出用共同理想来凝聚中华民族的课题,但是只有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后,中华民族才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
但我们也应看到,共同理想的形成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群众对共同理想的信念就越坚定,要善于运用改革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联系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沉重灾难,逐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看到人类社会的前途,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
(五)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制度建设来完善党的领导决策机制。
把党和国家毁于一旦的责任仅仅归咎于个别领导人是有失偏颇的。
在苏共的执政过程中,民主集中制被有意无意的违背,成为苏共瓦解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党的领导决策的科学性。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党的执政过程中,要把这种制度用于政权建设,要用制度的完善来克服党内外决策和民主生活中权力过于集中到个人手中的弊端。
中国应该确立自己科学的发展战略。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应对是一个值得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的问题。
另外,中国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咨询机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但西方政党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形成的竞选和执政的策略,其中一些经验还是值得吸取。
美国的政党不但在竞选过程中将形象交给传媒专家,在执政过程中,在各专业领域,都有各自的专家活动其中,起着或咨询或决策的作用。
我们也应该建立起一套畅通有效的决策咨询机制,毕竟当今的社会瞬息万变,专业的咨询机构对信息的把握要更准确一些。
参考文献
[1]倪世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2]JosephNye:
”Redefining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Volume78,No.4,1999。
[3]TerryEagelton,Ideology:
AnIntroduction,London:
Versa,1991。
[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宫达非主编:
《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
[8]转引自张宏毅:
“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校理论战线》2001第1期。
[9]王晓德:
“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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