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三封信的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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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三封信的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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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三封信的翻译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怀着惶恐的心情再拜于介甫参政谏议阁下:
我平时没有事情要办,不敢进入中书省、枢密院的大门,因此很长时间没有谒见。
春天气候温暖,想来处理机要的政务尚有宽余,恭候万福。
孔子说:
“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损的朋友也有三种。
”我没有才能,够不上委屈您当作朋友,但从接交以来的十多年里,多次在同一部门共事,也不能说没有一日的交往。
虽然自己有愧于闻见不广,但说到正直、诚实二事,则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至于谄媚奉承,当面恭维背后毁谤,或夸夸其谈地对待朋友,更是我本来不敢作的了。
孔子说:
“君子能够做到意见一致,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能做到意见一致。
”君子(处世待人)的道理,或者出外行事,或者安居静处,或者发表议论,或者保持沉默,这怎么可以盲从附和呢?
,但他们的志向都是想树立事业,实行政治主张,辅助社会,养育黎民百姓,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
从前,跟您议论起朝廷的政事,意见屡有不合,对此,不知道您已经察觉到了或是没有察觉到,然而对于我来说,对您的向往、敬慕之心始终没有改变。
私下观察您独享天下的大名已经有三十多年,才能出众,学识丰富,难于起用,易于引退,远近的士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说介甫不起用便罢了,一起用就会立即求得天下太平,黎民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泽。
天子因此起用您于不可起之中,任用您参与国家大政,岂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众人所厚望的您身上吗?
到现在您执政才一周年,在朝廷的及来自各个地方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责备您,就象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下至平民百姓、小吏差役,也都切切私语,埋怨叹息,所有的人都把罪责推给您,不知道您可曾听到过这些议论并且知道是什么原因吧?
我私下认为您的门下之士,正在天天称誉您的盛德,赞颂您的功业,没有一个人敢把这些情况通报给您。
而不是您的门下之士就都说:
“他正受到君王的信任而专断朝政,不要触犯他而自取其祸,不如坐着等待,不出二三年,他将自己遭到失败。
”象这样的人不仅是不忠于您,也是不忠于朝廷的。
如果您真的坚信变法主张,推广实行,等到二三年之后,则朝廷所受的祸害已经很深重了,怎么能够挽救呢?
象我就跟门下之士和非门下之士的态度不同,有愧作为你的朋友中的一员,不敢只求目前免于您的谴责、愤怒,而不向您一一陈述自己的恳诚。
当今天下十分厌恶您的人,他们对您毁谤、污蔑,所有的坏话都用上了。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您本来是大贤人,您的失误在于用心过了头、自信心太强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古来圣贤的治国之道,不过是使众官都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委派任务而责令其取得成功;他们的养民之法,不过是减轻租税,减少赋税,赦免逃避债务的人。
您认为这些都是迂腐儒生的老生常谈,不值得去做,而一心想做古人所不曾做过的事情。
于是,财利方面的事不再委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经管而改由中书省、枢密院长官兼领,又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集擅长文章之士及通晓财利之人,让他们去大讲功利。
孔子说:
“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樊须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还鄙薄他,认为他不知道礼、义、信,何况现在讲的是商人的微末之利呢?
假使他们真的是君子,就本来不应该讲利;假使他们真的是小人,则本来要刮尽人民的财富,(这样),要满足皇上、朝廷在财政上的需要,又怎么能从愿呢?
因此知道三司条例司这一官署,是不当设置而设置了,又在官署中不按正常作法用人,有的人往往一下子得到好的官职,于是讲利的人都捋袖出臂,张目环顾,自夸自卖,争着进用,各自斗智斗巧,以改变祖宗旧有的法度,大概其利不能弥补其害,所得不能抵偿所失,只不过是另出一番新意,用来为自己求取功名罢了,但它的危害已经够严重了。
又委任常平仓、广惠仓的特派员四十多人,使他们在各个地方推行新法。
起初是发放青苗钱,接着想使每户出免役钱,后来又想再制订出农田水利法而加以推行。
所委派的人虽然都是选择才能出众之士,但其中也有侵犯州、县官的职权、扰乱百姓使他们不得安宁的轻浮狂躁之徒。
于是,士大夫不服气,农人、商人丧失了他们的产业,谤议纷纷,象沸腾的开水在翻滚,怨恨、嗟叹之声充满了道路,寻求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推行新法之故。
《尚书》说:
“民心不平静,还要考虑那些发动叛乱的人,有的就出在王宫里面和邦君的家里。
”伊伊担任阿衡的官职,只要有一人不能得到安适的处所,他就象是自己把这个人推下了山沟里。
孔子说:
“君子要求的是自己。
”您也当自己想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哪里,不可单单归罪于天下的人。
说到侵夺原有官吏的职权,只能把政治秩序搞乱,您反而以为是治国良法而首先实施;放款收利息,这是鄙陋的事情,您反而作为王道善政而尽力推行;劳役自古都由平民负担,您反而打算征收免役钱,而由官府雇人代为服役。
这三项措施,普通的人都知道不适合,而您独自以为可行;并不是您的见识比不上普通的人,而是特意想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以致忽略了普通人所知道的常识。
正大而恰当的治国之道,可以施行于天地之间,人们都片刻不能离开它,所以孔子说:
“道之所以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
明智的人实行得超过它的限度;愚蠢的人却够不上标准。
道之所以不能被人们认识的原因,我知道了:
有德行的人要求过高,没有德行的人又要求太低。
”您的智慧与德行都超过了一般人,等到其失误的时候,竟然跟愚者、不贤者的“不及”行为相等,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心过了头。
自古以来作为人臣中的圣者,没有谁超过周公和孔子的,即使周公、孔子也不是没有过错,不是没有教师。
您虽然称得上是大贤,比起周公、孔子来就有差距了,现在居然自以为:
我的见解,天下的人没有谁赶得上,人们的议论跟我相合就赞许,与我不合就讨厌,这样一来,正直的人怎么能进用,谄媚的人怎么能疏远?
正直的人一天天疏远,谄媚的人一天天亲近,而希望一切事情处理得当,美好的名声能够传播四面远方,太难了!
听从忠谏采纳善言,不独是人君的美德,对于人臣来说也是这样。
从前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便议论执政者的得失。
有人劝告子产毁了乡校,子产说:
“郑国人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
”送子冯作楚国的令尹,受到薳子宠信的有八个人,都没有俸禄而马匹很多。
申叔豫用子南、观起的事警告他,薳子害怕,辞退了这八个人。
从此楚王才对他放了心。
赵简子有个家臣叫周舍,喜欢直言进谏,按日有记录;按月有成绩,按年有效果。
周舍死后,简子当朝处理国事时,常常叹息说:
“千只羊的皮子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众大夫上朝,只听到一片唯唯诺诺之声,再也听不到周舍谔谔争辩的诤言,我因此而深感忧虑。
”子路,别人把他的错误指点给他,他便高兴。
郝文终侯辅佐汉朝,有书写过错的史实。
诸葛孔明辅助蜀主,向下面的群官发布的训示中写道:
“不同的意见经过反复的商议而得出中肯的结论,这正象抛弃破的草鞋而获得珠玉一样。
但是人们很不容易做到尽所欲言,只有董幼宰参与管事的七年中,事情有不尽妥善时,他可以反复商酌达十次以上。
孔明曾经亲自校理文书簿册,主簿杨颙向他进谏道:
“治事本有体制,上下级之间不能互相侵权,请允许我以治家为喻,向明公说明这一道理。
现在有人使奴仆执掌耕稼,婢女主管炊事,鸡管报晓,狗管吠盗,其结果,各自分管的事情都没有荒废,对各事的要求都一一得到满足;忽然一天他想到依靠自己亲身来完成各项工作,不再向下分派任务,这样一来,弄得他精疲力尽,终于一事无成,难道是他的才智不如奴婢鸡狗吗?
是他不懂得管理家务的方法。
”(对于杨颙的忠谏),孔明深表感谢。
后来杨颙逝世,孔明为他流泪三日。
吕定公有个亲近的人叫徐原,有才能和志气,定公推荐、提拔他作了侍御史,徐原秉性忠诚而刚烈,喜欢直言,定公每有所得和昕失之处,徐原总是直言规劝并且大胆争辩,又公开地进行议论。
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定公,定公叹息说:
“这正是我看重德渊的地方。
”到徐原死的时候,定公哭泣极其哀痛,说:
“德渊,是我有益的朋友,而今不幸,我还能从什么地方听到自己的过失呢?
”这几位君子,所以能够功成名就,都是由于喜欢听取直言极谏,不忌讳自己过失的原故。
至于其他骄慢、高傲、私心自用的人,听不进忠一言直谏而失败的,那就无法计算了。
您对前代的事情了解很多,本来不等我来说就都知道的。
孔子认为:
“有一个字而可以终身奉行,那大概是‘恕’字吧!
”《诗经》说:
“砍斧柄呀砍斧柄,准则就在你面前。
”这是说用其所愿望于上级的来对待下级,用其所愿望于下级的来侍奉上级,取法不必远求。
您素来刚正耿直,每在人君前议论政事,如同朋友争辩于私人的内室,从不稍稍收敛盛气凌人的态度,看待斧钺鼎镬就象是不存在一样。
至于宾客、僚属进见议事,就只有揣摩您的意图,迎合您的心意,曲意听从您的话而毫不迟疑的,您就亲切地以礼相待;有的人见解小有不同,稍微提到新法不合适之处,您总是勃然发怒,或者谩骂加以污辱,或者奏明皇上而逐出朝廷,并不等待他们把话说完。
英明的主上对您是如此宽容,而您拒纳谏言竟是这个样子,这恐怕够不上“恕”道吧?
从前王子雍侍奉皇上很正直,却喜欢下面的人献媚奉承自己,不幸的是,您的行为不是也跟王子雍类似吗?
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心太过。
我从前跟从您交游,(深知)您对于各种书籍无不阅读,而特别喜欢孟子与老子的学说,现在既得君主的信任,又得宰相的职位,有机会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应当首先推行您认为是好的,必然不会首先推行行您认为不好的。
孟子说:
“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益?
”又说:
“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使百姓辛辛苦苦,整年劳动,还养不活自己的父母,还得借贷来凑足粮税,这在哪一点上象做人民父母的样子呢?
”当前您执掌朝政,首先建立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的事,又委派薛向在江、淮一带推行均输法,想要全部剥夺商贾原有的利益;又分派官员出使各地发放青苗钱而征收其利息,致使人人感到忧愁、痛苦,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流离失散,这难道符合孟子的意愿吗?
老子说:
“天下是个神圣的东西,不能按哪个人的意志去摆布它,强行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治它必定会失败,抓住不放反而会失掉它。
”又说:
“我只管无所作为,人民会自自然然地服从教化;我保持清静的态度,人民自己会在正道上生活;我只管无所事事,人民会自己作到富足;我没有任何欲望,人民自然会变得淳朴。
”又说:
“治理大国,就象是煎烹小鱼一样。
”现今您治理国家,完全改变祖宗的旧法,该先的放在后面,该上的放在下面,该右的放在左面,已成的毁坏之,已废的取用之,整天忙忙碌碌,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不得休息,使上自朝廷、下到田野、内起京都、外至四海,士人、官吏、兵卒、农夫、工匠、商贾、僧徒、道士,没有一人能够因袭故典、固守常法、纷繁混乱,无人可以安居,这难道符合老氏的意愿吗?
您束发读书,白头执政,为什么要全部丢掉自己学到的东西而去听从当今浅薄之徒的坏主意呢?
古时候国家有大事常常同执政大臣商议,同平民百姓商议。
成王告戒君陈说:
“(治理国家),有的该废置,有的该兴办,财政的支出收入,都应该考虑众人的意见,官吏、平民的议论相同了,才公布实施。
”《诗经》说:
“古时贤人说过,有了疑难问题,应该找拾柴的小民商量。
”孔子说:
“执政官听取下面的话,下面的人就遵行他的措施;执政官不听取下面的话,下面的人就不遵行他的措施。
”从古以来建立功业的事,没有一意孤行、违反众议而能成功的。
假使《诗经》、《尚书》、孔子的话都不能相信就不用说了,如果还可以相信,怎么能完全抛弃而不顾呢?
现今仅仅相信几个人的话,而抛弃古代圣人的道理,违背天下人的心愿,准备依靠它来治理好国家,不是很困难吗?
近来,藩镇大臣中有说青苗钱不适宜的,天子拿出他的奏议,让执政大臣观看,您突然怒气冲冲很不高兴,托病躺在家里。
我奉旨起草答诏,见到士子、庶民是这样惶惶不安,而您却想辞职离开朝廷,这恐怕不符合英明主上提拔您而委以重任的本意,因此我在批答中直叙其事,用大义来责备您,本意是想促使您尽快出来治事,革除新法中不利于人民的措施,从而造福于天下。
答诏的言辞虽然质直拙朴,但是没有一个字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私下听说您对我的用意不能鉴察,大加责备,并且上书为自己辩解,以致逼使天子亲作手诏谦词致歉,又使吕学士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挽留之意,然后才出来办理公务。
出来办事的确是对的,但应当立即修改过去错误的法令,使士子、庶民得到安慰,以报答天子的大德。
您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心情更加忿怒,推行新法越发急迫。
李正言说青苗钱不适宜,您就反过来责问他,要他分别说出批评新政的官吏姓名。
吕司封传言祥符县知县没有散放青苗钱,您就上书弹劾,请求审问。
观察您的用意,一定是想努力奋战天下的人,跟他们分个胜败,而不再考虑道理的是非,人民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对您的这种做法),我私下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近来承蒙圣上恩德错听,准备委任为枢密副使。
我私下考虑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以没有功劳,受了大恩的人,不可以不进行报答,因此独敢申明去年的议论,向朝廷建议当前急切应办的事,请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及调回派往各地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使者。
主上心里装着您,对我的建议没有听从。
我私下想主上对您十分亲近和器重,这是朝廷内外的群臣谁都比不上的,一动一静,或取或舍,皇上只相信您一人,您说声新法可罢,普天下的人都会蒙受您的恩泽;您说新法不可罢,普天下的人都会遭受您的伤害。
当前人民的优乐,国家的安危,全凭您的一句话,您怎能忍心只顾自己顺意而不考虑人民的忧乐、国家的安危呢?
人嘛,谁没有过错,君子的过错,如象日蚀月蚀,他有过时人人都看得见;他改过时,人人都仰望着他,这何损于日月之明?
您真能向主上进一言,请求罢去条例司,调回常平仓的特派员,则国家太平的景象都会恢复其旧貌,而您改过从善的美德比起过去来越发显得光明正大了,这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损失而要固执不改呢?
我现在所说,正好跟您的意见相反,明明知道不合您的心意,但是我与您虽然在政治上的趋向有别,但其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您正欲得到相位以行其治国之道,使天下的人民受其恩泽;我正欲辞去官职,以行个人之志,使天下的人民得到拯救,这就是我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涵意。
因此敢于略陈我的志愿,亲自传达给您,以尽益友的情谊,至于是采纳或者拒绝,就全在您了。
《诗经》有云:
“广求良谋访贤人。
”您收到我的书信,倘若蒙您不弃,希望您跟忠信之士商量其是否可行,但不可让谄媚之徒看见,因为他们必然不会承认我的话是正确的。
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依附您,是想借助您的力量变法,作为进身的资本,一旦撤销推行新政的机构,他们就象鱼儿离开了水,这是他们拉着您不走直道的原因,您为什么要迁就这帮人的私欲而不想想国家的大计呢?
孔子说:
“花言巧语,一副伪善面貌,仁德就很少了。
”那些忠信的人在您掌握政权的时候,或者意见跟您不合使您感到厌恶,在您失去权势之后,必然可以慢慢得到他们的帮助;阿谀奉承的人在您当权之时,的确会使您感到顺从舒适,一旦失去权势,必定有出卖您来谋取利禄的。
您对此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国武子喜欢直言不讳地去揭露别人的过失,终于不得好死。
我常常不满意自己跟国武子相似,但始终不能改正。
虽然如此,如果让有道德的人听到直截了当的批评,又什么可发愁的?
适逢辞让朝廷的宠命而未获批准,而且又生膝疮不能外出,不获亲自侍候左右对面交谈,只好奉书陈述下怀,深感恐惧不安。
(对于书中所言),您是接受而听从,还是怪罪而拒绝;是责骂而加以侮辱,还是奏上皇上而加以贬逐,都没有什么不可,我等候命令就是了。
言不尽意。
我内心惶恐,谨再拜。
【集评】宋·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
“安石起视事,青苗法卒不罢。
公亦卒不受命,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
且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
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
’意谓吕惠卿。
对宾客辄指言之。
曰:
覆王氏者,必惠卿也。
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
’其后六年,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
……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
【总案】在王安石变法周年之际,司马光写了这封长信给王安石,对变法多所指责。
司马光属新政的反对派,其言论偏于保守,但亦有切中时弊之论。
接着王安石有《答司马谏议书》,对此信作了答复。
两个人在书信中各执一端,谁也不肯让步。
司马光的信用词十分尖锐,不拐弯,不抹角,直言不讳,心地坦白。
王安石的复信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反驳了司马光的指责,表现了他不为别人所左右的坚定性格。
这两信如果能对照着读,无论就学习写作或是了解当时的论争情况,都会有所帮助。
全文分七段。
第一段,作者引孔子的两段话,说明自己是王安石的“益友”,以及“和而不同”的君子交友之道,向老朋友写这封信。
以友人的面貌给政敌写信,引孔子的两段话,真是恰到好处。
有了孔子交友之道作为挡箭牌,下面的话不管说得多么尖刻,都不失其为“君子”了。
第二段,明确表示自己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但“向慕之心未始变移’’,文境委婉,刚中寓柔。
接着,指出新法不得人心,作为安石的故交,自己即不同于“门下之士”的歌功颂德,也有异于“非门下之士”的坐观其败,而是要把自己的政见“为介甫一一陈之。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点。
文中着重批评了青苗、助役、农田水利诸法,而对新法之弊则归结为侵官、征利、生事。
其中,“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诸语,措词十分尖锐,但由于作者把出现的问题都统统放在“用心大过”这个论题下面,又使文势显得舒缓婉曲,避免了语吻过于直露。
第四段,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大量“从善纳谏”的例子,对比指出王安石固执已见,“自信太厚”,违众拒谏,排斥异己,“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
这些批评,并非没有事实的依据。
就文章而言,征引故实虽多,文字并不板滞,不仅富于变化,而且极有气势。
第五段,引用王安石“特好”的孟子、老子之言,证明新法大背孟、老之“意”。
姑不论所引孟、老之言是否可取,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文章的角度看,颇能增强说服的力量。
第六段,引当时发生的事例,证明王安石对异论者采取高压的手段。
作者劝告王安石罢废新法,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感情色彩颇浓。
第七段,作者以老友的情谊,敬告王安石要注意识别“忠信之士”与“谄谀之人”,并且进而指出,“谄谀之人”“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
后来,吕惠卿果然“卖介甫以自售”,司马光不幸而言中。
由此可见,司马光的这封信,有些见解还是颇为可取的,王安石的复信一口加以拒绝,未免不够冷静。
从写作艺术上看,其特点是:
行文刚而柔,直而婉,重波迭浪,层层推进,滔滔而言,处处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锐气。
全文征引《诗》、《书》、孔、孟等的言论、史实凡三十四处,以古论今,大多自然贴切,毫不勉强。
第三段、第四段的末句,分别照应第三段开头“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第六段的最后,照应第一段的“和而不同”、“益者三友”。
从行文之精密来看,也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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