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顾问在东欧一个历史考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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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顾问在东欧一个历史考察

苏联顾问在东欧：

一个历史考察

徐元宫

（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　100032）

　　【摘要】二战之后，随着东西方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冷战的加剧，随着苏联东欧政策的根本转变，一大批苏联顾问出现在东欧地区。

他们为什么而来?

他们的到来给东欧各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本文拟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材料，对二战后苏联派遣顾问到东欧地区的经过、动机与影响进行剖析和考察。

　　【关键词】战后；苏联；顾问；东欧

　　【作者简介】徐元宫，男，中共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冷战时期苏联内外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3-0051-07

　　战后初期，苏联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现在对东欧政策上就是敦促东欧各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

在苏联这一政策推动下，东欧多数国家先后实行了多党制，建立了人民阵线形式的社会政治联合。

然而，随着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冷战的加剧，苏联领导人在1947年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东欧政策：

迫使东欧各国共产党放弃议会幻想，将民主党派赶出联合政府，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同时将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

为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苏联的东欧政策，为了完全监督和控制东欧各国，苏联向东欧派遣了大批顾问，从而对这些国家的战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多年以来，由于人们无法接触有关档案材料等局限，国际关系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随着近年俄罗斯档案材料的解密，战后苏联向欧亚国家派遣顾问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出版了一些有关这一研究的著作，比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年）》，就对战后驻华苏联专家这一专题进行了翔实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拟以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材料为根据，着重对二战后苏联向东欧派遣顾问的经过、动机及其影响进行历史考察。

二战后苏联向东欧派遣顾问的经过

　　俄罗斯有关档案材料表明，早在二战期间苏联顾问就已经在东欧地区出现了，只是当时苏联顾问的任职时间较短，其任务主要是帮助驻在国解决一些与军事相关的问题，如对空防御、警察部队和内卫部队创建、国家政要卫队组建等问题。

例如，1945年3月就有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在波兰活动。

根据规定，苏联顾问当时只能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开展直接活动，而在其他地区则应当“通过波兰相应机构的负责人，而不是直接地”开展工作[1]。

　　随着冷战思维的形成和冷战的加剧，1947年夏苏联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东欧政策，将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

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行苏联模式，从1949年夏天开始，苏联加快了驻东欧顾问体系的建设，派出的顾问特别是军事顾问人数逐渐增多，任期也延长了。

被苏联政府挑选出来派遣到东欧担任军事顾问的，一般都是苏联将军或老资格军官。

根据俄罗斯档案材料，1949年秋驻东欧的苏联军事顾问人数是：

保加利亚29名，匈牙利13名，罗马尼亚11名，捷克斯洛伐克8名，共计61名。

此外，罗马尼亚还有9名非军事顾问[2]。

波兰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苏联军官直接编入波兰军队并担任从师长到国防部长一级的具体职务[3]。

由于预先并没有规定苏联军官留驻波兰军队的期限，并且苏联军官可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组织办理党员登记手续和参加组织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须再向波兰派遣军事顾问了。

1952年夏，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建议苏联政府按照向东欧其他国家派遣顾问的原则，向波兰军队派遣顾问。

于是从1953年夏开始，苏联军官不再编入波兰军队，而与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改为军事顾问。

截止1955年，苏联大约派遣了150名顾问到波兰军队，其中包括派往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18名[4]。

　　50年代初，苏联派驻东欧的顾问人数急剧增加，而且任期也延长了。

莫洛托夫致苏联部长会议的一封信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今年（1950年）5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委托，我提交一份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去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工作的决议草案。

草案确定：

派遣到这些国家去的专家为76名，取代维辛斯基同志草案中建议的144名和这些国家政府所宣布的265名。

专家驻留期限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建议定为2个月到2年。

外交部草案拟定最高期限为3年。

”[5]同时，苏联驻东欧各国军队、安全部、内务部、边防站和海关的军事顾问系统形成了；到1952年春，苏联驻东欧各国的非军事顾问系统也基本形成。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派驻东欧的苏联顾问的工作条件和劳动报酬，与驻在国相应级别专家的标准一样，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双边条约和双边协议等法律文件。

　　苏联向东欧派遣顾问的程序通常是：

首先，东欧各国领导人必须向莫斯科正式提出派遣顾问的请求，也只有在东欧各国领导人向莫斯科正式提出请求之后，苏联才会派出顾问。

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曾不止一次非正式地向莫斯科提出派遣顾问到捷工作的请求，但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原因正如苏联驻布拉格大使М·А·西林1948年4月所言：

没有捷政府的正式请求，甚至连就这一问题的谈话都是不可能进行的[6]。

档案材料里保存了拉科西、契尔文科夫、贝鲁特、哥特瓦尔德、霍查等人向苏联政府和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大量正式请求。

其次，须经双方谈判达成协议。

苏联政府通常是先同正式提出请求的国家商谈并达成口头协议，然后再签订双边协定。

比如，1949年1月底至2月初，匈牙利与苏联经过谈判，就派遣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到匈工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最后，就是根据有关协议正式往东欧派遣顾问。

不过，有时候苏联方面并不能完全严格遵守协议。

由于战争原因，苏联损失了大批人才，而且战后本国各方面的建设也需要大批顾问和专家，所以在派遣顾问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能足额、按时到位的现象。

比如，1949年4月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在致苏斯洛夫的一封信中抱怨说：

只来了预先确定的军事顾问中的一小部分。

他在7月12日致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Е·Д·基谢廖夫的信中，请求再派遣14名安全部门的顾问到匈牙利来。

在征得斯大林同意后，15名苏联顾问于1949年秋被派往匈牙利国家安全部和边防军工作[7]。

　　苏共20大之后，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发生以及东欧各国民族精英力量的加强，苏联驻东欧的顾问系统收缩了。

苏联顾问的职责与活动

　　苏联驻东欧顾问的职责和权限是怎样的呢?

根据1951年10月批准生效的《顾问守则》，苏联顾问必须“用自己的建议”并且只能是口头建议，向驻在国安全部门和警察机构提供帮助，只有在征得苏联国家安全部批准之后，才可以向驻在国领导人通报有关驻在国安全部门的工作情况。

《守则》禁止顾问代行驻在国工作人员的职权；禁止顾问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禁止顾问亲自审问被逮捕的人；禁止顾问参与“研究”驻在国领导人；禁止顾问就驻在国政治、经济和国家机关工作问题提出意见。

1952年5月，苏联又批准生效了两个文件，即《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对派往各人民民主国家机关和企业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领导的决议》及其附件《对于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机关和企业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指示》，对派驻东欧的非军事顾问的职责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

遵守各国党的政治方针；作为参谋和顾问帮助完成每一项具体工作；在提出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表现出主动性；无权干涉驻在国领导人做出最后决定，无权直接参与贯彻这些决定的具体活动；只有在征得大使或主管经济问题的参赞同意后，顾问才允许就驻在国的内外政策提出建议。

　　有关档案资料表明，苏联顾问在东欧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第一，全面收集有关驻在国内政外交的各种情报并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为莫斯科决策服务。

这是其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有关东欧各国领导人政治动向、领导层内部分歧和斗争、社会情绪甚至领导人健康状况的情报，通过顾问系统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再根据这些情报做出各种决策。

我们在此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上文提到，1947年夏苏联的东欧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苏联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呢?

我们认为，苏联顾问从东欧发回的情报起了关键的作用。

比如，1947年6月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顾问古利亚耶夫发回一份报告：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机关中共产党员的人数非常少，甚至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几个部里情况也是如此。

……而在由其他党派成员担任部长的部里情况则更糟糕。

”古利亚耶夫得出的结论是：

“共产党领导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争取议会大多数上面，却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去摧毁反动派……”[8]。

古利亚耶夫的情报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极大不安，苏斯洛夫领导的联共中央对外政策部门专门对捷各部领导干部的党派属性进行了统计：

165名部级领导人中有42名共产党员，858名司局级领导人中有154名共产党员。

国防部的情况特别令苏联担心，因为从1947年5月起，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就不断收到关于“右派政党的可怕意图在于消除进步政治人士首先是共产党人在捷军队中的影响”之类的情报[9]。

诸如此类的情报也从东欧其他国家不断汇集到莫斯科。

　　此外，再加上西欧发生了一连串令苏联领导人始料不及的重大政治事件，如芬兰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法国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被赶出内阁，西欧社会情绪开始向右摇摆。

这种客观现实不能不让苏联领导人担心东欧各国共产党也会重蹈西欧的覆辙，因而促使苏联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对东欧政策，开始催促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斗争方式解除联合政府，建立共产党独裁统治，同时将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

　　第二，按照苏联模式推动东欧各国建立或改组国家机器，促使其建立极权主义政治。

　　1949年，东欧各国国家安全部门成为苏联顾问的一个主要活动领域。

这年秋天，苏联国家安全部成立了一个局，专门负责“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机构”，关于东欧的情报从顾问们那里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个局。

顾问们还直接参与了驻在国安全机构的建立，直接将苏联强力部门的活动机制和工作方法移植到东欧各国。

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东欧各国都改组了内务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机构也分立出来，像苏联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

　　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东欧安全成为苏联领导人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因而东欧各国军队成为苏联顾问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域。

50年代初，苏联驻东欧各国军队、安全部、内务部、边防站和海关的军事顾问系统形成，大批军事顾问被派驻到东欧各国军队。

莫斯科还决定：

由苏联将军和高级军官担任东欧各国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及其下属各局长，以及各大军事院校、各军兵种集团军直至师级指挥官的顾问，并且延长驻留期限；军事顾问不仅帮助驻在国解决诸如军队建设、管理、装备、训练等专业问题，而且还负责监督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的政治倾向。

苏联领导人特别关注这类情报，比如，1950年1月，苏联驻罗马尼亚国防部总军事顾问科尔加诺夫将军通过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了有关某些罗马尼亚将军的立场问题，认为罗马尼亚军队需要充实政工干部，并建议将“年轻、有能力和忠诚的人”提拔上来取代将军。

随着大批苏联军事顾问进驻军队，东欧各国大批军官遭到清洗，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职业军官被迫退伍并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第三，严密监督驻在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坚决清除有碍推行苏联模式的领导人。

我们以1949年保加利亚“科斯托夫案”为例，来说明苏联顾问的活动与驻在国领导人命运之间的关系。

　　1948年5月，苏联驻保加利亚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中将向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汇报了保党高层领导人的思想状况。

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这一情报是从保加利亚将军基诺夫那里得来的。

基诺夫曾经在苏联军队服役20年，担任过中校，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将军。

他在同苏联顾问讨论苏南冲突时表示：

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中有一批人对苏联在保加利亚解放事业中的作用评价不高，他们是保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科斯托夫、内务部长尤戈夫和财政部长斯特凡诺夫[10]。

莫斯科非常重视彼得鲁舍夫斯基的情报，当苏保两国领导人于同年12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时，斯大林向保加利亚领导人提出了对科斯托夫和尤戈夫不信任的问题。

1949年1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又向莫斯科发回一份情报，再次证实了基诺夫的说法：

保工人党和军队领导人中有人认为，保加利亚独立地赢得了解放，并且“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可以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11]。

在冷战加剧的特殊背景下，苏联领导人不能容许东欧各国游离于苏联的指挥棒，所以但凡敢于尝试走本民族特色道路的东欧领导人，都必然受到镇压。

彼得鲁舍夫斯基发回的有关科斯托夫等人的情报，每一条都深深刺伤了斯大林的自尊心，犯了苏联领导人心头之大忌，所以科斯托夫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科斯托夫案件的出台也是迟早的事情。

　　俄罗斯档案文件还表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在东欧各国的政治案件，都与苏联顾问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联向东欧派遣顾问的影响

　　大批苏联顾问长期派驻东欧，对各国战后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首先，战后初期东欧各国都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人民阵线形式的社会政治联合，然而随着莫斯科东欧政策的改变和大批苏联顾问的到来，苏联模式被强加给东欧，从而人为地中断了各国的人民民主进程。

　　其次，苏联顾问肩负着在东欧推广苏联模式的使命，因而苏联顾问派驻东欧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苏联模式推广的过程，从而也就是清除推广苏联模式障碍的过程。

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中那些轻视或怀疑苏联模式、尝试走本民族特色道路的代表，都受到了坚决的镇压和清洗，如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罗马尼亚的帕特勒什卡努等人。

另一方面，这种清洗又被东欧各国共产党亲莫斯科领导人用来作为清除政治对手、确立自己独裁地位的一种手段。

他们竭力向苏联领导人表示忠诚，坚决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并在这一过程中利用令苏联领导人特别敏感的“罪行”置自己的政治对手于死地。

因此，苏联顾问来到东欧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各国政治斗争此起彼伏，揭批和镇压“人民敌人”的活动持续不断，使所有人都笼罩在政治恐怖之中，从而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种子。

　　再次，上述清洗活动不仅局限于各国内部，而且还跨越国界波及整个东欧地区，具有某种国际性。

比如，拉科西在清除了自己的政治对手拉伊克之后，积极地推进拉伊克案件的“国际化”，对东欧其他国家“不着急揭露或根本就不揭露混进党内领导层的奸细和间谍”表示非常惊奇。

在同苏联顾问交谈时，他多次提到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和不坚定，1950年初叶夫多基缅科上校从匈牙利发回莫斯科的一份情报就证明了这一点：

“拉科西同志在很多次交谈中常常跑题，他所谈的话题与匈牙利国内事务没有关系，其中，他表示了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事务的关心。

比如，拉科西同志说，捷克人的事情搞得很糟糕，……哥特瓦尔德同志和斯兰斯基同志不够坚定，并且对党内敌对分子表现出了纵容和姑息的态度。

……至于波兰人，拉科西同志说，在那里有很多的敌人……”[12]。

后来，斯兰斯基被判处死刑，不能说丝毫没有拉科西的“功劳”。

　　随着苏联顾问的到来，不仅东欧各国国内处于政治恐怖气氛中，而且各国领导人之间也都处于互不信任、彼此猜疑的氛围中。

因此，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以及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是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地区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无论是莫斯科方面，还是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方面，都对苏联顾问进驻东欧都很感兴趣。

前者的兴趣在于通过派驻顾问收集所需要的情报，监督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动向，推行苏联模式，从而达到全面控制东欧、在同西方的冷战中确保本国利益安全的目的；后者的兴趣在于利用苏联顾问帮助自己建立极权政体，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击败竞争对手，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

因此，苏联顾问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东欧，应当说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双方合力作用的结果，而绝不是单方面的愿望。

当然，这里又必须注意，两方面因素的作用有轻重之分，前者为主，后者为次，所以既不可将二者的作用等量齐观，又不可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因素的作用。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斯大林是战后向东欧推行苏联模式的总导演，而扮演执行导演角色的则是苏联顾问，东欧各国亲苏派领导人则充当了第二导演角色。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1949年12月14日，保加利亚法庭对科斯托夫做出了死刑判决，而还在法院判决之前，契尔文科夫就向斯大林通报了即将宣判的结果，这份情况通报的附言很能说明问题：

“假如有意见，请告诉我们!

”[13]契尔文科夫这里所说的“意见”，其实就是指示，看斯大林是否同意判决，假如斯大林不同意处决科斯托夫，那么12月14日对科斯托夫的死刑判决就会取消或改判，也就是说，真正操纵科斯托夫命运的不是保加利亚领导人，而是斯大林。

结果，“意见”没有来，判决也就被执行了。

尽管苏联政府为派驻东欧的顾问制定了《顾问守则》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下达了一系列指示，禁止苏联顾问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驻在国领导人、禁止对驻在国的方针政策品头论足等等，而且斯大林在同东欧领导人的通信和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东欧事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但是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始终都在通过苏联顾问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东欧各国。

　　再次，苏联领导人通过苏联顾问将苏联模式强行推广给东欧各国，这个模式在推广初期确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模式固有的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成为东欧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因此，苏联顾问派驻东欧各国，既实现了苏联领导人全面监督和完全控制东欧的目的，同时也造成了东欧民主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扭曲，造成了东欧地区长期的积贫积弱和社会动荡，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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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蒋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3期