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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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

第六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

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史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碑铭学和史籍整理的不断发展，继承朗克史学的西方传统史学达到了巅峰状态，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在西方史学界，一股新史学的思潮在萌发、汇合，试图冲破传统史学的约束，多方位多角度地阐释人类的历史，这就是“文化史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史学

一、普鲁士学派的出现

19世纪中期，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德国的统一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一方面利用德国人民的爱国统一运动，力图使普鲁士成为统一运动的中心，由普鲁士统一德国；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和资助哲学和历史学学者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制造舆论，提供理论依据。

普鲁士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史学流派。

普鲁士学派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实际上是朗克学派的分支；在哲学思想方面，则是黑格尔哲学的继承。

他们体会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意图，把德国的爱国统一运动推向民族沙文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弱肉强食，歌颂战争，为普鲁士以武力统一德国充当吹鼓手。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达尔曼、德罗伊生等。

二、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人物

（一）达尔曼

达尔曼（1785—1860年）是普鲁士学派精神上的祖师。

早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和霍尔大学学习语言学，二十五岁获博士学位。

1809年，当拿破仑侵入德国时，他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徒步穿越德国，参加奥地利军队，投身战争。

从1812年起，他先后在基尔大学、哥廷根大学、波恩大学等学校担任教授，讲授历史学和政治学。

他主张学术必须和政治相结合，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因此，有学者认为，达尔曼不是第一流的史学家，而是一个演说家和政治宣传家。

他的主要著作《丹麦史》、《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都是为实际的政治目的而写的。

1848—1849年，他当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并被推举为宪法委员会的成员。

在会上，他极力宣扬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立宪的、强大的帝国。

达尔曼在史学上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哥廷根大学编写的教材《德国史的主要史料和权威作家概论》。

此书在1830年出版后，不断再版，并被广泛采用，共收书名一万六千三百三十七个，成为研究德国史最权威的书目提要。

（二）德罗伊生

德罗伊生（1808—1884年）是普鲁士学派的真正建立者。

他出生于普鲁士境内波美拉尼亚的特里普罗城，八岁丧父，由其母扶养成人。

早年经济困难，但在朋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仍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826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语言学，深受柏克和黑格尔的影响。

他的博士论文《亚历山大史》和续著《亚历山大继承人的历史》，提出了“希腊化时代”这一历史断代，为他在学术界扩大了影响。

1836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非正式教授，主讲古代史和古典学，与朗克同事。

1840年任基尔大学历史教授。

在德意志统一运动的影响下，他投身于政治和近代史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使之为祖国的光荣效命疆场。

他的著作《论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提出了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主张。

1851年他任耶拿大学教授，除主持研究班，还讲授近代史，历史方法论和普鲁士史，并开始《普鲁士政治史》的写作，1859年重新回到柏林大学任历史教授，直至去世。

《普鲁士政治史》十四卷，是他倾尽毕生精力之作，全部根据文献资料，特别是普鲁士档案中的档案资料写成。

但是，德罗伊生在书中竭力证明普鲁士重建德国的历史任务，使书中充满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同时，由于完全忽视社会和经济的作用，并缺乏对人物的描写，使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大打折扣。

德罗伊生对历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历史知识的理论》一书中发展了朗克的历史主义理论，形成一种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

他严格区分了历史和自然科学，提出认识前者的方法是理解，而后者则是说明。

他认为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其自主性，“历史方法的特色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

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材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前人的言行，与我们今日的言行性质上是根本相类似的。

理解的行为既是综合，又是分析；既是归纳，又是演绎。

他认为，历史事实并不是某时某刻社会状况直接而真实的显现，而是社会状况的遗迹，是我们对它的追忆。

它是过去状况及事件反映在人的精神上而保存下来的，它是人的精神的一个产品。

因此，历史知识是主体和客体交汇重叠的结果，并且主体总是先行的。

即历史研究是从现实出发的，是从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根据其现实的感受所提出的必须认识的历史问题着手的。

前人的所作所为，其本身并不是历史，而是在通过历史学家以历史的眼光加以整理之后才成为历史的。

这一理论对后世绝对的历史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现当代人文科学中释义学的方法论原则的确立，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三）蒙森

19世纪西方史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大学者狄尔多·蒙森（1817—1903年）。

他出身于德意志西北部的什勒斯维格（1864年前属丹麦，后为普鲁士吞并）一个牧师家庭，幼承庭训，从小就养成治学的兴趣和良好的工作习惯。

1836年进基尔大学研习法律和古代语言学，获博士学位。

1844年毕业后在丹麦政府资助下，前往意大利作科学旅行。

三年中，他搜集大量拉丁铭刻，发表九十多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848年受聘为莱比锡大学教授，因在1848年革命中主张德意志民族统一和民主改革，受迫害被解聘。

1852年他应聘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教；两年后，转往布勒斯劳大学任教。

1858年蒙森受聘为柏林大学古代史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186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德意志统一后，1881年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公开反对和抨击俾斯麦反动政策。

后来，曾任柏林大学校长，在维护学府的尊严和学术自由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蒙森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在考古学、古代语言学、题铭学、古钱学、罗马史、罗马法等领域内做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据统计，他共发表了论文一千五百多篇，另有历史著作《罗马史》五卷，《罗马货币史》一卷，《罗马法制史》三卷，《拉丁文铭刻集成》十五卷。

由于蒙森从事原始资料的收集，精通考古学，对罗马法有较深的研究，并熟悉古罗马的典籍，加上他才兼文史，善于综合概括，叙事条理清楚而文辞典雅，所以他的《罗马史》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与格罗特的《希腊史》并称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双璧”，于190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经典之著。

而《拉丁文铭刻集成》一书，是他与助手耗时二十年的巨著，全书十五卷，四十一编，共收集散落在各地的铭刻十三万件，为罗马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史学专门化的发展，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

德国历史学家伯因汉（1850—1922年），在1889年出版《史学方法论》一书，对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的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写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

这部书，至今仍是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之一。

第二节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史学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在英国历史上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极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有人根据他们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把他们分别称为“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

但是，实际在英国史学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旗帜鲜明的学派，两个学派既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也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只是因学校得名而已。

一、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史学思想

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塔布士、傅里曼和格林等人；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克顿和布瑞。

（一）威廉·斯塔布士

威廉·斯塔布士（1825—1901年）是“牛津学派”的创始人。

他出身于约克郡内耳兹巴罗市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在教会的资助下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为三一学院公费研究生。

两年后，担任教区牧师。

致力于教会史的研究，成为英国中世纪史方面的专家。

1863年他应邀参加《不列颠史料集成》的编纂工作，为英国史料的研究和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1866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近代史讲座的钦定教授。

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自己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历史工作者；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本身值得学习，是为了寻求真理。

在任职的二十年里，他致力于史学研究和人才的培养，使牛津大成为英国史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创立了所谓的“牛津学派”。

这一时期，他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宪政史》。

该书采用编年体裁的章节和分析体裁的章节互相交替的独创性体裁，利用丰富的资料，把公元前1世纪中期直至15世纪末期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作了系统的论述。

它的出版标志中世纪英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地位至今尚无著作能够取代。

但是，由于斯塔布士是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来论述政治史的；同时，片面夸大宗教因素的作用，因此，他的很多观点，后来受到学者们的批判。

不过，这丝毫无损于他在英国史学界的地位，有人评价他说，斯塔布士在增添英国历史知识，为历史研究建立巩固基础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英国史学家所作的都多。

1884年，斯塔布士被任命为彻斯特主教，离开了牛津大学，他的史学工作就此终止了，这不能不说是英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二）傅里曼

傅里曼（1823—1892年）是“牛津学派”中与斯塔布士齐名的人物。

他出生于斯塔福德郡的哈伯恩，幼年失去双亲，由祖母扶养成人。

青年时代，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

他博闻强记，兴趣广泛，从民歌到建筑艺术，从宗教哲学到政治理论，从古希腊罗马史到近代欧洲史，都曾有涉猎，他本想参加教会工作，但大学毕业并结婚后，改变初衷，专心研读历史。

1849年傅里曼出版第一部著作《建筑史》，讲述英国教会建筑的源流；另外，陆续发表一些论著，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

1856年起在几次竞争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失败后，他致力于历史著作的创作，于1867年分批出版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六卷，扩大了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

1884年斯塔布士离职后，他受聘为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但他已无心教书，仍以大部分精力从事历史著述，创作了多部著作，比较有价值的有《英国古代史》、《近代欧洲历史地理》、《西西里史》等。

他认为欧洲历史从古至今原是一出连续不断的戏剧，不应人为地加以割裂，因此极力主张打破历史上的分期，拆毁中世纪和近代史的界墙。

这种看法虽有不足之处，但提出了从总体上研究欧洲历史的思路，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不过，傅里曼在著述中由于不懂古文书学，因而对手稿史料和档案材料未予重视，减轻了作品的份量。

另外，他写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史，忽视了在历史上同样重要的其他因素，仅仅把历史当作政治事件的记录。

他有一句表述这种片面观点的名言：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现在的历史”。

这一观点对后世绝对的历史主义也有一定影响。

（三）约翰·格林

在“牛津学派”中独树一帜的是约翰·格林（1837—1883年）。

他出生于牛津，自幼多病，但爱好读书；他记忆力不强，但好独立思考，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在历史学家斯坦莱的影响下，立志献身于历史学。

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担任牧师，因受当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自愿在东区的贫民窟中服务。

同时，他挤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深得傅里曼赏识，二人结为莫逆之交。

1869年因健康原因，他辞去牧师职务，担任伦敦市兰伯斯图书馆馆长。

当医生告诫他生命有危险时，他决定把自己过去所作的研究和笔记汇成一书，如自己不幸死去，则作为自己一生著述的总结；如仍能生存，则作为一部更好著作的导论。

因此，他竭五年之力，于1874年出版了脍炙人口的《英国人民简史》。

此书不但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著作。

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结合多年收集的资料写成，头绪清楚，观点鲜明，动人心魄，引人入胜。

出版后，立即轰动学术界，第一年就销售了三万二千册，后来又再版数十次，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

格林认为，历史是国家生活的记录，构成国家主人的是人民，而不是英雄人物。

了解腓特烈大王或拿破仑，并不等于了解当时的普鲁士和法国的历史；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熟悉这个国家人民大众的感情和生活。

这部著作，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撰写的。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1877—1880年，格林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了比较详备的《英国人民史》四卷，完成了自己创作一部传世之作的宏愿。

当然，格林有着诸如缺乏历史主义观点，偏重华丽辞藻等缺点，但他的著作在历史编纂学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群众历史。

二、剑桥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剑桥学派”，可以说是朗克学派在英国的一个分支，其真正的创建者是阿克顿（1834—1902年）。

他出身于贵族世家，父亲是男爵，母亲是德国巴伐利亚邦的女伯爵。

早年在巴黎求学，后就学于德国天主教史学家德林格尔门下，形成博学多闻，严格治学、精于批判的学风，特别推崇朗克的史学思想。

1886年他在著名的史学杂志《英国史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学中的德意志学》的论文。

这篇文章，竭力宣扬朗克学派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显示了阿克顿渊深的历史知识，确立了他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

1895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在就职演说中，他认为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和事”，历史学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是“创造未来的行动和力量的工具”。

历史学家唯一的任务是要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因此必须避免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纯粹用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根据第一手资料得出应有的结论。

他生平治学甚勤，博览群书，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一部足以显示他全部思想和才能的著作。

他本来计划写一部《自由史》，但尚未动笔就去世了。

他对历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应剑桥大学出版社之请，作为主编拟定了《剑桥近代史》的写作大纲，并约定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作为撰稿人。

该书十四卷本在20世纪初分批出版，使西方传统史学发展到了顶峰。

这一出版计划，直至今日仍在坚持，充分反映了传统史学的特点、成就及影响。

约翰·布瑞（1861—1927年）是“剑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牧师家庭，早年随父亲研习古典学术，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后，1880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掌握了希伯莱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古代文字和欧洲当代文字，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88年他在27岁时出版《晚期罗马帝国史》，深得学术界好评。

1893年受聘为都柏林三一学院近代史教授。

1896—1900年他校订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加写序言和详尽的注释，使原著更为出色，被认为是吉本著作最好的版本。

1900年他吸收当时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写成出版《希腊史》，虽在规模上比格罗特的《希腊史》逊色，但简明扼要，便于阅读，被广泛采用为大学教材。

1902年他继续阿克顿之后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继续主持编写《剑桥近代史》，并为《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撰写了写作提纲，为西方传统史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是一种经常的缓慢的向上演进，他重视历史的科学性，认为“历史是科学，而且不折不扣地是科学”。

他的观点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是有积极影响的。

第三节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法国的史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的史学异常活跃，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杜罗伊、摩诺德、拉维斯、朗格罗瓦和亨利·贝尔等。

杜罗伊（1811—1894年）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依靠刻苦学习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在密芝勒的影响下，养成对历史的终身嗜好。

毕业后，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参与编写了七十多种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为普及历史知识起了很大作用。

1843年出版《罗马史》前二卷，因此获圣路易高等学校教职。

1861年拿破仑三世赏识他的才华，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

在任期间，他改革教育制度；创设免费郡立学校；提高教师待遇；改革课程设置，把历史课作为公民教育的基础课；创办高等实验研究院，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历史和语言学四个科，培养高等研究人才。

这些，有力地促进了法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第二帝国垮台后，他重操的旧业，潜心学术研究，当选为法国三个科学院的院士。

他的代表作是《罗马史》七卷，和《希腊史》，体现了欧洲最高的学术成就。

他在《法国史导言》一书中，提出：

历史是一门按照法则说明现象的科学，叙述历史也是一种艺术，应当把历史现象分类编写，找出原因说明事实。

即使在今天，他的这种观点仍有其内在的价值。

摩诺德（1844—1912年）是朗克学派在法国的代表。

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受业于朗克的高足威茨，是朗克的再传弟子，十分推崇朗克学派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归国后，他被杜罗伊任命为高等实验研究院中世纪教授。

他把朗克的治学方法介绍到法国，并采用“习明纳尔”方式培养人才。

1876年，摩诺德与费涅兹合作创办《法国史学评论》，作为宣传自己学说的阵地。

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摒弃一切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成见，纯粹用客观态度来研究历史。

历史学家应当为历史而历史，除了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外，不能有任何其他目的，更不能用历史事实来支持任何政治观点。

在他担任杂志主编的三十六年间，他只刊载史料考证的文章，拒绝发表有关历史理论的文章。

在这种影响下，法国史学变得更科学了，但也更缺少综合性了，完全被资料、原文、摘录、专论所充斥，使史学失去了活力。

摩诺德在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外，还出版了《墨洛温王朝史事》、《德意志与法兰西》、《法国历史书目提要》、《史学大师》等著作。

他的著作以取材精慎、文风严谨而著称。

拉维斯（1842—1922年）是法国研究中世纪史的历史学家。

他生于安纳省的努维昂，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赴德国留学，成为法国为数不多的德国史专家。

曾任杜罗伊的秘书，深受其影响。

1876年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讲师；1883年任巴黎大学现代史助理教授；1888年晋升教授；1904—1919年任巴黎大学校长，不仅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

他的著作有《普鲁士史》、《德意志帝国》、《欧洲政治史》、《法国通史》十八卷、《当代法国史》九卷等。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与他人合作主编的《世界通史》十二卷，对4——19世纪末近一千五百年间的世界大事作了综合性概述。

他继承了伏尔泰的观点，认为历史不能专写政治和军事史，应当把历史理解为人类各种活动的记录，不仅应有政治、外交和战争，而且应包括文学、艺术、科技、风俗、习惯、食物、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

这部巨著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

朗克罗瓦（1854—1942年）和瑟诺博斯（1854—1942年）都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在总结前人及自己史学经验的基础上，1898年出版合著的《史学研究法导论》一书，阐述历史学家在工作时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该书条分缕析，举例说明，论点鲜明，很有特色，曾被许多高等学校采用为史学方法论的教材。

亨利·贝尔（1863—1954年）是法国新史学的先驱。

他是一名哲学家，但对历史理论问题极感兴趣。

他领导成立了“国际综合中心”，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

他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他说，自己创办该杂志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传统史学中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

他指出，朗克的史学只是“事件的历史”，仅仅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缺乏解决问题的明确意识；传统史学只是重视从史料来研究历史，他们这样做，充其量只能挖掘历史一个角落，造成史学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不良倾向。

只有用综合的方法，才能克服传统史学中的这些弊病，达到探求人类进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目的。

因此，必须建立一种于传统史学相异的新史学。

1911年他的代表作《历史的综合》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历史综合理论的成熟。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提议并主编了一百卷本的大型系列丛书《人类的演进》。

爱因斯坦、卢瑟福等各学科许多著名学者都参加了此书的编写工作，其中包括后来年鉴学派的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和布洛赫。

因此，可以说，年鉴学派是贝尔创立的历史综合学派的的影响下产生的。

第四节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史学

一、美国史学的繁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史学进入了繁荣时期。

从此以后，美国的史学逐渐摆脱了欧洲史学，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自己的史学流派。

1884年《美国史学评论》出版、1907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学会的成立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学评论》（1964年更名为《美国史学杂志》）的出版，推动了美国史学的发展。

同时，一批批美国自己培养的历史学家的出现，各大学历史专业的不断设立，都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的繁荣。

19世纪末期，在美国系统介绍朗克学派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历史学家是海伯特·亚当士和约翰·伯哲士。

海伯特·亚当士（1850—1901年）出身于麻萨诸塞州舒兹布里城，安姆赫斯特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是朗克的嫡传弟子。

1876年回国后，长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历史教授。

他一方面采用“习明纳尔”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利用主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政治学论丛》的机会，大力宣传朗克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几十年间，他培养的人才遍布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学派。

其中弟子伍德罗·威尔逊和腓特烈·特纳还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体系，更扩大了海伯特·亚当士的影响，因而他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的泰斗。

但相比之下，他的著作却有些难负盛名。

约翰·伯哲士（1844—1931年）出身于田纳西州基尔郡一个种植园主家庭，安姆赫斯特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成为朗克学派的忠实追随者。

回国后，自1876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授历史。

1880年，他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后来成为美国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心之一。

他除在教学中传授朗克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外，还大力鼓励学生留学德国，直接接受朗克学派的熏陶。

他的学生从德国学成回国后，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朗克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分支——“伯哲士学派”。

他遵循朗克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创作了许多著作，其中主要有：

《中间时期，1817——1858年的美国史》、《南北战争与宪法，1859——1865年的美国史》、《重建与宪法，1866—1876年的美国史》等，成为美国影响较大的历史学家。

二、边疆学派

在美国史学界，第一个摆脱欧洲史学影响、并创立美国历史第一个流派的是腓特烈·特纳（1861—1932年）。

他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边区，早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历史，后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

在海伯特·亚当士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后回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

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他的“西部边疆学说”。

第一，在19世纪末叶以前，美国西部存在着一条不断向西移动的边疆。

关于“边疆”，特纳的解释是多义的。

他或把边疆视为一条线，或称作“自由土地这一边的边缘”，有时又把它视作一种波浪。

他把边疆的扩张视作“文明”的扩张，是“文明”对“野蛮”的讨伐。

在他看来，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不断向西部拓殖的历史。

第二，西部自由土地是支配美国社会发展的力量。

西部就是“机会”，它为“最机敏和最勇敢的人”敞开着。

这种可以为美国居民所任意获取的自由土地，成了一个“安全阀”，人们不满于自己的境遇，便可以自由向西移殖，使社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通过自由竞争达到繁荣。

第三，这条不断向西移动的边疆的存在，是产生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和决定性因素，是美国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特点之所在。

他写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从普利茅斯“五月花”号船上运来的，它“来自美国森林，而在同边疆的每一次接触中都获得了新的力量”，而不是来自欧洲文化和思想的移植。

第四，美国文明是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的结果，在边疆消失以后，地域间的冲突仍然存在。

在特纳看来，地域是具有一定经济结构和居民心理气质的地理方位。

他原本的出发点是承认区域间的多样性，但他却走向极端，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是地理环境最终决定了各个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地域冲突是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